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供给侧

1.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2. 供给侧提法是从那个国家引进

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专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 ，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侧”究竟指的是什么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侧 [cè]

1. 旁：～面。～影。～门。～室。～翼。～记（关于某些活动的侧面的报道）。

2. 斜着：～重（zhòng ）（偏重）。～射。～卧。～枝。～芽。辗转反～。

3. 卑陋：～陋（a.偏僻简陋；b.指地位低下）。

这里的侧是“旁”的意思。

4. 供给侧改革和传统需求侧刺激需求有什么不同

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相继发布了一些投资计划，一方面旨在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希望借投资新兴领域引领经济升级，厚植发展基础。不过，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资计划也引起一些争论。有观点认为，既然强调供给侧就说明需求侧不重要甚至是过时的，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该都放在供给端。专家指出，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割裂了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还需供给、需求两端发力。

两端发力 标本兼治

在临床医学中，如果儿童生病时伴随高烧现象，医生往往会在其皮肤上擦拭一定浓度的酒精溶液，通过酒精挥发吸收热量来进行“物理退烧”。尽管这种“治标”的办法并没解决“高烧”的病灶，但却降低了患者的痛苦程度与并发症风险，为“治本”赢得了宝贵时间。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之间的关系也与之类似。“其实，供给和需求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紧密联系的，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机制问题，需求侧管理在当前则主要是稳增长。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金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经济是一个整体系统，供给侧和需求侧只是人为的一种划分方式，改革中不可能只是单一侧的改革。

“当前，内外部的各种冲击让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适当进行需求侧管理，有助于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必要的市场激励，避免出现‘债务通缩’现象。”金煜表示。

掌控节奏 精准定向

需求管理稳增长，投资要有好方向。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力度，过度强调需求侧管理，可能形成“强刺激”，激化经济内在矛盾；相反，如果完全只看供给侧，则有可能错失良好的改革时机。

近期中央和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当中，“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举的态势十分明显。例如，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提出，2016—2018年拟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以完善我国综合交通网络。再例如，湖南省湘潭市近日发布的投资计划中，智能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新经济成为了“主打方向”。

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对中国投资指向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相比很多发达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劳动生产率未得到充分提高与此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要向创新型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就要投向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

那么，供需两端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具体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金煜给出了3点建议：一是准确找出经济下行原因，使需求侧管理政策精准发力；二是货币政策制定的原则和流程可以进一步透明，从而使经济参与者获得稳定的预期；三是供给侧改革应该有序推动、狠抓落实，珍惜需求侧管理创造的改革机遇。

平稳转型 高质发展

事实上，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已经明确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作用和地位，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我们就是要通过供需二者的配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度过转型期，以最小的代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健康轨道。

日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指出，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为中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机会。余永定提醒，如果在未来5年中能够根据“十三五”规划推进相关建设，我国不仅可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且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中国消费者对价格的关注度在下降，而对质量的敏感度却日益升高。因此，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将经济发展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张立群对记者说，一方面，需求侧管理稳增长关键在于“稳”，要遏制经济下滑势头；另一方面，在需求侧管理见效后必须及时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牢牢守住“需求侧管理要服务于供给侧改革”这一根本方向，以免错失机遇或出现本末倒置。

5. 供给侧有哪些理论学说

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14, -0.20, -1.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更多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 ）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1982～1989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6. 供给侧内容

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版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权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7. 供给侧基本四大要素

供给侧基本四大要素：劳力、土地和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则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

(7)里根经济学供给侧扩展阅读

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由于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在各国的经济政策应用中通常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海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较为明确地被贴上“供给侧管理”标签的主要是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的经济政策。

这两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大背景都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提高需求的“刺激政策”，使得两国出现了明显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而正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两国经济走出了衰退的泥淖。

8. 如何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理解现在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该理论完全来源于美国的供给学派对不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该理论完全来源于美国的供给学派（F）。
一些学者版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权结构性改革来源于美国的供给学派，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美国供给学派主张的改进型。总之都认为是美国里根经济学在中国的翻版。
我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仅仅在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其本质、实际内容和政策含义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供参考。

10. 里根经济学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供给侧相于需求侧涉及供给各面世纪70代发轫于美供应派供给侧经济研究先声并约10间名根经济基础

供给派认产增决定于劳力资本等产要素供给效利用企业提供产要素事经营谋取报酬报酬刺激能够影响经济行自由市场自调节产要素供给利用应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素
供给派主要代表物拉弗供给经济解释：提供套基于企业刺激析结构随着刺激改变行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避政府结构任务于使用其职能改变刺激影响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