A. 假设中国当年不援助北朝鲜，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中国当年不援助朝鲜，那么，李承晚将在美国支持下统一朝鲜半岛，金日专成将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属府，对朝鲜人民来讲，这未尝不是好事；
对于中国来讲，一是可避免上百万青年伤亡；二是可以减轻军费负担；三是可以避免万一战败所带来的麻烦；四是由于未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直接冲突，我们可不必受苏联掣肘，有可能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解除经济封锁，有利于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以上是不援助朝鲜的好处；
不利的一面，在于由于坐视朝鲜金日成败亡，而没有施加援手，难以在社会主义阵营树立威信；这是一；二是由于没有战略缓冲，我国将与美国等西方势力直接对阵，难免会出现意外；三是不能借苏联之力，迅速统一国内武装力量，建立起相对现代化军工基础。
B. 朝鲜对于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
保卫中国边界，代替中国与美韩直接军事对峙，让整个东北能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发展经济
C. 六十年代初中国给了朝鲜多少经济援助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196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46.5%，财政收入较1960年减少37.8%，国家财政出现10.96亿元的赤字，城乡居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61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金日成在与苏联驻朝鲜大使谈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声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困难，因为燃煤等的运送被推迟，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鲜运送。鉴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朝鲜不打算催促中国。朝鲜人不催促，中国人自己反倒感到着急了。因为中国的煤炭供应维系着朝鲜钢铁厂的运转，尤其是焦煤，由于朝鲜不产焦煤，冶金所需的焦煤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1月20日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抢运对朝鲜的出口煤。通知要求自1月21日起到1月底，采取紧急措施，由黑龙江省每天保证双鸭山特原煤2500吨，辽宁省每天保证抚顺中块煤500吨，山西省每天保证大同中块煤500吨，再加上不在计划内的河北省开滦煤矿每天保证开滦焦原煤1500吨发运朝鲜。同时由铁道部配合运输。国务院发出指示：对朝鲜出口的煤炭，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吨不能少。为了防止拖欠现象再度发生，1月底，国务院下达一季度对朝出口煤炭计划通知时，特别强调：朝鲜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焦煤一向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对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会影响朝鲜钢铁工业的生产，影响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朝鲜出口焦煤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在对朝煤炭出口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后，中国有关部门更是全力以赴，尽其所能。1961年底朝鲜向中国提出增加煤炭供应的要求，中国决定于12月底预交1962年煤炭出口额中的8万吨给朝鲜。为此，外贸部、冶金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调拨：由开滦煤矿供应洗煤3万吨，峰峰煤矿供应焦原煤1万吨，双鸭山煤矿供应焦原煤2.5万吨，抚顺煤矿供应块煤1万吨，大同煤矿供应块煤0.5万吨。朝鲜的这一突然要求打乱了中国自己的生产计划，为了调拨这8万吨煤炭，中国不得不削减国内企业的用煤数量，从冶金部直属企业的用煤量和国内各用户的煤炭数量中划拨解决。为确保8万吨煤炭及时运送，外贸部还协同煤炭部、铁道部制定具体运输计划，以保障煤炭能够如期运抵朝鲜。
中国对朝援助不仅要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1961年7月，金日成来华签订《中朝友好条约》期间曾与周恩来举行会谈，谈话中提及中国出口朝鲜的煤掺有石头、存在亏吨等现象，周恩来立即嘱咐主管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的方毅过问，并提议双方“作个协议，设备质量不好，货物质量不好，技术人员工作不好，请随时通知，我们随时调换”。关于设备质量问题，中国果然信守承诺，于1964年向朝鲜派出访问团，目的之一就是了解中国供应朝鲜的设备有无质量问题，对于不好的设备，中国“该返修的要返修，该调换的要调换”。这与苏联拉来旧机器敷衍朝鲜形成鲜明对比。
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竭尽全力仍不能完全满足朝鲜的需求。1961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吨，另外还要10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锭的棉纺全程设备(包括纺部附属设备及器材)供给朝鲜。
与中国对朝援助的尽己所能相比，苏联对朝鲜的援助则有所保留。1960年9月，朝鲜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讨签订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事宜。由于双方之间贸易诉求落差较大，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处报告，朝鲜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对苏贸易逆差；朝鲜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机器供应，苏联不同意；朝鲜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联不能满足；朝鲜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联只同意五年。尽管如此，苏联考虑到当时尚可的苏朝关系，最终在12月24日与朝鲜签订了1961年至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苏朝双边贸易额在五年内将增长80%，两国贸易总额将达到9亿卢布，进出口各4.5亿卢布，平均每年贸易额应达到1.8亿卢布。同时苏联每年供应朝鲜10万吨小麦，并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然而在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执行的第一年-1961年，苏朝双方即出现“摩擦”。由于1960年朝鲜对苏联的贸易逆差很大，朝鲜要求全部推迟偿还，苏联没有全部同意，仅商妥将其中的1.5亿旧卢布逆差转为贷款。朝鲜提出请苏联供应的成套项目，也由于数量较多未谈定，仅就设备提前交货问题和1960年双方已达成协议的钢铁厂(年产280万吨钢，扩建)等项目签订了协议。这些项目的费用约为10亿多旧卢布，朝鲜要求全部以贷款方式解决，十年后偿还，对此苏朝也未达成最后协议。仅有军事援助部分的谈判比较顺利，苏联免除了朝鲜战争期间对朝鲜军事援助中朝鲜应负担的7.6亿旧卢布贷款。在具体贸易交易方面，苏联也是锱铢必较。1961年朝鲜因国内粮食紧张曾向苏联提出粮食援助需求，要求从苏联进口30万吨小麦，苏联则要求朝鲜用黄金购买，经协商，朝鲜最终支付了总价三分之一的黄金。
尽管中苏在援朝问题上的积极性有所不同，但能够同时获取来自两方的支援，对朝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因此，朝鲜在处理中朝、苏朝关系时，尽可能在中苏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感念中国援助尽己所能、有求必应，朝鲜对华友好态度趋于明朗，在外交领域也更加趋向于配合中国。中朝之间加紧了在外交领域的配合行动。1961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联大讨论朝鲜问题的议案，朝鲜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虑到1956年中朝曾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故事前征求中国的意见。中国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朝鲜的立场，但也明确提出三点修改意见。朝方对此表示感谢，并按照中方意见修改了外务省的声明稿。在中朝关系升温的同时，对于苏朝关系，朝鲜也依旧交好。7月6日，金日成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将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开辟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7月15日，他又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称：“朝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是坚定不移的，是永恒不灭的。”对于苏共公布的新党纲草案，《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苏共新纲领草案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中苏分裂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得朝鲜得以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两边获益。1961年7月，朝鲜在一周之内，先后与苏联和中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过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同时签订同盟条约，朝鲜不仅同时强化了中朝、苏朝关系，并且以同盟条约的形式解除了志愿军撤军所造成的三八线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从而取得中苏分裂后的重大实利。
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金日成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得到巩固，朝鲜日益感到自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1961年8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来祝贺。在代表大会期间，朝鲜劳动党公布了国内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七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会议认为，劳动党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友谊和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金日成7月率团访问苏联和中国，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不过，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益的境遇并未维持多久。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纲领，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大会不仅再次批判斯大林及“个人崇拜”，还公开批判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影射攻击中国。中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周恩来为此提前回国，毛泽东等人特意到机场迎接，以此向苏联表明中共的不满。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加剧了中苏矛盾，也让金日成感到愤怒。当年11月27日，金日成在党内做关于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没有再提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党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并表示坚决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金日成说，这是苏联党内的问题，与朝鲜党无关。不久，平壤中央电台停止了对莫斯科电台朝鲜语节目的转播，邮局也扣留了《真理报》和《共产党人》发行时所附带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文件。朝鲜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偏向中国的立场。
1961年，在中苏分歧加剧的背景下，为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中国开始尽己所能向朝鲜提供援助，苏联对援助朝鲜态度转趋消极，但并未中断援助。利用中苏分裂的机遇，朝鲜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从而两边获益，谋取实惠。
进入1962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相继发生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苏联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偏袒印度。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两党会谈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已难以实现妥协。1963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开始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相互批判对方的对内对外政策。中苏公开论战不仅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对立加剧后，鉴于中朝两党都对苏共路线不满，加之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在中国援朝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影响，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同一时期，苏联着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援助政策有所调整，更加注重挑选对象，不再执迷于通过广泛的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影响。苏联对朝援助因此呈现下降趋势。
1962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谷底”。在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亿元赤字的缺口。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
或许是中朝年度贸易协定谈判的顺利进展给了朝鲜人信心，年中朝鲜方面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月11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10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25%，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11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
这一时期，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
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963年4月28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1963年11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台，摇纱机39台，包缝机85台和缝纫机42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年用量改为3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月10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项设备。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项设备共29台。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1963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访华时对刘少奇讲：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理应起更多作用。朝鲜党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就是敌人，要敌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自1963年7月1日起，朝鲜停止出版《朝苏友好报》和《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真理报》记者的活动，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区，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都不能去，但中国记者可以去。“八·一五”解放日的庆祝活动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个活动中，只字不提苏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中国感觉良好。驻朝使馆评价道，朝鲜劳动党已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是战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们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表态及时”。中联部领导人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现在与我党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特别是反修以后，同我们的思想、语言是一致的，现在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事先和他们交谈”。
1963年9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在会谈中表示，朝鲜劳动党不怕国际共运分裂，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对朝党一贯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颠覆，实际上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苏共分裂了。朝党对苏共一直保持警惕，没谈过心里话。对于打倒赫鲁晓夫，朝党从心理上愿意。但朝鲜是小国，自己单独提出没有力量。中国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至于同苏共的论战问题，朝党不愿继续站在第二线，现已组织了“秀才”班子，准备写几篇文章，直接投入战斗。金日成还支持中共关于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的建议，主动表示可以帮助中共做其他党的工作。
朝鲜在政治上支持中国，中国则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1964年中国经济计划部门在制定1965年中朝贸易计划时曾提出建议：最好不要再进口中方不需要的商品，尤其是锌精矿和镁矿，因为积压已过多。对于中朝贸易中无法平衡的部分，是否可以考虑采取无息贷款的办法来解决。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但是，当1964年9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
同一时期，苏朝关系却在降温，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情绪加重。自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朝鲜广播电台便停止了苏联朝语节目的转播。朝鲜很多机关取消了对《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刊物的订阅，朝鲜人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驻朝鲜使馆的接触也受到监视和警告。这种不满一方面源于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对西方采取缓和政策，另一方面则源于苏联减少乃至停止了对朝鲜的援助，而后者更为关键。金日成曾在党内报告中抱怨说：党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目前苏联对朝鲜已没有任何援助了，相反，逼我们提前还债，去年朝鲜粮食本来是丰收的，但为了还债，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们朝鲜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
为缓和苏朝关系，苏联也做了一些努力。如1962年4月，为祝贺金日成的50岁生日，苏联出版了俄文版《金日成著作和演讲集》。赫鲁晓夫还邀请金日成前往苏联治病疗养，金日成对此表示感谢。在可能的情况下，朝鲜还是希望能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继续得到苏联援助。只要苏联善意初现，朝鲜便会做出回应。对于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朝鲜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一方面又向中国解释说，苏联最近在接触中表示愿意同朝鲜友好，避免涉及双方存在的争论和分歧；现在还需要苏联援助，希望中国理解。借与苏联缓和之机，朝鲜提出希望苏联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方面给予其“实质性帮助”，如潜水艇、米格-21S歼击机，并帮助其建立12个地对空导弹师。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莫斯科夫斯基说，这一援助大约需要花费1亿卢布，但是朝鲜现在没有钱，所以请求苏联提供无偿援助。除了军事援助，金日成还提出朝鲜需要经济援助，请求苏联答应提供1万吨棉花和70万吨小麦。金日成还特别提到，中国棉花歉收已有几年，无法援助朝鲜。对于朝鲜方面的要求，苏联含糊地答应给予无偿援助，并邀请朝鲜军事代表团访苏，但在最后签协议时，苏联仍要求朝鲜付钱，朝鲜军事代表团最终无功而返。苏朝贸易谈判也不顺利，谈了50多天，毫无进展。朝鲜的愿望一一落空，金日成对此强烈不满。朝鲜因此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偏向中共。1963年初，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访问朝鲜期间，《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指责有人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金日成接见安德罗波夫时，态度显得异常冷淡，他甚至当面指责苏联在1956年干涉朝鲜内政，并明确表示不能允许对中国的攻击。
针对朝鲜的一系列不满与指责，苏联似乎并无意通过满足朝鲜需求加以安抚。苏联对于朝鲜不断升级的需求早已厌倦，加之此时苏联在援助第三世界政策上的消极态度，苏联在经贸方面向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按照1960年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苏联承诺每年供应朝鲜的10万吨粮食1962年削减至5万吨，1963年起则停止供应；苏朝年度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谈妥的商品不及朝鲜所需物资的一半；朝鲜要求免除1961年欠交的货物，苏联不仅不同意取消，反而要求朝鲜在第一季度补齐。到了1964年，苏朝经贸形势更为严峻，6月26日李周渊召见苏联驻朝鲜大使，直指苏联在贸易方面不再帮助朝鲜。苏联的对外贸易部门在1964年没有向朝鲜提供200万公斤的纺织品，仅提供6万吨菱镁矿炉渣作为替代。苏联大幅减少购买朝鲜的陶瓷器，不再购买朝鲜生产的机床。李周渊说，朝鲜发展菱镁矿矿石生产就是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现在苏联停止购买给朝鲜造成了严重困难，朝鲜不得不暂停多家矿厂的生产。苏联大使则表示今后苏联将只购买真正对苏联有用的货物，不会再购买更多的菱镁矿矿石，也不会购买朝鲜生产的机床，因为后者的质量远逊于苏联机器的质量，苏联并不需要这些陈列在博物馆的东西。李周渊进一步指责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想购买朝鲜的金属矿，因为他们只想把朝鲜变成他们的原料制造产地和农产品产地，通过同朝鲜进行贸易来填满自己的腰包。苏联大使则予以反驳，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不再大量购买朝鲜商品是因为朝鲜制造的产品质量太低劣。苏朝贸易仅占苏联对外贸易的1.8%，如此微弱的比重如何让苏联通过与朝鲜进行贸易赚到钱?李周渊接着提到了苏联借款到期分期付款的问题，告知苏联，朝鲜政府只有通过出口菱镁矿矿石和重晶石矿粉来偿还分期付款，如果苏联不接受这些矿石，将会对朝鲜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这将会更加明显地证明苏联领导人将两党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层面。在苏朝贸易关系中，双方互不满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中国外交部统计，1962年，苏朝贸易额为15200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40%，同年中朝贸易额为9942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30%。(64)1964年朝鲜的贸易总额增至3.4亿卢布，其中中朝贸易所占份额上升至35%，苏朝贸易所占份额则保持不变，仍为40%。这组数字反映出中朝贸易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同时也表明，就对朝援助来说，中国虽竭尽全力，苏联只是基本维持，中国仍比不上苏联，中国在对外援助的问题上没有能力与苏联攀比。
1962年至1964年，中苏分裂加剧。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朝关系处于亲密友好状态，苏朝关系相对冷淡。中国出于政治考虑，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苏联对朝援助却呈现出停滞状态，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有所上升，苏朝关系因此而降温。
D. 抗美援朝 我们帮助过朝鲜，他们为什么现在经常跟中国作对
看中朝关系要从东北亚地缘战略格局，或者说从地缘政治版图来看。
第一，中朝关系是专有历史的，如属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中朝关系不会变坏，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希望通过朝鲜达到牵制日本和美国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吧，朝核六方会谈，中国这么卖劲就是这个原因，此外，中国还希望通过会谈，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和平机制。
第二，关于申奥的问题，也别把朝鲜看得那么邪乎。固然它是反对的，但是它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是金正日可能也会这么做，一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在朝鲜看来明显背离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就象当年我们骂苏联修正主义一样，朝鲜也是这样看我们，二是当年我们为了发展经济，大幅度改善了与韩国的关系，甚至都没有事先与朝鲜打声招呼（当然是怕反对），这好像不够道义，就想现在，如果哪个国家与我们建交了，再跟台湾建交，中国也不会接受一样，所以朝鲜要有所表示，从而证明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它是有分量的。
第三，中朝关系正在朝好的方向改善，改革富裕起来以后，我们有好多已经不用的东西，可以大量输入到朝鲜去，这有助于我们经济结构的改善。
E. 中国为啥不帮朝鲜发展
尽管中朝关系因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国支持联合国制裁而愈发紧张，两国却从2008年重新开始高层互访。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同年10月率领异常庞大的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而金正日则在第二年两次访华，据称是为确保其政权最终移交给其子金正恩而寻求中国的支持。
而且，在2010年韩国军舰“天安号”被击沉，以及韩国延坪岛受到炮轰后，中国政府拒绝对朝鲜加以谴责。
首先，得到了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一条缓冲带。韩国是美国的盟友，驻扎了数万名美军士兵。其次，中国已经在着手解决朝鲜的难民问题了。
事实上，为了遏制难民潮，中国不得不在2006年设置一个倒刺铁丝网。目前的担忧是，如果朝鲜崩溃，中国就必须要处理大量难民。所以，让朝鲜继续存在才是中国的最佳利益。
朝鲜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不断发展变化，每次朝鲜半岛发生危机都会引发中国国内对庇护朝鲜的利弊得失的争论。
中国历来将朝鲜视为其在东北方的军事缓冲，可以对抗美国驻扎在韩国和日本的军队。但朝鲜的军事缓冲价值在当今的远程导弹和网络战争时代已大不如前，另外，美国海军也一直在该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
如一位中国分析家所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这种转变一清二楚:“军事冲突的形态与以前比变化太大了，现在已经无须进行任何陆地战争了。”
然而，朝鲜在可预期的未来仍可能继续保持着其地缘政治缓冲区的价值。朝鲜脱离中国的影响范围可能会导致令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两种后果之一：朝鲜加速倒向美国;或是产生一个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的统一的朝鲜。
中国政府的诸多担忧使其迟迟不愿使用手中的筹码向朝鲜施压;朝鲜政府心知肚明并充分利用着这一点。中国分析家普遍认为，“中国使用手中的筹码时，就会失去筹码。”
中朝安全防卫关系的复杂性增添了中朝关系的暧昧不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规定，如果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要向其提供军事援助，但中国已经多次回避对条约的实施进行澄清。事实上，朝鲜领导人受“先军思想”的影响，不信任任何外国提供的安全保证。
近几年，中国一直在淡化与朝鲜的意识形态关系，强调两国间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这种转变开始的准确日期很难确定，但中国学者大致认为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邓小平刚开始平衡中朝与中韩关系。中国政府没有就“正常”关系与以前的血盟关系相比有何不同做出任何官方解释。
中朝关系正在面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国与国”一词也在外界呼吁中国采取更多措施控制朝鲜时提供了掩护。
F. 关于中国帮助朝鲜
1、美国是世界霸主来，第一强国，他源的军费占全球的一半还多，他的GDP是我国的十倍。军事经济超越我们5－10倍的强国扶植下的附庸国家。和我们扶植的附庸国家，可能一样么？
2、弱并不等于差，1950年，中朝军队也一样弱于美军，但是，美军在朝鲜半岛作战从鸭绿江败退至三八线，就是失败，不是么？
3、历史上，在苏联和东欧没有垮台之前，朝鲜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贸易量是很大的，一直到1980年，朝鲜的经济都超过南韩，只有在19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美国开始对朝鲜施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导致朝鲜经济发展的链条被人为切断，朝鲜才衰落至今。
4、朝鲜还是有一些“杀手锏”的，比如他们的导弹，火箭炮等，由于朝韩两国距离太近，韩国那些依照美军规范建立起来的战术空军、大洋海军在真正的朝鲜半岛陆地战场上压根派不上用场，空军机场只要被朝军导弹击毁，他们的空军就是摆设，而朝鲜的陆军和南韩在技术上相比落后程度并不突出。
5、最主要的，朝鲜人的战争意志要远高于南韩。
建议楼主多去读一下有关1950年至今的朝鲜半岛历史变迁的书籍，这样可以了解很多。最好是大陆、港台、甚至南韩出的都读一下，多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态度。
G. 北朝鲜需要中国的援助，为什么他们还进行核试验，难道中国不知道吗
韩国一和中国闹矛盾，朝鲜就搞炮击。朝鲜一搞炮击，中国就谴责并希望各国克制，然后就专没有然后了。属
日本一和中国闹矛盾，朝鲜就搞导弹。朝鲜一搞导弹，中国就谴责并希望各国克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美国一和中国闹矛盾，朝鲜就搞核试验。朝鲜一搞核试验，中国就谴责并希望各国克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以上仅为总结新闻报道的时间顺序，不代表任何本人观点。
H. 求问中国抗美援朝是什么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国帮助朝鲜
我们来设想一下中国在越战前所处的恶劣的外在环境。那是冷战时期，是两极世界，是两霸横行霸道的的时代，是国际矛盾极其尖锐的岁月，是中国夹在两霸的夹缝讨生活的屈辱时代，是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代。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经济建设！
选定越南为突破点
越南和印支是冷战时期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泽东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著可能同时同美苏翻脸，意味著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
许多毛的老同志、老战友认为，这是拿党国的命运作一场胜负难测的豪赌。所以，对此深表疑虑不安。有文说毛晚年“左倾”，“骄傲起来”，“专断”，“不谨慎”等，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所以毛晚年面临了两难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这么大的有形实力。怎么办，何去何从？但毛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内的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在两霸的围堵封锁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如何能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这些人中不少是老同志、老战友、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权威、社会的名流啊！都是一些正人君子啊！
对毛来说，进退都是充满危机，他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包围在危机之中，但都没有像这次这么复杂、这么令他呕心沥血，这么险象环生。进虽危险，但可能打出一条血路；退，虽暂时自保，终将无法避免一战。毛的一生，作过了无数次的政治和军事赌博，对他来说，再作一次冒险的决策不难，难在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作全面的准备，才能“不打则已，一打必胜”，一打就要打出长期的和平。但作这样的打算，作这样的准备，就无法不影响到全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这可是会搞得全国大乱、天下大乱啊！
具体而言，同时反美、反苏，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策略问题，党内的团结问题等等。这对毛泽东来说，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首先，从理论上要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毛在六十年代初，就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暗下决心同美国一搏。所以毛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这就不能不在马列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也就是说，你要比苏联更革命，更红，更左，这样才能在理论思想上同苏联划清界线，才能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毛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而且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理论上的原因。不断革命论，是一箭三雕，既可反美，也可反苏，还可封国内政敌之口，起到统一思想，统一步伐，集中意志的作用；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的支持，还可以赢得欧美广大进步人士和知识界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军事上中国如何南北两面作战，而且还要准备应付可能爆发的核子战争？毛巧妙地运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用苏联牵制美国，中国同苏联所争的是真假马列主义信徒，不是搞资本主义，所以苏联不敢因此而联合美国对付中国；不但如此，苏联为了表示它才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得不率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越南对抗美国。毛同时反过来用美国牵制苏联，因为美国的谋略家一直梦想分裂共产主义阵容，以中制苏，缓解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所以反对苏联摧毁中国的核子基地。
对于越战本身，美国讲明了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必须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扩张，一旦失掉越南，将引起骨牌效应，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而言，越南是中国的南大门，攸关国家的安全，岂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国为了保障东北国防安全，抗美援朝，基于同一考虑，不惜以任何代价，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
但是鉴于朝鲜战争血的教训，中国直接参战，牺牲太大，而且会冒同美国直接开战的危险，所以毛采取了一九五四年“抗法援越”的奠边府模式，间接参战。实际上是一种隐蔽战争，或代理战争，也即让北越出面同美国正面作战，中国在背后全力提供战略、战术、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当然，如果美军敢于跨越十七度线，深入北越，则将改?“抗美援朝”模式，派遣志愿军直接参战。结果，自始至终，美军地面部队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国的战略威慑，保证了北越的安全。
但以北越的贫穷落后，加上二十多年的抗法救国战争使国民经经济残破不堪，可以想像，没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勤、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很难长期支持下去，更谈不上胜利了。就是再有十个武元甲也抵挡不了美国的五十四万如虎似狼的现代化地面武装部队的疯狂进攻和空中的狂轰滥炸。
必须强调，毛对“抗美援越战争”的最实质性的贡献是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包括他的飘忽机动、变化莫测的游击战术。这是他经过数十年革命烈火千锤百炼的绝招，他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现在他又传授给越南人，用来对付美霸。但越战期间，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有所发展，从中国国内运用到世界范围，不仅在中国、越南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海洋，也即反战怒潮，席卷欧美各国。毛的人民战争这一招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但看似平淡无奇，被他运用起来，却威力无穷，挡者披靡，使得美国的现代化武器毫无用武之力。尼克松总统领教了毛人民战争的厉害，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下令从越南撤军，从越南和印支的泥沼中拔出泥足。
中国的丰硕战果
但是，进来容易，出去难。美国不但要其数百万大军(武装部队加?勤部队)安全地撤出，还要体面地撤出，真是谈何容易。尼克松想到了中国，中国或许可以帮他这个忙。政治是很现实的，如果尼克松不知道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背后鼎力支持北越反美，老谋深算的尼克松怎么会屈尊就驾，不远万里跑到北京，而非河内或莫斯科，去向毛求教、求救？当然，毛帮助美国在越南拔出泥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且要的价钱非常高。第一、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二、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围堵；第三、撤销美台防卫条约，把美军撤出台湾；第四、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会籍；第五、共同防苏制苏。
这些都在毛尼、周基的会谈和《上海公报》中得到了体现和谅解。这些可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才能获得的丰硕战果啊！
这不仅涉及到东亚的格局，更涉及到世界的格局；从此，越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毛泽东赢得了豪赌，为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
毛周不仅同尼基谈到台湾和越南问题，更谈到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如果不是中国在越战中起著不容漠视的关键作用，中国有资格来谈这样的大问题吗？美国人是崇拜实力的，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会同你商谈如何安排国际格局这样的大问题吗？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几十个二、三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争相前往北京，朝拜世界级的元老政治家——毛泽东。毛由此从中国的伟人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伟人，从此毛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真是应了他在《沁园春》中所说的“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词句。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啊！过去的旧中国一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越战后却走上了国际舞台，发挥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的作用。
由上可见，毛晚年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非凡的的政治胆识和杰出的军事艺术，利用越战为突破口，打破美苏的围堵，为中国人打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为千秋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并直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
I. 中国给了朝鲜多少经济援助
现在还援助个屁！中国正在对朝鲜进行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
J. 谁助长了朝鲜核武发展
众所周知，朝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生活水平远超中国和韩国。那个时候朝鲜最有实力发展核武器，而不是经济困难的九十年代和现在。朝鲜当年没有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在于，那个时期苏联和中国均是朝鲜的盟国，朝鲜没有外在的国家安全威胁。但苏联解体之后，朝鲜的内外部环境极度恶化：美国、日本和韩国均对之持敌视态度。美国屡屡拒绝朝鲜要与其直接对话的要求，并毫不掩饰对朝鲜的敌意——小布什政府直接将它列为邪恶轴心国家。
而残酷的国际现实也增强了朝鲜的不安全感。曾是西方盟友的萨达姆最终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推翻并被处以绞刑。卡扎菲在放弃核武器向西方俯首称臣之后，最终却被西方军事干预推翻，并在百般受辱之后不经审判就被乱枪打死。西方如此的翻云覆雨和冷酷无情，一直被列为西方敌人的朝鲜的感受可想而知。
可以说没有安全保障以及残酷的国际现实成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原因。这和中国是否援助，是否反对都毫无关系。反而由于中国的存在，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紧迫感有所降低，朝鲜的行为还带有些许理性。比如核试验之后单方面宣布不会进行核扩散。假如没有中国的存在，没有任何依靠和顾忌的朝鲜，其行为将更为极端和难以预测。
朝鲜发展核武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先例。这两个国家是冷战后不顾一切压力和阻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结果美国的谴责和制裁很快草草了事，双方又很快成为友好国家。西方首脑们不去参加中国的二战大阅兵，却纷纷跑到印度参加它的国庆阅兵，这背后的原因自然是国家利益使然。印度有助于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巴基斯坦则是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一环。既然印巴可以安全着陆，何以朝鲜就不能？
其实，如果西方真的要让朝鲜弃核，也不是没有办法。同样被列为美国邪恶轴心国家的伊朗，不也通过谈判放弃核武器了吗？朝鲜固然不可能是伊朗的翻版，但美国只要直接和朝鲜谈判，公开承诺朝鲜的安全保障，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只是美国过于自大，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等到朝鲜真正成为核国家之后，就再无解决的可能。或许，正是朝鲜最终成为核国家，才迫使西方与伊朗妥协，担心伊朗成为第二个朝鲜。
朝鲜虽然成为核国家，但其对世界的威胁并没有增大。任何了解朝鲜现状的国家都知道，这个贫弱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打一场常规战争：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通往平壤的道路都只能修一面，另一面全是大小沟坑；极其落后的武器——2015大阅兵时的飞机简直令人以为时光倒流。而真要到了动用核武器的地步，也是它自我毁灭的一刻，这恰恰也是朝鲜政权竭力避免的，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求生存而已。那么，何以西方如此大张旗鼓地夸大朝鲜的威胁呢？这则和中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