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空间效应

Ⅰ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剩余空间大

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愿意对某商品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而版生活必需品是人们生活下去的权根本，很重要，没有生活必需品，生活不下去，所以不管它的价格是多少人们愿意支付，而实际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小，所以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剩余空间大。

Ⅱ 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有何渊源关系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Ⅲ 从经济学论述空间的重要性

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

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Ⅳ 空间经济学的产生影响

空间经济学是一门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众多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学科。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可以尽兴地借他山之石攻其玉,同时也可以为这个更广泛的研究领域贡献各自的智慧,为新学科的发展而努力。
借助于空间经济理论,我们可以考虑中国区域收敛和非均衡发展问题。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已有珠三角这个制造业中心,其他地区是否还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制造业中心?“中心—外围”理论告诉我们有时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是稳定的——如果过去已有制造业中心,自然它会得到维持;如果起初没有,则未必会形成中心。事实上亦是,长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得以维持,而东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没有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当然,东北和中部地区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强化这些基础也有望成为次级中心。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应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中国实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有助于这种多中心地理稳定均衡的实现。
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国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诸如广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经济体?为什么上海周边还会有诸如杭州、南京之类的次级城市?在中国应有多少个类似于珠三角或长三角之类的城市层级体系?随着人口增长和变迁,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国如今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与新中国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变的?未来趋势可否预测?空间经济学将会大大拓展我国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仅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史学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核心主线是集聚,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行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是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和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而循环累积过程犹如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锁定在某个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长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我国史学界最近十年来对美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丰硕。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瞩目。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鉴意义。在对美国城市化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区域虽然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Ⅳ 空间经济学的定义

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

Ⅵ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情况

四十多年前，艾萨德(Isard W.)就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屠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艾萨德也未能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萨德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理论，他的模型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空间模型，他没有对这个空间模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艾萨德定义区域科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集聚和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当把区域的划分看作空间资源经济的基础，而不是把行政划分作为考察的限制条件，区域内资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关系是一个空间中的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那么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如欧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区域概念，它是一种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的集合。为什么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却两极分化更严重，各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更大了？这种区域经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实际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注：克鲁格曼指出：“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给予这种松散、但已尽力而为的理论化的工作更多的关注和尊敬。但同时，被标榜为区域科学的那种折衷作法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工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见贝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0页。）。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书，新城市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它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系统，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协会排出的“经济学分类表”将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划分为一类，城市经济学含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没有很好的解释。这样的文献有着和冯．屠能的经典模型同样的基本缺点，那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尽管也可以用集聚经济来做些说明；但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使得这类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很差。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贸易》、《发展、地理和经济理论》，这是克鲁格曼在美国和比利时几所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区位”为书名，是因为“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说明之：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鲁格曼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Anthony.J.Venables合著）：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他不仅常常极富原创性地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还会对其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常常是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最近十年来克鲁格曼等人关于空间的研究工作，意味着空间经济将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者（家庭）、厂商、产业和经济，研究这些经济单元的存在、活动和相互作用。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的是厂商的地点，产业的区位，虽然劳动力既是厂商投入的要素，又构成产品消费的市场，作为厂商存在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空间经济学只是把消费者（家庭）作为研究平台的基座，而不是摆在研究平台上。因此空间经济学中厂商、产业和经济构成三位一体的研究单元，人的定位不在研究范畴中，而公司的定位是问题的焦点。
空间经济学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经济地理学是大学地理学系人文地理专业下属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界也有研究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实际上成了其代名词。区域系统或城市系统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它包括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各种基本要素、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必然与人口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和社会学有较高的重叠，以致于区域经济学究竟是属于经济学科，还是属于地理学科有争议，有些定义为介于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尽管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模型研究中也涉及到区域和城市的概念，但那是空间与经济单位的融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将区域或城市看成是既定的，研究这些既定的现存的系统运行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产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经济区域和城市的形成是这些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既定的假设存在，而是内生变量。

Ⅶ 经济学的最高荣誉是什么 我是学经济的 经济学有什么发展空间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Ⅷ 帮忙解释一下“经济学”的功能

经济学的客观梦想

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很多，且贬远多于褒。不过，很少有经济学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经济学家这个行业依然是最受关注、最有地位、最能赚钱的行业之一；也依然不断有人试图进入经济学家的行列。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自己也常常谈起此类笑话，看似自嘲，实则自夸。当然，也有些此类笑话是没有贬义的，或者对于经济学家自己来说，不觉得是贬义的。其中一则笑话说的是，一群物理学家看到经济学家所用的数学知识，感到大为吃惊：经济学居然用如此复杂的数学！经济学家看到物理学所用的数学知识，同样大为吃惊，物理学居然用如此简单的数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在嘲笑经济学对于数学的过分使用。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却是在褒奖经济学家所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自然也就越来越朝着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很不以为然，认为经济学家与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自然科学家们更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而经济学家们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经济学家们自然希望经济学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更加精确，而且更加客观。客观与精确正是经济学家们自我标榜且引以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凭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引入了边际分析和广泛的数学工具，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精确的经济学帝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强调实证经济学的重要性，着重就某一个现象进行解释，认为经济学应该说明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因为后者往往带有太多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难免包含太多的个人利益。

到了今天，计量经济学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国尤其如此。翻开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是计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经到了没有计量的文章便不能发表的地步。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几乎全部是计量文章。为什么计量经济学会如此兴盛呢？说到底无非是经济学追求所谓客观、真实与精确的结果。计量经济学通过不断改进的工具、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方法为经济学建立起了一个看似精确与客观的经济学帝国。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经济学家的客观

2004和2005年是中国经济学的多事之秋。从郎咸平炮轰格林科尔开始，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郎咸平展开了激烈交锋，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词语从一些名经济学家的口中说出。这场争论最后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争论。从网络上看，郎咸平几乎是大获全胜，但是，也有人统计说，学习经济学的人大多反对郎咸平。众所周知，与一般人相比，学习过经济学的人多半更加右倾，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丝毫不奇怪。在这场争论中，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和学经济学的学生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论述的，而经济学的所谓客观就是“效率”。对于自我标榜为客观的经济学而言，选用效率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或者经济表现的标准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从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发，最终的结果只能用“效率”来衡量，而且，用公平来衡量经济政策或表现的好坏总是充满了“价值判断”，是极其主观的。

但是，从效率出发也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学的客观。特别是2005年格林科尔最终倒闭，其董事长也因为涉嫌犯罪被捕之后，很多人对经济学家的客观与中立越来越怀疑。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说明大陆的经济学家就失败了。但是，随后传出的消息无疑让人吃惊。在与郎咸平的争论中力挺格林科尔的部分经济学家曾经在格林科尔的资助下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批判郎咸平，并且将争论上升到改革路线的高度。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郎咸平的确试图得出一些普适性的结论，所以，将争论上升为“改革路线”之争也很正常。但是，在当事企业的资助下举行的学术会议是否可信就值得怀疑了。更为重要的是，随后的调查表示，格林科尔付给了这些经济学家高额的出场费和稿费。而且，还有经济学家随后不断出席由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尤其是由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举办的各种会议，高调发言，更是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普通民众对经济学们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为少数人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种为少数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很快被大多数人不信任，并不能对经济学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即使经济学家们依然信任这些人，也不要紧，因为大多数民众不信任意味着经济学市场必然萎缩。所以，个别经济学家没有任何根据的发言并无损于经济学本身的客观，只会有损于经济学家个人或者这个团体的客观。不过，问题往往是，经济学本身就是客观的吗？

经济学是否客观？

经济学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经济学中任何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这些假定的本意是为了抽象与简化现实生活，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这些假定往往与现实情况不符，由此导致它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经济学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某种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某个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比如，对古典经济学价格刚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假定的修正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交易成本为零这一假定的修正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某个具体的理论或者模型的发展更是如此，从古诺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过改变有关厂商竞争变量和竞争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论的发展也是如此，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都是基于对一些假定的改进。当然，这些对假定的改进，很多情况下都是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也就是说，这使得假定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由于一个抽象的理论与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与现实相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除给了经济学不断改进的空间之外，也给了经济学家很多解释的空间。这种空间其实就是经济学家的“权力空间”，这个“权力空间”不但给了经济学们改进理论的可能，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争论和解释的可能。

如果说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或者解释的话，那么，实证经济学，尤其是目前高度繁荣的计量经济学则给了经济学们证明自身的客观与精确的机会。很多理论往往相互冲突。比如，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哪一种效应更强呢？这需要实证检验。比如说，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哪个理论是可信的？这也需要实证经济学的检验。于是，实证经济学成了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但是，对于理论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检验总是值得怀疑的。就案例检验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哪个更加成功？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哪个更加成功？如果单从目前的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中国改革比俄罗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这样说，肯定会被经济学们认为不严谨，甚至被怀疑是否真的学过经济学，至少也是没有学好。比如，有很多经济学家就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罗斯的成功。因为，尽管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好，但是，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将来的发展可能比中国更快。也就是说，经济学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中俄的发展情况还不一定。不过，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是对目前的事情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为谁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事情可能会彻底改变目前中俄经济发展的全貌。因此，说未来不确定可能是对的，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我们只会说不一定，经济学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也许经济学家会说，决策是领导者的事情，我们只是提供建议和信息，更加丰富的信息将有助于决策者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对于一个我们都能观察得到的事实，我们依然说，孰优孰劣不一定。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长期的学问”就是没有价值的。

同样，对于实证经济学家们而言，实证检验也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不断改进的计量方法会让人发现前人所作的实证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计量方法之间也会产生各种争论。如果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该信任哪一个呢？再者，很多计量研究对数据往往非常敏感，数据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结果的改变。同样，熟悉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很多情况下，对变量的选择往往会成为争论的中心，而变量选择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例。从库兹聂兹以来，这一话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形成冲击。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在争议中进行。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几年也有所增多。在199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或者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经济政策；1990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运用政治经济模型或者带有社会学倾向的模型，说明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政治上对投资的抑制，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过分追求会使投资受到抑制，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分析。这些研究很多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也是莫衷一是。由于不同的研究结果推论出的政策建议是完全相左的，决策者无疑更加疑惑。

经济学家的解释空间

理论研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不足为奇，实证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也很正常。如果我们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悖，我们也许会由此发现一个新的理论，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藏在证据背后的东西。自然科学常常这样发展，但经济学很难这样发展，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只有一个，而经济学往往能够发现很多个“事实”。当我们发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论相反时，我们多半会去改进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找新的数据，或者提出新的解释。但是问题随之而来：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众多，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论提出不同的解释，而哪个理论正确，往往依赖于实证研究的检验。如果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相反的，由于不同的检验结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论的支撑，我们很难判断哪一个检验或者说哪一个事实是成立的。从而，我们会发现，理论和事实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学计量经济学的人都会发现，数据或者方法的微小变化会使得检验结果大不相同。这说明结果不稳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我国的很多经济学杂志上，我们看到的计量检验都是不稳健的。但是，面对这些检验结果，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论的解释与说明。或者说，对于不同的计量检验结果，作者拥有很大的解释权。只要结果是显著的，我们便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来自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周期有显著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并以此嘲笑经济学，但是，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这事还真不一定啊。

好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在不断改进，对各种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计量经济学越来越精确。但是，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实、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依然存在很大空间，对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种解释，这无疑让人烦闷。就像我们看一些小品文，同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竟然能够讲出几十个道理，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于经济学对结果的解释空间很大，我们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后的利益。经济学家标榜自己的效率标准，以此说明自己的客观和中立。可是，阿克顿勋爵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也有翻译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换成经济学的语言，有权力，就有寻租。而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象、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空间就是一种权力。因为有空间的存在，就有解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必然导致寻租。正如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学家绝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解释空间，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寻租呢？

如果经济学只是帮助人们解释现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那么，这种解释空间的存在没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个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主张为决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经以为国外的经济学家可能不会如此，可是一名诺奖得主来复旦大学讲演的时候，PPT（PowerPoint 的幻灯片文件）上就几次出现与美国总统的合影，我顿时知道所有的经济学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来，经济学对决策者和普通民众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理论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其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所以，经济学的解释空间也就相对而言对社会有着潜在的危害。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充分竞争的经济学市场、一个反对垄断的经济学市场、一个能够允许而不是排斥所有人发言的经济学市场是缩小经济学的解释空间、瓦解经济学的绝对权力的必要条件。同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市场，一个允许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等等充分表达的学术市场的存在也有利于控制经济学解释的空间，从而减少经济学家寻租的空间。

所以，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人，当看到一种经济理论时，请先告诫自己：警惕思想背后的利益。

Ⅸ 空间经济学的融合创新

—中心—外围”模式
“中心—外围”模式考虑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 “冰山成本(icebergcost)”。经济的演化将可能导致“中心—外围”格局: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条件有三个: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当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时;当制造业份额足够大时。较大的制造业份额意味着较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它们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鲁格曼特别提倡这种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驱动力)。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波动,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也就是说,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当然,“中心—外围”模式能够发生并不表示必然发生,即便发生是否可以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分布也可能是稳定的。这也表明真实世界中的空间地理结构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为什么城市会形成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模式所探讨的问题。
在单一地理中心中,有一个制造业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农业腹地包围。但当人口不断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此时孤立城市中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迁移,从而导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后继续向下发展。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固定水平稳定下来。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这种城市结构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的共同作用,市场潜力决定经济活动的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重新描绘了市场潜力。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就因为一条运河的作用,这条运河在最近150年里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起源于大约60年前斯坦福大学决策者的先见之明。
当然,自然地理对经济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视,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区位优势有催化作用:当一个新的中心出现时,一般情况下会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过自我强化不断扩大规模,起初的区位优势与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 —国际模型
在前面两个“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形成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国际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都是国界惹的祸(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实际的贸易壁垒)。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外围”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国家集聚。那么,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涉及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和国际不平等或世界经济的“俱乐部收敛”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内部地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产业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如何改变?一个忽略国界的“无缝”世界(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空间经济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对一国内部来说,开放对外贸易是提升了还是抑制了国内的区域专业化水平?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空间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是保罗·克鲁格曼和他的国际同行。克鲁格曼在中国经济界耳熟能详,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新贸易理论,也不仅因为他的《国际经济学》是我国许多重点大学的选用教材,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测使他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声誉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鲁格曼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经济学传人。为什么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空间经济学情有独钟?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觉得纳闷,怎么如今经济学对空间问题感兴趣了?一些人过去没有听说过空间经济学,于是认为经济学是否手伸得太长了,伸到别人的领域中去了。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过去主流经济学研究三大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却忽略了“在哪里生产”即生产活动的空间定位问题。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忽略空间问题,是因为没有掌握描述空间的手段。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过去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这种特征就是指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
反过来,为什么传统的空间经济理论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因为传统的空间经济理论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所有模型都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问题,这使得经济的空间问题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盲点。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将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和美国哈佛大学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式化,这个模型为很多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扫除了前进路上的技术障碍,从此引发了经济学研究中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产业组织理论,第二波是新贸易理论,第三波是新增长理论,第四波则是空间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