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对社会的贡献

1.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定价：20.00 目录知识的“能”与“不能”（译者序）作者小传致谢导言：？/丹尼尔·B.克莱因经济学家工作的作用和价值 / 弗兰克·D.格雷厄姆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 / 罗纳德·H.科斯经济学家权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张中的“现实主义” / 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如何兼顾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与经济学叙事 /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经济学家知道些什么？ / 托马斯·C.谢林经济学家以及错误的纠正 / 伊斯雷尔·M.柯茨纳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经济学职业和经济学家的推荐书目人名索引译后小记 导言：？ 丹尼尔·B.克莱因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展示了经济学家们所做的选择。写作什么样的主题，遵从什么样的理论前设，吸引什么样的当权者，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采用什么样的论调，预设什么样的听众，回应什么样的挑战以及想要服务什么样的社会目标，每一次在做如上选择的时候一个经济学家就扮演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角色。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个人选择能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的改善吗？当前的大多数作者都怀疑经济学家的诸多选择并不是为了社会的改善。经济学家能够很快发现市场、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们却极少将这一发现缺陷的本事对准他们自己所在的职业界（即使有，也不是公开的）。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公开态度颇像对待自家孩子的态度：没有任何批评性质疑的全盘接受。有些经济学家也会对平常的职业常规和标准怀有一种怀疑，但这种怀疑却仅限于私下里的思考和朋友间谨慎的交谈。只有少数的几个经济学家，比如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大卫·科兰德（David Colander），托马斯·迈耶（Thomas Mayer），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怀疑。 对这本小册子而言，其推动力来源于这样一个看法，即学术机构无法为现实行动提供有效建议，而且他们还怀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够增进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明智行动。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家们或许就会发现从事学术工作的压力使得他们偏离了为社会经济生活做出贡献的方面。他们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学术领域作出成就还是应当为现实经济体制更好的运作作出贡献？这本汇集了诸多文章的小册子希望发现一条进入学术经济学家内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议经济学家真正面对这一学术成就和现实贡献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的存在特别体现在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写作的年代，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样，显示了那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反对那种仅仅看重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而对社会无所助益的研究风格，这一取向也暗中体现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于乐观气息的论文中（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尔·柯茨纳（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经济学家在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之间还会有冲突，但是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将这些论文汇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种经济学作为一门职业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种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社会责任的眼光。下面，我将从不同的文章以及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中提炼出几个关键性的思想供大家参考。 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对后面的这些学科而言，人们委托专家做出重大决定，因此这些领域内的决策者很有信心运用基本知识改善人类的状况。然而，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却不是经济学专家而是每一个政府官员和普通选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们是高度忽视和缺乏基本经济学思想的典型。“结果是……”哈耶克说道：“……你永远不能一次性地为所有人确立一条经济学规律，而总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为一个群体的经济学家们在向公众持续地反复灌输那些经济学基本思想上没能获得成功（对于职业经济学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证自明”（inframarginal）的东西）。其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种都明显的是，人类不断愚蠢地重复自己早已犯过的错误”。政治经济学中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使得职业经济学家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应当努力教给人们各种经济学常识，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来开导那些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普通决策者吗？如果这样做，该工作能获得职业尊敬并享有职业安全吗？如果学术界看重那种仅仅写给学界其他人看的范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么，那些想证明自己没有白领薪水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做呢？他能发现一个值得信赖的信念让他既能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功又能为社会福利的增进做出贡献吗？ 被抛弃的基本观点 很多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由于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经济学观点和简单的政策结论在公共事务中被抛弃了。科斯说道：“如果我们不得不提供的建议被采用的话，虽然它只包括几条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但其价值是明显的——令人泄气的是这些简单的规律却被普遍地忽视了。”格雷厄姆也说过类似的话，即经济政策的失败在于非常缺少那些“明显值得追求的、并能很容易认识到的目标。”哈耶克指出：“曾经获得和广泛传播的知识不是被证实或证伪而是被简单地丢弃和遗忘了。”科斯甚至还引证了弗兰克·奈特，埃德温·坎南和亚当·斯密的相似的评论，这些文章指出在经济学内部，其实有一个处理该决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并使得经济学基本观点在公共领域内充满活力的传统。如果这些作者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简单结论被抛弃了，那么他们心中肯定拥有一些特定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应当以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为鹄的；我们还能确定几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谢林，也许还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国政府应当立即减少或逐步减少至少一半的花销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却不依靠那种自由论者的政策观点，而仅仅依靠一种信念，即如果经济学家们更多关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就会更好地传达给普通公众，而不管他们相信这些观念是什么。尽管作者们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说他们在何为经济学“简单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却是值得怀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会援引在经济学入门课程中讲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共同目标，劳动分工，机会成本，边际效用，激励，竞争，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确定所有作者都会偏爱这个故事——在产权制度下，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人的欲望能为人们创造获得它们的机会；当然也能确定他们都喜欢市场行为的有效分散化协调。但奥地利传统的学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纳，可能认为这个清单上还应该包括机会发现，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识；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许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诸多要素中还应该包括政府激励分析；迈克洛斯基可能还会强调经济行动中论说方式的重要；谢林会强调经济体系中会计恒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应当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观点应当被强调并作为证据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们的观点却有所不同。 经济学家能够影响公共事务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经说过，尽管其早期对经济学家作为政策建议者能够影响社会表现出明显的乐观态度的这样一句话被柯茨纳引用：“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仅仅施加了一种微弱的几乎不能察觉到的的影响。”斯蒂格勒告诉经济学家不要企图劝诫普通人，他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不要对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兴趣，因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并能使信息的寻找尽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诉经济学家他们的努力或许最好应该集中在学术追求上。相比较而言，本书的作者们（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却力劝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公共讨论（public discourse）。他们确定经济学家们对公共事务施加了影响。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车业、航空业和银行业的政府管制和降低关税方面，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迈克洛斯基说道：“是观念，而不是美元，击败了管制机构。”；菲尔布鲁克表达了“观念力量”（idea force）的观点，“然而一种观念会进入一个人的头脑。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进一步地，一种观念的表达在更多人的心里播下了种子，然后，潜在地，这股力量会以一种天文数字般的速度增长。”或许作者们的信心部分来源于对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的一种直觉。如果知识仅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经常想要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无助于现实生活的改善（一种“宿命论”）就是一个不错的判断。人们会有足够的激励去寻找一些他所没有的信息，比如一个电话号码，而经济学家们强塞给他的很多信息却不太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但是，知识并不仅仅只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和判断。普通人有时会习惯于从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与社会相关的经济解释和经济观点却有一种即使有限却很稳定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是由工会领导人，商业发言人，环境活动家，所谓的消费者权利提倡者，律师，利益集团，权威媒体，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经济学家提供的。通过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和严谨周密的判断，经济学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起到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众如果知道卡特尔协议的经济学解释，他们一定会自始至终地反对民用航空委员会（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简称 CAB）；迈克洛斯基认为那些运动式隐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国对日本（U.S.-versus-Japan），损害了经济学理解，而共同目标、比较优势等替代性解释却能增进这种理解；科斯引用了一个思想试验的例子——想象一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官员在决定是否批准一种新药时所面对的激励——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解释。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识主要不是信息——某种事实和数据——而是一种解释：故事，历史，思想试验以及隐喻。鉴于斯蒂格勒（由于怀有那种知识仅仅是信息的看法）极力想消除社会事务中错误难免的观念，柯茨纳坚持认为在经济过程中错误无所不在，并且一如既往地将这一观念应用到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在他看来，当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解释的时候，错误可能就能被纠正，因为知识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一种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对一种新的、更好的解释的发现。柯茨纳批评斯蒂格勒没有把这种错误观吸纳到他的经济学和公共哲学之中。本书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纳这边，认为经济学家能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的错误。菲尔布鲁克指出作为政策建议者的经济学家能够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态度”；谢林认为有了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费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着被人发现的命了。那种认为知识仅仅是信息的观点还遮蔽了知识的第三个面向：判断。当存在多种解释而人们不得不在几种备选解释中作出决定时，就需要进行判断。判断是知识的这样一个面向，在其中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观念，更要相信观念和运用观念。判断在行动中展现并经常在这样的只言片语中被清楚地表达：“我认为我们应当做什么……”。如同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释的，判断中有一种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觉一个人的信念会部分决定他如何思考、从事什么样的行动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主张和行动。因此，经济学家能以两种方式影响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实和解释，帮助人们发现何处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导，告诉人们他们的利益应当是什么。从亚当·斯密到迈克洛斯基，雄辩滔滔的经济学家们都认识到了说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言说者自身的精神气质。当一个经济学家反对许可限制时，劝说的理由不仅在于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事实上是被人们支持的，更在于它是真诚的，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经济学家需要留意察看一个经济体系周围以及隐藏在该体系背后的事物，需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作出相关的描述。”一个经济学家会强烈要求取消对商业活动的管制，他会劝说公众他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他站在企业的立场说话而是为着整个社会的考虑着想。因为这个原因，和经济学家的一次认真的交谈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迈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员会的“道德权威”被经济学家们摧毁（infiltruated）了；菲尔布鲁克也说过经济学家可以通过确立“一种价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来施加他们的影响。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思想。他们或许会采纳一种艾伦·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达过的态度：“这种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会获得一种能够消除损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却没有经济学常识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仅仅是好人会带来决策的失误，而经济学家却能纠正这些错误。而且即使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大，这些影响也是有价值的。如同科斯叙述过的，“一个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努力能够将一个一年浪费一亿美元的方案推迟一个星期（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他的这一行为就已经挣得了他毕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励经济学家们参与公共讨论，不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影响会有多大，而是因为“即使一个小小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轻视”。 非主流、悲伤以及对绝望的斗争 尽管作者们表达了经济学家们将会影响公共事务的希望，有好几位作者却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希望是困难的和难以达成的。经济学家们的大作很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社会产生效果，经济学家们的建议似乎也被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当人们拒绝一个良好的建议时，其拒绝也是粗鲁无理的。甚至在那些极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能在社会中生根发芽的情况下，智者的影响也是长久地被忽视而且他也不会获得任何声誉。在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们参与公共讨论就好象在教导一个坏脾气的、被宠坏了的孩子。经济学家必须为获得注意进行争辩和论证，而一旦获得了注意，他就会认真地和煞费苦心地将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观点的方案不断进行“预演”（reheared），尽量用一些想象的故事和案例来论证它的合理性；而当他认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将他的观点牢记在心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抛弃了他的建议而且不给任何恰当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继续希望和恳求，这整个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或许还使一个人看起来有点荒唐可笑。这种挫败，甚至绝望的感觉尤其体现在写作于20世纪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个年代，正是中央集权制（statism）不仅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力量还是一种智识力量都快速增进和发展的时候。哈耶克指出经济理性可能导致一种普遍的人类直觉与过分简单化的幸福社会之构想的冲突。实际上，从收录在本书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讲辞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社会理想规则之间相互紧张的观念，而在随后的四十年间，哈耶克又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这些观念中的要点。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学生，“对一种观点坚定不移的追求肯定会使你陷入一种差不多是孤立无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状态，”而经济学家“不必为他的努力去寻求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样令人心灰意冷。他说自由主义导向的经济学家必须“意识到一种极度无助的感觉经常会周期性的再现”：“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认为他看到了存在一种对什么影响人类福利状况的情形既无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无论做什么和说什么都无法对那些累积起来的错误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荒谬政策的改变产生最微弱的影响。他认识到在那些被错误思想影响的政策和行动的领域，眼下的他注定了只能闭口不言。他不试图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经验和历史告诉他这种反对没有任何益处而只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他认识到对他所在时代主流的错误观念的持续反对只会使他声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视为一个古怪的人。”对那些参与公共讨论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挫败和绝望的感觉最为强烈，读一下赫特文章中的这样一句话：“作为一种对现实时局的批评，经济学家最能认识到自己最没有什么用。”尽管在最近几十年，中央集权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写作的时代那样继续扩展，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众的交流没有什么明显的困难就赢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阐述过的基本问题对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当的。 伟大的逃离：从公共讨论到学术职业 赫特继续阐述为了应对这种挫败感，经济学家怎样开展他们的工作：“因此，在实践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写作一些仅仅给其他经济学家们阅读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个教师，他还会尝试将一种对经济学的理解传授（disseminate）给那些会聚在他的影响下的下一代的学生们。”赫特搭起了一座从公共讨论中经济学家经历的基本困难到经济学内部作为一个职业学术人的困难之间的桥梁。这一桥梁在本书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过对作为一个学术职业的经济学的失败，很多文章倒是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因此，这些文章指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两个不同领域——公共讨论领域和学术追求领域——时的问题和困难，赫特建议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连接这两个领域，而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相关理论却是不太清晰的。作为一种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挫败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确地承认了这种“向内的转变”（the turn inward），即转向学术，转向一种严格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坎南，赫特的老师，其实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种更尖锐的论调表达过这一主题）。和这种“逃避”相关的赫特承认的那种学术追求就是“纯理论”（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构”（model building）：“经济学家可以投入到‘纯理论’——一个他可以逃避挫败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体操”视为从一种幻想破灭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来的一种智识撤退。这种逃避的理由是“一个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内的‘纯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科学”的假定必然带来一套和“价值自由”、“客观性”、“实证分析”和“科学方法”等被确定的理想准则相连的职业规范和标准，但是，正如韦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这种种准则的汇聚不能使人们单独地以某种准则为依据，而反倒使得它们相互依赖共同起作用。科学和已被接受的科学方法相一致，科学也是科学家说它是什么的东西，而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被赞许的职业制度和职业实践中，科学语言就等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许是有价值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经常没有认识到这种科学式的语言是一套相互连结在一起的信念体系，也没有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批评性地检验它。如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关于个人的诸多假定被检验，然后对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个预先假定的团体所分享；另一方面，这种集体忠诚却没有被检验，而且这些信奉变动的过程也大大不同于包含了上述假设的演化过程。”因此，那些转向学术领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这种转向是一种“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科学（换言之，一种学术上的）有它自身的进度和力量来为这种转向辩护。而且他们相信，从长期来看，发展了的科学将比和公众直接接触和交锋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为“向内的转变”所作的正当化解释。然而，在经济学学术界，这一正当化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检验的的信念上（我把这一信念称之为“伟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尔布鲁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纳以及麦克洛斯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提到过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意味着这个领域必然和自然科学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别。经济学职业界往往从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设开始推论，但是那些假设却基本上是错误的。格雷厄姆写到：“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总是处在怀疑之中；虽然那些‘科学’的支持者强行将他们的理论套进僵硬的科学形式中，这种为经济学“科学性”辩护的结果却使得这种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和应用极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术和大多数学术产品都没有获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要想获得学术承认就必须依靠那种很少考虑最终目标的精致的传统分析技术或者勤勉的对资料的收集。对手段的重视超过了对目标的考虑。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术精通程度的经济学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学会喜爱和运用这些技术了。” 不同的范式主义 这一“伟大的信念”依赖一套很强的已经成为“真科学”之标志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实践。换句话说，该信念是一种在学术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风格，或者一种范式。但是“范式”概念只能表明学术话语中的一种形式化风格，我们还需要一个足以表达对该范式强烈地坚定拥护的术语。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讨厌的歧义，我选择“范式主义”（paradigmaticism）这个词（一个可能的备选术语是“形式主义（formalism）”，但是该术语不足以表达对那种不需要数学化的范式的拥护）。在经济学职业界，范式主义是本书中的很多作者发现是错误的那种主张，因为，在经济学内部，他们看到了范式主义和以公共事务为导向的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不管表达的是否清楚，本书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对经济学界的范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该倾向使得经济学家们无法有效帮助政治经济领域的真正决策者。范式主义最主要的类型就是那种被本书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尔布鲁克明确反对的对正式模型建构的过分强调，在他们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纳，特别是麦克洛斯基，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反对。本书中的科斯和菲尔布鲁克反对的另一种范式主义就是那种因偏爱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归分析）而导致的对经验研究的过分偏爱。最后一种范式主义的类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种过分热衷于收集各种事实的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m）。 范式主义与相关主题的冲突 普通人不会思考或者谈论“范式”这个词。因此，要想使范式话语的传授有任何价值的话，就必须以一种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尽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纳和哈耶克表达过对范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赏，大多数的作者还是认为范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强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发现还不值得介绍给公众。这种反对是不太明确的；同时也存在一种经济学家在范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远的争论。那种“伟大的信念”坚持认为范式主义能最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学术职业界取得成就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本书的作者们指出了范式主义和经济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间的冲突。对于定量分析范式，科斯写到：“但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成本极为高昂，它占据了本该全力投入到发展传统理论的资源，也占据了对经济系统中非计量性部分的经验研究的资源。经济系统中难以测量的那部分习惯性地被忽视了，这导致注意力从经济系统本身转移到了测量的技术问题。”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对正式的模型建构范式发表了更辛辣的评论（想想这些评论写作于1942年！）：“最后，理论变得如此”科学“和抽象，以至于激起了数学家们的兴趣使得他们乐于在一个复杂的永远正在呈现的均衡中发展一种千变万化的概念和一种原子单位的没有摩擦力的游戏。均衡的概念使人联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种数学模型的“多产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这一模型建构的游戏会一直继续，直到越来越让人难以明白的经济学杂志中的某一页变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码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发深奥的模型建构者把所有不方便“运送”（freight）的事实都给抛弃了，直到“科学”达到一种境界，进入到了一个只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来越忽视理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的纯粹抽象的领域。”以一种相似的风格，赫特抨击道：“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过去四十年目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逻辑结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对丰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对于有些最多产的方法论发明家而言，他们的研究方式已经使得他们趋向于严重忽视一直存在着的作为科学之基础（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实用性。”赫特的批评性评论确凿无疑地针对由鲁宾斯坦（Joan Robinson）开创的那种研究方式，他还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未言明的、并且未被辩护过的对“伟大的信念”的确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构中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true science）。这种确信正当化了对其他不那么形式化

2. 萨缪尔森对经济学有什么贡献

萨缪尔森对西方经济学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即他的著作《经济学》一书中。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二者加以结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按照该体系，既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以把资本主义稳定于充分就业的水平，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和消费者最大满足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3. 维塞尔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是什么

维塞尔的贡献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价值的评定问题。他使用了“自然价值”这专一名词来指属他所描述的基于边际效用的评价制度，因为他相信这是一种“自然”制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他说：“即使在经济事务按共产主义原则制定的社会或国家中，货物不会没有价值。在那里正如在别处一样，仍然有欲望；可资利用的手段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欲望；人们的心灵仍然抓住他的所有物不放。一切并非供人自由取用的货物，不但被人们认为是有用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他们的价值的排列，将按可资利用的存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而那种关系最后终于在边际效用中表示出来。”

4. 加尔布雷思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什么

加尔复布雷思既是个知识广博的制学者又是个行政干才，他为新制度主义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制度的角度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前人未曾注意或很少涉及的“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也因此而成为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他运用演进的、整体的方法，即制度——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把经济制度、经济行为视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重新确定经济政策目标，即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产品的增加作为判断社会进步与否、发达与否、人们幸福与否的标准，不再以经济增长本身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

5.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

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经济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

他的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

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上的时候，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

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

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5)经济学对社会的贡献扩展阅读：

一、人物生平

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曾获托姆林奖金（Tomline Prize）。

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师从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

1906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为其第一部经济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13）作了大量研究准备工作。

1908年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务，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

其间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奖。概率论论文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A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为书名出版。

二、主导理论

凯恩斯以前的主导经济理论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又称传统经济学。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的五大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自动均衡”理论。

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经济都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达到均衡；商品的价格波动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变动能使储蓄与投资趋于均衡；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涨跌能使劳工市场供求平衡，实现充分就业。

因此，一切人为的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什么也不管的政府是最会管理的政府，应该信守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破坏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反而引起经济的动荡或失衡。

6. 经济学专业，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刺激经济发展，使人们生活水平更高。
让人们了解一些金融常识。

7. 费兰克·莫迪利阿尼对经济学的贡献有哪些

1918年6月18日，费兰克·莫迪利阿尼出生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犹太家庭里，17岁时提前两年进入罗马大学。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学生团体利特瑞里组织的经济学上有关价格控制问题的全国大学生论文比赛。这篇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除了获奖之外，莫迪利阿尼还得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即确定了研究经济学的方向。评定莫迪利阿尼获奖的评议员们忠告他，如果他潜心于这个领域，他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1936年6月，获得了罗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不久，鉴于欧洲行将陷入一场浴血战争，莫迪利阿尼与妻子便向美国申请移民签证，并于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抵达美国纽约。

战争使他们感到在美国的居留将是长久的。于是，他立即开始考虑如何最好地谋求在经济学方面的事业。他的运气不错，得到了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奖学金。这样，从1939年秋起连续三年，他每天白天贩卖欧洲书籍，晚上6点到10点学习。他努力工作，一方面要维持家居生活所需，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有第一个孩子；另一方面，专注于他所热爱的经济学。

马尔沙克还曾邀请莫迪利阿尼参加1940年末1941年初在纽约举办的一个非正式讨论班，参加的成员有A·瓦尔德，T·库普曼斯和O·兰格等，这个经历为他日后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1941年，马尔沙克离开新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莫迪利阿尼的正试训练便告终止。1942年，在莫迪利阿尼还是一个研究生时，马尔沙克帮助他在新泽西妇女学院谋得第一个教学职位。这项工作使莫迪利阿尼拥有了集中精力于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经济保证。

1944年，新社会研究学院授予莫迪利阿尼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同一年，莫迪利阿尼的第一篇论文《利息和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在有影响的《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精髓。这篇论文在把当时被一般人认为是同过去完全决裂的凯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统一起来。1944年，这篇论文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很快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1942年，莫迪利阿尼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一个住读学院——巴尔德学院的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师。这使莫迪利阿尼有机会体验一个美国学院校园的独特生活品质，特别是同那些第一流学生建立亲密关系。1944年，莫迪利阿尼以高级讲师的身份回到新学院，并在纽约世界事务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和汉斯·纳尔一起负责一个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结果最后发表在《国民收入与国际贸易》上。在这一期间，莫迪利阿尼还写出他对储蓄研究的第一篇文献，后来以杜森贝——莫迪利阿尼假说而闻名。

1946年，莫迪利阿尼申请美国国籍得到批准，而成为美国公民，1948年秋，莫迪利阿尼荣获声誉很高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学金，并受聘为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顾问，于是离开纽约。到芝加哥不久，他又接受了伊利诺斯大学的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位：“期望与商业波动”研究计划主任。不过，在1949—1950年的整个学年里，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的工作而获益匪浅。一年以后，他提升为伊利诺斯大学的教授，在那儿，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调到卡内基技术学院为止。但是，莫迪利阿尼继续与考尔斯委员会联系直到1954年。到那时，他通过几篇开拓性的论文和一本叫《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的书，确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这本书试图描述一个开放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理论，并且回答了60个行为问题。作者也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艰难地计算了这个模型的参数。这是早期的经济计量学著作之一。

1955年开始，莫迪利阿尼成为卡内基技术学院经济学和工业管理系的一员，他像该学院的许多同事一样，越来越把兴趣集中到研究有关企业经济学这个领域。他在卡内基任职，直至1960年为止。这个时期是富有成果的。1957—1958年期间，莫迪利阿尼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客座教授，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企业财政理论的杰作。这时，他与默顿·米勒合作发表了《资本值、企业财政和投资理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8年)。文中提出的理论是如此新颖理论的支柱之一。

1960年，莫迪利阿尼成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以后，除了抽出一年的时间去西北大学外，一直到现在他都呆在那里。在这个绝无仅有的学院和它的举世无双的同僚的支持下，莫迪利阿尼继续发展他早先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包括对货币主义者立场的批评，金融机制的归纳以及生命周期假说的经验检验。他还把他的兴趣引向新的园地，如国际财政和国际支付系统、通货膨胀的后果和治理、有广泛指标的开放经济的稳定政策，以及引向财政的各个领域，诸如信贷配给、利息率的期限结构和投机性资产的评估。

20世纪60年代末，莫迪利阿尼主持设计一个大型的美国经济模式，即由联邦储备银行资助的并且至今仍由它来使用的MPS模式(M指马萨诸塞理工学院，P指宾夕法尼亚大学，S指社会科学研究会）。他既有意大利人的热情，又有美国人的随和，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讲演者和优秀讲师。虽然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但是他一直关心着他的祖国，曾用意大利文写过许多关于意大利经济的论文。

莫迪利阿尼“因为在家庭储蓄和公司资金筹集活动方面的创造性研究”，获得198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迪利阿尼在经济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在50年代与美国经济学家R·布伦伯格(RichardBrumberg)和A·安东(AlbertAndo）共同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一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这也就是说，人是具有理性的，为了在一生中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水平，并使一生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就不能根据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支出，而是要根据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与财产来决定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因此，人们会把他们当前和未来预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个时期。在每个人生命的不同时期，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关系。在工作时期，收入大于消费；在退休之后，收入小于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稳定的。这一假说是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重要发展。它已被统计资料所证明，并被广泛接受。莫迪利阿尼的另一个贡献是，与美国经济学家M·米勒(MertonM稨iller)共同提出了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这一定理的基本内容是，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条件下，资本成本是资本预期收益的资本市场价值之比。公司资本分为股权资本和借入资本。由此得出，企业只有在投资的收益大于或等于资本的成本时才会投资。决定投资的不是利率水平，而是资本成本。是增加股权资本，还是增加借入资本并不影响资本成本，也就不影响投资决策，这一理论对国家从宏观上调节投资与企业投资决策都具有指导意义，已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

根据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心理学定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储蓄将增加。因此，凯恩斯认为，在一经济增长时期中，总量储蓄所占的国民收入的份额稳定上升。

这个负有盛名的定律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储蓄的经验观测数据中找到了根据并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但是，1942年，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凯恩斯理论和统计数据相矛盾：在美国尽管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长，但国民收入中的储蓄份额并无长期的繁荣现象。这个矛盾被认为是一个悖论，不久就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就是莫迪利阿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布伦伯格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家庭储蓄理论：生命周期假说。

该理论发展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为估计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提供了准则。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这一理论“在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时，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并称赞它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

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一般将可用于消费的财富在一生中平均使用，他们在有赚钱能力的年代里积累足够多的钱，以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同样的消费水平。而此假说通过严格的数学形式推出许多与凯恩斯迥然不同的结论。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决定于他的收入，还决定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说也对凯恩斯—库斯涅茨悖论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生命周期假说原本是对个人而言的一种储蓄行为理论，但后来，莫迪利阿尼将其扩展到关于总量家庭储蓄中。这个理论概括起来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储蓄并不是如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来决定。二、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三、储蓄既然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四、一个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于边际赋税率的倒数值。

莫迪利阿尼的另一贡献是阐明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公司及资本成本的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它的中心内容是：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另外，在投资政策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

8. 弗朗斯瓦·魁奈对经济学有哪些贡献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巴黎学医，后成为名医，曾写过医学和生理学论文。1749年出任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1752年被封为贵族。约在1753年，魁奈将近60岁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由于当时政府推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法国农业衰败、经济停滞、财政陷于困境。致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和赋税问题成为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

魁奈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6)、《经济表》(1758)、《农业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1758)、《经济表分析》(1766)等。

魁奈以“自然秩序”的思想研究经济学，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自然秩序”，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秩序”并使制定的政策法令与其相符合时，经济才能正常发展。相反，如违背“自然秩序”，经济就会遇到破坏。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在于探寻经济运动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理论是魁奈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按照魁奈的解释，“纯产品”是指农业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从价值的观点看，“纯产品”就是指农产品的价值减去为生产这些农产品所耗费的价值的余额，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财富不是货币，而是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他认为，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因此，流通领域不可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部门才是生产部门，而这样的部门只能是农业部门。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果，不仅会使生产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得到重新补偿，而且会带来一个增加额。由于他没有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只是从使用价值来考察“纯产品”，因此，不理解资本主义工业也生产“纯产品”。但他完全从生产领域来研究“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是他的科学功绩。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划分。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收入，即“纯产品”来生活。不生产阶级，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和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来源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魁奈试图从社会成员对“纯产品”的关系的角度来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阶级划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魁奈对“资本”概念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农业才是“纯产品”的惟一源泉，因而只有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的资本，工商业资本不是生产的资本。魁奈把农业资本区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年预付”就是每年要预付出去的那部分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资等。“原预付”就是几年预付一次的那部分资本，如牲畜、农具、仓库、房屋等。在再生产过程中，“年预付”全部进入生产费用之内。“原预付”只部分进入生产费用之内，需要在若干年之内，才能完全得到补偿。魁奈对农业资本的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他所说的“原预付”即相当于固定资本，“年预付”即相当于流动资本。

魁奈阐述的“纯产品”、社会阶级结构和资本的理论为他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准备了前提条件。他的这种分析，体现在他的著名的《经济表》中。魁奈的《经济表》有原表、略表。《经济表》的原表发表于1758年，但由于图解复杂，很难理解，所以流传不广。1760年魁奈为说明“原表”，写了题为《经济表分析》的论文，并把图解加以简化。经济表所分析的，实际上是当时法国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和再生产问题。把资本运动表现为再生产过程，为科学地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该表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作基础，片面地把农业视为惟一的生产部门，没有把工业品列入社会总产品中，也没有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门，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最终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

9. 经济学对人们生活的贡献有哪些

1，什么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专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属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2，经济学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

人类生活在这个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经济学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质今日人类已经不能够离开经济而单独存在。我稍微归纳一下，经济学对于人们生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经济学的发展促进社会大分工，分工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提升。
B：经济尤其是自由经济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提升，人们的欲望得到越来越大的满足。
C：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文化发展，尤其是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更加的自由，开放。
D：经济学的不断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及金融衍生品、保险、信贷等产品的出现，能够使个人价值最大化，企业进行分散风险，更具发生潜力。
E：当然，经济的系统风险也会带来各种经济危机，大萧条等，使社会受到很大伤害。

10. 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 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归属
2008年12月13日第一百零八届诺贝尔奖
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地域所作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七届诺贝尔奖
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芝加哥大学的马斯金，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的罗杰·B.迈尔森因奠定机制设计理论基础而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6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六届诺贝尔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埃德蒙-菲尔普斯因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杰出贡献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通货膨胀及其对失业影响之间的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5年12月14日第一百零五届诺贝尔奖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数学研究院教授罗伯特-奥曼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托马斯-谢林因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而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4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四届诺贝尔奖
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因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3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三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因他们在经济学时间数列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而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2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二届诺贝尔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因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因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因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12月10日第一百零一届诺贝尔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彭斯、乔治·阿克尔洛夫，三位美国教授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0年12月10日第一百届诺贝尔奖
詹姆斯· 赫克曼、丹尼尔·麦克法登因发展了能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9年12月10日第九十九届诺贝尔奖
罗伯特·门德尔因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缉范光既叱焕癸唯含沥济学奖。

1998年12月10日第九十八届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因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做出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7年12月10日第九十七届诺贝尔奖
美国科学家迈伦·斯科尔斯因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罗伯特·默顿因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并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因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6年12月10日第九十六届诺贝尔奖颁发。
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莫里斯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威廉·维克瑞因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5年12月10日第九十五届诺贝尔奖
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因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4年12月10日第九十四届诺贝尔奖
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约翰·海萨尼、莱因哈德·泽尔腾因在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从而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12月10日第九十三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因通过使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来解释经济与机构的变化，因而更新了经济历史的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2年12月10日第九十二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因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方面的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1年12月10日第九十一届诺贝尔奖颁发。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因揭示交易价值在经济组织结构的产权和功能中的重要性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0年12月10日第九十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威茨因发展了有价证券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米勒因对公司财政理论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夏普因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式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12月10日第八十九届诺贝尔奖
挪威经济学家霍韦尔莫因提出验证经济理论的方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12月10日第八十八届诺贝尔奖
法国经济学家阿兰因市场理论和高效利用资源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7年12月10日第八十七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因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因素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6年12月10日第八十六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领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5年12月10日第八十五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因储蓄和金融市场的开拓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4年12月10日第八十四届诺贝尔奖
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因创立了计算国民收入的统一会计制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3年12月10日第八十三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德布勒因供求理论的数学证明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2年12月10日第八十二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因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影响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1年12月10日第八十一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因金融市场及其对企业和家庭消费的影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0年12月10日第八十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因商业波动经验模式的发展分析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9年12月10日第七十九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因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农业经济理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年12月10日第七十八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因研究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决断过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7年12月10日第七十七届诺贝尔奖
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因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因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移动理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6年12月10日第七十六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因消费分析·货币理论和经济稳定性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5年12月10日第七十五届诺贝尔奖
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斯因资源最优利用理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4年12月10日第七十四届诺贝尔奖
瑞典经济学家米达尔、英国经济学家海克因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首创性研究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3年12月10日第七十三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捷夫因发展了投入产出分析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2年12月10日第七十二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阿罗因一般经济平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1年12月10日第七十一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因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0年12月10日第七十届诺贝尔奖
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森因对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9年12月10日第六十九届诺贝尔奖
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荷兰经济学家丁柏根因创立计量经济学，运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活动而共同获得首次设立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