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哪个方面 a，调整方法 b，法律关系主体 c，法律渊
您好，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哪个方面（ ）
A、调整方法B、法律关系主体C、法律渊源D、从属关系
答案：【C】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2.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是什么
民法是个大的法律分类，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合同法是民法的一个分支，属于债权的一种，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的法律，它主要规范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变更、转让、终止、违反合同的责任及各类有名合同等问题。
3.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法和商法也是民法的一种，其共同点都是调节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婚姻等法律关系，只是经济法侧重于调整民事主体特别是法人之间的合同、债权债务等关系。而行政法则是调整行政主体（行政管理者）与客体（行政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民法最大的不同是，法律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4. 民法经济法商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民法、商法、经济法的相互关系，是近年来倍受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见频仍，而关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共性和个性的争论，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法律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个法律部门以市场的完善和协调发展为共同的立足点,相互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和差异,充分认识其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对于健全我国经济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稳定和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存在多个视角,而选取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为切入点,能够充分揭示问题的实质。此外,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则是进一步深化该认识的有效途径。
（一）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制度、规范，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范也不断的被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而这些都符合庞德所指的个人利益的特征。无疑,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则是由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换规则,完全可以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尔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在当时,商人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拥有普遍人所没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权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商事惯例被长期沿用,最终发展为商法。商法保护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无非是以更复杂、更特殊的规则来实现其保护目的。因此,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一般认为商法系民法的特别法,两者均以个人利益为保护重心,在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处。
在民法的编篡体系上，大陆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张民商合一论的学者们看来，无论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还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则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现。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论（德国学者李赛尔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论（我国民国时期林森、胡汉民是代表任务）。①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并存于同一经济形态下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和简单商品经济形象的比喻成经济的“高级齿轮”和“低级齿轮”，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规律。②
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有以下几种论述：
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 反对民法是商法的特别法，但未提出新的见解，希望广大民法学者研究；
三、 “民法和商事法规之间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③
现分述之。
第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此观点认为“民法有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国家的民事单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相对于作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属普通法。我国采民商合一主义，现行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均属特别法。遇普通法与特别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优先试用特别法的规定。”④总的说来，商法是民事特别法，它和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规范；对市场关系来说，民法提供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和民事救济的一般规定，而商法提供各种商事组织和商事交易的具体规则。前者以普遍性、稳定性和原则性著称，后者以技术性、普遍性和灵活性而见长。此一观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为民商合一之立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及技术合同法，虽属商事合同法性质，但仍属民法通则之特别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均属民事特别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 反对把商法说成是民法的特别法。持此论者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认为“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落后的模式。在简单商品经济下产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适应当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另外，此观点还提出，国际性是商法的天然属性，也是其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商法纳入国内法后，忽视商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与家庭人身财产关系搅混在一起，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不合理性不明显，但在世解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因此认为“不应该将一个具有国际性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部门，沦为调整家庭关系的附庸。”⑦
第三， 认为民法和商事法规间是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王利明教授等有这方面的论述，具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门。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公司、保险、票据、破产等方面的立法相应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但这些法律规范大多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关系，因而可以视为我国民法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法，是千千万万种商品关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现象，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商事法规不过是民法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表现，是民法规范在某些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券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⑧
（二）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存有争议的。但在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和无商法典的国家,在国外和我国争论的焦点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来说,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同商法的关系。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为,在西方国家中都有较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国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从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旧有法律部门的划分疆界,从古典商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原理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在西方社会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法和商法是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其必将有害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行。
5. 简述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与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1.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相辅相成，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和联结点：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护宏观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另一边是民法对在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的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需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和各种管理性的法律作具体调整。
它们在调整对象方面的交叉，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二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导致二者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经济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决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补性。
2.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宗旨、作用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注重机会均等，即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理性，是以平等求公平，以个体为本位，给经济个体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保证个体权利的充分实现，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而经济法以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为其调整对象，它给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从社会利益出发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权利为本位，保证社会整体利益，通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1.利益本位的不同。法的利益本位亦即法在利益保护上的出发点与立场。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典型的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以确认和保护私人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对平等主体的商品关系加以保护，从而维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但其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经济法的本质则是社会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它是公权及于私人经济领域的法律，其产生最终突破了公、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模式。从产生之初，经济法就是国家站在全社会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调控的产物。由于经济法所体现出的“社会公益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在个人与国家各自的领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为过渡体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其他法域的独特法域，这恰恰是属于经济法的领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2.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按照法理学的理论，任何部门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经济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虽都具有经济性内容，但前者是一种关于国家经济管理和协调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是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主体进行经济交往中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两者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前者是国家管理涉及民间社会经济领域，是“公”及于“私”，后者则完全处于民间社会经济领域之中，是“私”的领域内部关系。前者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效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后者则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
3.二者的调整方式和手段的差异。民法是纯粹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的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按自己的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预，但民法其完备的微观经济行为规则又很难解决经济垄断、资源配置不当，弱者特别保护等现代经济中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法采取一系列弹性的综合调整经济的手段，通过引导，控制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使经济法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不同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良好“调节器”。
6.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1、两者调整范围不同。经济法是以生产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纵向的与一定范围的横向的经济关系，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以交换为中心的财产关系。2、主体构成也不同，经济法主体体系有很多，包括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民法主体自然人与法人两类，只讲平等性。3、思想也不同经济法采取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手段综合调整，民法主要采取民事手段。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7.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哪个方面 a，调整方法
经济法是调整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即人与人之间是隶属关系的总和】，民法调整的是社会关系整体运行，民法包括经济法
8. 经济法与民法，商法的区别和联系
民法和商法来是从横向调整社源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9.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有哪些
经济法来与民法的区别自如下：
①具体的调整对象不同。
经济法以国家在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显著的服从性，属于公法范畴；民法则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平等性为基本特征，属于私法的范畴。
②法律属性不同。
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原则，着眼于维护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而民法则突出个体权利的本位性，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能够调动和保护个体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充分运用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
③调整方法不同。
经济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财产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制裁形式，具有惩罚性；民法则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处分权利，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
10. 比较经济法与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民法作为传统的法律部门，从罗马法以来一直以自由的契约法为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与刑法衔接调整较轻微的侵权关系”。[12]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现代民法不再采取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真正含义就是个人权利本位），[13]而是以公共利益、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 个人主义的勃兴形成了传统民法的精髓，即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私法原则。而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减缓自由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期合理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则由治安警察国家过渡到行政国家，主动介入‘市民社会’的‘私生活’”，[14]因此，从法国民法典的传统民法，发展到1919年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当同时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战后增补民法第1条关于“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的规定，民法已从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本位。今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都已实现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应运而生。[15]在罗马法中，“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国家保护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给予某一主体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资料总和是他的财产，因而这种权利本身被称为财产权”。[16]物权体现人对物的权利，债权体现的人对人的权利，这种完整的权利世界观是围绕着财产构成的。与此同时，人格独立、自由、尊严等通过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为来完成，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有权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17]因此，传统民法的精髓在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财产的稳定性（物权制度）和流动性（债权制度），从人的自由与对财产的完整性保护这两个基点，完成了传统民法理论大厦的构筑。 社会本位的民法对所有权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权社会化，出现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消费者、公平竞争、解释契约的表示主义条款、限制利息租金和价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强制承租人搬迁、限制权利的履行、限制卡特尔和不当赠与契约、禁止不当招徕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了国家对私权的限制。传统民法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是同民法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这些变化表现在：
1.债权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人与人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由此出现了保护交易安全、防止权利滥用，债权逐步优先于物权的趋势。人更注重物的价值而不是物本身，财产组成的债权化，人与特定物的联系弱化，这使法律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这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合同的特殊意志随着社会精神约束力的削弱，越来越侵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现，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时，逐渐对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18]社会现实越来越需要外在性的约束控制机制，合同内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意思自治的衰落与现代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它表现在：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合同中的意思主义逐渐为表示主义代替；合同解释由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趋向于使之产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要订立公平和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19]来进行解释。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观化和形式主义的发展使其得以与商法相融合，对民事法律行为严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体现，国家通过对特定商事行为形式的要求实现商法的特殊调整。许多学者仅仅强调商法的公法性，却未看到这种公法性是建立在强调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民法中强行性规范的增加，正是其社会本位所在。 但是民法的本质在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任意性规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并不改变民法的性质，而只是缩小自由意志的范围，导致民法生存的危机。“现代民法中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规则效力之间的矛盾显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行为调整方式与法定调整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然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协调”。[20]因而，社会生活的发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来越外在化，越来越趋同于商法，民商合一的趋势使得现代民法出现了无法解决的二难选择，意思自治与实现有效社会控制这一对矛盾无法在“民法—商法”的架构下得到调和。在商法无法适应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要求时，为了保持民法的自治性，实现经济法与民法的接轨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毋庸质疑，商法的公法化为许多学者解决民法遇到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商法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新的经济法仍然在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它仍然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充实商法”。[21]事实上，尽管经济法与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但商法仅仅是通过对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实现对商事活动的调整，它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规范组成的。例如商事公司法，它仅仅是从资本组成、成立程序等方面对经济关系作外在的规定。经济法则不同，它从组织、内部结构、管理、财务、资本运动等方面，深入经济关系内部，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因而正如学者所称，“在公有制企业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商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可归入经济法”。[22] 经济法的出现与特点，是由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现代国家中组织的日益扩大，即所谓的“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企业是许多专业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处于相继生产阶段领域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被称为一体化，这一概念是与专业化相反的对应”，[23]而组织是靠纵向的行政权力指导分配资源的。[24]推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制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25]制度的变化是国家、组织（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社会博奕的结果。组织的不断扩大是传统市民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最大不同。传统法律以国家与个人为基点构筑体系，但是垄断、跨国公司、国家参与生产经营和市场操作的发展，使得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以个人为基本主体的民商法无法深入组织内部和（国有、公有）财产权内部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任务不得不由经济法来承担。 现代国家职能的转变也是经济法兴起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国家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国土开发和人口等方面进行调控和管制。“20世纪以来，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旧体制，越来越加强干预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26]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作为再分配人通过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所有权人通过参与经营、对企业组织的钳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维持人通过反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等经济政策，实现了对经济的完整参与、管理，通过公共供给政策、公共引导政策和公共规制政策[27]，实现对经济调控的目标。国家职能的发展和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角色的分离，是现代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28] 社会关系的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组织因素”、“权力因素”法律规范的增加。正如美国学者加贝尔指出的：“最正确地表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调整原则已经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稳固的合作，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中资本日益垄断化，劳工在工会中越来越集中，随着国家进入市场，公共企业的出现，确保失业者购买力的金钱的再分配——所有这些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向所谓的多元主义社会经济的过渡……多元主义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员的调整干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道德行为”。[29] 传统民商法是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在其哲学观中，财产被视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出发，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其社会本位只能是外在的、国家对个人意思的硬性规定，从而难以适应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合作主义。经济法则以组织管理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实现国家的宏微观调控为目标，“这种由组织为基本主体参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财产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经济关系，也应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调整的主要方向和重点”。[30]组织因素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体现在法律领域的多个方面。在物权领域，国家所有权的经济化和广泛发展，使国家从多方面来实现其所有权，包括国有企业运营中的组织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对此，民法中的源于罗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即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抽象规定，是无法实行有效调整的”。[31]在债权领域，则出现了政府经济合同，“当我们论述现代契约关系时，有必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权力、等级和命令，虽然权力、等级和命令在原始契约关系中决非不存在”。[32]合同的异化突破了经典合同法的纯粹财产关系的范畴，合同已不单纯是民法债权的内容。 显然，组织因素的增加，使得调整各别主体意思自治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已很难再象以往那样对经济进行系统而有效地调整。尽管民法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趋势使许多学者试图以商法代替经济法，希望以现代民法的社会本位来代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参与。但所谓民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却是立足于组织和国家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内在协调，这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概括地说，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质来说除了不能调整组织管理性质的所谓‘纵向’经济关系外，还有一些‘平等主体’间的所谓‘横向’经济关系或契约性关系，也因为加进了组织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33]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民法需要经济法来对组织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和参与加以调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也需要民法来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加以调整。经济法不可能将民法排斥在经济生活以外，它与民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证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益的实现。“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条款，可以说是民法与经济法的一个‘衔接点’，被认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须由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作具体调整”。[34]经济法的责权利效原则真正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正如美国学者所称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责任市场，[35]它通过专业化、技术化、社会本位化的法律规范来保护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利益。
总而言之，经济法实现了对现代经济的高层次的调整。 当前，一些人对经济法抱有不恰当的理解，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法。而事实上，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经济民主与促进竞争，其精髓在于对国家管理和参与经济的有序化控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经济法的哲学观是统分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协调而实现与民法相同的价值目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必须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因为“社会主义是天然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36]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法与民法应当携手并进，经济法通过它的国家所有权、经济责任制、经济合同、[37]经济管理、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等各项制度，与民法中的物权、债权和民事主体制度相衔接，共同实现国家的立法目标。“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38]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模式的建立，应当立足于我国公有制的现实与传统，以民法为基础法，以经济法为基本法，两者均以社会为本位。如果试图完全以民法来对市场关系加以调整，必将陷入要么不顾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坚持私法自治，从而去“补资本主义课”的道路；要么为了顾及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使行政和民事的强行性规范压过民法固有的任意性规范，抹煞民法的精髓，不顾我国是一个个体利益发展不充分，急切需要发展私法的国情这一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