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当代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是谁
最好的应该是：林毅夫 吧，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也是中国最有可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感谢您的问题，祝生活愉快！
❷ 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会在当代西方还是东方依然还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一）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的分析--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二）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到对制度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最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C·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也先后获得了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说，欧洲“有一种较古老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10]（P269-270）卢瑟福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一书中也表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也可以在包括“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著作中找到。[11]（P1）恩格曼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则将马克思的著作列为 “关于欧洲经济变迁可参阅的经典著作”之一。
（三）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正如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的再现。
（四）将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的影响
通常所说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实际上应当直译为“法和经济学”，其“历史十分久远，但现代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8]（P1-30）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解释始于19世纪50年代”，“这种解释方法”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盛行于德国和意大利，并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则“渗透进了英美法律思想之中，而且至今仍是法理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29]（P136）这就是说，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学解释对现代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著名法学家戴尔斯也认为，“马克思对法律进行的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分析”。[30]（P395）可见，“庞德和戴尔斯都承认马克思是现代法经济学的先行者”，或者说，“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不是以罗纳德·科斯、理查德·波斯纳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28]（P153-180）波斯纳本人也在《超越法律》一书中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那么吃香了，就轻易拒绝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职业界的某些典型思想模式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下半叶，西方拓宽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流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经济学与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的发展，都受到了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启示或影响，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之深远。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年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重大课题，为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马克思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里昂惕夫曾表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36]他所说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
在20世纪后期，当西方学者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即所谓纯粹经济学方法进行反思时，他们回想起早期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维，因而也想到了马克思。正如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一书所说:“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兴趣，发生在它被哲学家们忽略了几十年之后，……我相信，应当向那些思想巨人--比如穆勒、韦伯或马克思--认真地学习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是如何试图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那些问题的。”[38]
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就是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展与不发达理论。”[46]（P1-2）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在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产生了主要影响。
（二）对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历史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思想运用于对经济的分析之中。
霍奇逊指出，马克思对经济的历史分析表现为，《资本论》不是“从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经济问题’开始”， 而是“从分析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本质社会关系开始的”；因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篇对所有社会-经济系统都适用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只有必要“集中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支配这个系统运作和演化的关系和规则”。 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理念“为包括历史学派自身在内的许多其他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而且其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47]（P54-64）
（三）对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在上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通过西方经济学者对所谓“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质疑、修正或补充而产生的，那么，在这一个层次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就是直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1.投入-产出分析法
里昂惕夫由于“提出了投入产出法，并建立了投入产出的理论体系”而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52]（P42）多尔夫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昂惕夫”辞条中说，“当里昂惕夫于1933年左右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纯理论结构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一是魁奈的经济表，其二就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53]（P177-180）萨缪尔森则明确表示，“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做出了重大贡献”。[54]（P326）德赛也强调：“我们现在可以表明，由于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许多比马克思做得更优雅的研究都是由马克思自身的观念开创的。”[55]（P68）
可见，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数理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马克思当然不会赞同那种“除了没有思想什么都有”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否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必要性。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就明确指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56]（P58）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手稿时也指出，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57]（P9）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时还请了他的朋友、剑桥大学的老数学家赛米尔·穆尔来帮忙。[56]（P8）
萨缪尔森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稳态和扩展的增长均衡》[58]的文章，而且，他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斯拉法经济学”辞条中也明确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是一位堪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59]（P486-496）森岛通夫也认为，“在我看来，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60]（P2）并强调，“应该承认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6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这两位当代著名数理经济学家之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位数理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模型，而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早在数学家提出这些问题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并得到了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61]即“做了很多预示现代解析性经济模型的先驱性工作”。[62](P62-70)他们所说的这些“先驱性工作”，就是指马克思所做的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或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影响的工作。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也表示，虽然不大清楚“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63]前面所说马克思对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三、马克思在基本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不仅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库兹涅茨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伊斯特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库兹涅茨”辞条中指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库兹涅茨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制度学派，进而到德国的历史学派，甚至到卡尔·马克思”，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以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寻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53]（P75-78）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则在“增长模型”辞条中，将“马克思和卡尔多的增长模型”与“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等并列作为经济增长模型加以介绍。[53]（P519-525）可见，他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称马克思“对增长理论有多方面的贡献”。[64]（P28-29）萨缪尔森则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通常所说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54]（P135-137）索洛和斯旺本人对此看法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不过，索洛在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1940～1942年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情况时说，他修了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和斯威齐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并称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65]可见，索洛这位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确实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大卫·卡斯被称之为“现代动态经济学的核心贡献者之一”。当有人问在他的导师宇泽弘文之前，“您知道哪些经济增长理论”时，他回答说“宇泽弘文曾作过一个关于经济历史学的学术报告”，“列举了从李嘉图、马克思算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并用增长模型再现了这些人的工作”，并表示“宇泽弘文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影响”。[66]也就是说，他起码是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可见，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说，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贡献”。[67]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罗尔认为，“在危机学说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果马克思的“这些贡献”早一点“普遍地由经济学者们继续研究”的话，那么，“其效果会更大些”。[68]（P286）不过，他的这种设想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前，西方经济学者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警告放在心上，只是在“大危机”爆发后他们才开始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感兴趣。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说，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倾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69]（P155-156）
哈耶克就是在“大危机”爆发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课程，并“写了20页的教案”，还附有一份参考文献，上面列有马克思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人的著作。[70]（P263）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他还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的研究又是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为“起点”，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提出的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71]（P133）简言之，在经济周期理论上，马克思的思想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影响到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再通过斯皮特霍夫和卡塞尔影响到哈耶克。巴克豪斯也认为，“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正是通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20世纪经济周期理论”，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72]（P172-173）荣卡格利亚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商业周期分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工资和失业的反方向运动关系，它预示了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所以，“直到今天他的理论仍然为我们所关注”。[73]（P220）布劳格也将马克思关于“商业循环的内在周期性”的理论列为“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在《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大量“精辟分析”之一。[74]（P140-141）
可见，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影响。
（三） 对报酬递增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格1928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纽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介绍扬格时强调，“除去马克思曾对这一问题做过有意义的讨论之外”，扬格“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内容第一次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59]（P1015-1018）瓦西莱斯基在“规模报酬递增”辞条中，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4节”、扬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施蒂格勒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并列，称这些文献利用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常常不自觉地提供了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理论的基础”；并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两段话分别说明：（1）马克思认为“垂直一体化和生产迂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会分工”，后者是“工厂中的分工”；（2）“马克思也看出，垂直合并的程度越高，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也越高”。他还认为，对于报酬递增原理，马歇尔是“在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以后的唯一一个提出新的一般论点（不是应用）的人。[75]（P821-826）
可见，马克思被认为是报酬递增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贾根良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并认为，“如果报酬递增理论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将会更具说服力”。[76]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远的，正如林致远所说：“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极其深刻的内涵，长久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事实上，即使是活跃于当代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也都难以绕开马克思的身影。而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清晰的论证在经济学的殿堂中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77]
（四）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前面的分析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某些具体原因，但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预言并充分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呢？
首先，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共性，否则影响就无从说起。尽管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7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像关注斯密和凯恩斯一样，关注马克思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1]（P21）这就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虽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他研究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只是他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而已。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79]（P52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就包括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内容。这是马克思能够在改进研究方法和具体理论创新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虽然西方经济学者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很多西方经济学者都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具体运用产生了兴趣，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制度为不必要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经济人假定仅限于经济领域等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包括新经济史学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法经济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这也是马克思能够在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改进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一个超长期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发挥作用。[80]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刻，其影响也就更加深远。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以，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再次成为畅销书；[81]英国路透社称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太准了”；[82]就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也表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83]这就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以至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评出的“千年伟人”中，既没有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斯密和曾“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也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或弗里德曼等人，却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
❸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和厉以宁，北大光华的两个泰斗。他们对我国的经济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
❹ 世界经济与政治分析的当代知名人士有哪些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❺ 当代区域经济学有哪些主要流派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对象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专观点主要有：属
（1）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特定地理范围的经济学，它与一般经济学并无什么差别，只是其研究范围是区域而不是国家，持此种观点的多为初学者。
（2）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规律，所以又将其称为空间经济学，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诺斯、里查森、胡佛等。
（3）研究区域的主要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诺斯、里查森、胡佛、艾萨德(被誉为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创始人)、周起业和刘再兴等。
（4）研究区际差异和联系，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贝。
（5）研究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和相互关系，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敦富。
（6）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关关系的决策性科学，持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栋生、李京文、郝寿义和安虎森等。
❻ 为什么当代主流经济学又叫信息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信息经济学逐渐进入主流经济学，进而成为其最重要的部分之一。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3位研究与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弈论的学者，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士莫里斯（J A M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瑞（W Vckery）教授，这表明信息经济学己成为经济学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它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❼ 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有哪些，要求是那种首屈一指的，还有他们的主要学说
楼主好！抄
当代中国没有袭经济学家，说着话不是愤青，也不是妄自菲薄，对古今中外经济学家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凡是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和体系，无论是斯密、马克思、曼昆等等都是如此。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学人都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都处于经济学“者”的级别，还没有成“家”。
所以，我辈当努力，岁月不待人！
对了，补充一下：已经逝世的杨小凯先生，算是经济学家！本人对他很敬仰、
❽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西方经济学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慨念。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即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即目前所称的“主流经济学”，因特别注重对市场机制的研究，而又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 的出版为标志，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❾ 谁能介绍几本现代经济学丛书
以下全部是中文版的电子书，pdf格式，需要的话请留下邮箱
[财经学术文库]新制度经济学·[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pdf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地下经济学·[美]埃德加·法伊格+编著.pdf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法]让-帕斯卡尔·贝纳西+著.pdf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美]斯蒂格茨+著.pdf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德]G.加比希+H.W.洛伦兹+著.pdf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著.pdf
[二十世纪文库]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pdf
[工商管理精要]兼并与收购·[美]P.S.萨德沙纳姆+著.pdf
[美国资本市场运作译丛]共同基金运作·[美]阿尔伯特·J.弗里德曼+鲁斯·瓦尔斯+著.pdf
y[经济].高绩效目标管理.pdf
y[经济]个人外汇买卖.pdf
y[经济]管理技巧丛书--演讲技巧.pdf
y[经济]货币均衡论.pdf
y[经济]竞争优势.pdf
y[经济]竞争战略.pdf
y[经济]项目融资.pdf
y[经济]商战护身符—企业法律实务指南.pdf
y[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pdf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美]K.卡什伯特逊+著.pdf
经济政策的原则·[德]瓦尔特·欧根+著.pdf
❿ 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前景分析
中国人很有意思，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为政治经济学。
其实从整个经济学内发展的历容程来看，所谓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即研究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指导和建议的庞大经济理论体系，当然不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源远流长，未来也会不断发展。
而我们通常特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特定历史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理论现在看来原始而且落后，片面强调劳动时间的作用而忽略经济资源的其他属性，虽然当年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跟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对如今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经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党执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未来还会继续承担鼓励人民向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解放的目标努力奋斗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