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经济学

① 湖南师范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我们师大走出了很多名人，在各个领域都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师大走出来的。也有很多名人选择留在师大发展的，其实师大的很多老师在学术界都是很有地位的。师大走出的名人太多啦，我就在这里列举出一些我知道的吧。

1.李适时：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在13年的时候还在十七大上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在17年的时候还回访过师大，不过我这种小人物没有偶遇到啦~

还有很多我没提到的，有：

1.政治界的有：周玉清、王谦宇、叶成坝、熊清泉、王向天、李微微、张文雄、易炼红、黄兰香、谢康生、盛荣华、蔡长森、文选德、孙载夫、戚和平、刘夫生、武吉海、黎春秋、盛荣华、毛腾飞、段伟长、彭崇谷、蒋作斌、赵小明、葛汉东、蔡典维、李晓葵、魏文彬、余长明

2.学术界的有：夏家辉、陈星旦、孙家钟、印遇龙、陈大可、龚新高、邵明安、谭蔚泓、张慧廉、何清涟

3.文艺界的有：陈思思、刘一祯、张楚廷、刘同、柳岩、刘老石、

② 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择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下促进体育消费的对策
[摘要] 在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结构也相应的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体育开始成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并按照经济规律运行。人们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体育，体育成为一种消费应运而生，萌发出勃勃生机，并日益发展成为人民日常消费的组成部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将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极。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产业己日趋重要，而体育消费将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体育消费在居民生活消费中所占的地位也将大大提高，逐渐增加的体育消费已说明了这一点。本文就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下促进体育消费的对策做了相关探索。
[关键词] 经济转型 体育消费

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的特征
我国体育产业成长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当代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阶段。社会经济的转型不是社会制度转型，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即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具有如下特点：
1.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
这两种力量的有机结合，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成功范例。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始终表现为一种政府倡导，试点推广的过程。在市场经济逐步发育成长过程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有效干预是必须的，又由于还存在“政府失灵”，因而市场经济成长壮大的前提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综观我国的改革历程，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不前，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2.转型进程中的非平衡状态
从本质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是一个整体推进的现代化变革过程，经济和社会转型明显地表现为不平衡特点，甚至成为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地域上，即存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梯形发展格局”；另外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进步远远落后于城市；再次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我们国家社会改革滞后，社会事业欠发达，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事业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二、经济转型期体育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社会经济转型期体育产业的发展可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
体育产业与其他许多产业有着比较密切的产业关联度，在与其他产业的行业边缘交叉上可形成许多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体育产业，能够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整个经济增长。
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节夫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部门关联数学模型（里昂节夫矩阵），借此模型，通过分析部门间产品的直接及多次间接相互消耗关系，可以定量计算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业关联度，美国经济学者曾借此模型推算出体育产业与6个联系较为紧密的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
表 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
与体育产业有产业关联度的不仅限于这6个行业，在美国经济结构现有的42个部门中，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被列为第8位，说明与体育有关联的部门较多。体育产业的产业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与其他产业的直接与间接的消耗关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该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行业边缘交叉上，可以形成许多新行业，积极发展体育消费可以推动这些新行业的发展。
2.体育产业正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国已基本达到小康社会。如果按GDP年均增长7%测算，我国人均GDP到2018年将达到2516美元，完成工业化任务；到2030年人口将到达峰值15.5亿人，人均GDP将达到54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40年左右进入富裕国家行列，根据体育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新世纪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21世纪应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壮大并走向繁荣的世纪，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对推动我国经济在新世纪的持续增长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经济转型期我国体育消费存在的问题
1.体育消费水平偏低
尽管我国体育消费最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体育消费水平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还非常低，据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7个城市中，即使是体育消费水平最高的上海，2004年的人均体育消费为305.68元，人均总消费为8，167.65元，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为3.74%；而体育消费水平最低的郑州，2004年人均体育消费为146.25元，人均总消费为5，213.36元，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只有2.81%；其他5个城市(吉林、福州、成都、兰州和广州)的这一比例也都不超过3%；而且我国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基本上保持在对体育实物的消费上。而经济发达国家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于体育消费方面的开支通常占整个社会消遣和娱乐消费的30%～40%。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效体育需求不足，决定了以体育消费需求为基础的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2.城市化水平低影响体育消费的扩大
城市化水平过低有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抑制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就体育消费品，尤其是体育服务消费品供给不足；二是广大农民的收入不高，体育消费难以启动；三是城乡差距过大，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天然地对体育消费需求不足。城市是体育消费活动、体育产品的聚集地，将直接影响体育消费水平。城市较之乡村发展体育产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好一些，如果对城市功能填平补齐，建设完善，使之接近发达国家城市的水平，那么，城市对于体育消费、体育产业现期的直接作用将是巨大而现实的，会在较短时间内奏效。而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过低，对于体育消费的启动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制约着体育消费的扩大，这是影响我国体育消费浪潮规模和质量的又一重要因素。
3.缺乏体育消费环境
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我国(包括全国范围内，除我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行政区，各系统、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共有符合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85，0080个，以2003年底全国总人口129227万人(不含港澳台地区)计算，平均每10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与西方国家差距很大，如意大利，每10万人有212个，芬兰是457个，德国是240个，瑞士是220个，日本是260个，韩国是100个。我国非但数量少，而且开放率低，全部向居民开放的只有41.2%。场馆种类单调，篮球、排球、门球场地就占总量的87%，制约了其他项目的开展。体育场地设施是体育消费的场所，是体育消费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物质保障。我国目前体育场地数量少、开放率低和场馆种类单一，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居民置身于体育消费浪潮中的参与性。
四、促进我国居民体育消费发展的对策
1.培育体育消费的主体——体育消费者
体育消费的主体是具有体育消费能力和消费需要的个人或家庭，培育体育消费者，就是要培育其体育消费能力和消费需要。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这一点早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体育消费能力、促进体育消费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大力发展和培育服务业，提高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总收入。随着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包括体育消费在内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但是，我国居民收入在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还存在分配严重不均和社会保障不足的缺陷，二者均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体育消费规模不足和结构滞后；而社会保障的缺失将使得居民消费信心不足，不敢消费，不利于体育消费的发展。因此，在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总量的同时，还必须调整收入结构，把缩小城乡二元收入差距、增加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放在重要位置，这样才能培育出具备体育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2.发展体育消费的客体——体育消费资料
发展体育消费的客体就是要做大作强体育消费资料市场，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提高满足体育消费主体需求的能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体育消费作为体育产业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体育产业必须围绕体育消费的要求，以体育消费的需求为轴心，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坚持社会效益。因此要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就必须重视对我国体育产业及和体育有关的产业的开发和利用。要发展体育产业，关键的措施就是制定和调整体育产业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发展各具特色的项目，让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众共享体育产业发展的成果。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围绕大型体育赛事，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些边远地区则可以利用当地的优势开展有特色的赛事和健身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如“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国际性公路自行车赛事，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成为青海省对外开放的“金名片”。
3.增加体育消费的时间和空间保障
体育消费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状态下进行，余暇时间和场馆设施是体育消费过程的时间和空间保障，是体育消费过程的必要条件。在居民具备体育消费能力和消费需要的前提下，这种时空保障变得不可或缺。各类体育场馆，应加速向经营型转变，使有限的体育设施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可实行企业化管理，逐步做到有偿使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打破传统封闭的自我服务体制，确实提高体育设施的使用效率。国家在加强场馆建设的同时，应通过提供优惠政策等形式鼓励企业、集体、个人等社会力量兴建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切实走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用经济手段，市场法规管好用好体育设施，建立自我投资，自我受益的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4.体育消费统筹规划
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重要特点是发展不平衡，存在体育消费的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体育消费水平相差迥异，这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是紧密相关的。从城乡来看，我国居民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都远远超过农村居民；从地区来看，我国居民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塘地区又是主要的体育消费市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十分有限。我国东部沿海和城市地区是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地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都比较发达，因此，可以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宽政策，打破垄断，引进外资、启动民间资本发展体育市场，促进该地区居民体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广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力量还很弱，有必要加强政府引导和扶持，政府有必要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力度，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体育消费环境，培育体育消费观念以促进该地区居民体育消费的快速发展。这样，确保了效率和公平，必将对我国居民体育消费规模和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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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求大学经济学选修课小论文，细节内详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 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 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 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 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历一些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他们首先作为外来人口流动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再进而以边缘群体的形式较稳定地聚居在城市非主要区域，直到最后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一演进过程是实施非农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边缘人口增加城市压力、破坏环境、犯罪率上升、形成贫民窟等负面影响的存在而人为地阻止这一进程。只能采取积极措施，兴利除弊，尽量减轻这种国内移民所带来的阵痛，帮助边缘人群尽快融入主流社会。
中国政府和城市当局对外来人口或边缘群体应当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策。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至少应保证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在市场准入，起码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要建立和形成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缓冲和化解机制；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当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

④ 邓宏图的论文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
地方政府、制度、技术外溢与企业集群的默示性知识---以转轨期天津自行车企业集群的演化为例，《管理世界》，2006年第2期。制度变迁中土地产权的性质与合约选择：一个有关合作经济的案例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6期。
约束条件下合约选择和合约延续性条件分析-内蒙古塞飞亚集团有限公司和农户持续签约的经济解释，《管理世界》，2002年第12期。
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农地产权的性质:一个历史分析视角，《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中国寿光市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型:一个基于个案调查的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评论，《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6期。
改革策略与公众信念的一致性——一个“转型原理”的基本阐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历史逻辑起点的政治经济学含义：1979年前后的中国制度变迁，《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作为公共品的组织，《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为什么选择了“准一体化”的基地合约,《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3期。
转型期农业合作社的现实与逻辑：得自山东寿光的经验观察，《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
同质性农户、异质性大户、基层政府与合作社——经济解释与案例观察，《中国经济问题》，2014年第4期。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的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近代日本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制度分析—从女工登录制度到等级工资制度，《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马克思三论与制度变迁——一个有关中国转轨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制度变迁、转型与中国经济》（与安虎森共同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3月版；
《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社会演化：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会议论文：
“内外冲击、财政危机与意识形态认同:晚清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学”，2013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2013年11月西南政法大学，获本年度制度经济学年会优秀论文奖。
“漫长而又艰难的中国工业革命：1949-1979---一个基于比较经济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史学年会，河南大学，2014年10月。

⑤ 发展经济学中提到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经济社会将进入重要转型时期。这是谁提出来的或是根据什么理论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其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将版出现加速发展，而产业结构权、消费类型也将发生重大转变。

按国际普遍统计口径，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圆，就是中等发达国家。

所以超过3000GDP不是什么谁提出的 是统计学上的数据

英格尔斯指标体系的现代化标准是：
人均GDP3000美元；
平均寿命70岁以上；
农业产值占GDP比例低于12％至15％；
服务业产值占GDP45％以上；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
80％以上人识字；
大学入学率10％至15％；
每名医生服务人数1000人以下；
人口增长率1％以下；
非农人口70％以上。

兄弟，可以的话加点分吧 这种专业问题那么少人回答分那么少
傻问题一堆人回答竟然分 那么多。。。

⑥ 北京体育大学有哪些非体育类专业

作为北京体育大学17级体育传媒系广告专业的学生想说北体并非只有练体育专项的同学。

⑦ 海尔转型涉及到的经济学观点

转型(Transformation)一定是跟变革来 (Change) 联系在自一起的，相较而言，前者更为彻底。一个企业的转型往往包括八个方面，从战略到组织、人、产品、流程、绩效与激励、文化，甚至资源，都跟以前发生了变化。如果是组织变革的话，可能只是某一个方面，比如只是人力资源，或只是战略。但是转型一定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都随之发生变化，而不只是单一方面的变革。
企业转型，战略先行。战略变了，企业的使命、文化都会随之改变。转型中的海尔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海尔战略转型，其使命、文化、组织形态、员工，直至资源都发生了变化。以使命和文化为例，今天海尔的使命是“我的生活智慧，你的智慧生活”，这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海尔的“双创”文化，30多年来能够不断引领海尔的进步。

⑧ 大连海事大学有哪些知名教授

大四了，马上毕业了，舍不得不仅这个校园，还有这个校园的老师，大连海事大学作为交通部直属大学不得不说还是有很多知名的教授的。既然咱们学校的王牌专业是轮机和航海那我就先说说东山比较有名的老师吧。

航海学院的李铁山老师，相信东山没得几个不知道他的，毕竟作为西山的我都熟知他。他主要从事非线性控制理论和船舶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手上的项目之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核心学术刊物和控制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SCI检索10余篇，EI检索60余篇次，ISTP检索论文20余篇次。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63计划课题、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他手上的项目都是数一数二的。最最重要的是对学生超级好，把所有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⑨ 辽宁大学怎么样

首先辽宁大学不等于沈阳市，沈阳或辽宁是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可内不代表辽宁大学可以坐容拥，同在沈阳市的大学可远不止一所辽宁大学（高校就有48所），前面还有老大哥985大学的东北大学。

2000年以后，东北经济转型难带来的影响很大，导致城市经济发展迟缓、城市排名落后，这也是东北大学近些年留不住人才，被北京、上海、东部发达地区挖走的原因。同时，在17年的"双一流"评估中，东北大学都滑入世界一流大学B类，同城的辽宁大学你觉得能发展的比东北大学更为出色吗？

辽宁大学近几年也有意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在理工专业方向的发展不错。不过人都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不少辽宁大学的新生往往是正常水平发挥，非得说自己发挥失常，心态还是得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