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应用

Ⅰ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

基于演化理论的逻辑并综合有关文献，我们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历史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指着重于经济发展的过程，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温特和纳尔逊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奥地利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市场过程的演化理论方面。
我们将演化经济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具有特色的方法归纳为：第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个体群思维的具体化。把变化设想为个体发生还是系统发生，取决于我们想对研究对象作出描述的层级水平。演化经济学通过在不同水平上进入系统层级来处理复杂性，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内容取决于研究进程所采用的视角。演化经济学用群体统计特征的变化来测量演化，关心给定群体中某种行为变化的频率。第二，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演化经济理论重视历史和地理差异分析，重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特殊性。通过对分析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同一经济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部规律性。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系统，意会性知识在同一地理领域中易于传播和扩散，所以，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和模式会出现差异。第三，比较方法。演化理论认为，通过经验观察，所认识到的经济系统内部机制往往具有不完全规律性。基于这种粗略形式或半规律性，可以猜想，某种相对持久和潜在的可识别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通过比较，可以确认何种因素如何导致半规律性产生，以此为基础，再运用类比和隐喻等回溯法，就可确认事物的深层因果机制。第四，动态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解释变量如何历时变化，通过说明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的，来解释它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

Ⅱ 演化证券学的内容简介

演化证券学（EAS）是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前沿交叉学科，综合运用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思想，剖析股票市场所发生的资金博弈行为背后的本质与奥秘，为证券市场演化分析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以生物学范式（Biological Paradigm）详尽阐释股市运作的内生动力机制，提出了一个解释股市波动逻辑的全新思路和方法，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与现代金融学“理性人”、“有效市场”等各种理想化的前提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探索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
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颠覆了人们对于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认知，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其理论和方法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长期研究与实践，而且以市场生态为重要研究导向，因此，对于真正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股市运作逻辑的生物学解读、世界首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演化证券学彻底摒弃证券市场行为分析中普遍流行的数学和物理学范式，力图应用实证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方法，拓展人们对股票市场波动本质的真正理解；长期而言，股票价格由企业的内在价值决定，但中短期而言，股价波动在本质上是生物本能和进化法则共同作用的产物！股市波动既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线性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也不是随机漫步理论认为的“布朗运动”，而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
由于传统证券投资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缺陷。演化证券学与传统投资理论的重要区别，除了“人性假设”和“范式框架”之外，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演化证券学重点研究股市运作的内在机理及相关逻辑关系（尘埃如何落定），而传统理论侧重于解释波动发生的现象及结果（尘埃落定后的世界）；
(2)、认为市场行为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多样性(心智模式和行为表现各异）、复杂性（理性和非理性交织演化、乐观和悲观频繁转换）、应激性（正常和过度应激、显性和隐性过度应激）和自适应性（非线性反馈机制和路径依赖）；
(3)、强调投资者的优先目标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其可持续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适应性”，而不是“完美性”。在动态演化的视角下，现实市场环境中投资者的实际行为，通常表现为“竞争和适应”，而不可能达到“最优”，片面追求盈利最大化，恰恰是投资者最致命的认知缺陷！
其实，经济演化思想很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中，即使在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就向人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的质问。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承认，演化的概念比静态的概念更复杂，因此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仍然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性为主。并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宣称：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奥地利学派对基于数学的均衡分析，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数学是功能的、侧重形式的，不能带来对基本经济联系的任何真正理解，数学化经济关系的努力是无用的。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试图把经济学变成纯粹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成为由一系列自明的命题构成的知识部门，就像数学和几何学一样，它们只受内在自恰性（Internal Consistency）这个标准的检验，而不受实际行为和外部信息的影响。
由于受相应研究和表达工具的限制，演化路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于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无法满足当时普遍萌发的经济学研究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经历了持久的争论之后，经济学就逐渐把自己类比成物理学或数理科学，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以致于均衡分析被公认为主流经济分析的工具。尽管演化思想曾经在理论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内含的演化路径却因学术表达上的困难等原因，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跨学科方法是解决经济和金融市场复杂性问题的最佳途径。二十世纪末期，“演化经济学”终于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从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视为当今经济学家的一种范式时尚与趋势。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 。近年来，演化理论与金融学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尽管其力量还不足以和传统金融理论抗衡，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2002年在苏黎世瑞士证券交易所召开了“演化金融”的专题会议；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关于演化金融学研究进展的专刊；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是达尔文，而非亚当·斯密。
相对于庞大而繁杂的经济金融系统，股票市场毫无疑问是探索证券演化分析范式“科学性”的绝佳实验室，而且是测试其理论与方法“适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更加客观对各种流行理论的真伪优劣作出正确判断和验证。
创新总是从不同专业领域的边缘开始的，作为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边缘交叉学科，演化证券学的理论体系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也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许多人的开拓性工作和许多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够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除了顽固的线性思维定势外，西方社会一直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
这符合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演化博弈论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理论多学科融合的不断深入，演化证券学的最终崛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的研究探索越深入，离股市运行的客观规律就越接近，也就越能够在股市的生存博弈中占得先机。

Ⅲ 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演化经济学是什么

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专，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属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Ⅳ 演化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新制度经济学
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 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企业理论
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 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编辑本段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定
1.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在财富与非财富之间进行权衡，寻找均衡点，实现非财富价值不能总以牺牲个人财富为代价。） 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等，非财富最大化往往具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 个人非财富最大化行为的四种动力： 爱、团结和其他利他主义思想，在家庭、小部族和朋友之类的小群体起作用； 受到胁迫和威胁； 预期为别人做事可以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副效应； 心理上得到满足或至少良心不受责备。 2.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有限理性。(人不能对稀缺的世界作出正确的反映)。 原因： 一方面，环境复杂，参与者众多，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性因素多，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够，信息太多和太少一样不理想。如到书店买书，考试划范围等，信息太多反而累人，关键是要有用的信息。 “信息悖论”：信息搜寻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因为在搜寻之前不可能知道信息价值。 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还是不对称的。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事前不对称 ，如买房、看电影等。二是事后不对称 ，如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许多买卖关系等 。又如：二手车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网上销售、国有企业亏损等。 另一方面人对环境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无所不知。 3.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人的机会主义的二重性 ： 与冒险、寻找机遇、创新联系，对立面是保持现状； 把成本、费用转嫁给他人，损人利己。

Ⅳ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及其内涵

1、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没错这里它包含了两个意思，人是自立的，人又是理性的。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事情和如何做事情有利于自己你追求和满足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2、资源稀缺假设。学习经济学就必须要认可资源的稀缺性，不考虑成本的选择，这是没有意义的，从另个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发展自我制造出来的，由于人类需求欲望的追求，资源的稀缺性不仅仅是假设，更是符合现实的事实。

经济学内涵就是研究所有的人类行为。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选择，还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研究人的集体行为，以及研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变迁等。

可见，从个人的一生，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合作，人类经济的增长和制度的变迁等等，都在经济学关注范围内。

(5)演化经济学应用扩展阅读：

从经济学所用的工具和所涉及的学科上来看，为了研究人类行为，经济学几乎无所不用。经济学要研究人的选择，就要研究人做选择的动机，研究动机就要追溯人的心理和需求，研究人的心理和需求就要追溯到人性，研究人性就要追溯到人的生物构成，包括大脑的神经系统等，

未来，经济学的研究肯定是各种学科的交叉应用，比如，中国的经济学狂人汪丁丁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专家，他即是史学家，又是生理学家，生物学家，神经学家，数学家，以及哲学家。经济学涉及的知识之广深，使用的工具之繁多，确实是大多数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Ⅵ 据花旗银行演化经济学分析谁在走上坡路

中国

“要解决经济换挡期的问题，只有发掘新增长动力，那就是人人创新版、处处创权新。”姚景源说，只有创新，才能焕发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能量，替换过去依靠三大投入的状况，变换发展动力。
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成效已显。据国家发改委数据：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169项任务全面启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加快发展，众创空间已超过4200家。

Ⅶ 演化经济学的释义

演化经济学研究竞争中变化发展的市场过程，对应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它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被视为一种甄别的机制。与演化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有：演化证券学、演化金融学等。
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
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发展历程
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 “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
学科应用
目前，与演化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就是演化证券学。它是运用生物进化原理系统阐释股市运行机理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新领域。与现代金融学的“理性人”、“有效市场”相关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揭示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前沿科学。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颠覆了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理论，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作为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演化证券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它摒弃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和理想化假设，揭示股市运作背后的生物进化逻辑，指出股市波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其典型特征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和节律性等。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波动轨迹难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确预测的最根本原因。
只要认同演化证券学的基本原理，把股市看做是一个独具魅力的鲜活复杂的生命有机体，而不是一台甘于被人随意摆弄的呆板机器，运用演化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市场，那么，我们就能够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摆脱错误思维方式的束博，清除认识论上的盲点，规避方法论上的误区，建立起真正符合股市内在运行规律的正确方法。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被市场的表象所欺骗，早日获得持续性盈利能力。
学科特征
1.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
2.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
3.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4.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5.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
6.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前沿问题
1.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
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的。比如说在一个飞机制造企业中，里面有大量的工人与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通晓物理的一般规律，但是只参与制造飞机的极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个创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新的飞机可能不是那个专门负责飞机设计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别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作为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工程师不大能够预测到这个产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将来会产生哪些新的产业。这也是对演化经济学的最大的挑战。
2.制度方面的挑战
在演化经济学中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变迁时，不能够忽略到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如果你考察半导体产业以及别的一些产业，你会发现制度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才导致了半导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演化经济学应该考虑到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演化和技术变迁造成的影响。
经济政策观1 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
演化经济学凸显了时间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建设性作用。时间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变迁是一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而且还包括着过去沉积的历史对未来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历史是重要的。在任一历史时点上，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是其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它们在过程中为下一步提供了出发点……昨天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机械似地残留下来的环境都对今天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制。”
经济类型是历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所谓经济类型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所保留下来的由主导的经济态度、原则和规范所产生的特定的经济精神，经济秩序中各种各样的规则和其他经济关系以及由技术累积性发展所产生的特定模式。经济类型的特定性说明了不同的国家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同因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因果累积而产生的异质性。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任何经济问题的分析包括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恰如萨巴蒂尔所指，“政策产出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内活动并做出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受到公众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最终受到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类型中，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等通过政治的作用、古老的传统和绝对的信念维系着权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连续性的保障，除非发生“间断均衡”式的革命，否则它根本上就不可能被重构。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本国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或失范等问题。
2 创造力原理
人类创造性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来的，他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在与真实的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是人类学习的基本组成部分，何梦笔将其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既不是“欲望的血球”也不是机器中的螺丝，他是能动的，恰如马克思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遵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念，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心灵的概念是一种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对印象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的机构”。当情境感知－行为－满意结果这种惯例性的反应程序不能解决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时，它就召唤着想象、反思和创造性的思维。人的行为是由过去的习惯、当前的情境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共同决定的，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人的重要特性。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想象。
能动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是个体独创性的结果，它源自于个体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变意会性和特异性的知识和技能。
3 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
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的特性。极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府在试图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最优解决途径方面显得软弱无力。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而且他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环境和政策后果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复合效应。“所谓的‘复合效应’,指的是一系列行为组合起来的后果……情况似乎是这样：人人为之，可又无人为之。”经济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动方式，而其结果取决于大量的非串谋的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共同结果，如同马克思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一般，无法预测。
2.能力-困难缺口。能力-困难缺口意味着个体决策能力与解决问题的困难之间的差距，不同行为的结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么，有什么经济特征；最好的行事方式是什么，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什么。能力-困难缺口的存在意味着选择的惊喜与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不确定性。
3.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和选择能力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后果的影响。如哥哈德·崴格讷认为演化的经济政策强调政策可能带来的非预设的、负面的效应和市场参与者的创新行为。而我国学者杨瑞龙将人们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创新性行为总结为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四种方式。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应该遵循意外原理，所谓的意外原理便是由于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与预先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经济政策制定时需要目标具有模糊性，从而具有容许行为人创造性行为的空间，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问题、战略、规则在理解上的不同，进而利用和尊重多样化地方经验，从中获取进一步的经济政策的启示或修正。恰如罗森博格所言：“我们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计求索的结果或预先决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最快捷的途径。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行动不能被计划。”
4 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
演化经济学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是在特定时空中通过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不可逆过程而形成的，所以从历史重要到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创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说明了经济政策既受到来自历史沉积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的结构性约束作用，又受到来自人类有意识的动机、无意识的意会性知识以及可能的意外结果的综合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不能只是预测，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进行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时空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所以演化经济学提倡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
演化经济学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过输血来治疗一样，许多经济危机也不能通过数量型政策治愈，它必须通过复杂的质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统转变来解决。”数量上的问题大多都与结构性因素有着诸多因果关系方面的联系，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更多的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结构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网络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则是“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唯一的一种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用于实践中的组织，因此，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也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但随着经济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识所具有的意会性与不可符号化的性质，不同知识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也就成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和促进不同制度、组织如政府、市场、企业、产业群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学习、互动和适应，从而生成并扩散创新，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就是演化的创新政策的宏观政策。
5系统政策观
演化经济学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便是将创新看作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统论的，所以国家作用的理论根据就是解决系统失效的问题。系统失效主要表现在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性研究不匹配、技术转移机构失常以及企业的信息不足与吸收能力低下等。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就在于在技术－经济范式更迭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技术经济机会，提供有效的关联。系统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6 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
演化经济政策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政府必须要提供制度空间允许并鼓励试验，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质实质上是指不依赖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并将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过程。霍弗和波尔特指出，创新的演化政策需要处理的是多样性、竞争和合作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多样性提供创新并容许不确定性的存在，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联系和互动。为此，政策尤其应该支持和鼓励实验性的行为，比如集中精力把创新和知识作为能力的基础，宽恕可能发生的“错误”并从中学习。
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就为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政策学习”的框架。斯蒂恩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政策学习。
1.信息处理。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
2.制度借鉴。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
3.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
政策学习概念的提出说明了政府行为的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反应。
演化经济学的这六项经济政策基本原理并不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释并总体上被把握的。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无论是对转型经济和我国改革历程的理论解释，还是就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演化观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Ⅷ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怎么样

论文集，抄有几篇很经典啊。袭 霍奇逊、赖纳特，这两人要火，或者已经火了，或者，火得还远远不够。 决定好好研读他们的书。以前人穷怪物饥很是可耻，经济学思想真是挺博大的，必须拓得够宽，才能找到契合自己思想的研究体系。 还限制字数。 不想说太多，内容博大，还需要消化很久，很多关键性的概念和核心思想，强烈推荐自己看吧。

Ⅸ 演化分析的应用

人类对于股市波动逻辑的认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世界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能够令人信服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200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我们应当牢记，股市定价并未形成一门完美的科学”；201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罗伯特·席勒等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也许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测。
作为全面和系统阐述股市中短期波动逻辑的理论创新体系，演化证券学对股市的各种复杂因果关系，具有颠覆性的强大解释力、推理力和说服力，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演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长期研究与实践，而且以市场生态为重要研究导向，因此对于真正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演化分析方法论并不试图为股市波动轨迹提供“想当然”式的定量描述和预测，而是着重为投资人建立一种科学认识和理解股市波动机理的全新分析框架，以帮助投资人摆脱对各种复杂因果关系理解的简单化、表面化、理想化倾向，以及对待市场波动的线性思维定势，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从股市的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和周期性等方面入手分析和处理问题，对市场的中期或重大波动行情做出正确判断，从而达成在风险市场中长期稳健获利的目标。
大量事实证明，投资人股票交易的许多重大损失，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操作技巧的某些失误，也不在于智力高低或知识多寡，而是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就是大多数投资者无法在股市中取得长期良好业绩的最根本原因，确实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跨学科方法是解决经济和金融市场复杂性问题的最佳途径。二十世纪末期，“演化经济学”终于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从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视为当今经济学家的一种范式时尚与趋势。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近年来，演化理论与金融学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尽管其力量还不足以和传统金融理论抗衡，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2002年在苏黎世瑞士证券交易所召开了“演化金融”的专题会议；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关于演化金融学研究进展的专刊；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是达尔文，而非亚当·斯密。
相对于庞大而繁杂的经济金融系统，股票市场毫无疑问是探索证券演化分析范式“科学性”的绝佳实验室，而且是测试其理论与方法“适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更加客观对各种流行理论的真伪优劣作出正确判断和验证。
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被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演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那么，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演化博弈论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经过投资人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它就终究会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并成为证券市场极具竞争力的分析方法。
演化分析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开放性、可扩展性，有兴趣对股市波动机理做进一步探讨的投资者，可详细研读索罗斯的经典著作《金融炼金术》、罗伯特·席勒的《非理性繁荣》，以及马克·布坎南的《隐藏的逻辑》，前者的“反身性理论”、“非线性反馈机制”与演化分析体系中的“适应性”、“可塑性”观点可谓殊途同归，后者关于人类行为“模式”的论述，则与演化证券学对股市运动内在“属性”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而江恩理论的时间法则，虽然与演化分析体系中的“节律性”有共通之处，但逻辑基础有所不同。

Ⅹ 浅谈经济理论的演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指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开始、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意味着资本密集，当相关产业通过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后，能够迅速增加社会财富，继而持续推动本领域和其它领域的工业化革新和生产。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作坊，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密切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世界霸主。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也纷纷加入工业革命的行列，中国清朝当时闭关锁国没有赶上这个潮流，于1860年被英国打开国门。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19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生产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争夺市场资源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也促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列强加紧对外侵略扩张，由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争斗很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爆发。中国在此期间开展了“西学东渐”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

纵观前三次工业革命，可以发现他们对世界发展的共同影响有：

①都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工业布局的新变化。

②都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第一次导致近代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第二次，垄断组织产生，并与国家政权结合，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化，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③都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第一次，确立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殖民扩张造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第二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世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第三次，推动了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联系日益紧密。

第四次工业革命

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技术力量不断推动人类创造新的世界。智能科技，正以改变一切的力量，在全球范围掀起一场影响人类所有层面的深刻变革，人类正站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前沿。智能科技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来势汹涌，锐不可当。

这一次工业革命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无论是移动网络和传感器，还是纳米技术、大脑研究、3D打印技术、材料科学、计算机信息处理……甚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辅助效用均是此次工业革命涉足的领域，而这样的组合势必产生强大的联动力量。此外，此次工业革命不再是某一个产品或服务的革新，它是整个系统的创新。这场革命将对社会、经济、金融，包括个人带来巨大的影响。

四次经济学革命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对于经济学的认识也需要变化。这也可以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在农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土地跟农民。

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资本、机器（机器是固化的资本）、流水线上被异化了的人。工业时代早期考虑最多的是异化的人，因为人也被当作机器在处理。人只是流水线当中的螺丝钉。

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最核心的资源，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就是德鲁克在上个世纪末讲的。企业的管理也会从传统的多层次走向更加扁平、更加网络、更加生态的方式。让知识工作者真正能够创造价值，变成任何一个组织和整个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突破的地方。

到了智能科技时代，技术特征正在影响我们周围的商业逻辑。

这意味着，

农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学是一种贫瘠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verty）；农业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整体的分子；

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学是一种稀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carcity），工业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有形的原子；

互联网时代是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又名富足经济学），构成互联网世界的基本介质是无形的比特；

而智能时代则是共享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haring），构成智能时代经济体系是具备智能属性的节点。

这是我们理解的经济学变迁，具体到主流经济学，也经历了经济学的四次革命与四次综合。

第一次革命与第一次综合

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1776）为标志，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以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为标志，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生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

第二次革命与第二次综合

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所谓的“边际革命”，其标志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Hermann Gossen）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利昂·瓦尔拉斯（LeonWalra）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边际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包括劳动投入）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即边际效用理论。

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为标志，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第三次革命与第三次综合

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为标志，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第一次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

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分析基础》（1947）为标志，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

经济学第四次革命是指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以及以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Neo-Economics）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假设与范式。这次革命发生的时间，基本与人类社会进入以“信息文明”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相契合。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具有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分工的鲜明色彩，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跨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谓“科学理性”和“科学分工”进行全面反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

目前，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全面的理论危机。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人假设”的置疑与批判，预示着经济学基础理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与重大创新。预计未来5-10年之内，一个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颠覆性的、超越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将展现于世人眼前。

这就是经济学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的前景。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我们将如何应对？又该有何种作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