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微观经济学题目怎么做
1.已知W=5,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2.根据生产函数及产品价格P=0.10,可以求得:
VMPL=P×MPL=P×
=0.10×(-0.01L3+L2+38L)'
=0.10×(-0.03L2+2L+38)。
3.即:5=0.10×(-0.03L2+2L+38)
或 0.03L2-2L+12=0。
4.计算出:L1=20/3 L2=60。
5.当L1=20/3时,取最小利润。
6.当L2=60时,取最大利润。
所以要雇60小时劳工。
❷ 一道微观经济学的题目
题目貌似少了要素x1和x2的价格
既然有了价格,那就好办了
看这生产函数,特殊的,对要素的需求是1:1,不论少了那种要素,它的产出都是少要素量的1/a次方,所以两要素购买量是等量的。
而且这道题应该还要有约束条件,比如总共有多少资金可以用来购买要素,即(p1+p2)*X=m, x1=x2=X为要素使用量,即所要求的;m是可以用来购买要素的钱,一般来说这些都是已知条件。所以怎么看,这道题目给的条件都是太少,又或者是我的经济学知识还不够。
说一下这种题的惯常做法:
我们在使用要素的时候,讲究的就是单位价格要素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要相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生产函数分别对每一种要素求导,得到要素的边际产出表达式(通常含有其他未知数,这样在下面才会有等式列出来),再用边际产出表达式跟各自的要素价格相除,得到的式子就是单位价格要素的边际产出,这时候把各种要素的单位价格要素产出划等号,就可以求出要素间的使用量比例。再根据约束条件既可用来购买要素的资金之类的,就可以求出具体的要素使用量。(这些话听起来很绕口,你可以找具体有数据且简单的题目做一下就知道了,反正原理都一样的。或者加我在线聊)
您就给了一个生产函数,要求的东西却那么多,难道这道目就这么言简意赅吗,我也想不通。
❸ 大一微观经济学习题求解
已知U=X1/3Y2/3,Px*X+Py*Y=M
设L=X1/3Y2/3-t(Px*X+Py*Y-M)
对X、Y、t分别求一阶导,令其等于0:
dL/dX=0
dL/dY=0
dL/dt=0,即Px*X+Py*Y-M=0
前两式约去t可得到2Px*X=Py*Y
将M看作参数,Px*X和版Py*Y看作整体,三未知数三方程权可以解得:Px*X=M/3,Py*Y=2M/3
得到需求函数:X=M/3Px,Y=2M/3Py
亲,
❹ 微观经济学题目
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的数目众多,因而厂商的行为目标是产量最大化。
错在了产量最大化
厂商的行为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❺ 微观经济学论述题
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市场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历史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某些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与倡导“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不同的政府调节方式和调节领域,从而既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
关键词:市场;决定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微观规制;资源配置
自商品经济产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方式的进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之后,资本主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但在一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各种资源加以配置的一种方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而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从而调节经济运行和发展。所谓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指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影响。
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
(一)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1.“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表现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各种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进行自发配置。在这一阶段,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主体处于自由竞争的地位。除税收以外,政府对交换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恩格斯指出,在大工业发展初期,自由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1]。历史上,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展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条件下,由于没有政府对商品交换的调节和干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商品价格的较大波动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逐渐成为常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例如,1842年至1868年期间,经济危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2]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又反过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表现为商品相对于消费者购买能力的过剩、劳动者失业、企业破产、生产设备闲置等等。
在无国家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仍然表现为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但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加巨大,对生产力的破坏更加严重。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交换主体之间的无规制自由竞争已不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和私人垄断资本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生产的社会化和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而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破坏和浪费程度最严重的典型案例,就是1929年至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2.“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上述表现,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在主观方面,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使得价值规律的盲目自发作用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有误命题(即资本所有者受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其本意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直到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萨伊定律。萨伊定律避开货币交换媒介职能包含的危机可能性,从物物交换出发,宣称“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3]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者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自发决定,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而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该对市场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实际上,尽管《国富论》中阐述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生活的优势,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还同时阐述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伦理道德对于调节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思想由于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作了割裂,因而并没有被后来者所重视。[4]从总体上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思想使得价值规律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无序性和低效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在客观方面,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市场两面性功能的表现如下:
首先,价值规律使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既调节着商品的需求,又调节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这使得市场具有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等功能强点。但是,这些功能强点同时又形成了市场的调节目标偏差(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弱点。[5]一方面,这种自发调节是具有滞后性的事后调节,往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使得商品生产者只关注短期利益,投资于短期能取得较大收益的产业,而不愿投资于回收资金周期较长、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等。
第二,价值规律使市场的技术创新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刺激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从而获得更多收益,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这使得市场具有技术创新的功能强点。但是,已经具有竞争优势、在技术上获取垄断地位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就会阻碍技术的合理传播和使用,这使得市场又具有阻碍技术进步的功能弱点。
第三,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机制调节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分配。竞争中获胜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多,而竞争中失败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少甚至无利可图或亏损。这使得市场具有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强点。但同时,这又使得市场的调节目标偏离国家调控目标这一功能弱点得以强化,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导致两极分化:长期处于竞争优势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获利多而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长期处于竞争劣势的商品生产者则由于获利少、无利可图或亏损而生产萎缩,甚至退出生产;另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使商品生产者只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忽视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公共健康等社会整体利益,更不愿投资于教育、卫生、基础研究等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部门,从而导致负外部效应。
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功能弱点得到强化和放大。私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追求剩余价值是私人资本唯一的生产目的。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人资本所有者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垄断并逐步向世界扩张。私人资本积累为强化和放大市场的功能弱点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使失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另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私人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逐使市场的功能弱点进一步被强化和放大,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社会资源造成的浪费更加严重。例如,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危机期间,美、德、法、英的破产企业数量分别为14万、6万、5.7万和3.2万,美国全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之和高达1700万人,而德、英、法的失业者人数分别高达700万、300万和300万。在危机最严重阶段,美国和德国接近一半的工人失业。[8]
(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战时国民经济管理,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逐渐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受到了政府的某种干预和调节。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大理论流派,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9]
1.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政策主张和实践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一理论的本质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充分就业。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论证方法上不断加以修改和补充,但其核心观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是一致的。例如,萨缪尔森提出,由于对经济完全的自由放任会导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有必要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10]这条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市场和政府干预在信息和激励方面各具长处与局限,有的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解决,而有的市场失灵则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11]
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就开始采取政策措施来摆脱经济危机。如192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以及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推行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增加购买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不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加以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矫正。其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一是需求管理,即根据经济周期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期熨平经济波动。但在实际政策操作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主要采取了扩张的经济政策。二是产业促进政策,即通过产业政策来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三是经济计划化,即通过经济计划来引导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四是福利政策,即通过在再分配领域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增加总需求。[12]
其次,各国政府对经济实施一定程度的微观调节或规制。一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和制度来维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二是对私人垄断企业等(特别是自然垄断的企业)加以规制。其途径主要有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价格等。[13]
第三,各国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来影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一方面,政府通过向私人企业订货、采购等活动来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家独资或与私人合营的企业来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14]国有化现象在战后西欧各国较为突出。例如,1968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英国和比利时的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33.5%、28%、22.7%、21%、17%和13.5%,[15]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于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
作为改良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具有进步性,但其改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又导致政策主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形成了滞胀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这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20多年较为稳定的增长。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这些国家长期实施的主要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这既导致国家财政长期赤字,又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形成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了20世纪70年代,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形成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而这一时期的石油危机造成生产成本上升。扩张性政策已无法进一步刺激私人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之中,形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2.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政策和实践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在长期,市场的自发调节会使一国实际就业率趋向于与由该国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率相等,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对于实现自然就业率是无效的。[16]弗里德曼提出,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熨平资本主义短期经济波动的唯一有效的政策。[17]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宣扬“市场万能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1989年为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华盛顿共识既包含加强财经纪律、政府支出重点转向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和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等合理的政策主张,又包含很多脱离拉美国家实际的政策主张,如较快实施利率自由化、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等市场开放原则,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进入与退出的政府管制等减少或取消政府干预的主张。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具体实践中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埋下了祸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的束手无策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执政期间都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主张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摆脱滞胀,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决定作用”的自由放任,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私有化政策使经济危机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三个任期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逐步推向深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战略。[18]私有化过程使社会财富分配向少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者倾斜,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其次,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从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由于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各种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过度扩张,导致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从而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市场的风险积累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成为经济危机的引爆器。
第三,对收入分配调节的缺乏使贫富分化现象加剧。在初次分配领域,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在再分配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使政府对收入分配没有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使贫富分化日益扩大。
3.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反周期干预,加上科技进步等因素,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三四十年不断波动的正负增长。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与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的经济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经济危机因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调节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不明显。经济危机在这一阶段发生较为频繁。在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间隔而形成的经济周期包含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四个阶段,而在二战以后,经济周期的这四个阶段的界限一般并不十分明显,危机阶段对经济的破坏性一般比1929—1933年大危机弱得多。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也会较为明显,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对经济的破坏也较为严重。例如,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日、西德、英、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分别持续下降16个月、15个月、23个月、22个月和19个月,下降幅度分别达到15.1%、14.1%、12.2%、12%和22.3%。[19]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没有消除。
其次,经济危机主要以滞涨形式出现。在二战前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大幅下跌,例如,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美国物价下跌53.9%。[20]但在二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持续上涨,即所谓“滞涨”现象。美、日、英、法、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消费品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15.3%、32.5%、43.9%、19.1%、11.1%和24.6%。[21]这一现象既使商品进一步滞销,又加重了低收入群体和失业者家庭的贫困状况。
第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交织。20世纪80年代后,债务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一种新形态。例如,1982年8月,从墨西哥开始,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先后宣布暂停偿还到期外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后,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长期存在,并多次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相继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又开始频繁发生。这些金融危机不仅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在1994年、泰国在1997年(波及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在1998年、巴西在1999年、阿根廷在2001年都先后发生过金融危机。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则引发了波及不少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至今还在持续。
❻ 微观经济学计算题
1条件Px=2,X;Py=4,y.R=120
X*Px+Y*py=R
TMSy.x=Y/X=Px/Py
由方程组得出X=30Y=15最大效用组合
U=X*Y=30*15=450最大效用水平
条件Px↑44%Py-求R
P`x=Px*(1+0.44)=2.88
U=X*Y
Y/X=P`x/Py
由方程组得出X=18Y=25
R`=X*Px+Y*Py=18*2.88+25*4=151.84
收入增加ΔR=R`-R=31.84
2条件Q=LKPL=2PK=1C=1000
TMSTk/l=K/L=PL/PK
L*PL+K*PK=C
由方程组得出L=250K=500最有生产要素组合
Q=L*K=250*500=125000最大产量
3条件CT=0.1Q^3-2Q^2+15Q+10P=55
0.3Q²-4Q+15=55
得出短期均衡产量Q=20
成本CT=0.1*20^3-2*20^2+15*20+10=310
利润π=55*20-310=790
舍下降后的价格P`当利润为0时必须停产所以
(P-P`)*Q-CT=0
(55-P`)*20-310=0
P`=39.5
不大会用计算机画图,所以随便画下,不知道效果如何?我写的如果你看不懂可以qq联系我283531060
❼ 大一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题目,求大神~~~
选C。王某此时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应该减少购买X数量,同时增加Y的数量,因为MUx/Px=24/10=2.4,MUy/Py=20/4=5,购买更多的Y可以使总效用更大。
❽ 微观经济学题目求解答,经济学大题!
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由性质得24*x1/240=1/2,得x1=5 同理得x2=10
下降内后x1=x2=10
当然有变化容,x1价格下降实际收入增加,可以购买更多商品。由消费者假设:越多越好,效用理当增加。
❾ 微观经济学的实质什么要作为一道大分析题的答案。请尽量详细。麻烦了。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消费上以获得最大满足;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和利润如何确定;生产要素供应者的收入如何决定;单个商品的效用、供给量、需求量和价格如何确定等等。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 ——分析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 微观经济学关心社会中的个人和各组织之间的交换过程,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其基本理论就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所以微观经济学的主要范围包括消费者选择,厂商供给和收入分配。 “微观”是希腊文“ μικρο ”的意译,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Pareto) 有效的。
编辑本段主要内容
经济学结构
[1]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亦即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所有个体的行为准则在此设法利用有限资源取得最大收获,并由此来考察个体取得最大收获的条件。在商品与劳务市场上,作为消费者的家庭根据各种商品的不同价格进行选择,设法用有限的收入从所购买的各种商品量中获得最大的效用或满足。家庭选择商品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又是厂商确定生产何种商品的信号。厂商是各种商品及劳务的供给者,厂商的目的则在于如何用最小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量,获得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厂商的抉择又将影响到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各项价格,从而影响到家庭的收入。家庭和厂商的抉择均通过市场上的 供求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价格变动进行协调。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均衡价格的决定,考察市场机制如何 通过调节个体行为取得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与途径。微观经济学也就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因此也称作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还考察了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如何采取干预行为与措施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盛 行之后,这种着重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传统理论,就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只是研究 对象有所分工,两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无根本分 歧。两者均使用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在理论体系上,它们相互补充和相互 依存,共同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市场出清,即资源流动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理性,即消费者与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的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编辑本段产生与发展
亚当·斯密
微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的罗宾逊和美国的张伯伦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厂商均衡理论。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最终确立它的体系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 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微观经济学阶段,或者说是微观经济学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定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微观经济学的完成阶段。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微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扩充和演变阶段。 通观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全部理论,始终围绕着价格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分析,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很多场合又被称为“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编辑本段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当然也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编辑本段理论的新发展
新消费理论
传统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对消费者行为的构建,是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前提下的。而对于消费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因源于对这前提假定条件的反思。 1.显示偏好理论。 显示偏好理论是由萨缪尔逊率先提出的,后经霍撒克(H·S·Houthakker)、里克特(M·K·Richer)等人的补充逐步成体系。它的产生导源于传统需求理论的效用不可检测性。在传统的微观需求理论中,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只有在消费者效用函数已知且具有良好性质时才易分析。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因为效用或偏好不能被直接观察、能直接被观察的只是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如果能找到选择行为与偏好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而言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能显示“偏好”,那么,需求理论和偏好理论就可建立在可观察的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这就为检验消费者行为与最大化公理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显示偏好理论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 2.风险条件下的选择问题。 在风险大量存在的市场上,如何有效选择资产征状组合以回避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对保险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合同等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微观经济理论一个十分活跃的分支。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其他心理学分支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和预期效用理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确定条件下,理性公理假设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常常违背公理性假设。因此,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必须考察人们的复杂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观望理论、遗憾理论及模糊模型。具体到市场中资产征状组合决策时,出现了风险资产理论(衍生证券)、代理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等。与这一理论相应产生的是阐释消费者在不同条件下对消费和储蓄的不同选择的跨时期选择理论。动态的跨时期选择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有普遍应用。 3、消费也是家庭生产的理论。 贝克尔认为,家庭类似于一家小工厂,家庭把“资本品、原材料和劳动组合起来,……以生产一些其他的有用商品”。按照这个较为宽泛的观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现在既是家庭消费者又是家庭生产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认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有时把孩子看成是消费商品)要耗费时间。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必须同任何物品之市场价格或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之市场价格计算在一起。正如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一样,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例如,一个人在其家庭生产中(在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被看作是家庭生产)所获得的最终产品,比如“健康的体魄”,需要许多“市场物品”(那些由消费者直接在市场购买的物品)和时间投入的组合。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和消费这些物品所需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怡悦等等),亦即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体现一种生产函数。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可看成是家庭生产中的投入要素)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例如,假设某人工作一小时可以挣到10美元,他或者用一小时在餐厅进餐,或者用15分钟吃快餐。再假设这两种就餐方式的花费都是6美元。尽管这两顿饭需要相等的货币花费,但其消费的完全价格却明显不同。快餐消费的完全价格是8.50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2.50美元的收入),而在餐厅进餐的完全价格却是16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10美元的收入)。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的每一美元花费(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其他诸如生育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家务、维护活动等家庭生产的价值,也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表示。同样,当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传统选择之中注入了新的见解,现在则成了在工作、闲暇和家庭生产之间的选择,并且,按照质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费类型的新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厂商理论(现代企业理论)
新古典厂商理论研究的是一种原子式厂商,即把厂商当作一个具有利润最大化倾向的经济个体,换言之,把厂商当作一个“黑箱”,一个最小的分析单位,所有的问题都抽象在生产函数之中。但现实与理论相距甚远,现代企业理论的形成正是对这一假设的反思结果。 1、企业的性质。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分析企业存在的理由。最早提出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是科斯,科斯从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即市场成本的企业内部化。除科斯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来因(Klein,1978)、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等人分别从资产专用性、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等角度,阐释企业的本质。 2、最大化模型与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一代理问题导源于对企业经理人员最大化行为的反思与分析。在一个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必须研究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理依据其特定的信息和权能优势独享决策权,其行为对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现代企业中,投资者或委托者与经理或代理者之间存在利益与目标的差异。委托——代理理论正是为解决经理人员对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偏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使企业不再作为最小的经济分析单位。 3、内部组织效率与非最大化厂商理论。如何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组织各种资源使企业有效运转,是企业形式的核心问题。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Demsetz,1972)的团队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这一问题。而从管理角度来看,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是其管理的立足点,即管理的“利益最大化激励”。但现实中这种管理思想并非屡试不爽。针对这种情况,西蒙(H·A·Simon)个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满意效用假说,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理论”,从而形成非最大化厂商行为理论。它的意义在于从“微观——微观”角度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问题,成为“最大化理论”的重要补充。
博弈论改写了微观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有两个重要前提假定:1.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2.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这两个前提假定使微观经济分析始终处在完美的一般均衡确定性分析的美妙境界中。但现实生活却非如此,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个体获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信息也是有成本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分析应运而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Morgenstern)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正式创立。到1994年纳什、泽尔腾和豪尔绍尼三位“博弈论”巨匠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间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博弈论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与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和“贝叶斯—纳什均衡与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使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重塑了微观经济学的独占理论。对外部性问题的忽略是古典经济致命的缺陷,从而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大大促进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古诺、贝特朗到张伯伦,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现实中绝大多数市场竞争需要用寡占理论解释。虽然寡头竞争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但在引入博弈论之前,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仅是重温古诺一个半世纪前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以贝恩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寡占市场才被作为重点,在“结构——行为——绩效”的框架中作实证研究。但当经济学家掌握了纳什均衡和更多的博弈论知识后,古诺研究就便被继续推进了。他们不仅证实了古诺和贝特朗均衡都是纳什均衡,而且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分析技术,如沉没成本,不完全信息模型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佚名定理等,使现代经济学的市场分析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信息经济学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主流
经济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决策。但非对称信息环境是常态。所谓非对称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些人具有他人不掌握的信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就是非对称信息下行为个体的最优决策,主要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经济分析,核心是“信息成本”和最优信息搜寻;二是非对称信息下的经济分析。信息经济学中的难点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对象的不确定性,即委托人在与多种代理人打交道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与何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代理人情况亦如此。20世纪60年代后期,博弈论学者哈萨尼提出了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技术,并将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概念推广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定义了贝叶—纳什均衡。在此基础上,不完全信息博弈(尤其是非对称信息博弈)得到长足发展,信息经济学也因此飞速发展起来。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分析方法彻底改变了微观经济学的全貌。近年来关于经济机制的设计研究中所处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都是这一分析方法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慎密的微观分析已渗透到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从市场的有效性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各种有关问题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分析的主流。
编辑本段微观经济学方法的新发展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长足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可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的演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第,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分析工具的数理化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战后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提出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而在“微观”经济研究方面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对于此前的计量经济学,我们称之为“宏观计量经济学”似乎更为恰如其分——宏观计量的分析方法是对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幸运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可以说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横截面数据的微观数据即指同一时点的条件、或是纵向数据在连续年份中的同一观察单位。微观计量经济学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许多新的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例如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去工作,什么因素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经济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人们对教育、职业和居住地进行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计划对个人收入和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等等。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促进了经济学其他相关分支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库兹涅茨对季节性的波动、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又为统计分析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与此同时还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第三是博弈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弈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识和愿望来编造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以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封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编辑本段发展的趋势
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他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注:在这方面,张建伟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也被不断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西蒙认为经济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为者无法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做出最终选择。贝克尔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传统假定,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注: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 exists-reply to an econmi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pp.203-211.(2),A branch of economics in mining:micro-micro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pp.477-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