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经济法价值的含义是什么
经济法价值是指以经济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在于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包括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Ⅱ 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有哪些
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新价值目标
Ⅲ 什么是经济法 经济法的特点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与传统的相邻法律部门相比，其主要特点有：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二、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法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而经济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四、经济法是以经济为目的的法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甚至会有意使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有所损失。
五、经济法是综合调整的法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
Ⅳ 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经济法特性。其两大基本原则是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它们反映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本质要求；同时科学地概括了经济法具体规则的内在连结和精神，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法中价值与具体规则的汇合和融通。并且二原则已为大量经济法规所昭示，凸显了公权和私权的有机统一，准确地揭示了经济法基本原则之特质。
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揭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这主要反映于： 1、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2、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依史际春、邓峰先生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但是，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固然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一项准则，但其并未反映或体现经济法之特质，将其纳入其他部门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样也言之有据。
3.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或“反垄断原则”。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法体系包括计划法和反垄断法两部分的观点来看，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仅仅是经济法部门法之原则，而无法函盖经济法之全部和整体。
4.将经济法价值作为经济法原则。正如前述，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迥然有别的，但在李先生之诸原则中，如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等，将其纳入经济法价值范畴，颇为恰切，但如果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则难以契合作为原则本身的内质和要求。
5.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作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在他们看来，“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平衡协调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史先生等将其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有所不妥。这一是因为在法的一般意义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调节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耶林也同样指出：“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因而，平衡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不仅经济法使然，其他部门法亦同样如此。民法对民事主体相互利益关系之衡平，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利益之调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协调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项调整方法更为恰切，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范畴未免有方圆木凿之嫌。
Ⅳ 经济法价值理念是啥大佬。
经济法价值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总体性的和经济性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
经济法理念是相信通过经济法价值释放，能够实现社会总体经济方面的那些价值目标即理念的理想目标。
Ⅵ 什么是经济法经济法的功能
经济法：是国家及政府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协调经济活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的功能：
法律的功能外化为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决定与法律的功能。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根本功能在于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不同的法律部门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经济法的功能反映了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价值。而经济法的功能在于保障和规范国家对市场的介入。这种规范和确认起到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
Ⅶ 经济法律规范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效率公平原则为什么（不少于1000字）
1、经济法的原则有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法所说的公平原则是指国家为了克服市场机制产生的天然的不公平，以国家力量强制性地从富裕者手中拿出部分财产去救济和帮助贫困者，从而达到社会的相对公平。而经济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所有的经济法规范、经济法制度以及经济法运作活动，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社会保证，公平为效率的实现创造了必要条件，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效率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奠定了物质基础。
3、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主要内容，与经济法的宗旨、任务是一致的，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功能作用也是契合的，因此应将其确定为经济法的原则。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追求的主要是效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所追求的则主要是公平。经济法的这一任务决定了注重公平是经济法的原则之一，经济法的这一原则同样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方面，但是它最集中地体现在税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中。当然，在注重公平的同时经济法也兼顾效率。
4、虽然由于经济法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经济法必须注重公平，但在注重公平的同时，经济法亦必须兼顾效率，因为如果不兼顾效率肯定会助长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而导致“政府失效”——政府医治市场失效的努力反而使得弊端更加严重，甚至引出其他的问题。因此，强调坚持注重公平和兼顾效率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是经济法的任务所决定，同样也体现在经济法的方方面面。
5、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原则具体体现在：1、在政府宏观调控立法方面，经济法应确认和保障以公平和效率为目标，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2、在市场经济管理立法方面，通过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管制和约束，引导经济个体平等竞争，合法经营，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提高其自身经济效益，依法保护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Ⅷ 经济法产生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
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不但应当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而且也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作用范围。经济法的作用首先在于弥补民法公平观念之不足。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最高准则，它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活的灵魂。不仅如此，公平原则又与一切具体的民法原则不同，它具有对一切市民社会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贯穿于整个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始终。在公平原则与其他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上，公平原则既是其他原则的高位原则，对其他民法基本原则起到指导作用，同时公平原则又可具体化为平等原则、自由原则、自愿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以这些原则作为其实现方式。但民法公平强调的是个体公平、条件公平和形式公平。这种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市民社会观念的确立、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门都难以比拟的重大作用。不仅如此，作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的法律规范，它所作用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决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维护法，它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承认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说民法只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只要市场主体沿着民法预先制定的行为规则去追求自身利益最爱猫扑.爱生活对于追求的结果就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至于由此所产生的诸如人类生存危机、社会不公等问题，民法通常无能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会条件的平等，对此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指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见，民法所倡导的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仅局限于经济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将民法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只能是削足适履，是民法的异化。传统的民法既然难以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那么这一任务就只能由作为社会法的经济法来承担。与民法相比，经济法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结果公平和实质公平，谋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能让全体社会成员受益的整体利益，它既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但又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与个体利益之间是一种既统一又有矛盾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从整体上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推动社会发展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经济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广阔的作用空间。
其次是弥补商法效益观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调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为。而商人作为市场主体，又以追求利润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据，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并且还应当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谓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分析比较和优化选择。马克思指出：“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动物。”但同样应当强调的是，在作为政治动物的同时市场主体又是作为经济动物即经济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经济人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却有相同的价值行为准则，即无论是作为经济人还是作为政治人，都无时不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无非是活动在政治领域内的经济人。作为经济人，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将经济人的这种逐利行为合法化、规范化，并为商人的营利行为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但商法中的效益侧重于对个体效益的张扬和保护，注重的是个人意识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于，商法中的效益原则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则、自由原则或意思自治原则不过是经济自由原则的法律体现。而经济自由主义又是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石。古典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基本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在于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才能得以实现。作为古典经济学思想集大成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发挥和完善，将个人主义作为“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认为个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断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自主地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种一切听其自然的社会中，其规律性力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控的。自由放任意味着经济领域是一种只服从于自身规律运动和变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之外，且政治国家不应干涉经济领域的活动。社会利益是在个人追逐私利的状态下实现的，个人的逐利过程同时也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但这种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仅局限于个人，当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意思自治与社会的意思自治发生冲突时，商法首先选择的是尊重个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换言之，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商法侧重于尊重个人的意思自治和保护个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对个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为社会法的经济法来承担。
最后是弥补行政法国家利益至上观念之不足。行政法是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即行政关系。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以国家权力的有效划分、国家机关的严格分工作为条件。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大体上包括几方面的内容：关于行政组织的法律规范；关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关于行政法制监督的法律规范。行政法的主要特点是：内容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卫生、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因其内容与社会生活关系十分密切，而社会生活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行政法规范常有变动；没有一部统一、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组成；法律文件数量特别多，在各个法律部门中居于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国家机关的行政立法，其性质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无力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法主要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意志又主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国家有时虽然能兼顾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但从根本上说主要维护的还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维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即是说，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既难以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会利益作为主要或唯一的价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调整和保护的是国家的政治生活，现代行政法的立足点应是限制国家的行政权力，即如何将国家的管理行为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国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经济行政职能也应以实现这一目标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将行政机关的行为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法律规范也主要表现为限权性规范。因此，从其作用领域和存在目的来看，行政法并不负有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缺陷及维护市场条件的职能，也无力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
Ⅸ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有哪些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
Ⅹ 100分~~~~ 求法经济学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请认真回答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商法价值取向研究
一、关于商法价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价值取向是从法哲学高度对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调整商事社会关系时欲求的理想目标,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商法价值取向问题,相关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钱玉林从商法与经济法相比较的角度,认为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现代商事法的价值取向是交易迅捷、灵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与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鸿高认为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商法的三大价值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在贸易本位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动态的、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链[2]。在商法的价值取向的认识上,虽然结论不完全一致,有认为是公平,有认为是效率,但相同之处在于多倾向于存在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可以统领一切商法价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价值取向的方式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商法价值取向这一宏观问题缺少微观基础支持。第二,也有学者意识到单一商法价值取向的缺陷,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罗列多种价值作为替代,分别将其定位为“目标”、“基点”或“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各价值间的关系。“理想的商法价值取向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两者的冲突在现实中难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预设其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为价值冲突的解决立下规则”[3]。但是,“事先预设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等于先入为主预先确立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也就不存在价值冲突问题。第三,从部门法比较的角度考察经济法与民商法,得出商法价值取向与经济法不同的结论,但该类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论之上的,认为公平原则是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是一个高位原则,对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则起指导作用。实际上未注意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的不同,笼统地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4]。第四,有个别文献认识到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但没有考虑到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和层次性,未能从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层面加以详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学的规范研究为主,缺少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证。因此,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商法的微观层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寻隐藏在商法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规定之中的商法价值取向,并讨论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对完善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建构
(一)法律价值取向的微观基础
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基本满足,反映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法的价值蕴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规范是具体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具有微观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对专门法律术语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义;法律规范和法律概念构成法的价值的微观基础。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释权等问题;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则具有宏观指导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则和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的价值的宏观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的价值的积淀,决定了法律的价值取向。立法价值取向是指法律向着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方向运作和发展,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部门法的法律原则上[4]。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个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5]。价值取向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可以转化为或直接体现为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精神又会具体体现为各项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层次上,价值取向是法律原则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的关系上,法律原则又是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它要求具体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应当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避免具体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6]。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内涵
商法的价值取向也可称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商法规范、商法概念、商法技术性规定和商法原则中。商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借助商事规范、概念、技术性规定和原则来体现。商法的原则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调整商事关系必须遵循的普遍行为准则,是编撰商事法规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7]。因此,讨论商法的价值取向离不开对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所谓商法基本原则是指集中体现商法的性质和特点、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并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规则[8]。在我国商事法学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则是一个必然论及的问题。在数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专题论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事实上,极少有国家像我国这样重视法律基本原则[9]。关于商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三原则说。有认为应包括保障营利原则、维护交易效率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也有认为应表述为交易自由原则、交易诚信原则、交易公平原则。还有学者主张维护市场正常运行原则、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则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则[10]。(2)四原则说。持四原则说的学者最多,但分歧也较大,如有学者认为从商自由原则、企业维持原则、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则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也有认为应是是强化商事组织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促进交易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促进交易自由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11]。(3)五原则说。主要是商主体法定原则、公平交易原则、交易简便和迅捷原则、鼓励交易原则、交易明确和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商事主体法定原则、确认和保护营利原则、促进交易简便快捷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原则[12]。(4)七原则说。认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则、鼓励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13]。(5)八原则说。即利润最大化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磋商调节原则、互惠原则、简便敏捷原则、安全原则、经营自主原则、强化商事组织和社会责任原则[14]。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虽然在商法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是为主流观点所认可的。笔者认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则正是商法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公平价值体现在许多商事规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收购制度、公司破产制度等。公平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商事主体资格、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经济上应该是表现为分配正义,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价值体现在交易自由、交易规则及行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电子签名、股东借助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等具体商事法律规范中。如学者所言:“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从事于商业之人,才能多次反复地交易,得以经济其时间之利用,而达到其营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权利外观主义、公示主义、票据无因性和严格责任等制度则是商法安全价值的体现。
有些原则不能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仅仅适用于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领域,是商法基本原则在具体商事制度或领域的表现,比如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在民法中被誉为“帝王条款”,但在商法中,诚实信用只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至于有学者主张“保障营利原则是商法保障营利基本价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则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适应商事交易发展的需要而进一步细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中的基本原则”[16],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混淆了商行为与商法的关系,值得商榷。因“营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护的商事经营活动的最高目标,法律必须尽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对他人及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营利行为”[7]。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法经济学解析
(一)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商法的价值是一组价值集合,经过博弈达成一种均衡状态,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的均衡结果,而不是以某种优位价值统率其他价值。商法各价值经过博弈达成价值均衡状态,从而显示商法的价值取向,商法各价值间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团力量博弈的结果。具体历史时期的商法是该时期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均衡,该均衡表现商法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我国的商法还是国外的商事法律,其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结果。另外,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还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规范间实现均衡,只有这样,该法律才能适应经济活动的需求。比如旧《公司法》是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强调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很明显两者体现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之间不同的均衡状态,同时也说明商法价值取向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变化。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具体性: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所谓“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我国商法学研究者曾对此问题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则》是现阶段商法学研究界占主流地位的学说[17]。我国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合伙企业、信托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单行商事立法,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商法学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门法为研究内容。从各个商事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并非整齐划一,各商事部门法对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侧重不同。《公司法》侧重效率,《证券法》和《保险法》强调安全,《破产法》更关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门法中体现出的不同均衡状态,或者说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均衡状态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门法而异。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商事制度变迁与商法价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宏观问题,能够通过其微观基础,即商法的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等要素得以体现。而商法相对其他部门法而言,具有易变性,商事立法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的商法必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背景相适应,不同的微观基础也就必然体现差异性的商法价值取向。以我国的《公司法》为例,该法自出台以后历经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明晰了法人治理结构,更大程度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东股东的权益保护。公司立法理念的变化可以从新旧法律条文的对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样的结论可以在证券、保险等商事部门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对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我国的《宪法》,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的变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所经历的4次修改,都充分说明了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此时如果仍然坚持认为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难以服人。有学者与笔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法律诸价值的阶位仅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具体制度中探讨才有意义,纯理论上的研究仅具有假设意义[18]。理想的商法价值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其冲突在现实上难以避免[3]。
(四)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取向可分为三个层次来表达:第一,商法作为私法的价值取向,即商法和同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一样,其终极价值目标都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二,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实质意义上商法的具体价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集合。第三,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门法内部,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何者更为优先。形式意义上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均衡。以上三个层次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商法价值取向。在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中,对于民商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一点已形成共识[19],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五)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价值取向
“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是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实然之法”是现实存在之法,是“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即在现实中实际存在、对人的行为实际发生效力的制定法,“实然之法”是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种价值的均衡。“应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应该是怎样的法”,即根据法的特性而应达到某种理想状态的法。商法价值取向与商法基本原则的关系是商法价值取向决定商法基本原则,因此,可以通过对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来追寻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显然,从商事部门法的要素中无法探知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
在法哲学领域寻求“应然之法”价值取向的研究产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探寻应然层面商法价值取向的又一路径。法经济学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其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起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为目的。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如同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律的经济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减少不确定性[20]。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并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润内部化[21]。也就是说,当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个人追求利润的活动在满足交易双方的同时,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应然层面的商法作为正式制度,显然也具有以上经济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为“应然之商法”价值取向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钱玉林.商法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兼与史际春、陈岳琴商榷[J].中国法学,2001(5).
[2]胡鸿高.商法价值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3]张楚.论我国商法规范的二元结构及其价值缺陷[J].中国法学,1999(2).
[4]戴霞.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从公平与效率之视角[J].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
[5]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4.
[6]赵万一.论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3(6).
[7]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8]张民安.商法总论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0.
[9]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