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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平经济法暨南大学

发布时间:2020-12-07 20:34:02

A. 汪国真的故事

几乎有10年的时间人们不曾看到汪国真这位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诗人,有关他的诗歌、有关他的是非几乎就要被淡忘的时候,汪国真新近的名誉官司引起轩然大波,又让我们重新想起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昔日也曾遭受非议的诗人,今天到底怎么了?
轰动一时的汪国真诉《天府早报》名誉侵权案,于2002年8月20日尘埃落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天府早报》社在该报刊登向原告汪国真致歉的声明,并赔偿原告汪国真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驳回原告汪国真其他诉讼请求。对此,汪国真表示满意,不再上诉。
十几年前红透大江南北的青春派诗人,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汪国真,因“火锅事件”被以极不情愿的方式再度聚焦。儒雅的面容,文质彬彬的眼镜,风采依然,笑容依然,温和依然。而今的汪国真与当年的诗人标准照相比,没有三十而立的激昂,多了四十不惑的平静与成熟。46岁的他,显得挺年轻,全无“潦倒”的样子。
诗歌变火锅:最近心里有点烦
四川《天府早报》3月19日刊发文章《昔日辉煌成过眼云烟大诗人汪国真为钱所困》,文章描述了“诗歌变火锅,汪国真为钱所困”的窘境,提到:汪国真近年来鲜见作品,诗歌收入减少,便四处筹措资金在在北京市区开火锅店,却因不善经营而轰然倒闭,从此境遇日渐潦倒,复出作品《汪国真诗集》也鲜有问津......不得已,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为京城一些店铺撰写招牌,以卖字为生。
文章一出笼,旋即被国内100多家媒体转载。汪国真见后拍案而起,怒斥该文章为假新闻。但该文作者杨某也不示弱,并振振有词地道出消息来源:一位国内某知名杂志编辑,此人自称是汪国真好友,并说年初曾到汪家与之长谈......事情由此变得扑朔迷离。
原来那位“知情人士”是《知音》期刊集团《打工》杂志的编辑庄某。庄某向记者的朋友石野披露了这则新闻出笼的来龙去脉:今年春节前夕,主编知道我有朋友与诗人汪国真交往甚密,便指令我采写一篇汪国真再度创业的文章。正月初二,我在北京民族饭店与汪先生晤面。我对汪先生的道德文品素怀敬仰之心,哪有丝毫亵渎之念呢?当时在一起的还有我的两位朋友,我们边喝茶边聊天,谈得很投机。回到武汉后,我将详情向主编作了汇报,因忙于其他事,这篇文章一直拖着没有写。岂料,无孔不入的“娱记”倒来得快。3月18日,有位同事向我索问汪先生的电话,并称四川某报的一位记者想做一篇汪先生的文章,问我可否帮忙。由于我不知对方真正意图,不便轻易将朋友的电话给别人,只好推称回家找到汪先生的名片后再告之。第二天,那位女记者又来电话索要汪先生电话。当同事将电话递给我时,我迫不得已对她说回家告之。当天下午4点,我上网时发现,一则题为《大诗人汪国真穷困潦倒卖字维生》的消息,这令我目瞪口呆。这则长达千余字署名为杨某的消息写道:“盛极而衰,诗歌变成‘火锅’......曝出该消息的人士自称是汪国真好友,现为国内某知名杂志编辑,在采访时该人士拒绝透露其姓名,年初该人士曾到汪国真家小坐长谈......”看到这篇杜撰出来的文章后我非常生气,当即向同事查问中午打电话的人是否就是杨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立即拨通了那位被四川某报称为“美女记者”的杨某的电话。我质问杨:“你凭何空穴来风,污人清白。你文中所言,国内知名杂志编辑指的是谁?你为什么要胡编这样的造谣文章来制造噱头?”杨某辩说:“我文中所指国内知名杂志编辑并非指您呀......”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令我更意料不到的是,这篇假新闻很快就被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转载。直到现在,除了愤慨,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恶心。?
4月,汪国真把《天府早报》及该文作者、转载该文的《江南时报》告上法庭,要求《天府早报》刊登致歉声明,消除影响,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人民币。汪国真并出示了他的三张电话收费单,其中3月20日以后的电话费明显比这之前的电话费高出近800元,从而证明这篇报道面世后,不断有人打进电话求证事实。他认为这篇文章所写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相符且该文作者并没有向他本人核实,就擅自刊登出这样的内容,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扰乱了他的正常生活及文学创作,给他及家人精神方面造成巨大损害。汪国真说,自己有正当职业、稳定收入,从未开过火锅店,也从没为钱所困。他的作品也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相当有市场,光是一本《汪国真诗文集》便被几个版本盗版。
汪国真表示,从1990年起,他通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各种诗集已累计超过1000多万册,这还不算被发现的30多个盗版本。于是,他不禁发出反问,“这么高的发行数量,我会穷困潦倒吗?”
自从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起,汪国真就开始写诗并发表,但当时的他并不被广大读者认识。他的诗首先是在北京中学生人群中引起共鸣,并以手抄本形式在他们中间流传。自199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后,汪国真成了大红大紫的名人,其作品散见于各种留言卡,甚至作为青春记忆走进少男少女的心灵日记,可谓风扉一时。
他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波及10多年以后的今天。据汪国真讲,应青年学生的要求,2000年教育出版社在出版《高中语文读本》时,特意将他的五首散文起名《短文五则》放在第一册第一课中,供学生学习。而且,汪国真还参加社会活动,主持青年文学沙龙,讲诗作赋,评论感悟。传媒的热衷,青年的倾心,社会的口碑,他清楚人们对他的偏爱,所以他不敢有半点懈担在常人眼中,名头极盛的汪国真不应该陷入穷困,而应早就是家财万贯的百万富翁,但汪国真对这种猜测也说“否”。他认为自己虽没有报纸上说的那样潦倒,但也只能说是进入了小康。当年,诗集一本接一本地出,却只是拿稿酬,并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拿版税,一首诗有时才能拿5元钱稿酬;盗版也使他的收入大大流失,盗印他诗的版本不少,可盗版者是绝对不会付给他版税和稿酬的。
汪国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显得非常激动,他生气地说:“这篇文章完全是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已对我的良好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我从没接受过这位四川女记者的采访。”对于报道中指的“汪国真在朋友建议下四处筹资金在北京市区内开了一家火锅店。但不幸的是,由于文人气息十足的汪国真完全不懂经营之道,所以火锅店在开张了没多久后就倒闭了。伴随这家饭店的倒闭,汪国真的大部分积蓄也赔了进去,汪国真从此境遇日趋潦倒”的描述,汪国真气愤地说:“我从来没开过什么火锅店!是在哪儿开的,店名叫什么?请对方拿出证据来。我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我一直在写作,已出版了几十本书,每年都有稿酬收入,还有版税。”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是喜欢吃火锅,可从来没打过开火锅店的主意,更没入股哪家火锅城。看来我只能请那位记者告诉我:什么时候、地点、我开了哪家火锅店。这纯属无中生有。除了起诉,我没有别的选择。”
燃情岁月:诗竟在手抄本上流传
就像不能绕过琼瑶、罗大佑、席慕蓉,汪国真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刻下了自己的痕迹。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说起第一本诗集的出版,汪国真讲述了一个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成了汪国真激情燃烧的岁月。经过一番“热淬”,他成了中国新一代诗人的领潮人物,在中国诗坛乃至东南亚地区都颇具影响。1990年出版首部诗集《年轻的潮》之后,“汪国真热“席卷全国,以至北京高校出现汪国真诗歌演讲热,当年诗集被《新闻出版报》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有人称,1990年在出版界被称为是“汪国真年”。“汪国真热”现象的兴起,和汪国真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文化创作定位的准确把握有着紧密的联系。
汪国真写诗始于大学期间,而他的大学梦从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才成为现实。这之前,从15岁初中毕业起,他已经在北京一家工厂当了七年的铣工。考上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他汹涌而至的诗兴得到释放的空间,写诗、发表诗、当个诗人,是他浪漫生活的主旋律,四年大学时光就这样在诗的意境中悠然滑过。1979年他刚大一,一天汪国真收到《中国青年报》一编辑的来信:“汪国真同学,我们在贵系系刊《长歌诗刊》里选了你的诗,现寄上稿费两元。五首诗。”汪国真回忆说:“是一组诗,第一首诗叫《晨练》: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这次发表虽然不是我投稿,但是却引起了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汪国真自称其创作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炼、李的警策、清的清丽。
出名之后,汪国真开始想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包括参加主持人大赛,现在回想起来汪国真坦言:“我还是一个偏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还是不适合自己的。但当时年少气盛很多活动都希望参加,30出头,出名太快,有些事情就会身不由己,比如很多的采访,我完全没有选择。”成名之后围绕在汪国真周围的还有接连不断的演讲、签名、各种赞誉之词以及种种非议。非议最多的还是汪国真的诗,反对者认为汪国真的诗歌实际上是将千百年来的各种至理名言,以押韵分行的形式更浅白地表达出来,是一种思想的快餐,哲理的炒卖。汪国真自己承认:“我写诗一直注意对象,新诗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没有必要写的很含蓄;而旧体诗中用典较多,词句比较含蓄,虽然也能表达豪放的情怀,但读旧体诗的人一般要比读我新诗的人年龄高,所体悟的也要比年轻人深。我不会刻意地追求某种表达的形式,这也是我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诗歌作品相当自信,他曾就此回答某报记者,“我认为诗歌如果不能打动人心,不能引起共鸣,那么就不可能有市场;至于炒作,如果没有内容,再炒恐怕也是枉然。我相信读者喜欢我的诗,也就是因为我的诗能打动一些人。”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畅晓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的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倍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而所谓这种人生态度,实际就是对中国自宋元以来传统诗歌那种豁达、飘逸、潇洒、超脱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一直以来,文坛上对汪国真的诗褒贬不一,各种评价都有。汪国真也试图探讨自己的诗与时代、时尚、流行的关系。他不太上网,感到网络“厉害”,是因为网络扩大了他“诗歌成火锅”的传闻。“诗歌是我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从1990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开始,我的书没有停止过出版和再版,我想我的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我觉得我的诗有几个特点,第一是通俗易懂,第二比较能引起读者共鸣,第三有一定哲理。至于评论,最好的评论是时间和读者。“有人认为他的诗浅薄,但他却对自己的诗下总结为“虽然通俗,但可以流传”。
半路出家:签名“惹祸”涉书坛
细心人会发现,京城报业大腕——《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花城广州的《羊城晚报》、行业报《劳动报》等报纸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所诉《天府早报》的文章还有这样一段描写“由于目前每月收入不是非常稳定,为改善这种经济情况,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并为京城一些店铺撰写招牌,以此换取一些收入。“对此,汪国真反驳道:“我是1993年迷上的书法,我学书法是出于兴趣,当然这为我带来了一些经济效益,可怎么也沦落不到‘卖字为生’的地步呀!记者想找‘卖点’我可以理解,但也不能瞎说啊!
整篇文章都是‘知情人士’透露。如果只是一两家报纸发我也罢了,但现在全国有100多家媒体转发,这给我带来的不良影响太大了!那位记者太过分了。”
诗人、书法家,这两者纯属两个领域,风马牛而不相及,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于是,汪国真自己解密,从诗人到书法家,追根溯原,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少年时并未练过书法,故而他的字写得有些“对不起观众”。但面对一张张真诚的脸,一双双热情的手,他无法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问话,问得汪国真满面通红。回到家,他决定从此练书法。
他先练钢笔字,没过几个月,再签名时,竟也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样,他练字的兴趣越来越大。1993年起,汪国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书法的研习上,他先临欧阳询的楷书,然后是王羲之的行书和怀素、张旭的草书,并参照毛泽东书法的谋篇布局,就连平日亲友间书信往来,汪国真也改用毛笔行事。
说来也很有意思,汪国真的书法也像他的诗一样,先是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2000年秋,汪国真结识了某报的一位美编,一见面,人家告诉他说家里有他写的字,汪国真诧异不已,说“我并未卖过字,也与你素昧平生,此话从何说起?
”原来,这位美编是从汪国真与一个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收集到的。还有一件事也让汪国真意想不到,去年年初,汪国真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汪国真虽半信半疑,但还是被提了个醒,他怕自娱的书法作品流落在外,从此不再轻易用毛笔传鸿。
1993年以后书法成为汪国真的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汪国真都要坚持一天1个小时的练字,在以后出版的作品集里都常常附带着他的书法。汪国真特意说起自己的许多有关书法的经历,“1998年我去安徽澎湖参加活动时,我和当地的县长坐在一起。他问我:‘我曾经看过两本诗集,作者也叫汪国真,不知道是不是你,’我回答他:‘据我所知,出诗集的没有其他叫汪国真的了。’他很高兴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诗,但是我更喜欢你的书法。“汪国真的墨宝经常出现在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学校、宾馆酒店等,其书法的价位已成“商业秘密” ......“到了1998年我已经练出了体例,给一些地方题字,惟独不像文章中所说的四处给京城店铺题字。搞书法是真,卖字为生是假。”
汪国真说自己会在适当的时候办一个书法个人展,现在也开始有人来收藏他的书法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读者。10年前,汪国真的诗的读者多是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如今,汪国真的书法的赏识者则多为中年人。从“诗人汪国真”到“书法家汪国真”,这中间如果毫无心理准备的确是让人有些吃惊的。汪国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他因诗成名后,中学老师和同学一度心生疑惑:“此汪国真即彼汪国真乎?”
兴趣使然:“不务正业”作词谱曲
汪国真当初是以抒情诗、哲思短语走红文坛的,然而很少人知道,他在旧体诗词上也颇有造诣。近年间,汪国真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他早期的抒情诗相比较而言更婉约缠绵,而他近期的词作则更觉恢弘大气,豪气干云。与汪国真探讨个中原委,大约不外有三:其一,“文章渐老渐熟”,这与年龄、阅历的增加有关;其二,汪国真近年多喜旅游,词作多写登山观海之事,自然走豪放一路;另外,更重要的是,近年对书法的习练也影响了心境和作品,豪迈的书法作品与恢弘的词作互为印证、补充,共同诠释了汪国真近年来有所变化的风格。
现在汪国真做的比较多的是旧体词,他觉得有些东西的韵味是新体的诗歌无法体现的。而且旧体词和书法结合起来比较和谐,书法对汪国真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没有学书法的话也不会走进这个领域。
问及新诗在今天的衰落现象,汪国真认为现在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少了,诗冷落了读者,读者当然也会冷落诗。汪国真说自己并没有完全放弃创作诗歌,只是爱情诗已经不太写了。步入40岁以后,自己的读者群也已人到中年,汪国真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抒情哲理诗”没有市常一切随缘,甚至包括对待没有对自己的诗歌表现出任何兴趣的儿子,以及算不上忠实读者的妻子。
近年来,汪国真除了集中精力进行书画的研究和创作外,还推出了由自己作词作曲的数首音乐作品。汪国真说:“这几年,我主要是在练书法,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是太好,没想到练了之后现在也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不过当然我也是半路出家。从2000年开始我也为自己的一些诗作曲,这是我的一些兴趣爱好吧。”汪国真是在当年5月份才开始自学乐理知识的。每次创作时,汪国真耳边总要回荡着一支旋律,因为“这样能触发灵感”。慢慢地他发现,“只要前面第一小节想出来后,后面很快就能流出来了”。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学的状态中,汪国真竟也创作了20多首民族或美声唱法的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好评,而且也开始频频在各地电视文艺晚会中亮相,汪国真实现了从“诗人”到“书法家”再到“作曲家”的三级跳。
“有的人说我的诗歌适合谱曲,我自己也觉得可以谱曲。我做事的目地很单纯,只是凭兴趣。当初写诗的时候,诗坛也不景气。当时有朋友劝我不要写诗,我坚持写,就是因为爱好,也没想到会轰动和畅销;我练书法是因为自己的字不理想,作曲也只是因为自己有兴趣。”汪国真表示自己从不刻意去做没兴趣的事。中国歌坛曾推出了《汪国真抒情歌系列》的盒带,有的还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当月十盘优秀畅销磁带之一。2001年7月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办的“时尚风暴·新诗朗诵&流行音乐演唱会”上,当在诗坛沉寂许久的著名诗人汪国真出现在观众中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复出诗坛”引来了诸多关注的目光。有人认为: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以市场化运作包装诗人已成为了一种富有品位且务实的商业行为,这对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他正计划用3年到5年时间为180首唐诗、宋词、元曲作曲,还为自己以前的诗谱了二三十首曲子。
还我清白:两万元赢回声誉
作为艺术的门类,这些也都是触类旁通的。诗歌的张弛、错落和书法互为映证,音乐的节奏、韵律也和诗歌一脉相承。这大概也从侧面解释了汪国真能够于艺术的各个门类有所领悟的原因吧。视“书法为事业、作曲为爱好”的汪国真从未与诗歌决裂过,因为他书法的对象都是自己创作的旧体诗,他为之谱曲的也是自己那些朗朗上口的新体诗。汪国真曾在诗里说,“海洋是一张大纸,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字帖。”诗、书、文、乐之余,他还喜欢旅游。他说,自然能出诗出画出旋律。即使只见一根枯枝,也可想到书法的运笔之势,令人豁然开悟。可谓处处留心皆学问。
汪国真说,对他而言,一直无所谓火爆、复出、沉寂之说,从诗歌、书法,到现在画画、作词作曲,他只是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平和的心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客观和诚信,这次官司不打,指不定下回还出什么新闻呢”。这成了他决定打这场官司的目的。4月1日,汪国真的代理律师正式向首次刊发“为钱所困”一文的四川《天府早报》及始作俑者杨某发出律师函,表示不日将向法院提出起诉。
7月4日,曾被媒体称为“为钱所困”的汪国真诉《天府早报》社(第一被告)和《天府早报》女记者杨某(第二被告)侵犯名誉权一案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认为,文中提到的“开火锅店”、“为了复出在诗歌朗诵会上亲自朗诵”、“出书无人问津”、“收入不稳定”均属于失实报道且用语均有明显的贬损含义,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请求法庭判令第一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人民币,以及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天府早报》有关原告汪国真的报道属于正面报道,没有贬低和损害原告的名誉,不构成侵权。“被告方的代理律师答辩道。被告举证,有关原告的报道共有三篇,分别是3月19日的“汪国真竟为钱所困”、20日的“汪国真正在努力挣大钱”、21日的“汪国真出传记自我揭秘”,这3篇文章属于系列的追踪报道。被告律师指出,3篇文章只是记者通过采访不同的3个人,从不同侧面反映客观事实,并未对原告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作为第二被告的《天府早报》女记者杨某的代理律师称,杨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更不应该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难道说穷困潦倒就是损害其名誉权吗?”第二被告律师提起置疑。被告认为,文章报道的是不同人对原告的不同看法,属于个人主观观点,不必也没有必要考证其真实性。俗话说文化界是各家观点百家争鸣,因此,杨翘楚的行为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双方均愿意接受法庭调解,但最后并未达成调解协议。
8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最后判决被告《天府早报》在该报刊登向原告汪国真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被告《天府早报》社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汪国真对审判结果表示满意,不会再有上诉请求。
“真的不希望再发生类似捕风捉影的事来,我安于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诗人汪国真自小就生长在一个传统意识较强的家庭的他,习惯于冷静缄默,从不狂言滥语。他的家庭同样低调,夫人是河南人,读大学时曾狂热崇拜过汪国真,并也曾热衷于抄写他的诗。他们1992年结婚,儿子今年已经8岁了,小家伙非常聪明,也调皮。“写了许多爱情诗,爱情经历一定很曲折吧?”汪国真说:“我的爱情经历不是挫折而是曲折,有些事情非常有故事情节。1991年在全国图书‘金钥匙’颁奖会上与她一见钟情的,我们相差16岁。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我就不讲那么详细了,大家要有兴趣,将来我可以出一本书来专门讲述。”
汪国真有时就带儿子上父母家去,让老人感受一下天伦之乐。在家里,夫人是主管,她计划着一家人的日常花费。汪国真则忙着在自己的天地里耕耘--准备出一本书法专录,准备录制一盘自己写词自己谱曲的歌曲磁带......日前,新华出版社重磅推出了《汪国真新作逊,《新作逊除了保留汪国真诗歌创作清新、自然、优美的风格之外,读者还可以从中看到经过几年沉淀之后汪国真对感情有了新的解释,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新的感悟。著名诗人刘湛秋认为这些新诗更加成熟,诗风清新不失深邃,标志着汪诗进入第二个创作阶段。本书还收录了汪国真大量的书法作品,对于汪国真与媒体对簿公堂的风波也给予了披露,将一个全面、立体的汪国真呈现在读者面前。

B. 英雄的故事

邱少云(1931年--1952年)四川铜梁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 1952年11月11日,邱少云所在连队在朝鲜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作战中担负突击任务,并奉命于夜间在距敌60米的山脚下潜伏,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12日11时,他的潜伏地不幸被敌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了不暴露部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巨痛,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直至牺牲。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此次作战的胜利。当晚反击部队顺利攻占391高地,全歼守敌1个加强连。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英雄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391高地主峰的石壁上万古留存。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王小二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稍微过一点啊,原谅了!)

C. 巴马香猪和环江香猪有什么区别

巴马香猪:源产于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它是一个具有悠久的饲养历史和稳定的遗传基因、且品质优良而珍贵稀有的地方小型猪品种。1995年3月,巴马被国家特产经济专业委员会命名为“中国香猪之乡”之后,巴马香猪便作为地方特产载入了史册。巴马香猪,外貌清秀,个体矮、小、短、圆,性野早熟。外貌颜色特征主要表现为两头黑、中间白,部分个体背腰部稍带黑斑,额头有白线或倒三角型白斑,俗称“两头乌”、“芭蕉猪”。小猪被毛稀疏细,有光泽,皮肤红润细腻;成年猪被毛较长,尤其是公猪,被毛和嘴粗长似野猪。巴马香猪极耐粗饲,适应性和抗病能力强;性成熟为99—127天(公猪最早16天便有个别分泌性腺素并能产生精子,一般为26—50日龄),母猪性成熟体重14—21千克;成年体重35—45千克。8—10千克仔猪屠宰率为61%,后腿比28.47%,胴体瘦肉率59.36%,眼肌面积5.74cm2。经产母猪年产两胎,平均每胎11.5头,断奶育成率95%以上。

环江香猪:属中国珍稀猪种,历代当地官府均把香猪作为贡品来进贡朝廷。该猪主食山藤野菜,薯杂豆类,从而保持正宗香猪的原汁原味。环江香猪味道清甜浓香,百食不厌,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可延益寿。环江香猪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特产。它的特色为: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据民间流传,香猪在环江安家落户始自明朝,可谓历史悠久。环江一带的明伦、龙岩、驯乐等乡,地处九万大山腹地,属环江县的边远高带,大部分是海拔500-800米的峰丛峪地,土石山区地面日照时间短,作物生长期长,交通闭塞,山路遥,在这样独特的环境条件下,导致了这个微型地方猪种的形成。6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不进步,人们以解决温饱为目的,倾向于饲料养体型大、生长快的良种猪,把体型矮小、生长缓慢的香猪品种打入冷宫,致使这一珍种从那以后数量大减。1978年暨南大学实验动物所与环江县畜牧部门合作,重新挖掘正宗品种,立项研究,借助于宜北那悠闲的青山绿水和宜人的气候,用富有的杂粮豆类和集山川灵气而成的山藤野菜,作为香猪的主要饲料,再配以适量的、独在而珍稀的香糯、香粳喂养,以圈养为主,日喂两餐。经过几年的合作开发,终于成功。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讲究营养美食的饮食转向,从而使这个猪族中的“名门贵族”重新博得人们的厚爱,并获得较快发展。环江香猪除了生活存于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享受用独有的饲料外,还由于“世代相袭”的闭锁繁殖手段,杜绝外血统的导入,从而造就了“黑珍珠”、“肥冬瓜”的特异体貌:一是矮小,一般二月龄体高19厘米,体长40厘米;二是体黑,从头到脚一身黑,就连坚硬的蹄子和细细的毛尖,也都油黑光亮;三是皮薄,乳猪为0.05厘米,成年猪为0.16厘米;四是骨细,仅占体重的7.9%;五是轻型,双月断奶重4-8公斤,成年体重60公斤左右;六是耐劳,调运乘车两天两夜,经受千里饥渴,很少昏亡。香猪以上的特有种质,遗传基因都已十分稳定,没有变异。环江香猪一般6公斤左右宰杀最为理想。烫去毛后,用糯米稻草烧燎至皮呈金黄色。其肉或烧烤或清煮均可。烧制的清脆可口,香气四溢;白切的鲜嫩可口,清香飘逸。两者均无腥味,多吃不腻。但佐料不可缺,白切香猪食用时必须制作一碗配有醋精、马蹄香、生姜、辣椒、香蓼、葱白、蒜泥、豆腐乳、饼干粉末、香油等佐料的盐蘸,使其味更美。年节宴会,助你食欲大进,酒兴陡增,若不自我克制,将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D. 杜万平这个名子好吗

挺好的呀

E. 汪国真说“死怎能不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曾相逢,心绪永远不会沉重,如果真的失之交臂。恐怕一生也不得轻松,一个眼神。
便足以让心海,掠过飓风。在贫瘠的土地上,更深地懂得风景。一次远行,便足以憔悴了一颗 羸弱的心。每望一眼秋水微澜,便恨不得,泪水盈盈。死怎能不,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就是无憾的人生。

F. 论信用证支付方式下的风险及其防范

信用证是现代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方式,属于银行信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进出口双方互不信任的矛盾,大大降低了交易风险,故在国际上得以广泛应用。但是,信用证业务自身的复杂性以及银行审单时强调信用证的独立性加大了信用证风险防范的难度,一旦出口商出现违约或者欺诈行为,进口商将承担很大的风险。因此,面对信用证结算的风险,进口商认清欺诈行为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信用证的定义及特点
⒈1 信用证的定义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年修订本)》,即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2007 Revision, ICC Publication No.600,简称UCP600))对信用证所作的定义是:“信用证意指一项约定,无论其如何命名或描述,该约定不可撤销并因此构成开证行对于相符提示予以兑付的确定承诺。”
简言之,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这里所说的一定条件,是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单据。
1.2 信用证的特点 信用证的特点表现为三方面:
1.2.1 开证行负第一性付款责任。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开证行以自己的信用做出付款保证,负第一性付款责任。只要出口商递交的单据满足“单证相符、单单相符”,开证行必须付款,其付款不以进口商的付款为前提条件。
1.2.2 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信用证的开立虽以买卖合同为基础,但一经开立就成为独立的法律文件,不受合同的约束。银行审单只审核单据与信用证一致,不过问合同。如果开证申请人对合格单据付款后,发现货物与单据不一致,只能根据买卖合同和收到的相关单据与受益人和有关责任方交涉,与银行无关。
1.2.3 信用证是纯单据业务。UCP600规定:“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2 信用证支付方式下进口商的风险
信用证交易的特点使它经常成为被诈骗分子利用、从事诈骗活动的主要工具。
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银行的付款责任同买卖双方合同项下的履约责任相分离,银行无法对基础交易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银行履行付款责任的前提是出口商提交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的规定“表面”相符,正如UCP600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充分性、准确性、内容真实性、虚假性或法律效力,或对单据中规定或添加的一般或特殊条件,概不负责;银行对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服务或其他履约行为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付、价值或其存在与否,或对发货人、承运人、货运代理人、收货人、货物的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诚信与否,作为或不作为、清偿能力、履约或资信状况,也概不负责。”当开证申请人付款赎单后提货时才发现无货可提,或货物与合同不符,而此时出口商早已安全收汇。进口商已不能要求开证行退回货款或要求开证行向出口方追索,只能依照货物买卖合同的规定向出口商追索货款,而行骗者早已销声匿迹,索赔很难成功。
进口商可能遭到的欺诈有以下几种:
2.1 伪造单据。欺诈者利用信用证凭单付款独立于合同的性质,通过伪造信用证项下所要求的全套单据,骗取货款。其典型特征是无基础交易存在、“假买假卖”、“假单无货”,旨在套取银行融资或不知情的第三方的定金或预付款。
信用证通常要求受益人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和提单等运输单据。其中商业发票由出口商制作,容易伪造;保险单据虽然由保险公司签发,但是保险公司在签发时完全依赖于投保方的诚实告知,不可能实地了解。因此,如果卖方不作诚实说明,保险单中的内容也不真实;承运人一般根据包装物上的说明和外表来签发运输单据,托运人的不诚实陈述会导致运输单据内容的不真实,例如出口商收到信用证后,将残次品或废物载入假造的提单中,却使提单表面上符合信用证的要求,所以开证行必须付款,其结果导致进口方遭受损失。
⒉2 凭保函换取清洁提单。UCP600规定银行只能接受清洁运输单据,清洁运输单据是指未载有明确宣称货物或包装有缺陷的条款或批注的运输单据。如果货物存在瑕疵,应该在提单上做出不清洁批注,但有的出口商向承运人出具保函,保证补偿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可能造成的损失,要求其不做出上述不良批注,以便顺利收汇。从法律角度讲,这是出口商与承运人串通共谋对收货人的欺诈行为。
2.3 倒签提单、顺签提单和预借提单
2.3.1 倒签提单、顺签提单和预借提单的概念
①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都是承运人或代理人应托运人的要求,以早于货物实际装船的日期作为提单签发日期的提单。倒签提单是在货物装船完毕后签发,预借提单是在货物还未装船或未装船完毕的情况下签发。②顺签提单是指在货物装船完毕后,承运人或代理人应托运人的要求,以晚于货物实际装船完毕的日期作为提单签发日期的提单。
这些提单的签发方式都属于违法行为。
2.3.2 托运人换取倒签、顺签和预借提单的目的。托运人要求承运人这样做,是为了使提单上记载的签发日期符合信用证关于装运期的规定,以便能结汇。承运人通过伪造装运日期以掩盖出口商违反信用证装运条件的行为。
2.3.3 倒签提单、顺签提单和预借提单对进口商造成的危害。在订立合同时销路较好的货物,由于到货期晚了,在货物运抵后价格下跌,造成进口商无利可图甚至有可能亏本;对于应节货物,如果不能在进口商预计供货的节前运抵,进口商的损失会很大,除了金钱上的损失外,进口商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处理倒签提单所造成的货物补给不及时等情况。对于进口商来说,提单的签发日期是装船时间的证明,承运人应出口商的请求提供倒签提单,进口商如果找不出证据证明此提单属于倒签,就会失去向出口商提出索赔或取消合同的权利。可见,倒签提单是对进口商的一种侵权行为。
2.4 倒填交单日期。受益人应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提示单据,若受益人未能在此期限内提示单据,则开证行有权拒绝支付信用证项下的货款。因此,受益人可能要求出口地银行倒填付款、承兑或议付的日期。
这是利用了《UCP600》上所说的:“银行应有一个合理的工作时间,即从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五个工作日来审核单据”。例如,某信用证规定“6月30日到期”,但是受益人将单据送达银行议付的日期是7月4日,该信用证已经逾期交单四天了。银行应在其面函上批注:“LATE PRESENTATION”或者“L/C EXPIRED”,(迟交单,或信用证已逾期),但是这样做就造成了“单证不符”,会对出口商安全收汇造成障碍。因而,少数受益人就要求议付行倒填日期,即在银行的面函上将受益人的“交单日期”仍写成6月30日,而银行的“寄单日期”写成7月4日,从而使单证的表面相符。这种作弊行为难免会使进口商受到损失。
2.5 短装或冒装货物。UCP600规定:“载有诸如‘托运人装载和计数’或‘内容据托运人报称’条款的运输单据可以接受。”一些不法之徒便利用承运人不清点集装箱内货物之机,以次货、假货、短装货行骗。其特点是有基础交易存在,“真买真卖”,但“真单劣货”、卖方存在欺诈行为。而银行只管单据,不管与单据有关的货物出现了问题,买方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在这种欺诈行为中,卖方往往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货物为诱饵,骗取买方上当。
3 进口商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的风险防范
我国的进口企业在使用信用证支付方式时,应采取的防范措施主要有:
3.1 慎重选择交易对象,做好资信调查。可以通过贸促会驻外机构、中国银行驻外办事处或外国合作银行、协作律师事务所和协作调查机构、出口商所在国的资信评估机构、商业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对外商在当地注册情况、实际办公情况、通讯情况及银行信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并建立完备的供方档案,以供今后查询。
对开证行应有所选择,以防止国际威望不高、国际结算水平较低的银行碰到问题缺乏处理能力。
3.2 严格审单。进口商除应审核单证、单单是否相符外,更应侧重单货是否相符、单据所填日期与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合理,如果发现提单有倒签的可能,可以查询航海日记,把握证据后向出口商和承运人索赔。
⒊3 针对不同的客户,申请开立不同条款的信用证。签订大宗商品进口合同时,在信用证中应对提单、保险单、商业发票、商检证书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例如,要求出口商提供由权威的商检机构出具的商检证书,以保证货物的质量。
对于不太了解的出口商,合同金额不宜过大,尽量采用远期支付方式,即使欺诈情形暴露,只要出口商尚未获得偿付,进口商便有足够的时间取证以申请法院的止付令,同时也令欺诈者心虚、知难而退。
3.4 选择适当的贸易术语,力争己方对船公司的选择权。在选择价格条件时尽量以F组贸易术语成交,由己方租船订舱。这样,进口商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且信誉良好的船公司送货,防止出口方和船方相互勾结,也可以派人到装货港检查货物是否符合合同的要求,杜绝卖方的货物欺诈。
在非己方办理运输的情况下,如对运输船只存有疑问,应委托船公司、银行或国际组织协助调查船只情况。
3.5 制定严格的企业内部操作制度,提高企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企业应向业务人员提供各种培训机会,积极了解银行新出台的政策和法规,并提倡以电子提单进行交易。业务人员自身也要不断学习和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G.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的依附母体

广东财经大学前身广东法商大学、广东商学院,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干,兼有文学、理学、工学、哲学、教育学等八大学科门类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原隶属国家商业部、国内贸易部,1997年开始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司法部共同建设,为中国大陆第一所以法律和商科为教学特色的高等学府,国家教育部《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定点高校。学校坚持“一体两翼”发展方针,中心校区(学校本部)坐落于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河畔,毗邻广州国际会展中心新址;西校区(三水校区)位于佛山市三水区北江之滨,毗邻三水国家森林公园;东校区(华商校区)坐落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广州市增城荔城街。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3836亩,校园建筑具有岭南特色、现代风格和高校品质,校内环境优美,景色怡人,人文景观遍布,文化气息浓厚,为广大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环境。 古勷勤(古应芬),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1904年与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杜之林同时考取清政府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1906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07年毕业归国,历任广东法政学堂编纂、孙中山元帅府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文官长。1931年通电反蒋,同年病逝。墓葬于广州市同和街同沙路(华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旁),2002年被广州市政府公布为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勷勤,勷通劝(繁体),勷勤(读湘芹)意为劝勉勤学。
1931年,广州国民政府创办勷勤大学。
1934年,勷勤大学商学院成立,院长李泰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广州市市立银行行长)。
1938年,勷勤大学撤销,商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教育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工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1946年,广东勷勤商学院改办为广东省立法商大学。
1947年,法商大学迁广州石榴岗,全校共有银行、会计、政治经济、工商管理、国际贸易、法律、社会等七系28个教学班,法科376人,商科671。 (见右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法商大停办。
1983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筹建广东财经学院,隶属国家商业部,同时在法商大旧址附近征地。
1984年,隶属国内贸易部,开设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业财务会计、商业财务会计、基建财务会计、财政税务、金融保险、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工商行政管理等9个本科专业。同时征得法商大旧址相邻教学用地并开工建设。
1985年,本部校区建成,改称广东商学院。
1987年,省立法商大学校友在商学院设立古勷勤基金。
1992年,朱森林省长主持省政府七届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在广东商学院基础上筹建广东法商大学。调整为第一批招生,当年投档线直逼中大(文692理662)。
1993年,创建法律系。与国家财政部、暨南大学、首都经贸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1997年,省委常委、副省长卢钟鹤与司法部副部长刘飏分别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司法部签署《共建广东商学院(广东法商大学)协议书》。(见右图)
1999年,在国内率先创建法学院,法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合并成一个法学专业招生。
2000年,创建三水校区。法学院大二学生陈小敏在悉尼奥运会上打破世界纪录并获世界冠军。
2003年,独立招收研究生。
2004年,创建增城分校区(华商学院)。
200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19个A级指标中18个达到A级,获得“优秀”等级评价。
2009年,被评为广东省文科类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院校建设试点。
2012年,入选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广州社科联首家校企协同创新计划签约高校。与上海证大集团联合创建中国第一个“微金融学院”(校企协同金融创新中心)。
2013年,广商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相应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北校园建设:广州本部主校区大门将与琶洲中心展馆对面相望,广交会期间广财餐旅实训大楼(五星级酒店)将有来自世界各国客人入住,将极大提高广东财大的世界知名度。广东财大北校园位于广州校本部的北端,坐落在广州市东南的珠江河畔(373亩荔枝果园林地),与广交会新址——中国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对面,毗邻地铁一号线新港东站,地皮市值30亿以上。北校园5大建筑群:包括餐旅实训大楼(五星级大酒店)、行政大楼、图书馆、体育馆、田径场和4栋教学楼,其中的教学楼包括院系教学楼、2栋本科生教学楼和1栋硕士、博士教学楼。北校区的建筑风格将具有岭南特色、现代风格和高校品质,各单体设计与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相协调,总体布局与南校园相融合。

H. 暨南大学方雅丽

暨南大学校花复死刑,
不可能制真的。
网上传说暨南大学校花24岁。
大学入学一般是18 岁,
本科4年,
22 岁就毕业了。
不会有24岁的校花。
我也专门问了有小孩正在暨南大学读本科的同事,
同事称女儿未听说有学生因贩毒被判死刑。
呵呵。

I. 抗日战争中英雄的故事 【最好比较多】

抗日英雄:从1931年那个刻骨铭心的“九·一八”,一直到“对日寇最后一战”的1945年,在这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为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仆后继,舍身忘死,无私奉献的人。
他们的表现可概括为:大勇,大智,大义,大仁!
[编辑本段]大勇
周处杀蛟用的是匕首,可是这人当年却是赤手空拳毙死虎,不是武松却似武松,冯玉祥书赠“打虎将军”。但历史铭记他的英名,还是“大刀将军赵登禹”———1933年长城抗日,亲率"大刀敢死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国难当头,义无反顾,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此,平型关大捷打扫战场时,人们看见八路军115师连长曾贤生,一手紧握刺刀,一手捂着小腹,虽已气绝身亡,却仍不倒屹立。
就此,新四军第16旅政委廖海涛,率部直袭南京麒麟门,再攻雨花台、中华门,震撼敌军。
就此,1944年桂林保卫战之后,日军战报哀叹:“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为所历之最惨烈,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就此,1938年5月,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空军,却冒死派出两架飞机,径直飞入日本领空,在长崎诸岛成功投下了14万份《告日本人民书》,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当年抗日英雄之勇,还不光表现在战场上。
古有关羽刮骨疗伤,抗日中,晋察冀军区独立4团副团长田同春,为杀敌不让截肢,也硬是裸着臂膀,让白求恩一刀一刀地刮去长蛆腐肉。
古有神农亲尝百草,抗日中,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伯华,为自制紧缺药物,也总是亲自试服,终至因此中毒,在新婚前一天倒下。
还有1935年冬,为着当局的不抵抗,爱国志士续范亭在南京中山陵前,用匕首剖腹明志……
勇哉,英雄。
[编辑本段]大智
有勇,还得有谋。
正所谓“用兵之道,智居首,勇力其次。”而《墨子》有言:志不强者智不达。
八年抗日,中国人民正是以民族之志气,激发出无穷智力,创出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正面、敌后“双战场”奇观,让日寇身陷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这本身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奇观连连的战场,英雄辈出的年代……
青蛙也能打鬼子,信吗?
在八路军太岳军区,38团团长蔡爱卿就这么干过。
为了让炮楼鬼子昼夜不宁,他领着战士下田抓了一大堆青蛙,绝的是在每只青蛙嘴里塞花椒,送到炮楼下,呱呱叫得那个欢。
也就在他游击的沁源,光是地雷战,就有“子母雷”、在河里埋的“水雷”、在树上挂的“半空雷”,还有家中箱柜坛坛罐罐内的“看家雷”……炸得敌人魂飞魄散。
1945年《解放日报》社论称:“模范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而在冀中军区交河大队长黄立荣那儿,什么“张嘴等食”、“卡头战”,什么“羊拉屎”,打的就是诱敌深入、伏击杀敌。
而在抗日名将傅作义那儿,1933年长城抗日的近战、夜战、白刃战,1936年绥远抗日的奇袭战,1939年绥西抗日的阻击战、偷袭战,用兵真如神。
还有如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张自忠将军派出奇兵夜袭敌巢,一举“襄东大捷”。
还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孙立人将军,远征缅甸,面对曾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18师团,以敌常用之“快速切入、两翼冲击”战术反制对手,打得倭寇师团长连连哀叹。
还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彭德怀、左权,百团大战,5000里旷野上百余团兵力协同动作如一人,令敌惊呼“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骄傲自负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也盛赞为“天才的指挥官打出的天才的战役!”
……
这当然不是巧合———
1940年云岭抗敌,新四军军长叶挺,凭着地利设伏,仅以200兵力,击退日军3000。
1938年临汾作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靠着灵活机动,也以200兵力,吸引日军3天。
如此敢于险中取胜,一个是为保根据地民众安全,一个是为保数十万军民转移。
正是胸怀家国的“大志”,激发出他们超群绝伦的“大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编辑本段]大义
在抗日英雄中,还有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这一群———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而英勇跳崖;“八女投江”,为掩护抗联大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杨靖宇,忍饥受冻孤身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赵一曼,鞭打竹签昼夜提审逾月,当严刑拷打得连敌人都战栗了,始终坚口不吐一字……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视死如归;是什么,让他们这般宁死不屈?
是义,舍生而取义,“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这义,就是国家民族之“大义”。“义之所在,必亟为之。”所以哪怕再难,八路军山东军区守崮英雄连93人,“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1944年1月17日《解放日报》),仍然在炸弹炮弹瓦斯弹下坚守半月;所以哪怕再痛,“右臂摔断了……满脸淌汗……内衣被鲜血染红湿透”,周恩来却仍“伏案用左手拿笔批改文件”(柯棣华语);所以哪怕再累,我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王文积劳成疾,仍鞠躬尽瘁在岗而殁;所以哪怕再饿,马本斋的老母亲面对敌人的威逼,硬就是绝食7天活活饿死,也不愿写信劝子赶快投降……
“义之所在,天下赴之。”于是,便有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惜“犯上”;有了“剿共先锋”卫立煌,抗日中批拨百万枪弹给八路军,百团大战主动出兵配合,终至被当局革去上将军衔而不悔。于是,便有了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李淑桓“一家八口上前线”,有了新四军六支队“谢家兄弟三烈士”牺牲后,谢家老母转告彭雪枫:四个孙子长大了,再上战场打日寇……
“义之所在,不顾其利。”记得吗,三五九旅南泥湾,当初最大的困难,其实不在于没房没粮没工具,而是英雄部队统一思想服从大局;知道吗,东北抗联赵尚志,第一次被“左”倾“开除党籍”之后,他更名投军继续抗日,虽是当一名马夫,但“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而当第二次因奸细挑拨被“永远开除”党籍之后,他依然一腔热血,“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
义,是一种英雄气节———抗日名将吉鸿昌怒斥洋奴,胸挂木牌“中国人”,昂然上美国街头。
义,是一股英雄精神———八百壮士谢晋元死守四行,孤军升起一面旗,昼夜飘扬在“孤岛”。
“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为英雄。
[编辑本段]大仁
英雄,当然也是有感情的。《礼记》曰:“仁者,义之本也。”所谓“仁者,爱人”,英雄大爱。
一起假装开店侦察敌情,又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入狱同屋受刑……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地下党员李白和裘慧英,生死与共、伉俪情深;卢沟桥血战前夕,决心死战的佟麟阁,百忙之中不忘取下贴身项链,托人转交爱妻———英雄,也有爱情。
惊闻虎将叶成焕牺牲,当初不打麻醉就开刀的铮铮铁汉刘伯承,也不禁直扑担架抱躯大恸;亲睹将士在残酷肉搏中一批批倒下,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将张自忠,也不禁潸然泪下,“为历百战中惟一之惨泪”———英雄,也会痛哭。
战死沙场了,临终前,赵登禹念念不忘,“我死没什么,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英勇就义了,遗书上,赵一曼句句深情,“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英雄,也念亲情。
虽肚裂肠出,又被日寇狠踹一脚,奄奄一息的赵尚志仍怒目圆睁斥敌寇:“混……蛋”;抗日还没打响,却有日寇恐吓劝降,马占山勃然大怒拍案起:“妈个巴子,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英雄,也会“骂娘”。
山本队长气急败坏写来恐吓信:“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马本斋针锋相对回敬绕口令:“有你山本就没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你山本……”———英雄,也懂幽默。
还有元帅聂荣臻,硝烟中救出日本孤儿抚养,仁者大爱。
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一文总结秦亡教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持久抗日之所以最后胜利,又何尝不是因了这些“仁义英雄”,这些“仁义之师”呢……
智者无忧,勇者无惧,仁者无敌,义者无顾。
更何况,我们的抗日英雄,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
这“大”,正源于他们身上所共有的那一份民族气节与家国精神,那一份不屈之志。
时穷节乃现,英雄浩气长存天地间。
战后许久了,当年划开杨靖宇胃部的岸谷隆一郎,终于还是忍受不了英雄烈举的震撼,内心不堪折磨,直至剖腹自杀。
他在遗书中忏悔:“中国拥有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把敌人都震服了,这就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啊!
他们,与天地齐,万世景仰。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团长——符克

符克,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华侨之家。1928年就读于广州南海中学,1933年侨居越南,在西贡当小学教师。1935年,符克回国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春,符克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广大海外华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抽调人员组成海外工作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工作。符克被选入海外工作团,受党的派遣,前往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符克利用自己在越南的亲朋好友关系,深入各种工会组织,奔走于大街小巷,和华侨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亡,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他的艰苦努力,越南琼侨救国会宣告成立,符克当选为常委。救国会积极在越南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如火如荼的救国救乡募捐抗日等运动,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2月,日军侵占琼崖的消息传到越南。在符克的建议下,琼侨救国总会于3月组织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委托符克任团长。服务团发动旅越华侨坚决抗日,誓死卫国,保卫家乡。服务团的团员们放弃安定的生活,跟随符克回到琼崖参加抗日斗争。

不久,在中共琼崖特委的支持下,以"救国救乡"为目标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于1940年6月19日宣布成立,符克任团长。在符克的领导下,服务总团分成若干工作队,活跃在琼崖的城镇、椰林和村寨。他们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开展宣传抗日等工作,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有力推动了琼崖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服务总团的抗日活动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限制和威胁。对于抗日斗争中的危险,符克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在艰险的环境中生活,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民族出路,祖国是不会有光明的。""我的工作是在危险环境中进行,似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假如万一遇有不幸,那也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的完结。"1940年8月,符克被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杀害,年仅26岁。

我们的军需部长”——贾力更

贾力更,原名康富成,蒙古族,1907年5月出生,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青年时代在反帝爱国思想影响下,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初,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贾力更前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回到归绥,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到蒙古党务学校学习。1932年学业结束后,被分配到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俱乐部任干事兼会计工作。

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贾力更回到绥远,与一批共产党员等领导土默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党中央决定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贾力更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众支援八路军一二〇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他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为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奉党的指示,深入敌占区,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复兴蒙古族"之名,行吞并内蒙古、分裂中国之实的罪恶阴谋,争取伪蒙疆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贾力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于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贾力更做了大量工作,创建了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底,贾力更被绥蒙区党委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初,先后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地区蒙古民族工作。1940年,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贾力更领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封锁斗争。蒙古族群众不顾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将武器弹药、通讯器材等许多急需物资运送到抗日根据地。贾力更也多次出入敌占区,为根据地运送补给,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需部长"。

1941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贾力更回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九龙曾活跃着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参加海湾爱国知识青年组成的"海岸流动剧团"。他平时喜爱武术,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因为他身体结实,皮肤较黑,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刘黑仔"。

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到惠阳坪山参加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年,刘黑仔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汉奸特务。同时配合主力部队,完成突袭敌军任务。他常常使用一支法制20响驳壳枪,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被誉为神枪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香港。这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包括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的短枪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短枪队首先肃清了当地的十多股土匪汉奸,保护人民群众,建立起了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1942年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参加营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的工作。从1月到3月,被他们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这次营救行动,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并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港九大队下属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军多名密探和特工。他们还参与营救被日军炮火击中座机、被迫在敌占区跳伞的盟军飞行员的行动。短枪队就这样巧妙地袭击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刘黑仔的名字使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1944年2月,日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将港九大队主力一网打尽。刘黑仔率领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撒传单、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还袭击了日军的战略要地启德机场,使日军主力被迫撤回九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刘黑仔任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他们开辟了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刘黑仔等10人在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冼星海:人民音乐家

在中国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烟中,曾经广为传唱着一批革命音乐作品,成为激励全民族奋进的战斗武器。这些激昂高亢的旋律大多出自一位归侨共产党员———有着“人民音乐家”之誉的冼星海之手。

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音乐家。他原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未诞生前父亲即已去世。7岁时,他与母亲侨居马来亚谋生,在新加坡养正学校上学,其间参加该校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他回国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1926年后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5月,他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不归。其间,他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300件;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35篇。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年于莫斯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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