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请各位历史高手详细告诉我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这题目有点大，足够写两本书的了。而且你现在得到的历史一定是失实的历史，再过若干年才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真相让你知道
2. 同时期,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对比
一、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任何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历来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经济是物质生活及生产的过程和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其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
三者又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第一，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第二，文化在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中体现着越来越突出的文化生产力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各种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以及文化消费的日益丰富方面。第三，文化在与政治的相互交融中体现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西方大国借助文化渗透的方式，推销其价值观念，企图削弱甚至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因此，世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竞争力：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都离不开文化发展的底蕴和烘托。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如此。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一样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战略任务。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文化竞争力，发挥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灵魂的巨大作用，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及正确的方向保证。
第二，在发展民族文化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指某一价值系统中具有支配力的主流部分。文化模式又可以被视为是特定社会成员群体共同树立的标准行为方式。人类文化模式具有多样性，是由不同民族适应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发展水平造成的。特别是随着高科技向综合国力领域的渗透，更使文化因素同经济、政治生活紧密交织，功能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从外部引进、片面接受外国经验，而必须同我们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协调一致，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三，必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二战后，发达国家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的优势向各国大肆扩张，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这是我国在文化发展上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在发展中必须真正倡导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价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和内生性，把增强综合国力同文化的除旧布新以及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正确、合理地统一起来。
3. 中国几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60年前，清远和全国一样，满目战争疮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清远人民披荆斩棘、发奋图强，谱写出自强不息的壮丽诗篇，经过60年的艰苦奋斗，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8年建市以来，清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奋勇前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彻底改变了“天下之穷处”和广东发展“寒极”的贫困落后面貌。
一、经济发展大跨越
解放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浩劫，地处粤北的清远，经济凋零，民不聊生。1949年全市生产总值（GDP）仅有0.9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61元。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全市生产总值发展到7.23亿元，剔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5.3%；人均生产总值发展到255元，剔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了1.3倍，年均增长3.0%。改革开放后，清远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之后，市委、市政府更新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方式，提出了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三化一园”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2004至2008年，清远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25.7%，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取得了“五连冠”的辉煌成绩。改革开放30年来，全市生产总值增长了32.9倍，年均增长12.5%；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了24.7倍，年均增长11.4%。200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746.6亿元，剔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149倍，年均增长8.9%；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0205元，剔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59.2倍，年均增长7.2%。2007年9月，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实力比较研究》公布的百强城市名单中，清远市名列95位，首次进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200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89.1亿元，比1950年增长656倍。截止2008年底，在全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清远的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均居全省第12位，固定资产投资和规模工业增加值分别位居第5位和第9位，综合经济实力已由全省下游跃升中游水平。
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
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只有962万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9715万元，粮食产量只有36万吨。三次产业结构为76：15：9，农业虽然占绝对主导地位，但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工商业更为落后。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均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经济已从传统耕种发展到基地化、产业化、标准化生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2008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54.1亿元，粮食产量达到75.5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16.2倍和1.1倍。水果产量36.3万吨，水产品产量8.4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259倍和32.6倍。交通、旅游、房地产、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在“后花园”战略思想指导下，不断探索旅游业发展的新路子,充分利用丰富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温泉之乡”、“中国漂流之乡”、“欧洲人最喜爱的中国景区”等一大批旅游品牌和称号。2008年接待国内游客达1440.11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2.2亿元，入境旅游人数47.89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915万美元。2008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币存款余额645.1亿元，比1978年增长613倍。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到12.1亿元。
经过60年的发展，清远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结构上也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经济社会跨越到工业化社会，2008年，全市三次产业构成为13.3：57.5 ：29.2，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53%的主导地位。再之，在经济体制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1978年，全市工业经济中，全民所有制产值占72%，集体经济产值占28%。公有经济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各种经济成份竞相发展，2008年， 工业经济中，公有经济产值仅占5.9%，三资企业产值占48%，股份制经济占39.7%，其他经济占6.3%。
三、工业生产突飞猛进
清远工业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相对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波澜壮阔的道路。1949年工业产值仅有0.11亿元，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工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发展到5.2亿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49年增长49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六之后，市委、市政府把握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大力推动招商引资，先后引进了安徽海螺集团、云南铜业等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工业集群化、园区化程度不断提高，建成了中国（清远）再生资源示范基地、清远陶瓷工业城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建材、电力、机械装备、金属制品、纺织服装、制鞋皮革、电子家电、农副产品加工、化学医药、废旧金属材料回收等十大工业体系。200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72.6亿元，位居全省第十位，进入了全省十大工业市行列。200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692亿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49年增长8211.5倍。
四、基础建设成绩斐然
解放初期，清远基础建设一穷二白。经过60年投入和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改善。1950年至200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603.5亿元，年均增长23.8%，其中1962年至2008年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3亿元，年均增长16.9% 建成了清连高速公路、广清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公路清远段、凤城大桥、北江大桥姐妹桥，106、107国道，清远港等重大交通项目。在全省山区市中率先实现县(市)到镇通等级公路。2008年公路通车里程17485公里，比1949年增长156倍，其中高速公路达到306公里。先后建成了飞来峡水利工程、粤连电厂、阳山火电厂以及一大批小水电，发电量由1949年的11万千瓦时增加到50.55亿千瓦时。建成一批千伏以上输变电工程以及农城网工程，电网规模已达全省中游水平。邮电通讯也得到迅速发展。2008年末全市移动用户达到202.1万户，比1996年增加了200万户；固定电话用户67.4万户，比1957年增加67.3万户。目前全市已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长途传输数字化。
五、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建国60年以来，尤其是建市以来，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基础设施基本完备，城市功能相对完善，一个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现代化城市的清远形象已展现在人们面前。市区和各县城主要道路黑底化改造基本完成。城市美化、绿化、亮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绿化覆盖率达36.95%，绿地率达33.78%。城市排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从无到有，日处理能力显著增强，城市功能更加完善。至2009年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累计投入357亿元，建成面积1102 万平方米。城乡私人建房累计投入262亿元。大型楼盘雨后春笋般涌现，北江两岸耸立着几十座二、三十层的高楼，成为北江河畔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交通便利，被中国城市国际协会评为“中国宜居城市”，成为市民安居乐业和海内外商客投资置业的乐园。2008年底，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30平方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村公路四通八达，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工作，农村住房楼房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27.5平方米。
六、国内贸易繁荣昌盛
建国60年来，我市传统商贸业快速发展，在“大市场、大流通、大商贸”的思路指引下，2008年全市共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0.62亿元，比1957年的0.96亿元增长了260倍，年均增长11.5%。连锁超市、专营店、专卖店等各种新型的零售业态应运而生。国美电器、新一佳、华润万家、益华百货、麦当劳、肯德基等大批现代连锁企业入驻我市，星级酒店达43家。大部分乡镇建立了综合性的农贸市场，个体工商业活跃于城乡市场，促进了城乡市场的繁荣。2008年全市城镇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71.9亿元，比1975年增长了155.3倍；农村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78.7亿元，比1975年增长了55.2倍。
七、对外经济发展迅速
建国初期，由于外国政府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我市对外经济几乎是一片空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经贸活动迅速发展。1988年至2008年签订利用外资项目累计达3502个，合同投资金额62.7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2.66亿美元，前来投资项目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各大行业，截止2009年上半年，全市共注册“三资”企业1000家， 注册资金达 35亿美元以上。2008年，全市进出口总额29.68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由1988年的0.07亿美元扩大到13.77亿美元。除一般贸易方式外，加工贸易已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不断扩大，2008年全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5.15亿美元，比1988年增长81倍，尤其是2004年至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增幅连续三年在全省排名第一。
八、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人数大幅增加。2008年，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32.42万人，比建国初期的1952年增加了32.02万人。建成国家级示范性高中10所，省、市一级学校117所。创办了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引进了南华工商学院等高等院校。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0.85万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清远市技工学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高级技工学校。目前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近4万人。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2008年九年义务免费教育在校生54.7万人，义务教育完成率达97.8%。
科技事业蓬勃发展。2008年科技活动机构数发展到18个，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有2627人,专利申请量180件,专利授权量149件。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建成了“省电力线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共有17家企业分别拥有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或广东名牌产品称号。经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39家。
文化卫生事业健康发展。2008年全市共有文化馆8个，公共图书馆10个，博物馆9个。图书馆藏书量达80.5万册。报纸出版份数1382.2万份。电视覆盖率97%。铺设光纤长度6375.8公里。各类卫生机构发展到654个。卫生机构床位数7969张，比1952年增长了22倍，卫生机构技术人员1.06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0.98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床位数21.57张，拥有医生数28.64人，比1952年分别增长了9.3倍和4.5倍。
社会保障全面推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全面提速，社会保险各项改革稳步推进。2008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了46.7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1.37万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14万人。
九、人民生活明显提高
建国60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8年，全市在岗职工年均工资25772元，比1998年增长2.7倍。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06元，比2005年增长了39.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887元，比1978年增长了近47倍。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档次不断升级。冰箱、空调、洗衣机、移动电话、电脑、小轿车等高档消费品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庭。饮食由原来的温饱型逐渐向营养型、新鲜型、简便型转变。消费层次不断升级，消费结构更趋合理。
60年的沧桑，60年的巨变。清远人民已把一个粤北小城镇建设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市,昔日的“寒极”成为今天的投资“热土”。 200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以《广东酝酿发展模式之变》介绍了后发地区跨越发展的“清远现象”经验。面对过去的成绩，清远人民并不自满。今后，将以“四个化”战略为指引，沿着“绿色经济强市、岭南宜居名城、华南休闲之都”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4. 二战后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文化原因
二战后中国经历解放战争。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新中国建立后，在苏联帮助下，版中国开始进行一五计划权。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国家权利）。一五计划建立了我国工业的基础，建立了长春一汽，第一飞机制造厂等。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促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1978改革开放中国国经济在资源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却是以中国资源大量浪费为代价的！！！
5. 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①从经济上看，民族工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②从政治上看，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准备了阶级基础，推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培育了无产阶级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③从文化上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化和科技的传入提供了社会基础，从而不断冲击以至最终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衍生知识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及形成原因
1.洋务运动到清朝末年出现民族工业的萌芽。
原因：第一个阶段的原因是洋务运动刺激了民族工业产生、甲午战争后出现“实业救国”浪潮初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2.一战期间的民族工业“黄金时代”。
原因：第二个阶段的原因是内因是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制度，外因是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3.一战后至新中国建立前民族工业的凋谢、萎缩。
原因：一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卷土重来、20世纪30到40年代，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导致的。
6.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关系
商品经济对中国古来代文化自的影响，突出的是在元与明靖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又有所不同。
1、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为主，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的生产生活的需要成为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瓦子的出现，酒楼、茶馆的增加、宋词的繁荣，世俗文学、风俗画的兴起，《窦娥冤》等作品的出现等。
2、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对思想的影响为最明显(体现商品经济对古代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表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与缓慢发展，出现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李贽侧重对封建制度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儒家经典，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驱。黄宗羲侧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顾炎武侧重对封建迂腐学风的批判，提出“经世致用”，重视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王夫之侧重从哲学上批判，并从发展的角度提出“趋时更新”。
7. 从古至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朝着南方不断的发展的，在南宋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在南宋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都已经迁移到了南方。
8. 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
以下内容供你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演讲人：林毅夫时间：11月4日地点：北京大学·北京论坛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希望能帮到你。
9.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政治上处于军阀割据状态，经济在世界上的占比其实与现在差不多，文化上百专家争鸣属，比现在要发达，很多优秀的文学家。社会比较动荡。
军事上军事割据，拥兵自重，军事装备比较落后，与当时的军事大国比不可同日而语，签署了一些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