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经济学的学习需要注意什么
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
先谈第一个。 如果你要问我在过去50年当中对政策层面最有影响的一篇宏观文章是什么？我认为是Kydland and Prescott关于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他们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以及后续的关于政府遵循规则还是相继抉择的讨论对各国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影响非常之深远。政府意识到遵循规则的重要性，二十多个国家最终采纳了通胀目标体制，其中包括重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2008年危机发生之前，全球经济以高增长、低通胀为特征。宏观经济学家们纷纷认为宏观经济学进入黄金时代，进入科学的时代。但是，一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了。危机发生以后大家对宏观经济学家一片质疑，包括克鲁格曼对我们的批评。从危机之后的后续政策来看，各国不可能再沿着遵循规则的思路。事实上，各国的政策已完全突破原有的规则。QE的出现以及现在的负利率等等，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在我们过去的研究得出政府应当遵循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我认为是我们在模型设定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相机抉择的必要性以及相机抉择在什么情况下有优势。我觉得需要在模型中加入不可预料的风险，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风险。比如说雷曼倒闭，在灾难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雷曼会倒闭。如何将这样的风险加入到现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当中去？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但也许这将推翻现有文献的结论。这一个课题大家可以考虑。
下面谈第二个课题。在过去30年里，关于决策理论，关于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这些方面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这些内容在宏观文献里面的体现还不充分。我和苗建军教授作过一些尝试，将货币幻觉概念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货币幻觉如何影响消费-储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我认为货币幻觉、Prospect Theory、Loss Aversion等行为经济学概念均可移植到现在流行的DSGE模型当中，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谈第三个课题之前，我想简单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史。宏观经济学分两个分支，一是经济增长，另一为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经济周期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凯恩斯1936年的《通论》，启动所谓凯恩斯革命。经济增长的论述可以回溯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章，后人称之为斯密定理: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现代关于增长的论述有Solow的外生增长理论以及Paul Romer、Lucas、Grossman and Helpman、 Aghion and Howitt等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这些理论的表述形式来看，亚当斯密的时代是文字性的，Solow用的是Reced Form（储蓄函数），而内生增长理论用的是动态优化。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也随着这些理论的表述形式和分析框架的严谨化而进一步加深。同样的严谨化也发生在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凯恩斯的书主要也是文字加上一些Reced Form Analysis（比如消费函数，backward looking）。其后，弗里德曼将Permanent Income概念引进消费函数 （forward looking）。再到Lucas、Sargent、Prescott、Bernanke/Gertler/Gilchrist、Mankiw、Jordi Gali等人所用的动态优化。Prescott等关注的是技术冲击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而Bernanke等研究的是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扮演的角色，Mankiw、Gali等人将各种信息粘性和价格粘性引入动态优化模型，形成新凯恩斯模型。是否这些动态优化模型就是我们的宏观经济学顶峰了呢？我感觉还不是。不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还是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其动态优化模型还是相对比较简单，比较抽象的。简单抽象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基本上用的是对代表人的行为的刻划：消费者代表、厂商代表、投资者代表，甚至政府的代表。在这类模型当中，就无法刻画比如Herding Behavior。目前有一些模型里面允许了一定程度上的异质性，但是这些异质性的刻划仍然非常简单。
宏观经济学将来会如何发展？在座的年轻人将来可以做什么？我认为，随着计算速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我们可以实现Lucas在1988表述的理想：“I prefer to use the term 'theory' in a very narrow sense, to refer to an explicit dynamic system, something that can be put on a computer and run。The construction of a mechanical, artificial world, populated by the interacting robots that economics typically studies, that is capable of exhibiting behavior the gross features of which resemble those of the actual world that I have just described”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Robot 1.0（代表人）或2.0（具有异质性的代表人），我们研究的是这些代表人怎样应对政府的政策或者改革。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这些远远不够，因为Robot 1.0和 2.0解决问题的过程与人们在做思考和决策的过程还相差太远。我们需要的是Robot Alpha。我从AlphaGo打败柯洁当中看到一些希望：具有人类思考直觉的Robot。我们可以将这些Robot Alpha赋予差异化的思考类型、计算能力、风险偏好、甚至努力程度，将他们的决策过程和行为纳入模型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群体如何对宏观政策作出反应从而研究政策的可能效果。这些不是不可能的。我建议在座的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关注科技进步。如果你周边有研究人工智能问题的人，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以便将来的合作。跨学科的合作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突破。
⑵ 计量经济学怎样对异质性进行讨论
同质性是计量经济学中的概念。
同质性相对异质性，是指样本空间中每个观测值性质的一致性。结合人口结构来说，指代的就是人口结构样本中每一个观测值（抽样值）属性具有一致性。
⑶ 如何建立经济学模型 企业异质性
寡占（Oligopoly），是指市埸由少数几家厂商所瓜分，他所销售的是一种同质性的货品，或是一组异质性的货品，市埸集中程度相当高的市埸结构。寡占市埸中厂商之家数最少为两家，最多则视情形而定，祗要厂商的家数少到令各厂商，均感到彼此间存在著相当的依存性时，此种市埸即属於寡占市埸。至於袛由两家厂商所构成的市埸，称为双占（Duopoly）市埸。寡占可以区分为两类：一为销售同质性货品的少数厂商所构成之寡占，称为纯粹寡占（PureOligopoly），如台湾的水泥业；一为销售异质性货品的少数厂商所构成之寡占，称为差异寡占（DifferentiatedOligopoly），如台湾的汽车业。
寡占市埸的特质有：一、寡占厂商为数不多。二、寡占厂商一方面对其货品价格均拥有相当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却又受到其竞争者反应决策之影响，故寡占厂商既非价格接纳者，也非价格决定者，而是价格寻觅者（PriceSearcher）。三、每一位寡占者皆试图增加其货品之市场占有率，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通常并不轻易采用价格竞争手段，而是诉诸於广告活动、品质差异化，及服务等方面之竞争。四、寡占者在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局势下，利害攸关，新厂商想进入一寡占产业，势将遭遇相当严重之阻力，同时为保持产业内部之制衡作用，既存之厂商想退出生产行列，也颇不容易。
产业会由少数几家大厂商所控制的原因，不外乎：一、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的存在，二、进出产业的限制，三、勾结合并的结果，厂商合并的方式有横的合并与纵的合并两种。
⑷ 经济发展异质性是什么意思
与其他先行国家或地区相区别,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多层面表现出“异质性”或“中国回特色”。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发答展“异质性”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是什么?这种“异质性”在实践层面导致了怎样的绩效?进一步的,这种“异质性”对经济.
⑸ 经济学奖对中国有何启发
1、二元结构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指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部门,一个是先进的、现代的工业部门。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阻,工业扩张就会减缓甚至停滞。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农村为城市工业提供资金达2万多亿元,相当于同期社会资本存量的2/3。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向城市输送了近2亿劳动力,为城市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拉大了城乡差距。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工业化、人口流动与资本积累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动规律,贴切的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城乡差别。2、重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二元结构理论虽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距,但过于关注工业扩张,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抨击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做法,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应重视农业的发展,通过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农业生产率,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农业发展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舒尔茨指出,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落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不进行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不能转变为现代农业。我国农业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工业,农业技术一直徘徊不前。1978年以来,农村改革经历了最初的十年繁荣发展后陷入“三农”瓶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3.28倍。发展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后,对农业重要性的研究日渐深入人心,许多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开始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为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指导。时至今日,国内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仍在对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着孜孜不倦的研究与努力。3、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过大的资源耗费使环境的承载压力与日俱增,如何有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一直都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早在1983年,谭崇台就发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为实现新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奋斗》一文,文章指出:“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把生产、人口、资源和环境四个因素作统一的考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注意资源节约,并作好环境保护,对我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他提出要“进一步大大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观点。巴尼(Barney)在《公元2000年环境》(1986)中指出,不发达情形下的人口增长经常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快就会超过他们所依存的局部环境承受能力,使环境恶化,侵蚀和降低以前享有的生活质量,贫困往往是环境恶化和其他灾难的根源。拉尔夫的《我们的家园——地球》(1993)表明:“环境不可能在贫困的条件下得到改善,发展本身应当是对此的部分答案”。所有这些研究为中国也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展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丰富繁荣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中国的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聚焦点,中国面临的各种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如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失业与就业、金融风险、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正如谭崇台所总结的: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不论与发达国家今昔状况相比,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相互比较都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世界多极化又是必然的归宿,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将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成为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年轻而充满生命力的学科。
⑹ 农地保护合适的指标体系: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TCE已经形成了相对规范的分析体系，从最初的只定义市场、混合和层级的治理结构来配对具有不同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的交易，发展到以市场和层级作为两个极端，中间包含了无数形式混合的治理结构的光谱，探讨如何针对不同交易在该光谱上选择合适的治理结构(Wil-liamson，1991;1999;Ruiter，2005)。主要的评价标准是最小化交易费用，也包括其他的治理结构的属性，比如激励效果、控制效果、治理结构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等。
因为交易费用是交易的属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等)+治理结构属性(激励效果、控制效果、上下级的忠诚等)的函数(Williamson，1996)，所以将TCE理论的判断逻辑拓展到农地保护的治理结构的选择上来的逻辑为:首先判断不同国家农地保护“交易行为”的各种属性，即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的程度。其次，判断不同的农地保护的治理结构，比如，无差别的指标(undifferentiated quotas)，按比例交易指标(ratio-trade)，有限制地交易(regulatory tiering)，分区交易(zonal)，限制交易(restrained trading)，区划(zoning)和直接的命令和控制(CAC)等在控制上述交易属性造成的费用节约、经济激励、控制等方面的效果。
这两步可以由表9-1和表9-2所示。即，当一个国家面积越大，其土地开发的空间异质性，造成土地开发的专用性越高，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包括事前设计费用和事后执行费用等就越大，此时，随着程度由小变大，偏向层级制一端的治理结构就越适合降低交易费用;同理，对于人均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速度引起的土地开发时间上的重要性，因生态环境受影响的不确定性的增加，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也由小变大，此时偏向层级制逐渐替代市场制而得到选择。相对应，土地开发频率属性的表现恰恰相反，频率越大，市场制逐渐替代层级制成为更优的选择。而在激励效果上，比如增加微观主体的激励性、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息成本、避免制度设计过度控制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等方面看，偏向市场制的治理结构的效果更好;在控制效果上，比如避免“hotspot”上和保障上下级利益目标一致性上，偏向层级制的治理结构效果更好。
可以看出，理论上可以对不同治理结构可能的绩效进行相应的评价，但给出何种治理结构是最优的，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备选方案之间都有一个权衡。唯一的途径就是根据具体的农地保护的实际特性来判断合适的治理结构。
另外，如果考虑到制度的变迁过程，那么不同治理结构的变迁，还需要考虑到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的影响(Williamson，2000)，比如公众的认可度，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等，虽然这超出了TCE的分析范畴，但这对现实中的农地保护治理结构的改革与路径选择也可能起作用。见表9-1和表9-2。
表9-1 自然和社会特征与土地开发“交易属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注:+代表正的相关性。
表9-2 不同农地保护指标制度设计的绩效比较
注:表中所列的治理结构也会因各自具体的设置不同而在相应的属性表现上不同，这里只是大致在三个基本的治理结构上进行分类，没有进一步详细分析各种治理结构的不同，在后面的实例研究中会进一步详细分析。++代表“强”;+代表“较强”;0代表“弱”;→代表一种变化趋势。
⑺ 求题目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的一篇论文，球会的大神帮帮忙。。。。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