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四讲 作为自主行为体的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性质和起源
1、跨国公司的性质
跨国公司是里恩索尔1960年4月在卡内基工业大学工业经济学院创立10周年纪念会上第一次提出的。随后，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经常出现“多国公司”、“国际公司”、“宇宙公司”之类的名称。直到1974年，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做出决议，统一使用“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S）这一名称。名称尽管统一起来，但对跨国公司定义和性质的解释却众说纷纭。因为多数人注重不同的特征来区别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这些差别反映出不同的分析目的或学术理念。
1）结构是确认跨国公司最普遍的标准。最常用的结构变量是在多国的工商业活动。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第三次调查》，据此，跨国公司的标准是：第一，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建有经营实体，不管它们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在哪个领域从事经营；第二，这种企业在一个中央决策体系下进行经营决策，并制定有共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反映出跨国企业的共同战略目标；第三，这种实体通过股权或其他方式形成联系，使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体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影响，并同其他实体分享资源、信息，同时承担责任。
另一个更严格的结构标准强调跨国公司在国外经营的地域和规模，即一个国家的公司必须至少在国外建立，经营着6个或6个以上的工商业子公司，销售额方面必须超过1亿美元，对外国子公司控股不得低于25%等等。
还有其他结构标准，如有人认为是所有权结构而不是经营结构起决定作用，只要公司的所有权被许多不同国籍的人拥有，那么该公司就是跨国公司，或者，只要公司最高管理人员来自许多国家，而不是主要来自母国，那么该公司就是跨国公司。
2)第二个确认标准是业务。据此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司绝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资源，或其所有业务都用于国外经营，也就是说，其国外经营对公司有决定性作用，那么该公司就是跨国公司。一般而言，其国外业务至少须占有25％以上的比重，这包括海外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海外雇员占总雇员数目的比重，国外业务的产值、总销售额、总利润额占总销售额、总利润额的比重等方面的情况。
3）另有研究人员也使用行为标准。据此标准，如果公司从全球角度来计划和活动，强调全球利润而不是国内利润，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跨国公司。
从国际政治学的视角看，综合上述三个标准，跨国公司可以理解为：直接拥有或控制着虽然没有完全受控于母公司的决策但必须对之回应的海外子公司的大型工商企业，母公司决策的影响范围并不与国界吻合。
2、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跨国公司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现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的勃兴，应该说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起来的。
最初的跨国公司是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伴而来，但是英国的“家庭资本主义”（family capitalism）却难以为跨国公司的出现提供相应的组织资源。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在美国产生了“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由此职业管理人员取代家庭成员成为掌管公司运作决策权的经理层，行政结构取代了血缘关系结构。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组织创新突破了家庭管理的局限，为工业公司发展成跨国界的大公司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于组织创新、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由此而产生的巨额过剩资本，产生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使资本国际化的主流从国际流通过程深化到国际生产过程。但是，限于当时世界整体工业化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能力，跨国公司虽已初具规模，却仍处于形成发展阶段。
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可谓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高潮。战后，英国和欧洲大陆工业公司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管理革命”，广泛采用美国公司的先进组织结构和管理技术，从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空前迅速发展。从战后到80年代前，跨国公司的发展一直是欧美两强并存的格局，伴随70年代以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到80年代形成美国、日本和欧共体（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与政府行为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其次，对跨国公司而言，其跨国经营的基本动因还是以经营取向为主旨，目的在于追求利润。
二战后跨国公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进入迅猛增长时期，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为发达国家垄断国际投资领域和跨国经营的局面。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大多集中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大多规模小、实力弱，仅有少数国家跻身于巨型公司之列。而且多系利用地缘、血缘关系，实施地区性经营战略，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局限性特征。
进入90年代，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形成一个新的高峰期，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跨国公司日益呈现出生产国际化、经营多元化、交易内部化和决策全球化的特点。今天，跨国公司所影响的已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可能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由此而出现国际性的“权力再分配”趋向。
二、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
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跨国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作为国际直接资本流动的载体，跨国公司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同时又扩大了全球化的内容与范围。政府签订推进全球化的协议，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
1、经济全球化造就一代跨国公司
1）全球化进程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2）全球化突出了跨国公司的优势。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可以更加有效地移植自身的优势，并与一些不可移动的特定区域的区位资源结合起来。全球化削减了各国对商品、资本和服务的壁垒，同时先进的通讯技术使得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更为方便，是跨国公司的成本大为降低，令跨国公司的优势大大突出。大大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也开始欢迎跨国公司的到来。
3）全球化引起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其主体思路是利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强化各子公司之间的产品与工业环节的分工。过去彼此间相对独立的格局正在演化成为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2、跨国公司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方向
1）改变了各国经济联系的内容，使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是价值链的分工，跨过公司掌握某些关键环节从而控制整个价值链，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了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大量的技术流动是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跨国公司在世界生产领域的份额不断扩大。
2）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全球市场的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产品与技术市场，而且扩大到服务领域。
3）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途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是国内市场实现的，跨国公司的作用越发重要。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国家很难管理跨国公司，而成为国家重要的谈判对手。由于跨国公司内部物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各国政府的效率大大被削弱。
三、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
跨国公司有着复杂的性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国籍不明”的或“超国家”的跨国公司，深刻地改变了、至少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主权民族国家的看法。
跨国公司所奉行的是“全球市场新逻辑”。跨国公司所关注的，只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和要素收益率上的差异，以及不同经济和政府制度对资源流动的影响，以保证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显然，跨国公司淡化了国界，模糊了国家利益概念。
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作为工业发展模式的传播者，跨国公司常常为了利润和市场等目标的实现，影响东道国和母国（主要是东道国）的产业和经济政策的正常执行，甚至将触角伸及经济活动以外的诸如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从而被看作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挑战。
这种挑战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限制和削弱政府能力
这主要是指：
－ 限制和削弱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能力。
－ 限制和削弱政府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保护能力，兼并优秀的民族企业。
－ 限制和削弱政府对本国外贸的管理和保护能力。
第二、激化东道国与母国间矛盾
跨国公司以阻碍资金及技术的流入为要挟，迫使东道国政府为其在当地的活动创造便利，有时也借助母国政府的支持，抵制或对抗东道国对其活动的干预和限制。看上去，国家与国家间的经济对抗似乎已由国家与跨国公司间的对抗所取代。
另一方面，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往往会激化东道国与母国间为谋求本国企业利益而发生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在发达母国和发展中东道国之间屡见不鲜，并且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
第三、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更是对主权国家的侵蚀。
如今，跨国公司收买或胁迫政府官员的事件较少披露，但旨在获取投资便利的院外活动却愈演愈烈，其主要途径有：
－跨国公司与本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合作。
－跨国公司与政府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联合。
－在科技、经济、金融及法律等专业领域，与双边或多边的团体的联合。
通过上述途径，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或影响者的角色。
既然跨国公司的权力扩张对民族国家形成了冲击和挑战，那么民族国家对于跨国公司及其活动就不能不做出对等的反应，其中主要是对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变化。
由于发达国家既是投资母国，也是接受投资的国家。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均采取积极开放的姿态。在促进国内资本的输出方面，发达国家不仅在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上对跨国公司正面鼓励，而且通过与东道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订立，维护国内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准入、享受国民待遇、利润汇回等方面的权益。在管理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则通过间接的政策来管理和协调跨国公司的活动。
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在总体上还是若即若离，因为作为东道国，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强烈地感受到跨国公司对其国内经济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副作用。抵制和约束这些负面效应成为一些发展中东道国对待跨国公司政策的基础。与发达国家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仍采取直接的针对跨国公司限制或规制手段。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更类似于发达国家。
正是因为类似政策的普及，近20多年来，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多出现合资经营及非股权的方式。这在一方面固然体现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主权的某种让步，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让步也导致了对东道国经济的一些消极后果。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主权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强大权力将替代民族国家主权乃至各国主权的丧失，而是促使国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更负责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让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超越原来的国界，成为各国自觉自愿、协调与合作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权力。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国家主权。现在，国家主权的含义也在渐渐发生变化。其实，国家主权应是一把双刃剑，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同样也应是一把双刃剑。
从现实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态势看，目前世界上所有深刻变化几乎都涉及到国家主权概念的变化。国家主权所以受到如此严峻的挑战，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1）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
2）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潜在收益日趋增大；
3）世界性的对某些价值观念的重新诠释；
4）冷战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出现以及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功能的加强。
当然，以上原因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还只能说是“相对的”、“弹性的”，并不可能使国家主权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变得无足轻重，并进而使国家的作用日渐式微。相反，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民族国家主权将以更为灵活和更具弹性的方式得以维护和加强。因此，跨国公司将在一个高度限制性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运行。
跨国公司在未来的国际商务活动中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这可以从跨国公司所处外部环境和自身运行两个方面分析。
从跨国公司所置身的国际环境看，各国只有在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至少是长远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让渡部分权利给某些国际组织，以避免国家主权受到某种可能的侵害。而且，国家主权意识往往只有在与他国的交往过程中才能得以显现，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愈高，其国家主权意识及为此采取的措施的意愿愈强烈。从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看，还不可能出现一个让民族国家消亡的世界政府。
从跨国公司自身的运行看，它所面对的是一个资源和市场均为有限的国际空间，为了谋求乃至争夺更大份额的资源、投资市场和商品市场，必须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取。跨国公司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只能在种种制约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为所欲为，更多的情况下，只能在东道国主权约束的框架下运行。
如果仅从经验上推断，将跨国公司视为削弱乃至摧毁民族国家主权的重要力量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要扫除所有阻碍其全球经营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壁垒，尤其是国家边界。但在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跨国公司是真正无国籍的。现时国家的和民族的因素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赖以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尽管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民族国家的政策目标往往是冲突的，但也不能否认二者之间还存在互补性，尤其对母国更是如此。
可见，民族国家的作用在未来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对跨国公司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而跨国公司的影响也是好坏参半。
结论：只要民族国家的概念尚未消失，它就不可能完全放任外国资本对本国市场的主宰，它为国家主权而与无视国界的跨国公司的冲突与矛盾仍将存在。但是，正如作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基于一体化战略的考虑结成战略联盟那样，在一体化的前提下，国家与跨国公司共有利益的存在又使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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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几点分析
人民币升值问题，是世界上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从2003年起，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国内理论界对于是否要调整我国现阶段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如何调整的讨论也是热闹非凡。近几年来，日本、美国等到外界纷纷提出人民币要升值，甚至重提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经过我们小组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虽人民币有一定升值压力，但未必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在短期仍要保持稳定的汇率。
一、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2002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是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成因
目前的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不仅是由于供求关系造成的，也有内在结构的压力。自94年外汇制度改革之后，国内市场总体上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物价水平长期低于国际市场。由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看好以及目前的通缩趋势，汇率预期呈上升趋势是必然的。 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深层原因，需要反思20年以来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外贸政策上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投资政策是鼓励外资进入，限制资本流出；外汇兑换则是鼓励买汇，限制卖汇。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金，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属于超常规模。因此，过去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如鼓励企业创汇、大规模外汇储备等，今后可能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如把升值压力看成是美欧日联手打压中国；或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能浮动，浮动的后果是经济失去稳定性；也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总比贬值好。这些观点都有片面、简单化的倾向。
从总体上判断，人民币价值是被低估的。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今后5到10年人民币走向升值是客观规律。在承认升值的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进行宏观调整和加强管理，采取适度的、渐进的方式，实现人民币升值是可行的。
三、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
1、 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
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美元汇率不断下降，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 长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四、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 月27 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 年第四季度-1993 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 年汇率并轨至今，94 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 飚升至8.7， 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一些对策建议
（1）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2）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做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
（4）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③ 德国经济崛起对国际关系影响
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局面,引起英国不满,加剧了德国和英国的矛盾,同时和法国的世仇加剧,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对那些战胜国的矛盾加深,为二战埋下伏笔
④ 国际关系怎么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
首先是国际贸易，如果两国交好，又同时加入同一国际组织，比如世贸组织，那么他的关税版就很低；还有最权惠国待遇等，都会使两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优势。其次是民间经济发展，两国关系交好，可以引进外资，会有优惠的，对于双方国家都有好处。另外还有旅游呀、劳务输出呀，国家关系好的话，都有好处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我国加入WTO，出口商品到他国就只需要交很少的关税，同时只要是WTO成员国，我国都可以享受低关税，这就为贸易发展提供了优势，变以往的贸易逆差为贸易顺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国家关系处理的好，何来这些机遇。还有亚太经合组织、欧盟不都是国际关系的产物，因为合作，所以结盟。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
⑤ 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得制约体现在哪些方面
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⑴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冷战时期，在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占有突出地位，而现在，经济技术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影响日益加大。这首先是因为人们从冷战中吸取教训，同时，也与当今时代特征密切相连。⑵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增大，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时期，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当今，各国文化的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各国文化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吸取无疑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念差异的消失。就世界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而言，我们既不能认为各国文化交流促成的是惟一的世界价值体系，也不能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过分强调不同文化的冲突方面。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经典练习：（一）以下是有关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材料材料1：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材料2：（2005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全体会议以151票赞成（共有成员191个）审议并通过了保护和发扬各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公约规定，各国有权制定政策恰当地保护和促进本国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日本《每日新闻》晚版2005年10月18日报道材料3：文化多样性有什么不好？在美国看来，“文化多样性”构成了威胁，拟议中的公约不仅赋予各国政府控制文化的权力，而且授权它们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限制美国的音像制品（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节目）出口，其价值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并不认为如此。有25个成员国的欧盟认为，公约不会对艺术自由或言论自由构成威胁。——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10月12日巴黎报道请回答：1．指出美国对“文化多样性”公约所持态度及其实质。2．结合材料说明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的关系。3．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说明为什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的关系。【答案要点】1．美国从在全球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的目标出发，同时为了商业利益，违背多数国家的意愿，反对“文化多样性”公约，其实质是文化霸权主义。2．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各种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和借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3、世界文明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作用过程。一方面，文明是多样性的，各种文明形态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都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又内在地具有统一性。正是这种又多样又统一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文明的进步。（二）如何认识“文明冲突论”？【答案要点】1．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是21世纪冲突的主要形式，并以此来解释当今世界的某些冲突，包括某些恐怖主义事件。这种理论认为各种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体系中最优秀的，解决文明冲突的出路在于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显然，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西方文明中心论。2．世界文明是多样的，由于各种经济、文化、生活习惯和政治背景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会有种种差异。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立总是包含着统一性的对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相互差异甚至有时发生某种冲突的文明之间也不可能仅仅是对抗和矛盾，必定会有许多共通性，它们可以通过差异产生互补，从而相互促进，互相借鉴对方有利的因素发展自己。3．世界文明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作用过程。一方面，文明是多样性的，各种文明形态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都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又内在地具有统一性。正是这种又多样又统一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文明的进步。4．以“文明冲突”解释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唯心史观，不恰当地夸大了文明的作用，其实际效果是以“文明冲突”掩盖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如造成恐怖主义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贫困问题等。“文明冲突”也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之一。享廷顿认为“穆斯林文明与儒家文明结盟”，将构成对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鼓吹文明问题上的“中国威胁论”。
⑥ 1929—1933经济大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1929-1933年经济危机特点，前面的三个特点都不用说了，关键是第四个：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为什么说是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呢？原因是这：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税战、倾销战和货币战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断分化，出现了各种货币集团和经济集团。1933年6月，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试图稳定货币，实行关税休战，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各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在资源战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资源自给率较低、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德、日、意逐渐相互靠拢，形成了法西斯集团；而垄断了国际市场、资源相对雄厚的英、美、法面临着法西斯国家的争夺，逐渐捐弃前嫌，于1936年秋分别签证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三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化对立和重新组合，为以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铺垫了道路。
所以说1929-1933年经济危机深刻影响国际关系。 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1、沉重的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经济下降40%以上，对外贸易萎缩60％以上。
2、使德、日帝国主义国家受到惨重的打击，资产阶级政府走上法西斯道路，逐渐形成欧亚战争策源地，走上扩军备战侵略扩张之路。与此同时，美法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运动猖獗，各国人民和民主进步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斗争。大危机加速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到来。
3、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挽救了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制度。
4、大危机期间苏联胜利的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飞速增长，显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伟大力量和优越性。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胜利奠定了基础
影响：
1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即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危机和世界 局势的紧张；
2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传统经济政策的变化，即由自由资本主义的 经济政策转变为国家全面干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进而开创了资本主 义国家对企业干涉的先河；
3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和世界性大战欧洲策源地形成
⑦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关系有什么影响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一度曾面临严重危机。但是，由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美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急需开拓国外市场，因而，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仍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推动着两国间的接触、对话不断发展，双方搁置分歧，增进了解，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频繁互访，并设立首脑热线，及时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中美两国还在资源、能源、环保、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从消极方面看：（1）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无国界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出让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机构去实行。从理论上看，主权让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对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便利，单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发生危机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风险的概率。东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钻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发的，这本身就是出让主权的结果。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又是以发展中国家出让主权，放弃亚洲发展模式为条件的。有的东南亚国家把这一模式称为“新殖民主义”。所以，南北关系的实质依然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
（2）扩大了南北两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按实力分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悬殊。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3）使南南合作面临挑战。七八十年代，在77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南方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南南合作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的经济控制，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南方国家间经济实力有限，经济结构趋同而缺乏互补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制订。这又要求首先加强南南合作。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代发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1999年1月1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⑧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抄使各国经济紧密联袭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经济因素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力超过了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世冒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它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加入了，发挥的实际作用可能比联合国还大。我们通常说各国的利益对国际关系起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利益中最主要的。各国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会积极和各国建立和加强经济上的联系（比如中国），进而影响其它关系。当然，经济全球化主要使发达国家受益，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南北双方的矛盾加剧。但总的说来，经济全球化为各国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正当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战争等非文明手段，从而使整个国际关系趋于缓和。
⑨ 1871年俄国经济的发展对近代史国际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为向国际社会输出革命打好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