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写一篇如何处理现阶段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思考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人口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城镇人口历史性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城乡人口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城市群的发展，人口流动迁移呈现出新的特点，人口流向趋于多元化。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单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所以关注人口问题至关重要。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正式公布。资料显示，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占16.60%，15-59岁中青年人口比例高达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6%。低生育率持续稳定，性别比例长期偏高，老龄趋势不可逆转。
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在人口红利供给最大的时刻。预期未来的少年儿童人口规模将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也将日益突出，人口的数量、流动、素质和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严重
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 2010年这一结果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普查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该结果则只有8.18%。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通常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生育率必然随之下降。例如：日本、韩国，生育率降到了危险的1.2至1.3的水平。而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性，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现在也实行了对双独生子女开放二胎的政策。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 ，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这很可能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40%。
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 国家。当前，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约有60个已进入“老年型”。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各国都把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了极其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范承祖牧师指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他们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 %定为国家老龄化的标准。然而我们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上升到13%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也占到全国人口的8.6%。早已进入老龄化了。人口老龄化作为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引起的。西欧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末如法国、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初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随着生育率的减退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现在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西方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了70亿大关。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进一步放缓。同时，人口衰老和继续增长正在日趋两极化。目前，近一半的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正处于其中，人口正在快步衰老。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地区差异较大、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特点。老年人口基数大。60岁以上老年人口是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是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80年到199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英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用了80年，瑞典用了40年；高龄化趋势明显。近年来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年均约4．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目前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约占老年总人口的9．7％；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上海的人口年龄结构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而青海、宁夏等西部省、自治区预计要到2010年左右才进入，相差约30年；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目前尚不足1000美元，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首先是人均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有了较大提高。1957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57岁，70年代中期上升到65岁左右，1985年为68.9岁。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
其次是出生率的下降。自70年代以来，因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出生率急剧下降，由1965年的38‰下降到1985年的17.8‰，即由每对夫妻平均生育5－6个孩子下降到生育大约两个。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 2010年这一结果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普查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该结果则只有8.18%。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再次，人口迁移也造成了地区性人口老化。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造成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老化。1997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以上，权威部门预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五百万的速度增长，2005年将达到一亿三千万，2010年接近一亿六千万。
3、老年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养老金是直接从企业收入中支付的，如果企业的退休人员多，企业用于养老的负担就重，在职人员的收入就可能受影响，这样，就可能导致在职人员的不满，从而引发在职和退休的两代人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实际上，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是他们过去所创造的财富的一种补偿。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上表现为直接从在职人员创造的价值中支付，所以容易引起在职人员的误解。
（二）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这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十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人口素质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又称人口质量。它包含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通常称之为德、智、体。思想素质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意识状态，文化素质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人口群体是素质和数量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控制人口数量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反过来又会促进控制人口数量。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人口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我国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正在成为影响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此外，性别、民族、宗教、职业、家庭人数等等也影响人口结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
二、我国人口问题中的主要任务和对策
（一）改善低生育
“普遍生育二孩”是人口学者的一个主流观点，支持者众多，包括曾经坚持“一胎化”政策的部分学者，比如独生子女政策的副总设计师田雪原。
“现在有一种很危险的思维模式——生一个孩子是正常的，生两个孩子就提高了生育率。这完全是一个悲剧。因为生两个孩子，从长远来讲，人口是不会增长的。除了我们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认为生一个孩子是正常的。”布鲁金斯研究员、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王丰说。
一般人认为，普遍生育二孩有可能造成短期出生人口堆积。对此，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颇不以为然：“其实翼城县的老百姓也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老百姓是按照实际生活去做的，经济状况到了可以结婚时就结婚，到了可以生育时就生育，到了可以再生育时就再生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上书中央，为山西翼城争取到1985年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两孩”的政策。
王丰指出，如果政策调整，可能短时间内一些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出于生理原因会抓紧时间生，但从长远来讲，中国的生育率也很难提上去，因为还有很大的结构性的因素，比如说住房、就业、教育，还有年轻人自己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影响，所以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从长远来讲，中国低生育率的挑战，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穆光宗从2004年起就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险问题，“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不仅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事实，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生育文化现象。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个孩子负担轻、独生子女就是好’的宣传和理念。生育客观上有一个战略机遇期(20-35岁)，错过了就永远错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批又一批育龄妇女自觉或者无奈地空耗了青春年华，失去了最佳生育的黄金年龄段。即使给她们机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不会，也不能生了。人口安全的本质含义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年轻人口进行一定的战略储备，家庭也不例外，而适度、优化的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靠路径。在目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城乡通开二胎只是一个出发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达到很低的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在总体上有大的回升。”
“既然连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六省区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表明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也能实现低生育率。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还是计划生育工作基础都要明显好于这六省区的中国其他地区，推行较为宽松的二孩政策更不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高生育率与人口数量失控问题。二孩政策在中国所有地区推广的条件早已成熟。”陈友华说。
据粗略估算，由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在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最初3-5年时间内，由于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突然间获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部分夫妇便会选择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生育，从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育率回升。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再生育过后，生育率又将趋于正常。在正常年份，生育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不会超过0.40，总和生育率将维持在1.8左右，出生率维持在14‰左右。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二孩政策的推行，在政策性
在政策性出生堆积过后的正常年份的出生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在2个千分点左右。中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的适度出生率在13‰-14‰左右(平均预期寿命的倒数)，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后的出生率刚好与适度出生率非常接近，同时，与中央提出的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目标非常接近。
生育政策调整后前3-5年内，人口增加将较为明显，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的再生育过后，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在300万左右。
从现在开始普遍生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后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
（二）建立和完善老龄化体系
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将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人口老龄化使得国家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量增加，将给政府带来一定财政负荷。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与大批国内外专家合作，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主要措施有：
建立和完善包括老年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社会福利和老年社会救济在内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如在医疗保健上，要完善和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按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健康保障办法；逐步探索和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龄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精神文化生活上，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办好老年文化专题节目；文学、影视、戏剧界要积极创作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新闻出版部门要重视办好老年报刊，出版面向老年人的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大力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社区文体活动，对各类专业性老年群众文体组织给予支持和引导，有计划地组织老年文艺汇演、书画展览等活动。
建立老年教育网络，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教育活动，帮助老年人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创造条件，积极发挥老年人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城镇，要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科研、咨询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在农村，鼓励健康老人从事种植、养殖和加工业，支持老年人自助互助，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三) 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布局
优化人口布局。实施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促进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格局。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发达的城市化地区吸纳和集聚人口，引导人口超载的重要生态地区人口自愿、平稳、有序转移。深入开展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做好人口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协调。研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政策，探索优化人口分布的有效途径。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坚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按规定把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构建城镇化战略格局，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增强城镇承载能力，改善人居环境。统筹考虑人口变化和城镇化趋势，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全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分布的动态监测体系。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行改革试点，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口服务管理体制。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在农民工流动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为流动人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农民工基本培训补贴制度，增加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采取多种方式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巩固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机制，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
国家搞经济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体来说，就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的，我们的确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系，但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
（四）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作，积极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加大出生缺陷干预力度。开展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宣传和引导活动，加强婚前、孕前咨询指导。组织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工程，做好健康教育、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筛查、营养素补充等优生服务工作。逐步扩大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范围，探索建立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制度。建设全国产前诊断网络，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和治疗工作。开展出生缺陷发生机理和防治技术研究，加强出生缺陷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助产服务能力，进一步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普及健康教育，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医疗保障和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形成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继续加强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全面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生和传播。加强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工作。
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全面提高质量和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婴幼儿早期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多形式”的学前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巩固规模，提高质量，建立支撑现代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从以规模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重视和支持特殊教育，继续发展老年教育，推动民族教育加快发展。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加强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独生子女社会行为教育。加强道德素质和诚信教育，提高国民素养。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重视开发领军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提高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和水平。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城乡有就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给予培训费补贴，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加强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五) 完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深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研究。按照科学发展观以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影响，准确把握人口变动趋势，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人口政策取向及主要任务，为人口决策提供支撑。
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宣传教育、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低生育水平的稳定。着眼长远发展，逐步完善政策，确保人口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
形成人口政策合力。进一步完善人口计生、人力资源开发、男女平等、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等方面政策，制定促进家庭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的人口配套政策，加快形成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体系。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如此低的生育率，又将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支持科教兴国政策。对老龄化问题多份关心，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较大。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发展不平衡。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将进一步显现，人口结构问题的改善任重道远。
㈡ 为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宜，国家推行什么政策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婚姻法》则将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在总则之中。
㈢ 怎样评论完善人口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全面二孩”，可以看作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最吸引普通民众眼球的政策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既是对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共享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全面放开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的进步，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旨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实行了30多年，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导致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重重危机。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当一国或一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将实现世代更替，有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然而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在1.5—1.6左右徘徊，由此导致0—14岁低龄人口数量减少并严重影响了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0—14岁低龄人口占比16.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9.4亿后逐渐下降，预计2030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将缩减至8.4亿，这势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与生育率过低同时并存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李娜列了几个数字，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据世卫组织预测，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我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及较低的人口抚养比。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预计未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加速消失。
生育率过低和老龄化，是我国人口形势的两大重要转变。因此，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恰逢其时。它既是结合当前国情对人口政策作出的重大调整，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专家预计，“全面放开二孩”后，到2050年，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多万，人口老龄化水平与政策调整前相比下降两个百分点。此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直接带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从而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㈣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
这是官方的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明显变化，“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逐步淡化。根据《决定》的要求，要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国家意志和群众意愿的统一，缩小城乡、地区、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水平。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必将进一步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家庭人口结构，显著增强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和养老照料功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第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中有降，目前为1.5-1.6。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收入增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特别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第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峰值，2012年下降为9.37亿人，按此趋势，2030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可保持8亿人以上，但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比例下降，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所减弱。同时，人口老龄化明显加速， 201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3%，2013年底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而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3亿和4亿。如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就是要有效应对和积极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影响，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这些决策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㈤ 中国当代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她的经济崛起也伴随着人口变动的动力。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她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的腾飞。
但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永久。当人口红利用完时，就变成人口负债。
人口的动力非常强大，有时强大的难以想象。一旦，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退休，而那时独生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那社会被抚养人口和抚养人口的比率就要和人口红利时代颠倒，人口负债难以想象。而中国这个时代正在飞速到来。
比如，日本现在的经济衰退背后就是有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也就是“人口负债”在作祟。因为人人都知道被抚养人口比率急剧上升，国家的养老金入不敷出，都在担心养老金破产，无人敢消费，更导致经济不振。台湾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是依靠大陆的人口红利支撑而以。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调节的结果，所以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过渡还不是那么剧烈。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尝到了人口负债的苦果。各国纷纷削减养老金，延长退休年龄。德国已经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还在探讨70岁的可能性。
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加入了很强的人为调整因素，其人口红利所以来的也剧烈，同样，人口负债也必然很剧烈。其后果是让中国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他国经验表明，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的陷阱，如现在的日本那样。
人口政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已经不需要计划生育，甚至我们已经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了。
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促进人口的出生率增加，短期内可以增加内需，长期内可以让经济持续发展。但是一个实施了30年计划生育政策，一夕放开谈何容易。
有识之士在意识到了现有人口政策背后的长期危机，纷纷提出了改变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或者主张。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政策。但是直到现在，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反应甚是淡淡。为什么呢？
中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被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所左右。从中央到地方估计有超过100万的计生官员。这些官员的权力非常庞大，可以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采取包括罚款在内的很多强力措施。如果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这么一个拥有庞大权力的机构官员的未来何去何从？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深深的知道，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即使现在放开计划生育，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才能显现。同时，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推进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人们的生育观念会改变，生育率会急剧下降。现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在为人口萎缩在担忧。
或许只有等到，那些官员的退休金削减或者甚至发不出来，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那已经晚了。日本和台湾就是我们未来的写照。
㈥ 经济，人口，文化变迁对家庭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人口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二、人口形势的变化第二章 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人口转变一、关于人口与发展的争论与现实二、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三、中国人口转变的新阶段第三章 人口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生命周期与经济社会政策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四、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政策取向：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第四章 稳步调整生育政策一、现已进行的局部调整二、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人口情景三、新人口政策的原则和着力点四、生育政策调整的步骤五、完善生育政策的辅助措施第五章 投资于健康一、中国的健康进步二、21世纪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三、人口健康面临的新问题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原则第六章 提升教育水平一、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要求二、老龄化背景下的教育三、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第七章 农村儿童发展一、投资于儿童二、儿童早期发展三、农村学生营养四、促进农村儿童发展的措施第八章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一、人口流动与“半城市化”二、建立新型人口管理与服务模式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四、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与城乡统筹发展第九章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一、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二、性别平衡与出生性别比失调三、性别平等与妇女保护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措施第十章 激发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活力一、提高养老保障覆盖水平二、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三、探索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四、开发朝阳期的养老产业第十一章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一、家庭变迁及特点二、社会转型期家庭面临的问题三、家庭变迁与代际关系四、社会政策对象的偏离与矫正五、家庭政策与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㈦ 如果全面实行二胎政策，试分析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经济及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单独二胎政策的新启动，对于很多人来有喜有忧。它不仅对单个家庭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人口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每年可能多生100万人 新政启动后，面临一系列的悬念：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中国究竟每年会多生多少人口，届时中国总人口的峰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这也是最高决策层最为关心的几个核心问题。” 为解答这些问题，国家计生部门曾多次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等机构进行数据测算，甚至用同样的基础数据进行反复测算。 这两家机构的测算结果未对外界公布。有一种说法是，国家卫计委认为，实施“全面二胎”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超过4000万。但此说法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 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635万人;实际上，从1998年以后，我国每年新生人口从未超过2000万人。 有人口学者经过分析，对“单独二胎”与“全面二胎”两种方案进行过测算。得出结论是： 一，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上限为14.12亿人左右。 二，如果2015年，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增加600万人左右，超过10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总人口高峰将在2029～2031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39亿人，上限为14.59亿人左右。 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上限为14.1亿人左右。 因此，以估计值的均值计算，如果只放开“单独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比不放开此项政策多出约900万人，增幅仅为0.65%。放开“全面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将比不放开政策多出约4700万人，增幅为3.38%。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1月，中国曾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和14.5亿，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左右。
㈧ 放开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人口政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因为与家庭和公民个人福祉相关外，还因为它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未雨绸缪调整生育政策，事关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而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满足部分人群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使独生子女不再孤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独家庭风险，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从长远来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能够增加未来劳动力人口，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同比下降幅度达300多万。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将下降到8.4亿，2050年更锐减到6.69亿。而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低生育水平，甚至目前已接近超低生育水平。过低的生育水平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更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专家预测，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
同时，单独二胎政策将促进中国人口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劳动总量不断减少，还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约占总人口的1／3。“养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压力。“单独放开二胎”将使得年轻人口得以迅速增加，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有利于缓解中长期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压力。劳动人口增多，加上科技进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养老金才能得以正常发放，这样老人能够老有所依，安享晚年，不会发生社保空账甚至崩盘危机。
从近期而言，单独二胎政策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该政策的实施，最为受益的当属与母婴有关的消费产业，而这涉及医疗检测设备、免疫疫苗、婴儿配方奶粉、奶瓶、婴儿纸尿裤、婴儿护理产品、妇婴服饰、早教幼教、玩具、游戏、动漫、教具教材、游乐场等一系列围绕母婴消费的产业链。这些行业反过来会需求大量的人才，对改善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大的问题有巨大的作用。
此外，楼市永远是最敏感的地带。如果人口减少，住房的需求必然下降，楼市疲软必然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出现，这将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此次“单独放开二胎”将极大地促进楼市刚性需求的增加，有利于房价的稳定和软着陆，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过渡。
㈨ 人口政策的利与弊
中国人口政策利与弊利弊是非常明显的，利就是很好的控制了人口出生率，为世界也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经验，弊就是伴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等一系列问题，以下是关于中国人口的相关资料和发展趋势，希望对你有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