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新旧医改的区别，为什么实施新医改，新医改遵循的主要原则及内容！
新医改方案能给中国民众带来哪些实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今天正式出台，作为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远大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它能为中国内地广大民众带来哪些实惠？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的回答是：新方案实施后民众看病自付比例会降低，药价会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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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说，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将探索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指南体系 避免随意性，提高质量，同时引进卫生经济学概念制定既能体现技术含量，又与现有国力、基本医疗承受能力和公众的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标准化的诊疗方案，逐步实现按照病种付费。
他透露，明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投入还将增加，大病补偿的封顶线会达到城乡居民收入的六倍；新农合的补偿率可能从去年的百分之三十几，明年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陈竺认为，医改的难点是公立医院改革。因为公立医院是体现公益性、解决基本医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主体，矛盾问题比较集中；要体现公益性，就要扭转过于强调医院创收的倾向，让其成为群众医治大病、重病和难病的基本医疗服务平台。
要实现这一目标，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要退出舞台，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在大卫生系统下探索管办分开形式，建立有专家，政府，社保和民意代表参加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施行“优劳优得”的内部管理。同时实现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良性互动，建立社区和乡镇的医疗卫生机构的首诊制。
陈竺强调：医院收入来自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诊疗活动补偿，也包括个人支付的一部分。坚持公益性就不能把创收作为主要目的。改革方案提出今后三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意味着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会明显增加。
陈竺透露，目前医疗卫生技术服务的劳动价值在价格政策上尚未合理体现，某些高难度手术和医生出诊费应适当调整，何时和如何调整需具体研究。
他说，要通过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实现药品全部零差率销售，给民众带来更大实惠。对于公众关心的儿童白血病，将考虑列入大病统筹，建立补偿保障制度，通过合理诊疗，控个费用，应用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在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内，能够实现基本医疗服务。
在公共卫生方面，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实现均等化的服务，包括个人健康档案的建立、预防接种、慢性病的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等。
陈竺称，目前国家卫生的总支出费用是每年一万一千多亿人民币，公共财政投入增加，使个人支出的比例已从最高时的百分之六十降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十几了。今后三年如每年政府再投入两千八百亿， 个人付费的比重就会再下降，这对于缓解群众看病贵会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陈竺指出，实施医改是重大民生工程，把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是政府责任的体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能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
『贰』 谈谈你对当下中国医改取得的主要成效
本报华盛顿月28日电
（记者张旸）世界银行首席卫生经济学家蓝根博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实现医保全覆盖的新步骤》的文章，指出从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至今，中国医改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人类发展部主任的蓝根博，从2008年起，开始主要负责中国的卫生经济和医疗保险的发展研究工作，对中国的医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中国的医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在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改革计划的第一阶段，中国政府在过去3年投入了1250亿美元启动资金，全面推进医改五项重点工作，将医保覆盖率提高到全国人口95%的水平。
蓝根博称，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农村向城市化转型使中国加快了迈向全民医保的脚步。“中国意识到，在宏观经济方面，应该把注意力从以生产为重点，转向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特别是增加新的医疗保险项目，与减少家庭储蓄率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如果增加医疗保险的人口覆盖率，则意味着更多家庭可在消费品领域扩大开支，这更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蓝根博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医改取得的成果史无前例——从开始运行，到扩大覆盖范围和持续改革，对宏观经济的重新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称：“特别值得一提和令人惊叹的是，在过去短短的十年中，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规模也已扩大到8亿多人。”
蓝根博认为，尽管中国医改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要实现全民医保、提高财政保障和进入医疗服务社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叁』 政治问题，关于医改，希望给得全面点。谢谢。
一个月前，《健康报》某大牌记者问我怎么不去参与“医改方案”，我当即表示，对那种事不感兴趣，现文字叙述如下：（不感兴趣四个字好象很洒脱，可惜的是万博士不是个超脱的人，因为单这篇文章就足以证明万博士感兴趣得很。俺倒感兴趣的是，万博士的“不去参与”是没有资格参与还是有参与的资格而不屑去参与？其实没有资格参与并不倒霉么，俺们可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伙喔。好象能不能参与“医改方案”，也不是“《健康报》某大牌记者”说了算的么，万博士又何苦将他抬出来唬人？呵呵，一个博士，却很有点江湖人的味道哪。）
一、“医改”决策程序充满了“帝王统治”的色彩，缺乏科学性
在中国历代，当皇帝遇到问题而拿不定主意时，往往采用两种办法：
一种是苦思冥想，然后自己独断决策，这样的决策方式往往也带来两种结局，或祸国殃民，或国泰民安，祸国殃民者被称为昏君，国泰民安者被称为英明领袖。这样管理国家的方式极端地不可靠：把一个国家的兴旺衰败的希望寄托于一人，“一人昏”则整国昏，“一人明”则全国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管理方式就是如此，邓小平就属于“一人明”的国君，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对他提出非议。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遇到问题拿不定主意，便去问宰相和大臣，于是，宰相、大臣们在朝廷上各抒己见，却几乎都是“屁股指挥脑袋”，因为很少能做到换位思考，所以朝廷上吵个天翻地覆，皇帝为难了，然后去找师爷。如果有某个大臣或师爷的主意被皇帝认为不错，就被采纳而实施并执行。
不管皇帝找到谁，采纳谁的主意，这种方式也是相当地不可靠。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主意”充满了“计谋”的色彩，而“计谋”缺乏科学性，“计谋”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计谋”不是成功的必然，对决策的成功只具有偶然性。我们至今还喜欢谈“献计献策”。
二是因为缺乏评判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那样的标准只有一个：符合皇帝的意愿。这又回到了前面第一种情形，不可靠。
第二种情形的皇帝是属于开明的皇帝，因为皇帝深知，他个人不可能穷尽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深入了解所有问题的细节。中国目前“医改方案”的制定和以上情形非常类似。
早期的“医改方案”被一个叫葛延风为代表的人物彻底否定之后，于是医疗卫生行业乱了方阵，前部长高强喊出“手中无把米，叫鸡都不来”，很显然看出“大臣”们在“屁股指挥脑袋”，在各个部委无法弄出一个像样的方案后，便请来了各方师爷——北大、清华、北师大、复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致于麦肯锡和世界银行。
这样的做法虽然开明，但决策的程序表明了它的非科学性，如果我们再去重复古代帝王的做法，不仅仅会因为决策程序上出问题，而且也会因为当今复杂多变的环境而变得束手无策，这也是“医改方案”迟迟不能出台或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科学的决策需要“理性的决策”。（说得不错，是个有学问的人,但以上说的不就是体制问题么，而在本文的最后，万博士却声明：“必须拒绝的评论：把此问题归罪于中国的体制”，“中国的体制招谁惹谁了”，呵呵，好象很是自相矛盾喔。一篇不长的文章有这样明显的矛盾，倒让俺想到：人家是大臣、师爷的角色，恐怕等万博士参与了，就只剩太监的角色了。）
二、别对目前的“医改方案”抱幻想
“一群不懂的人，他们研究不懂的问题，研究出不懂的结果告诉不懂的人，造成不懂的结果在不懂的人群中流传，更多不懂的人在参与评论，如果你不懂去问他们自己，他们也不懂”。是为中国医疗行业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目前参与“医改方案”设计的人个个无能，这话可能言过其实，但的的确确看不出他们的真正的能力和水平。在许多基本问题连自己都没有弄懂、没有界定清楚的时候，盲目投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片茫然中找不到北，以致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以上问题好象又说得不错，可惜并不新鲜哪，并且万博士这样指手划脚，是不是就是属于懂的人了呢？）
（一）先看几个基本问题
1、“医改方案”到底是一个什么方案？
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医改方案”本质上就是一个未来中国卫生事业战略发展规划。而战略发展规划需要懂得制定战略的人士来参与，并不是几个经济学家、卫生学家、甚至是曾经把中国卫生事业引入歧途的卫生经济学家来参与，这里面只看见有一家单位有资格，那就是全球战略规划专家——麦肯锡。（方案就是规划？俺糊涂了，所以查了查有关的概念，得到的解释是：方案和规划都属于计划的一种。计划是对一定时间内的工作目标、完成任务的措施、办法和工作步骤等做出先导性部署。计划是一个大的概念，规划、纲要、打算、安排、设想、方案、要点等都属于计划的范畴。其中，规划是指适用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广泛和概括的一种长远计划；方案则是作为对近期具体工作的预测性安排，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即时性、具体性和可选择性。好象两者是有区别的么？可到万博士这里怎么就没有了区别呢？是因为“战略发展规划需要懂得制定战略的人士来参与，并不是几个经济学家、卫生学家、甚至是曾经把中国卫生事业引入歧途的卫生经济学家来参与”？姑且不论此中正误，但就是有了所谓的“懂得制定战略的人士”，就能解决医改方面的问题么？呵呵，看了全文，终于明白万博士是和麦肯锡一样的“懂得制定战略的人士”，那么，万博士是不是也在“屁股决定脑袋”地说话呢？）
2、“医改方案”是谁的方案？
唯有这点中国政府看得很清楚，“医改方案”是一个民生方案，而民生方案就是一个政府的方案，是一个政府获得民意的方案，是一个政府获得执政权的方案，所以，它决不是卫生部的方案。但“医改人”未必清楚。（哪是不是说，“医改方案”没做好，政府就失去了民意，就会失去执政权呢？这一点“医改人”是未必清楚，但万博士是不是就清楚了呢？好象“医改方案”其实也不是万博士说“谁看很清楚”就是谁看得很清楚的，“医改方案”好象也不是万博士说是谁的方案就是谁的方案的哪。）
3、制定“医改方案”要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制定“医改方案”是一个中国卫生事业战略“决策过程”，因为涉及民生、涉及政权，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盲目的、随意的，必须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
它不是一个“拍脑袋”的行为，因为“拍脑袋”的不理性，方案制定人拿出一些其它国家的参考答案（所谓的别国模式），然后做采用“赌博式的押宝”做选择题，除此之外，拿不出任何支持该方案必然成功的符合逻辑的佐证理由；当拍完脑袋之后，必然要“拍胸脯”保证，“拍胸脯”现象表现在各种观点停留在方案设计人的主观臆断，引发毫无根据的争论；（通常的伪逻辑形式为：因为某国如此，我国与某国类似，所以，我国必然如此。）最后的结果是“拍屁股”走人。
现实验应了这点，因为决策过程随意性太大，从4套发展到现在的8套，据说将来还有第9套、第10套，这可以理解为前面的方案基本上被枪毙而“拍屁股”走人。（万博士对这段话的其中部分特别加了划线，好象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由“拍脑袋”、“拍胸脯”到“拍屁股”，主要是由于决策过程的问题么？倒很想问问万博士，在目前的体制下，什么样的决策过程才是“理性的决策过程”？）
4、“医改方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方案？
更没有发现谁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医改方案”是要解决现任政府的问题还是下一任政府的问题？是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医疗的可及性问题？如果说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如何证明“看病难、看病贵”不是一个伪命题？
……
如果以上基本性的问题没有界定清楚，就开始争论一些枝节问题，诸如谁出钱？谁买单？到哪里筹资？是公益福利性还是市场购买等等问题——这些“经济学话”——怎么可能有结果？（万博士终于回到方案上的问题而不是规划上的问题来了。但俺想，医改方案在要解决什么问题上并不至于象万博士说得那么糊涂吧？倒是一个明白的事，给你万博士这么一说，却让俺糊涂了。）
（二）为什么说“医改方案”制定人在“拍脑袋”
即便前面的问题回答清楚了，作为一个中国卫生事业战略发展规划的理性决策过程，需要一系列非常清晰的步骤：（绕来绕去，又回到老问题了。作为一个专家，好象万博士应该出点新鲜货了么？）
第一步：情况判断，需要清楚地回答下面一系列问题：
第1步、目前的现状是什么？现状是谁的现状？
卫生事业病了，病在哪里？是医院病了还是政府病了？病到什么程度？判断病情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诸如“四成病人该就诊而未就诊”是因还是果？我们看不见方案制定人对现状的分析判断。
我们只看到“医改方案”专家治病的方法是：“病”还没找到就开始谈“治标还是治本”。（“是医院病了还是政府病了”？你万博士分得清楚么？问题能够这么孤立地去看么？）
第2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谁的理想？
这个理想是政府的理想还是老百姓的理想？理想是否还是医疗机构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主体答案完全不同。老百姓个个都希望国家负担医疗费用，人人能长命百岁，政府能出得起那么多钱吗？
理想如果是老百姓的理想，是哪一部分老百姓的理想？
理想如果是老百姓的理想，老百姓合理的理想是什么？
理想如果是政府的理想，政府给出了关于理想的清晰画面吗？如果政府没有给出，你们给出了吗？（又是在用割立法看问题了。俺倒想问问，政府的理想、老百性的理想和医疗机构的理想是不是互相冲突的理想？呵呵，党和政府不是俺们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最高代表么？医疗机构不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为最高理想的么？如果有冲突的话，那只能证明有人在违背这种理想了，在这种情况下，俺们更应该解决的是“理想是什么”的问题么？——跑题了，跑题了，俺想，万先生可能把“理想”改成“期望”或“目标”这样的词来讨论问题会更现实些，并请不要再用这种早已害死了不知多少人的割立法的分析方法来指导俺们的思路了。方案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俺们更应该研究的是，问题的焦点是什么，什么才是矛盾各方可以共同接受的并且是互动的目标或期望。）
第3步、理想是哪一个阶段的理想？
理想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的理想？还是一年后就能见效的理想？
唯独见到人大的方案说明了理想的阶段性——“第一阶段人人能看上病，且药价合理；第二阶段人人能看上病，且人人能买到便宜药”，但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重复一下：方案是作为对近期具体工作的预测性安排，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即时性、具体性和可选择性。方案和规划都没搞清楚，目标和理想的概念都混淆了，呵呵，实在不知道高瞻远瞩、知识渊博的万博士这一步一步的是在扯谈什么？不谈了，不谈了。）
第4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什么？
现实情况没有分析，理想状态没有界定，理想的阶段性未设定，如何去判断差距呢？
这4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就不可能走下去而实现医改的目标，没有目标的“医改方案”哪会是什么方案？
所以我们看到了耳熟能详的口号“以人人享有健康的全民保健体制为终极目标”——见“北大方案”，这声音近乎可以理解为“为实现XX主义而奋斗终生”，好似执政纲领一般拉选票、讨百姓欢喜，实际上百姓被愚弄了，还真有不少人在评论这个方案是一个好方案！老百姓怎么等得起？
第5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略）
第6步、有利的因素是什么？限制性因素是什么？（略）
第7步、需要哪些资源？需要多少资源？
为实现未来的理想，缩小现实与理性之间的差距，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医疗人力包括哪些？医学院要多少？医疗机构要多少？医生护士要多少？医院管理人士要多少？怎么去培养？各地区各层次的人员分别培养多少人？培养到什么程度和水平？如何培养后备力量？
重要的是，政府愿意拿出多少财力投入到卫生行业？投入到卫生行业的哪个部门？
政府愿意拿出多少钱为“老、弱、残、孕”买单？直接投入到医院为医生护士发工资能否发挥作用？现在的“医院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最为关键的：是先研究制定出“医改方案”，然后去向政府要钱，还是政府先答应给多少钱，再来研究制定“医改方案”？
如果是前者，显然这样的“医改方案”是失败的方案；
如果是后者，在政府目前还没有答应给多少钱的前提下就来制定“医改方案”，这不是小孩子玩家家还能是什么呢？
没想到全球顶呱呱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我的同行，也就这么贸然行事了，叫人大跌眼镜。（还是忍不住要再谈几句：你这“重要”来“关键”去的，讲的呵都是一个钱字哪，但医改的问题，仅仅是钱的问题么？就算是钱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解决不好，万博士这样的“懂得制定战略的人士”就能解决好？麦肯锡是万博士的同行，“贸然行事”让万博士“大跌眼镜”，可万博士这样的“看病”不在更让人“大跌眼镜”么？万博士真比“全球顶呱呱”的还要顶呱呱了——透过全文，不能不让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认为：这也是万博士很想自我标榜的一点哪。）
第8步、如何处理不同的观点？如何处理不同的利益冲突？
理性决策原则告诉我们：对待不同的观点可以采取的方式有二：或采取或保留。对待不同的利益冲突“严禁”折衷，“医改方案”将面临这么一个最大的考验。
利益冲突将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冲突：建设部要钱盖房子以满足住房改革，教育部要钱去满足下一代上学，民政部要钱去满足鳏寡孤独……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很有钱，但能拿出多少给卫生口呢？还需要预留一些空间给贪污腐败，否则财政的钱落不到实处并取得实效，这是现实。
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以前“以药养医”错了，那么“医改方案”之后的药企生存空间怎么处理？医疗器械行业又怎么办？现在已经看到这些行业在给社会施加压力。
行业内部之间的冲突：社区医院火了一阵子，大医院不干了，叫苦连天，怎么办？公立医院强烈要求限制民营医院，怎么办？
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穷人与富人的冲突，政府保谁？重要人群与不重要人群的冲突，专业的术语叫利益集团与非利益集团的冲突，再直白点说，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与无权无势的人之间的冲突，政府保谁？
中央与地方的冲突：面对诸侯经济的问题你如何解决？
国家体系组织结构中矩阵结构的冲突：所谓矩阵结构的冲突，通俗地说就是省长与卫生部长、市长与卫生厅长之间的管辖权力范围的冲突。
这些问题是“师爷们”能回答并解决的吗？“不解决以上问题就去制定“医改方案”行吗？（听万博士这么一说，倒真让人更深刻地领会了什么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了”。）
以上仅仅是理性决策过程的第一步：怎么分析判断情况，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不可以回避。下面还有七个步骤，总共八个步骤。包括（第二步）怎么确定理想？（第三步）怎么来寻找方案？（第四步）怎么评估方案？（第五步）怎么选择方案？（第六步）怎么执行方案？（第七步）怎么评价决策？（第八步）怎么改进决策？其中学问太多，不展开叙述。
三、“医改方案”制定人要深刻理解“责任”二字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以上问题需要“医改方案”制定人回答清楚。如果没有回答清楚，请你们去做仔细的调查研究，获取相应的数据；如果没有回答清楚，请你们去逻辑推理，获取理性的因果关系；但是，在没有回答清楚就来操刀制定“医改方案”，哪是忽悠谁呢？能忽悠出什么结果呢？在超女经济的时代，难道也是为了混个脸熟？
经济学家能弄出个什么东西来呢？除了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这个老掉了牙的话题之外，还能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卫生经济学家除了会谈产权还会谈什么呢？产权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都淡出了这个话题。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再也不见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字眼。
“居于高等学府云集的北京和上海，居于窗明几净的大都市机关办公室内，制定者在几个月时间内炮制出来的诸多方案”，老百姓不答应啊，皇帝也不肯。(大小也是个博士了，用这样的一副腔调来讨论问题，万博士就不怕人家反过来问你，你是不是也在忽悠哪？是不是也在为了混个脸熟哪？人家没弄出什么东东，万博士是不是就弄出了个什么东东了呢？可俺读了你半天，好象除了绕来绕来，绕出一股可能是由于没让你上而憋出来的酸溜溜的气味外，也没见到你有什么既能让老百姓答应、也能让皇帝首肯的主意么。）
当今时代不再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时代。
（所以么，人家是因为有条件才“居于高等学府云集的北京和上海，居于窗明几净的大都市机关办公室内”么，呵呵，你没有条件你就别酸么。）
可以预见的反驳：或许有人会以“增量调节模式”或“西蒙受限模式”的理论来反驳。对反驳的反驳：起码的前提，即第一步情况分析判断必须完成。
必须拒绝的评论：把此问题归罪于中国的体制。问题的产生：在任何场合、任何行业都有人把解决不了的问题归罪于体制。拒绝理由1：请定义出什么是体制再来说话；拒绝理由2：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在现有环境和条件下解决问题，否则不叫解决问题；拒绝理由3：感性地说，中国的体制招谁惹谁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在现有环境和条件下解决问题，否则不叫解决问题”，呵呵，呵呵，高，实在是高。诚如万博士所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万博士一言九鼎哪，还会有谁还反驳你？只是别让俺们本就不好的心情更不好了好不好？）
特别说明：出于对民生问题的考虑，万绍萌本人对以上文字负全部责任。此文允许任意传播，不可断章取义，必须注明作者名称。（专家就是专家，“出于对民生问题的考虑”——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不一般哪，不一般！有这样的专家考虑俺们的问题，俺老百姓有福了，有福了！并且因为有这样不一般的立足点，所以王博士需要这样特别说明，不这样严肃认真地说明，就不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文字是要“负全部责任”的——呵呵，那没有声明过的，是不是就可以不去“负全部责任”呢？呵呵，呵呵，俺们老百姓可没有这样的福份哪，你说过的话，你能想不负责任就不负责任么？）
『肆』 求一篇关于新医改的论文
从“看病贵”谈医改 前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言论。对此，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蔡仁华在论坛上指出，医疗卫生改革的成与败应该全面地看待：全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成效显著，但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却失衡得严重。从卫生投入的总量看，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是逐年增加的，然而在1980年，卫生总费用143亿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51.9％，社会卫生支出占61.0％，个人卫生支出仅为21.2％；到了2003年，政府预算只占17.2％，社会卫生占27.3％，个人支出上升到了55.5％。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显而易见。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也提到，要将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实施作为基本医疗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把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作为解决“看病贵”的首要任务。要完善基本药物目录，因地制宜地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制定适宜的基本药物目录。要规范药物采购机制，引入市场化手段，强化集中采购优势，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加强外部监督，实现权力平衡制约，保证药物质量，降低药物采购成本。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使基本医疗逐步回归公益，让城乡居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目前，有数据显示，零差率销售后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水平下降30%左右。可见，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动了新医改向“深水区”迈进。 不过，万事开头难。新的制度在具体实施中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卫生部执行不力，使得药品监管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难以达到实质性的效果；基本药物价格的采购方式不合理、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尚不齐全等。另外，由于医疗机构水平质量参差不齐，使得很多小病都推到省级的大医院治疗，增加了患者看病的花费。医务工作者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些医生专开药贵，却成效甚微，还有些医生总开一些不能报销的药，使得患者看不起病，更有甚者以各种理由拒收患者……这些现象都制约着“看病贵”问题的解决。不得不承认，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尚且如此棘手，整个医改工作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只要我们明确医疗改革的任务，并且持之以恒按部就班地完成，医疗改革大业终能稳健推进。那么如何保证医疗改革的各方面合理、稳健推进呢？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将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实施作为基本医疗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把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作为解决“看病贵”的首要任务。只有规范药物采购机制，强化集中采购优势，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加强外部监督，实现权力平衡制约，才能保证药物质量，降低药物采购成本，为老百姓解决买药治病的困难。 其次，要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体系建设，把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构建作为“强基层”的工作重点。要充分发挥县级医院在县域服务和培训中的作用，强化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枢纽作用，并支持村卫生室的基础卫生服务，将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集中到村镇一级解决，实现服务网络的分散化分工，通过提高到基层医院的就诊量，弥补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收入损失。 再次，政府要建立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真正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在“回归公益”和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新医改背景下，加大政府补贴是建立合理补偿分担机制的首要选择。还应该继续加快完善以全科医师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并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伍』 急求卫生经济学相关论文，最好不要是医改方面
可以的啊，多少字的，这个一句话的事情啦，
。你看行不，，
『陆』 英国医改市场化
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内。在20年前，卫容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柒』 郎咸平是怎么知道“医改将使病人看不起病”的这是医改之前还是之后说的
如果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说形势一片大好的话，亲，中国就危险了。还记得当年的大跃进和放卫星吗？有教授的奔走呼号，能让很多头脑发热的人稍微冷静下。
『捌』 三次医改的内容,目的,对象
美国医改要改什么？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是美国人的一个梦，尤其是美国民主党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梦想，也是美国很多经济学家和卫生学家所致力推动的。奥巴马的上台以及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危机，似乎给了美国一个极好的改革机会。于是，奥巴马推出了他的医改方案，其宏伟目标和中国一样，同样是两个——“广覆盖”和“低成本”，最终目的是为美国全民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广覆盖和低成本意味着，不仅要扩大保险所覆盖的人群，而且要扩大保险所覆盖的医疗项目，同时，还要通过信息化等手段控制美国整体医疗系统螺旋式上升的成本。奥巴马指出，改革将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医疗系统，为医生提供良好的专业环境，并以最低的成本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这样的系统能够减轻企业压力，释放经济活力，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实际工资，并在每年为美国经济带来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额外增长，让医疗系统和整体经济更为强健。目前，奥巴马政府拟定的医改的具体内容包括几个方面。比如，政府应该严格管制商业保险公司的行为，不允许保险公司“撇奶油”——这个词的原意是把牛奶里的奶油撇走，指保险公司总是倾向于把保险卖给健康、年轻和高收入人群，而给年老体弱和低收入人群设置苛刻的条件。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要对这种状况下刀，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接受所有申请者，而且不能根据申请者的疾病史和疾病状况收取更高的保费，而且，保险方案还提出，要防止保险公司缩小报销的项目，保险公司必须提供联邦政府所确定的“最低受益包”。而联邦政府应该提供补贴以帮助收入并不高的人购买保险，而对于低收入者，应该有穷人医疗保险的适合人群。为了压缩老人医疗保险的巨额费用负担，奥巴马提出应该改革支付方式，以按价值付费方式代替传统的按服务项目和服务数量付费方式。
『玖』 医改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今天正式出台，作为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远大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它能为中国内地广大民众带来哪些实惠？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的回答是：新方案实施后民众看病自付比例会降低，药价会大幅下降。
陈竺说，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将探索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指南体系 避免随意性，提高质量，同时引进卫生经济学概念制定既能体现技术含量，又与现有国力、基本医疗承受能力和公众的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标准化的诊疗方案，逐步实现按照病种付费。
他透露，明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投入还将增加，大病补偿的封顶线会达到城乡居民收入的六倍；新农合的补偿率可能从去年的百分之三十几，明年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陈竺认为，医改的难点是公立医院改革。因为公立医院是体现公益性、解决基本医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主体，矛盾问题比较集中；要体现公益性，就要扭转过于强调医院创收的倾向，让其成为群众医治大病、重病和难病的基本医疗服务平台。
要实现这一目标，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要退出舞台，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在大卫生系统下探索管办分开形式，建立有专家，政府，社保和民意代表参加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施行“优劳优得”的内部管理。同时实现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良性互动，建立社区和乡镇的医疗卫生机构的首诊制。
陈竺强调：医院收入来自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诊疗活动补偿，也包括个人支付的一部分。坚持公益性就不能把创收作为主要目的。改革方案提出今后三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意味着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会明显增加。
陈竺透露，目前医疗卫生技术服务的劳动价值在价格政策上尚未合理体现，某些高难度手术和医生出诊费应适当调整，何时和如何调整需具体研究。
他说，要通过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实现药品全部零差率销售，给民众带来更大实惠。对于公众关心的儿童白血病，将考虑列入大病统筹，建立补偿保障制度，通过合理诊疗，控个费用，应用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在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内，能够实现基本医疗服务。
在公共卫生方面，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实现均等化的服务，包括个人健康档案的建立、预防接种、慢性病的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等。
陈竺称，目前国家卫生的总支出费用是每年一万一千多亿人民币，公共财政投入增加，使个人支出的比例已从最高时的百分之六十降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十几了。今后三年如每年政府再投入两千八百亿，个人付费的比重就会再下降，这对于缓解群众看病贵会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陈竺指出，实施医改是重大民生工程，把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是政府责任的体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能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