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

⑴ 一带一路涉及哪些国际经济法问题

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

“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

(1)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扩展阅读：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

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⑵ 一带一路涉及哪些国际经济法问题

一、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但这一构想旨在通过通商和友好关系而非武力征服或殖民掠夺来实现，其应该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的构想。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除了少数国家心存芥蒂，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成功筹建即为例证。这些积极态度表明，发展仍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主旋律，“一带一路”的构想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发展国际经贸关系离不开国际法。近代国际法始于欧洲基督教文明。当时的欧洲各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技术的完善，迫切要求利用海洋开展国际贸易，海洋自由论开始盛行，并最终导致公海自由原则的确立。
为了开展国际通商，美国还与不少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航行条约”，以此规定相互的权利、义务。这说明，国际经贸交往需要国际法，并依赖于国际法的保障。公海自由原则的提出和确立，对于促进欧美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年代，国际法包括公海自由等原则和制度，成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工具。这是另一个话题。国际经济法的诞生也能说明国际经贸发展离不开国际法。二战以后，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驱使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多边贸易体制，比如GATT 和WTO。由于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需要，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而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投资，都需要资本的支持，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应运而生。国际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出现。这进一步说明了国际法对于国际经贸交往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强调两点: 第一，国际经济法不是自成一体的法律。国际经济法不能脱离国际公法而存在，国际公法的原理构成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此外，从不同视角或目的出发，国际法的许多领域都可能与国际经济法发生联系。这就是理论和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甚至贸易与人权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贷款和投资的不同门槛或标准问题。国际法与国际经贸关系不单单是一个国际经济法的问题，它涉及到国际法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从更大的国际法角度来看待国际经贸关系。其次，《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于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联合国宪章》所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宗旨，以及主权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与顺利开展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密不可分。试想，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动辄武力相见，如果一国内战频繁、战火连天，如果国际通道上海盗成群、劫匪成帮，如果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友好关系，如果没有促进国际合作的机制，如果没有平等互利或共同利益，如果没有契约精神，如何发展国际经贸关系? 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是一个整体的国际秩序问题，需要从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目的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国关于国际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中国关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话语表达。60 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与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善用国际法密不可分。“一带一路”是以我为主的构想，其实施必然关系到如何更好地运用并进一步发展“五项原则”的问题。换言之，“一带一路”还必须放在中国眼中的国际秩序下予以考虑。如此来看，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其还涉及到如何对待“五项原则”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的构想，必然与国际法发生密切关系，“一带一路”必须在一个体现中国立场、观点和话语的国际秩序下进行，并依赖于这一秩序的有效保障。“一带一路”肯定将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对象。
二、从国际法角度研究
“一带一路”的目的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应努力达到四个目的: 第一，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促进对国际法的深入研究; 第三，推动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 第四，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发展。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国际法为对外政策服务的问题。“一带一路”为国际法学界提供了难得的学以致用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机会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交往及合作关系，当时的形势要求重视和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在邓小平同志“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的指示下，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还设立了国际法专业。第二次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导致学者们都在谈与国际接轨、按国际规则办事，相关著述层出不穷，WTO 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课程。第三次是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到菲律宾提交南海仲裁这一阶段，国际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作用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也成为国际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次的“一带一路”为国际法学界“接地气”提供了广阔土壤。国际法学者要抓住机遇。如何“接地气”，立场很重要。国际法肯定是要服务于对外政策的，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国际法对国家的实际作用就在于此。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构想，立足于中国的立场，我们的研究必须服务于“一带一路”，必须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研究者，我们的角色是智库，任务是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提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法建议，以便国家更好地利用国际法实施“一带一路”构想。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第二个目的是促进对国际法的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涉及许多国际法问题，其中不乏国际法基本或重要问题，阐明这些问题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也有助于我们对国际法的研究深入进行。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例。“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有赖于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友华、亲华的政府很重要，巴基斯坦就是个典型。我们过去严守不干涉原则，认为政府更迭是一国内政。美国则不然，扶植代理人、支持反对派、对不听话的政府实施制裁，只要符合其利益，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在政府承认问题上，美国也是不断变换承认原则，符合其利益是唯一标准。我们不学美国，但在不干涉等原则的运用上应保持足够的弹性。维护和支持友华、亲华政府，应是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不可或缺的。而弹性有多大，法律上如何说得通，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只要我们面向“一带一路”的具体问题，着手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研究就能够向纵深发展，而不再局限于对国际法原则、规则、概念、程序的一般性表述上。
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第三个目的是推动我国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结合“一带一路”进行国际法研究，需要总结我国以往的国际法实践，从中提炼我国的国际法理念、方法、观点，并以此检验、解释和丰富现行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及制度。这些都是构建我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争取用几年的时间提出我国关于整个国际秩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完成构建我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任务。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第四个目的是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的发展。我国法学科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后的几次机遇得到了很大发展。“一带一路”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次机遇还有可能带动国际法交叉学科的发展。国际实践和我们利用国际法的经验都表明，国际法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和国际政治包括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包括中外关系史、国际经济包括中国力量的崛起等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必须要跨界，与其他学科交叉，唯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一带一路”面临的难题;国际法学也才可能获得新生。这不仅是国际法学人的自我反省，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综合性的构想，跨学科的方法与之完全契合。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至少应能够探索出一条如何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的路径，或许还能够衍生出新的交叉学科，比如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学。
三、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路径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关系的重大政策构想，因此，从国际法角度开展“一带一路”研究，必须考虑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工具论强调政策是法律的实质，法律是政策的形式;政策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政策的工具。在国际法领域，工具论是许多学者都承认的，因为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实，解释了国际法的本质。工具论是一种现实主义学说。现实主义学说论者还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大国意志的体现，是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果，因为大国有能力将自己的立场、观点摆到国际法中，并有能力将国际法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加以解释和适用。因此，国际法主要是大国推行自己的政策、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现实主义学说要求充分考虑力量的因素在国际法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包括在国际法的制定、解释、适用、评价和重订等各个环节的作用，并要求这些环节均以政策的实现作为目标追求。现实主义学说得到了许多经验的证明，是一种经验论，值得借鉴。而且，我国目前的实力也允许借鉴。
“一带一路”是大国战略构想，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我们才敢于提出这一构想。“一带一路”是一个需要力量支撑的战略构想。而任何一个大国都是要把自己的意志摆到国际法中的，都要在国际秩序中拥有足够的发言权，都要通过国际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现行的国际秩序基本上还是西方主导的秩序，现行国际法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中国基本上未参与其建设，即使参与也多为配角。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是一个国际法的小国。这种状况与我国的地位不相匹配，应设法改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应推翻现行秩序，不现实也无此必要。中国既无称霸的力量，也无称霸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搭便车”。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现行国际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与我们的地位相称的国际秩序，是一个能够充分反映我们的立场、观点和话语的国际法体系。然而，国际法不仅仅是大国意志的体现，它还需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同意。国际法也并非追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它以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目标，各国的利益只有融入共同利益才符合国际法的理想。国际法不仅是现实主义，也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国际法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在两者之间有所平衡。
四、“一带一路”相关国际法重点研究
领域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国际法领域或方面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群策群力来发掘。第一个领域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实施“一带一路”构想需要基本原则的引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般来讲应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并予以澄清。例如，主权与人权或不干涉内政与人权的关系。这一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国际法许多领域，我们虽然已有研究，但缺乏深度也不够具体。“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提出了这一关系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投行贷款标准如何制定的问题。此外，“一带一路”强调国际合作，但国际合作是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 它是否要求合作方承担某种法律义务? 1970 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起草时，学者围绕着国际合作是一般性义务还是纯粹条约义务争论不休。
这个争论今天仍有意义，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争论? 持何种立场更有利于国家利益? 还有“约定必须遵守”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不能否认有些国家根本就缺乏契约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投资以及如何保护投资? 单方面毁约时采取何种救济措施? 制裁是否可以成为政策选项，尤其是在排除动武选项之后?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⑶ 大学文科有哪些专业

第一类学科：哲学

哲学这门学科所涵盖的文科专业不是很多，大概有三个文科专业，其中包括了哲学，逻辑学和宗教学。虽然哲学学科专业不是很多，但是其复杂难学程度可是不一般，分分钟能够把人绕晕，是一门学习难度很大的学科之一。

第二类：经济学

经济学类的学科专业就很多了，其实不能够完全说是文科专业，因为涉及经济与数学，所以也可以说是理科类的专业，理科的学生也可以学。经济学的专业很多，而且都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在这门学科里面又分为几大类，比如说经济学类，金融学类，财政学类，经济与贸易类等四大类，该经济学涵盖了10个专业。

第三类：法学

都说法学类的专业是铁饭碗，那么对于法学类的专业你都了解多少呢？其中法学学科分为6类，有法学类，社会学类，政治学类，民族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和公安学类，涵盖了13个专业。（注意：这里指代的学科分类并不是大学里所设学院的具体分类，而是大致概括文科专业的类型）

第四类：教育学

教育学里面的很多专业也是现在的铁饭碗，教育学和法学一样都是堪称铁饭碗的行业，但是同样竞争力大，考取有很大的难度。其中教育学又划分为教育学类，体育学类这两大类，涵盖了12个专业。

第五类：文学

文学所涉及的专业也是非常多的，有中国语言学类，外国语言学类，新闻传播学类这三大类。其中中国语言学类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等5个学科，但是外国语言类的专业就很多了，包含了62个外语专业。而新闻传播学类则有5个专业，比如说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等。

第六类：历史学

历史学涵盖的专业就比较简单了，有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和文物与博物馆学等4个专业。历史学是比较适合文科生学的专业，牵扯的知识了很大，博大精深。

第七类：管理学

管理学这门大的学科之下又有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工业工程类，电子商务类，旅游管理类等。有这么多的分类，所涵盖的专业也是非常多的，共有31个专业。

第八类：艺术学

在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下，专业类型也是很多的，比如说艺术学理论类，音乐与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以及美术学和设计学。这些类型的涵盖的专业也是不少的，共有29个。

(3)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扩展阅读：

文科生可以报考的大学 的专业

1.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哲学、世界史、中国古代史、法学、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图书馆学、基础心理学、

2.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传播学、

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史、文艺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企业管理、法学、社会学、新闻学、

4.武汉大学 经济学、法学、

5.南开大学 区域经济学、金融学、

6.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7.厦门大学 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国际法学

8.上海财经大学 财政学、会计学、

9.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学、会计学

10.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文科生可以报哪些专业好就业

1.学前教育。授予教育学学士

主干课程：教育学、心理学、声乐、美术、幼儿玩具制作等。

招生院校：师范类。

2.汉语言文学。授予文学

主干课程：语言学概论、汉语史、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

招生院校;师范类、综合类院校。

3.对外汉语。授予文学学士。

主干课程：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写作、翻译、古代(现代)汉语、西方文化礼仪等。

招生院校：外语类、师范类院校。

4.外语语言文学(外语)。授予文学学士。

主要语种：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及小语种。

招生院校：外语类、师范类、综合类院校。

5.广播电视新闻学。授予文学学士。

主干课程：广电概论、广电技术基础、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制作、摄影摄象等。

招生院校：各传媒院校、师范类、综合类院校。

⑷ 开设国际商法课程有什么意义

一、学习研究国际商法，有利于我们“引进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必须学会与国际商事主体打交道，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国《票据法》第96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就为国际商事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对中国公民、法人有直接约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学习研究国际商法，有利于我们“走出去”。围绕国家战略与跨国投资设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需要法律界定人士认真思考——国际商法不可或缺。

三、学习研究国际商法，有利于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胜出。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迅速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

附：国际商法典概念。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BusinessLaw）：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调整对象是国际商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各国商事组织在跨国经营中所形成的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