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库兹

1. 帮忙解释一下“经济学”的功能

经济学的客观梦想

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很多，且贬远多于褒。不过，很少有经济学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经济学家这个行业依然是最受关注、最有地位、最能赚钱的行业之一；也依然不断有人试图进入经济学家的行列。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自己也常常谈起此类笑话，看似自嘲，实则自夸。当然，也有些此类笑话是没有贬义的，或者对于经济学家自己来说，不觉得是贬义的。其中一则笑话说的是，一群物理学家看到经济学家所用的数学知识，感到大为吃惊：经济学居然用如此复杂的数学！经济学家看到物理学所用的数学知识，同样大为吃惊，物理学居然用如此简单的数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在嘲笑经济学对于数学的过分使用。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却是在褒奖经济学家所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自然也就越来越朝着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很不以为然，认为经济学家与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自然科学家们更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而经济学家们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经济学家们自然希望经济学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更加精确，而且更加客观。客观与精确正是经济学家们自我标榜且引以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凭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引入了边际分析和广泛的数学工具，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精确的经济学帝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强调实证经济学的重要性，着重就某一个现象进行解释，认为经济学应该说明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因为后者往往带有太多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难免包含太多的个人利益。

到了今天，计量经济学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国尤其如此。翻开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是计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经到了没有计量的文章便不能发表的地步。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几乎全部是计量文章。为什么计量经济学会如此兴盛呢？说到底无非是经济学追求所谓客观、真实与精确的结果。计量经济学通过不断改进的工具、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方法为经济学建立起了一个看似精确与客观的经济学帝国。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经济学家的客观

2004和2005年是中国经济学的多事之秋。从郎咸平炮轰格林科尔开始，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郎咸平展开了激烈交锋，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词语从一些名经济学家的口中说出。这场争论最后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争论。从网络上看，郎咸平几乎是大获全胜，但是，也有人统计说，学习经济学的人大多反对郎咸平。众所周知，与一般人相比，学习过经济学的人多半更加右倾，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丝毫不奇怪。在这场争论中，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和学经济学的学生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论述的，而经济学的所谓客观就是“效率”。对于自我标榜为客观的经济学而言，选用效率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或者经济表现的标准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从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发，最终的结果只能用“效率”来衡量，而且，用公平来衡量经济政策或表现的好坏总是充满了“价值判断”，是极其主观的。

但是，从效率出发也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学的客观。特别是2005年格林科尔最终倒闭，其董事长也因为涉嫌犯罪被捕之后，很多人对经济学家的客观与中立越来越怀疑。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说明大陆的经济学家就失败了。但是，随后传出的消息无疑让人吃惊。在与郎咸平的争论中力挺格林科尔的部分经济学家曾经在格林科尔的资助下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批判郎咸平，并且将争论上升到改革路线的高度。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郎咸平的确试图得出一些普适性的结论，所以，将争论上升为“改革路线”之争也很正常。但是，在当事企业的资助下举行的学术会议是否可信就值得怀疑了。更为重要的是，随后的调查表示，格林科尔付给了这些经济学家高额的出场费和稿费。而且，还有经济学家随后不断出席由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尤其是由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举办的各种会议，高调发言，更是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普通民众对经济学们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为少数人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种为少数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很快被大多数人不信任，并不能对经济学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即使经济学家们依然信任这些人，也不要紧，因为大多数民众不信任意味着经济学市场必然萎缩。所以，个别经济学家没有任何根据的发言并无损于经济学本身的客观，只会有损于经济学家个人或者这个团体的客观。不过，问题往往是，经济学本身就是客观的吗？

经济学是否客观？

经济学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经济学中任何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这些假定的本意是为了抽象与简化现实生活，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这些假定往往与现实情况不符，由此导致它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经济学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某种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某个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比如，对古典经济学价格刚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假定的修正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交易成本为零这一假定的修正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某个具体的理论或者模型的发展更是如此，从古诺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过改变有关厂商竞争变量和竞争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论的发展也是如此，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都是基于对一些假定的改进。当然，这些对假定的改进，很多情况下都是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也就是说，这使得假定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由于一个抽象的理论与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与现实相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除给了经济学不断改进的空间之外，也给了经济学家很多解释的空间。这种空间其实就是经济学家的“权力空间”，这个“权力空间”不但给了经济学们改进理论的可能，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争论和解释的可能。

如果说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或者解释的话，那么，实证经济学，尤其是目前高度繁荣的计量经济学则给了经济学们证明自身的客观与精确的机会。很多理论往往相互冲突。比如，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哪一种效应更强呢？这需要实证检验。比如说，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哪个理论是可信的？这也需要实证经济学的检验。于是，实证经济学成了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但是，对于理论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检验总是值得怀疑的。就案例检验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哪个更加成功？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哪个更加成功？如果单从目前的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中国改革比俄罗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这样说，肯定会被经济学们认为不严谨，甚至被怀疑是否真的学过经济学，至少也是没有学好。比如，有很多经济学家就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罗斯的成功。因为，尽管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好，但是，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将来的发展可能比中国更快。也就是说，经济学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中俄的发展情况还不一定。不过，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是对目前的事情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为谁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事情可能会彻底改变目前中俄经济发展的全貌。因此，说未来不确定可能是对的，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我们只会说不一定，经济学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也许经济学家会说，决策是领导者的事情，我们只是提供建议和信息，更加丰富的信息将有助于决策者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对于一个我们都能观察得到的事实，我们依然说，孰优孰劣不一定。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长期的学问”就是没有价值的。

同样，对于实证经济学家们而言，实证检验也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不断改进的计量方法会让人发现前人所作的实证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计量方法之间也会产生各种争论。如果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该信任哪一个呢？再者，很多计量研究对数据往往非常敏感，数据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结果的改变。同样，熟悉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很多情况下，对变量的选择往往会成为争论的中心，而变量选择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例。从库兹聂兹以来，这一话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形成冲击。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在争议中进行。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几年也有所增多。在199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或者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经济政策；1990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运用政治经济模型或者带有社会学倾向的模型，说明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政治上对投资的抑制，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过分追求会使投资受到抑制，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分析。这些研究很多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也是莫衷一是。由于不同的研究结果推论出的政策建议是完全相左的，决策者无疑更加疑惑。

经济学家的解释空间

理论研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不足为奇，实证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也很正常。如果我们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悖，我们也许会由此发现一个新的理论，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藏在证据背后的东西。自然科学常常这样发展，但经济学很难这样发展，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只有一个，而经济学往往能够发现很多个“事实”。当我们发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论相反时，我们多半会去改进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找新的数据，或者提出新的解释。但是问题随之而来：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众多，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论提出不同的解释，而哪个理论正确，往往依赖于实证研究的检验。如果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相反的，由于不同的检验结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论的支撑，我们很难判断哪一个检验或者说哪一个事实是成立的。从而，我们会发现，理论和事实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学计量经济学的人都会发现，数据或者方法的微小变化会使得检验结果大不相同。这说明结果不稳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我国的很多经济学杂志上，我们看到的计量检验都是不稳健的。但是，面对这些检验结果，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论的解释与说明。或者说，对于不同的计量检验结果，作者拥有很大的解释权。只要结果是显著的，我们便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来自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周期有显著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并以此嘲笑经济学，但是，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这事还真不一定啊。

好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在不断改进，对各种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计量经济学越来越精确。但是，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实、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依然存在很大空间，对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种解释，这无疑让人烦闷。就像我们看一些小品文，同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竟然能够讲出几十个道理，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于经济学对结果的解释空间很大，我们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后的利益。经济学家标榜自己的效率标准，以此说明自己的客观和中立。可是，阿克顿勋爵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也有翻译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换成经济学的语言，有权力，就有寻租。而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象、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空间就是一种权力。因为有空间的存在，就有解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必然导致寻租。正如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学家绝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解释空间，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寻租呢？

如果经济学只是帮助人们解释现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那么，这种解释空间的存在没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个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主张为决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经以为国外的经济学家可能不会如此，可是一名诺奖得主来复旦大学讲演的时候，PPT（PowerPoint 的幻灯片文件）上就几次出现与美国总统的合影，我顿时知道所有的经济学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来，经济学对决策者和普通民众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理论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其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所以，经济学的解释空间也就相对而言对社会有着潜在的危害。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充分竞争的经济学市场、一个反对垄断的经济学市场、一个能够允许而不是排斥所有人发言的经济学市场是缩小经济学的解释空间、瓦解经济学的绝对权力的必要条件。同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市场，一个允许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等等充分表达的学术市场的存在也有利于控制经济学解释的空间，从而减少经济学家寻租的空间。

所以，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人，当看到一种经济理论时，请先告诫自己：警惕思想背后的利益。

2. 结合实际，说明学习产业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的客观梦想

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很多，且贬远多于褒。不过，很少有经济学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经济学家这个行业依然是最受关注、最有地位、最能赚钱的行业之一；也依然不断有人试图进入经济学家的行列。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自己也常常谈起此类笑话，看似自嘲，实则自夸。当然，也有些此类笑话是没有贬义的，或者对于经济学家自己来说，不觉得是贬义的。其中一则笑话说的是，一群物理学家看到经济学家所用的数学知识，感到大为吃惊：经济学居然用如此复杂的数学！经济学家看到物理学所用的数学知识，同样大为吃惊，物理学居然用如此简单的数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在嘲笑经济学对于数学的过分使用。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却是在褒奖经济学家所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自然也就越来越朝着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很不以为然，认为经济学家与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自然科学家们更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而经济学家们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经济学家们自然希望经济学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更加精确，而且更加客观。客观与精确正是经济学家们自我标榜且引以为豪的地方，而且希望凭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引入了边际分析和广泛的数学工具，试图建立一个客观、精确的经济学帝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强调实证经济学的重要性，着重就某一个现象进行解释，认为经济学应该说明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因为后者往往带有太多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难免包含太多的个人利益。

到了今天，计量经济学更是如日中天，在中国尤其如此。翻开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是计量文章，甚至某些期刊已经到了没有计量的文章便不能发表的地步。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几乎全部是计量文章。为什么计量经济学会如此兴盛呢？说到底无非是经济学追求所谓客观、真实与精确的结果。计量经济学通过不断改进的工具、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方法为经济学建立起了一个看似精确与客观的经济学帝国。但是，事情果真如此么？

经济学家的客观

2004和2005年是中国经济学的多事之秋。从郎咸平炮轰格林科尔开始，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郎咸平展开了激烈交锋，甚至很多具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词语从一些名经济学家的口中说出。这场争论最后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争论。从网络上看，郎咸平几乎是大获全胜，但是，也有人统计说，学习经济学的人大多反对郎咸平。众所周知，与一般人相比，学习过经济学的人多半更加右倾，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丝毫不奇怪。在这场争论中，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和学经济学的学生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论述的，而经济学的所谓客观就是“效率”。对于自我标榜为客观的经济学而言，选用效率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或者经济表现的标准没有丝毫的意外。因为，从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性的出发，最终的结果只能用“效率”来衡量，而且，用公平来衡量经济政策或表现的好坏总是充满了“价值判断”，是极其主观的。

但是，从效率出发也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学的客观。特别是2005年格林科尔最终倒闭，其董事长也因为涉嫌犯罪被捕之后，很多人对经济学家的客观与中立越来越怀疑。这本身不奇怪，也不能说明大陆的经济学家就失败了。但是，随后传出的消息无疑让人吃惊。在与郎咸平的争论中力挺格林科尔的部分经济学家曾经在格林科尔的资助下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批判郎咸平，并且将争论上升到改革路线的高度。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郎咸平的确试图得出一些普适性的结论，所以，将争论上升为“改革路线”之争也很正常。但是，在当事企业的资助下举行的学术会议是否可信就值得怀疑了。更为重要的是，随后的调查表示，格林科尔付给了这些经济学家高额的出场费和稿费。而且，还有经济学家随后不断出席由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尤其是由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举办的各种会议，高调发言，更是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普通民众对经济学们的不信任似乎也在蔓延。

这种不信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为少数人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种为少数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很快被大多数人不信任，并不能对经济学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即使经济学家们依然信任这些人，也不要紧，因为大多数民众不信任意味着经济学市场必然萎缩。所以，个别经济学家没有任何根据的发言并无损于经济学本身的客观，只会有损于经济学家个人或者这个团体的客观。不过，问题往往是，经济学本身就是客观的吗？

经济学是否客观？

经济学往往有很多基本的假定，经济学中任何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模型更是有非常多的假定。这些假定的本意是为了抽象与简化现实生活，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这些假定往往与现实情况不符，由此导致它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经济学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某种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某个假定不断修正的基础之上。比如，对古典经济学价格刚性假定的修正，得出了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假定的修正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交易成本为零这一假定的修正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某个具体的理论或者模型的发展更是如此，从古诺模型到勃川德模型再到斯坦克博格模型，就是通过改变有关厂商竞争变量和竞争方式而得到的。博弈论的发展也是如此，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再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都是基于对一些假定的改进。当然，这些对假定的改进，很多情况下都是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也就是说，这使得假定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由于一个抽象的理论与模型往往需要很多假定，而要把假定做到完全与现实相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除给了经济学不断改进的空间之外，也给了经济学家很多解释的空间。这种空间其实就是经济学家的“权力空间”，这个“权力空间”不但给了经济学们改进理论的可能，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争论和解释的可能。

如果说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或者解释的话，那么，实证经济学，尤其是目前高度繁荣的计量经济学则给了经济学们证明自身的客观与精确的机会。很多理论往往相互冲突。比如，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哪一种效应更强呢？这需要实证检验。比如说，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哪个理论是可信的？这也需要实证经济学的检验。于是，实证经济学成了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但是，对于理论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检验总是值得怀疑的。就案例检验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哪个更加成功？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哪个更加成功？如果单从目前的经验来看，毫无疑问，中国改革比俄罗斯改革成功，比印度的也更加成功。但是，如果我这样说，肯定会被经济学们认为不严谨，甚至被怀疑是否真的学过经济学，至少也是没有学好。比如，有很多经济学家就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一定比俄罗斯的成功。因为，尽管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好，但是，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起了更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将来的发展可能比中国更快。也就是说，经济学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中俄的发展情况还不一定。不过，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是对目前的事情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的，因为谁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事情可能会彻底改变目前中俄经济发展的全貌。因此，说未来不确定可能是对的，却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我们只会说不一定，经济学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也许经济学家会说，决策是领导者的事情，我们只是提供建议和信息，更加丰富的信息将有助于决策者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对于一个我们都能观察得到的事实，我们依然说，孰优孰劣不一定。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长期的学问”就是没有价值的。

同样，对于实证经济学家们而言，实证检验也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不断改进的计量方法会让人发现前人所作的实证研究的缺陷，不同的计量方法之间也会产生各种争论。如果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同的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该信任哪一个呢？再者，很多计量研究对数据往往非常敏感，数据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结果的改变。同样，熟悉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很多情况下，对变量的选择往往会成为争论的中心，而变量选择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致的。

再以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例。从库兹聂兹以来，这一话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因为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含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形成冲击。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在争议中进行。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近几年也有所增多。在199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多半表明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或者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自然是追求更有效率而不是更公平的经济政策；1990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运用政治经济模型或者带有社会学倾向的模型，说明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政治上对投资的抑制，或者对社会地位的过分追求会使投资受到抑制，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分析。这些研究很多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也是莫衷一是。由于不同的研究结果推论出的政策建议是完全相左的，决策者无疑更加疑惑。

经济学家的解释空间

理论研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不足为奇，实证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也很正常。如果我们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悖，我们也许会由此发现一个新的理论，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藏在证据背后的东西。自然科学常常这样发展，但经济学很难这样发展，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事实只有一个，而经济学往往能够发现很多个“事实”。当我们发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论相反时，我们多半会去改进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找新的数据，或者提出新的解释。但是问题随之而来：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众多，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理论提出不同的解释，而哪个理论正确，往往依赖于实证研究的检验。如果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相反的，由于不同的检验结果也能得到不同理论的支撑，我们很难判断哪一个检验或者说哪一个事实是成立的。从而，我们会发现，理论和事实都是不清楚的。

很多初学计量经济学的人都会发现，数据或者方法的微小变化会使得检验结果大不相同。这说明结果不稳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我国的很多经济学杂志上，我们看到的计量检验都是不稳健的。但是，面对这些检验结果，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很多似乎合乎理论的解释与说明。或者说，对于不同的计量检验结果，作者拥有很大的解释权。只要结果是显著的，我们便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来自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周期有显著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并以此嘲笑经济学，但是，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这事还真不一定啊。

好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在不断改进，对各种因素的控制也使得计量经济学越来越精确。但是，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实、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依然存在很大空间，对同一事情往往存在多种解释，这无疑让人烦闷。就像我们看一些小品文，同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竟然能够讲出几十个道理，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道理。

正是由于经济学对结果的解释空间很大，我们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思想背后的利益。经济学家标榜自己的效率标准，以此说明自己的客观和中立。可是，阿克顿勋爵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也有翻译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换成经济学的语言，有权力，就有寻租。而经济学家对理论、对现象、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空间就是一种权力。因为有空间的存在，就有解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必然导致寻租。正如经济学所认为的，经济学家绝不是道德上一定高尚的人，相反，他们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解释空间，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寻租呢？

如果经济学只是帮助人们解释现象存在的原因，或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那么，这种解释空间的存在没有任何不妥。但是，每一个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主张为决策者所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经以为国外的经济学家可能不会如此，可是一名诺奖得主来复旦大学讲演的时候，PPT（PowerPoint 的幻灯片文件）上就几次出现与美国总统的合影，我顿时知道所有的经济学家果然都是理性人。而且，就目前看来，经济学对决策者和普通民众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理论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其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所以，经济学的解释空间也就相对而言对社会有着潜在的危害。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充分竞争的经济学市场、一个反对垄断的经济学市场、一个能够允许而不是排斥所有人发言的经济学市场是缩小经济学的解释空间、瓦解经济学的绝对权力的必要条件。同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市场，一个允许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等等充分表达的学术市场的存在也有利于控制经济学解释的空间，从而减少经济学家寻租的空间。

所以，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人，当看到一种经济理论时，请先告诫自己：警惕思想背后的利益。

3. 学习经济学有什么意义

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相关的基础专业知识，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熟悉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经济学的学术动态；具有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经济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在实际经济方面的工作中，经济学多是通过数学模型来验证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像保险、股票、利率这些经济变量的预测就是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预测的，所以该专业的很多毕业生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如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做技术分析工作。

(3)经济学库兹扩展阅读

经济学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线性代数、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产业经济学关心的主要是垄断行业的运行机制以及各垄断公司的竞争行为，以后想去大型企业工作的考生可以选择这个专业。很多大公司都设置有专门的市场研究部门，这些部门就是利用专业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有行业情况，得出分析结果，然后作出企业的决策。

4. 宏观经济学问题，谢谢

1、A。因为在短期自发消费大于零，即短期消费曲线有正的纵截距，同时内边际消费倾向小容于1，即斜率小于1。
2、A。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曲线斜率变小，所以不是一条直线。
3、D。承接第二题，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变小，在自发消费给定的前提下，平均消费倾向递减。
4、B。过原点表明自发消费为零，这样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就与长期平均消费倾向相等，且为常数。
5、C。这就是所谓相对收入假说的“棘轮效应”。
6、D。持久收入假说（也叫永久收入假说）是由弗里德曼提出来的。莫迪利安尼的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杜森贝利的是相对收入假说。

5. 学经济学有何用

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知识面较宽，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能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从事经济分析、预测、规划和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6. 求各位经济学家关于“收入差距”的观点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我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我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我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我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我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我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我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我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从文献考查看来，大多数的横向国别研究支持倒U 假设：时序资料分别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别扩大，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下降的现实：微观分解资料也并不否认倒U 假设的成立。不过，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的国家，其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有学者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具有普遍性。当然，各国库兹涅茨效应也会因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原因有不同的表现，如初期增长的时间长短可能不一致，收入分布差距的上限和下限也可能不相同。（注：刘萌芽：《对库兹捏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一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衡阳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因此，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存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不平衡发展引起的。（注：郭熙保：《从发展经济学观点看待库兹涅茨假说—兼论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也有学者利用省份横截面数据对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进行经验验证，从经验分析中得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的结论，但认为，对于“倒U 型”假说，要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的数据不支持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数据也不支持库茨涅兹“倒U 型”假说。（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有其价值，但以横截面的经验研究来否定倒U 形变化的结论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判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否呈倒U 形变化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序列分析。（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

总的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部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将会得到纠正或缩小。因此，库兹涅茨“倒U 型假说”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 型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加大。我们应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居民收入的变动及早走向倒U 的后半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关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法治建设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
（三）必须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选择。

（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7. 为什么我们要学经济学

除了专门学经济学的外，我们学的基本都叫做政治经济学,而经济放在了政版治的后边没有发现么权?另外政治前边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然学习各种知识对自己以后人生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经济常识也是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