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求答案
谭希培、何子英在《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公平与效率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讨论更是激烈。有人说公平优先于效率，有人说效率优先于公平。文章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分属不同分配领域的优先原则，效率相对于生产资料分配领域而言，
公平则相对于生活资料分配领域而言。文章运用博弈分析法说明：公平与效率可以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而达到最佳的结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产权制度改革把国企改制提升到一个更快、更高的层次。因此，此前在国企改制中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的问题更加令人瞩目。现在，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国企改制路径正在变得清晰。
新近发布的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中，最抢眼的有三点：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价不得低于净资产；非上市公司国有产权要公开竞价转让；严禁“自买自卖”管理层收购。
在既往的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公平问题。应该承认，确有少数国企管理者，利用企业改制之机，据国家财富为己有，中饱私囊。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公平损失是为提升效率必须支付的代价，然而这种所谓的效率提升背后实则暗含着更大的效率损失，同时还为我们的后继改革制造了更大的成本。
这类公平和效率实际上的双重损失，主要缘于某种程度上的暗箱操作。所以，在国企改制中，对于提升效率、维护公平，在具体操作上打破暗箱，就变得至关重要。
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公平则是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得以持续提升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因此，一个更为市场化的、更为透明的路径就成为推进国有企业改制进程，既提升效率，又维护公平的首选。国资委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显然就是意在倾力打造这样一条更为市场化的、更为透明的国有企业改制路径。
依据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一国的收入分配类型可划分为铁饼型、尖帽型和橄榄型，三种类型各有其利弊。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类型属于不断扩大的尖帽型，既具有它所形成的一定历史原因，但更具有其影响进一步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巨大隐患。为了遏制尖帽型收入分配的扩大势头，并且使之逐步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模式转型，中国需要进行5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的状况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铁饼型，二是尖帽型，三是橄榄型。
铁饼型收入分配的特征是中间的最高收入人群和边沿的最低收入人群没有什么差别。这样的分配类型，其可能的有利之处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平等程度高，大家在收入水平上没有多少可攀比的；其不利之处是每个人的经济贡献不能够显示出来，人们在收入水平上铁板一块，不能做到奖勤罚懒、优绩优薪。
尖帽型收入分配的特征是社会上很少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处于平均水平之上，而有少部分人的收入处于平均水平左右，但是大多数人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仅仅是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因此，宏观经济分析上使用的人均收入指标在这一分配类型中，无法反映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尖帽型收入分配的优点是能够在短期内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局面，鼓励冒尖和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缺陷是形成贫富分化，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多数人陷入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的发展陷阱，社会不稳定，经济无法持续的发展。
橄榄型收入分配的特征是腰圆膀大、小头小尾，即最富有的人口较少，社会的大部分成员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构成人数最为众多的中产阶级，而最贫穷的边沿人口也占很少数。与铁饼型收入分配相比，橄榄型分配的优势是有一定收入差距，便于人们之间展开竞争；但与尖帽型收入分配相比，橄榄型的收入分配差距又没有那么大，处于收入底层的人口较少，便于实施社会救济和保障社会稳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社会持久和谐的有力保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的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不具备政府职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说把市场泛化了也会带来很多弊端。讨价还价、买官卖官无论如何不行吧？很明显，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必须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试问：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不要小看了这里的“间接”二字。间接了，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间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大社会”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越简越繁？为什么政府难以“瘦身”？为什么“吃皇粮”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发达吗？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社会组织是自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特性，促使社会组织必然以服务为天职。社会组织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这种柔性的监督具有客观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监督。社会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社会组织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要公正。公正最起码的表象之一是公证。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来自于社会组织。这是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
由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一批离开政府的公务员，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就业的机会，既保护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难群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冲突各国都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苹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决就能够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论是政治领导型的、还是业务管理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利益代表型的、还是公益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文体联谊型的、还是学术交流型的社会组织，都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血脉。
四、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从制度入手，才是科学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民主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依法执政。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语境中被称为规范和价值。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正式制度的约束通常称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与法治相对应，在学术的语境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所以说，制度创新应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首先，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将执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领导方式及其与政府、立法、司法、社会民间及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关的法律责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化、制度化，使得对执政党的约束与监督落在实处，具有可操作性。还要严格界定党的政策、决定与法律的界限，使其服从法律的规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规定，形成隐性立法。同时，应注重我国的政权建设水平，在减少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注意各级、各类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制约与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
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指标体系不完整，必然会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动不动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现在一说指标，有人就拿出当年“评工记分”那一套本事来，那是把指标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已是全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那更是响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辐射力大于经济。儿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岛，甚至还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不大会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话。“言必称希腊”，不是说希腊的钢煤粮棉如何如何，而是说言必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是铁的花朵。这花朵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易燃的绢花，一把火就烧掉了。现在有些人是物质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却穷得很哪！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和谐有多种：有高度和谐，有低度和谐。我们要的是在发展中高度和谐。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政权是能够在和谐中巩固、在和谐中发展的。只要对市场经济驾驭得好，对和谐社会构建得好，共和国一定长治久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进而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社会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② 寻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考题>>答案
三、1.答：（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2）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体系。
（3）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不是研究它的表面现象，而揭示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 即研究各种客观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4）政治经济学必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及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应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定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
2.答：加速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具有重要影响， 它可以提高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
（1）加速资本周转可以增加年剩余价值量。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加快预付资本的的周转速度，其中预付的可变资本周转速度也加快，也就是一年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越多。而剩余价值正是由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产生的，这样，以年来计算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增加。如果用M代表年剩余价值量 ，m'为剩余价值率，v为预付的可变资本，n为流动资本（包含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则年剩余价值量可由下面的公式表示：M=m'·v·n 。可见，M与n成正比例关系。
（2）加速资本周转可以提高年剩余价值率。年剩余价值率是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同一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在剩余价值率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周转速度越快，意味着预付可变资本周转速度就越快，剥削的劳动力就越多，年剩余价值量就越多，因而年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反之，年剩余价值率就越低。如果用M'表示年剩余价值率，则其计算公式为：M'=M/v=m'·n。可见，年剩余价值率与可变资本周转次数成正比。
3.答：（1）必要性。首先，垄断形成后出现了大量所谓的“过剩资本”，这是资本输出的财力基础。资本过剩并不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绝对多了，而是相对于垄断资本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的需求来说，资本相干对过剩了。其次，这些过剩资本的最佳投放场所是输出国外，特别是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向这些国家输出资本可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并且还能带动商品输出，有利于大垄断资本在海外统治的建立和加强。
（2）可能性。 一是在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时期， 世界其他国家原有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并被卷入了世界市场；二是这些国家的劳动者也出现了分化，市场上有充足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三是这些国家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发展近现代工商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已有所建设；四是处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本身金融业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交通通讯设备的现代化，都为资本输出提供发便利条件，使大规模输出资本成为可能。
4.答（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科学，代表和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利益。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性。政治经济学有无科学性，取决于它能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和揭示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指引的方向完全一致，它能够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去探索，认识和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5.答：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1）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首先，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其次，劳动成果或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
（2）生产剩余价值即价值增值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根据劳动二重性，工人的具体劳动把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之中，而他的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之中形成新价值。价值增值过程就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这个一定点就是工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工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
（3）剩余价值的本质是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中超过劳动力价值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部分，它直接体现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6.答：借贷资本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 是从职能资本运动中产生出来并服务于职能资本的独立资本形式。它的本质是借贷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作为从职能资本运动中独立出来的特殊资本形式，也要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利息就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借贷资本一方面体现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借贷资本家就是不从事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为职能资本家提供服务并取得利息收入的资本家。
四、1.答：通过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些重要特点。
（1）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即可变资本，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因为资本家现在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工人在以前的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2）资本家的全部资本归根到底都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的全部原有资本，不管它最初是怎样来的。经过一定时期以后，统统都会被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而全部被消费掉，因而他手中仍然掌握的资本，显然是在这个时期内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都是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得到的。
（3）工人的个人消费也从属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工人进行个人消费，不过是为了恢复被消耗掉的劳动力，也就是为资本家再生产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以便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下去。
这些特点表明，在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出商品和剩余价值，还要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即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存在的条件也重新生产出来。所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2.答：产业资本的循环要经历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 相应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
（1）购买阶段，即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资本主义生产做准备的阶段。用公式表示为：。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购买行为与一般商品的购买活动没有什么区别，但它购买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它们必须在性质上相适应，在数量上保持适当比例，为剩余价值生产做准备。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它就成为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与此相适应，这里的货币也不是一般的货币，而是产业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货币资本。
（2）生产阶段，即资本家使所购买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生产出新的产品和剩余价值的过程。用公式表示为： 。这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具有特殊性，生产过程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不仅要生产出新的产品，更主要的是要创造出剩余价值，因而这一阶段是产业资本循环的一个特定阶段， 而且是最为关键的阶段。 这里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为了产业资本的又一种职能形式，即生产资本。生产资本的职能就是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发挥作用，生产出包含着剩余价值的产品。
（3）销售阶段，即资本家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把生产出来的新产品销售出去，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阶段。用公式表示为W'—G'。这一过程又是产业资本循环的一个特定阶段，这是因为，这里出售的商品已不是一般的商品，而包含着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销售阶段必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与此相联系，这里的商品是产业资本的另一职能形式—商品职能。商品能否出售或商品资本的职能能否实现，是产业资本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4）因此，产业资本在其运动过程中，依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并相应地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并实现价值增值的全过程，就是产业资本循环。用公式表示为： 。
③ 网上人大政治经济学作业3,4答案
现代信用形式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和国际信用等。在这些信用形式中，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两种最基本的信用形式。1．（1）银行信用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债务人主要是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企业和个人。（2）银行信用所提供的借贷资金是从产业循环中独立出来的货币。（3）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动过规模投资，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2．（1）商业信用与特定商品买卖相联系（2）商业信用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商品的经营者（3）商业信用的供求与经济景气状态一致3．（1）商业信用是工商企业之间进行商品交易时以延期支付的形式提供的信用。（2）主要特点：商业信用是以商品形态提供的，同时包含商品买卖行为和借贷行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行为；交易双方都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商业信用发生后，买卖双方就存在着以一定货币金额表现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创造出相应的流通工具。（3）优点：商业信用在商品经济中发挥着润滑生产和促进流通的作用，是推销商品的有力武器，是解决流通手段不足的最便利方式。所以就企业间的信用活动而言，商业信用是首选、是基础。（4）缺点：商业信用是商品生产和经营者之间主要以商品提供的信用。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了商业信用的授信方向，即一般只能由上游产业向下游产业提供。首先，是商业信用规模受企业资本规模、尤其是商品资本量的限制。其次，是商业信用的信用能力有限。制约了商业票据的流通性。再次，信用量变动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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