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论文

㈠ 急求论文：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 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 “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 “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 “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 ‘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 ‘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 “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 “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㈡ 经济学论文的综述

财政税收 财政研究国债研究 税收理论 税务研讨 财税法规财政政策发展战略国际经济行业经济新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 国际贸易地方战略证券金融证券投资房地产。
学术经济，顾名思义，就是经济化的学术，或学术型的经济。学术经济，最早出于清代爱国学者---黄懋材“本学术经济，不乐为外吏”一语。该词条的现代意义，学术经济，指具备系统专门学问的人，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进行的经济化的学术活动，证明其自身价值的行为。因为学术科研，可以创造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并带来社会效益。提高学术经济的档次和质量、树立学术经济研究成果化观念、以实务性研究为主、促使单一型、学术型向学术经济型产业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产学研相结合，已是当前学术经济活动的当务之急。学术经济，是学人经济、研究人员经济，高等学府经济。分三大类：古典学术经济、近代学术经济、现代学术经济。 “管理就是决策”——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管理学家西蒙曾经说过。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单纯依靠经验决策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发展需要。人们迫切需要经验决策活动向科学化的决策发展，从而形成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便于他人学习和掌握并能运用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方法。模糊概念和命题不仅在人们的日常思维中大量出现，而且在经济学家们分析和预测经济形势时，也不可缺少。经济生活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在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经济预测、决策中，精确的二值逻辑是无法解决的。而模糊逻辑无以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模糊方法对于经济工作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也有重要作用。模糊逻辑的综合评判和选择令人满意的模糊决策方案
对一个事物的评价，常常要涉及多个因素或者多个指标。具体过程是将评价目标看成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模糊集合（称为因素集X），再设定这些因素所能选取的评审等级，组成评语的模糊集合（称为评判集Y），分别求出各单一因素对各个评审等级的归属程度（称为模糊矩阵），然后根据各个因素在评价目标中的权重分配，通过计算（称为模糊矩阵合成），求出评价的定量解值。上述过程即为模糊综合评判。
一般的评判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因素，特别是在经济工作中，对象的各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模糊关系，因此，人们在思维中把握对象时总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及其对事物自身类属、性态的影响，在整体权衡中做出综合评判，这就是模糊综合评判。就拿商品房来说，一套住房是否为顾客喜欢，往往涉及好多因素，如地段、样式、楼层、价格和舒适度等。如何评价住房的优劣，就是个模糊综合评判问题。下面就以评判某套商品房为例说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
设X=房屋地段（x1），样式构造（x2），价格（x3）， Y=很欢迎（y1），比较欢迎（y2），不太欢迎（y3），不欢迎（y4）先做单因素评价。假如单就房屋地段考虑，请一些专门人员进行评价，有50%的人认为很欢迎，有40%的人认为比较欢迎，有10%的人认为不太欢迎，则对房屋地段的评价为：（0.5，0.4，0.1，0）
又假设对样式构造来说，评价为：（0.4，0.3，0.2，0.1）
而对价格所做的评价为：（0，0.1，0.3，0.6）
这就构成单因素评价的模糊矩阵，用R表示。
不同的顾客由于职业、性别、年龄、爱好、经济状况不同，对商品房的三个因素给与的权数也不同，要进行综合评价还必须加入权重系数。假如有一类顾客买商品房时主要的要求是房屋地段好，样式构造较差不要紧，价格比较便宜，则有：
A = ( 0.5, 0.2, 0.3 )
这就是此类顾客对服装评价的三个权数分配，即房屋地段的权数为0.5，样式构造的权数为0.2，价格的权数为0.3。由综合评判可得，这类顾客对商品房的评价结果为：
B=A·R (0.5, 0.4, 0.3, 0.3) (注：AR 表示两个模糊集的合成运算，具体算法略)
再做归一化处理，即各项除以1.5，得：（0.33，0.27，0.20，0.20）
这一结果表明，33%的人认为这套商品房很受欢迎，27%的人认为比较受欢迎，20%的人认为不太受欢迎，20%的人认为很不受欢迎。也就是说，就整体来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这套商品房的设计是很受欢迎或比较受欢迎的，因此这套商品房的设计比较成功。
从上例可以说明，人的认识的综合评判活动，是对各个单独因素的模糊分析和对各个因素的整体的模糊综合的辩证运动过程，它体现出模糊分析和模糊综合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也体现了对事物进行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因素、多值、多测度的立体思维考察。所以，模糊多属性决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不仅对管理科学、技术经济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解决许多复杂的实际决策问题也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㈢ 经济学领域比较有价值的论文研究课题

当前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艰巨的研究课题?

---《自然经济论（人择宇宙论）》序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支撑和归宿。可以说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然而人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约束的，否则人的利己本能会使每个个人的经济活动形不成合力，因而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生产力，甚至会造成混乱和冲突，严重影响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国际法、国家体制、法律法规、企业组织体制与管理体制、宗教信仰、道德体系、文化传统、民族习惯、乃至家庭管理方式等一切上层建筑均属于经济活动的约束机制。其中有些是宏观约束，有些属于微观约束，有的是硬约束，有的是软约束，他们共同构成一个约束网络。人类的历史证明，合理有效的约束机制能够促进经济多快好省的发展，反之不合理的或无效的约束机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只有合理有效的约束机制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而那些不合理或无效的约束机制必然被淘汰。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本书所提出的自然经济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自然法则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它的直接任务就是研究经济系统中各个层面的约束机制与生产力发展的适应程度。

就国家层面而言，世界上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经济活动约束机制，但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错综复杂及动态发展特征，没有任何一种约束机制堪称是完美无缺和一成不变的。针对约束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故障，必须及时发现、及时修正和改进，我们称之为约束机制的自适应能力。具有强大自适应能力的约束机制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经济之所以朝气蓬勃高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将改革视为基本国策，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可见改革是约束机制的生命线。事实证明：凡是勇于改革的国家经济就可能快速稳定发展，凡是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国家其经济必然停滞不前。这又是一条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自然法则。中国的改革国策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然经济论诞生于这个国度就不足为奇了。

当今世界经济运行日趋全球化，各国或地区之间不仅有着日益增多的贸易往来，而且各种生产要素的交互流动也越来越自由和频繁。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应由原来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扩展到由国家或地区组成的地球村。自然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家庭、企业、国家和地球村四个层面，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搭建了一个思想构架与交流平台。在地球村层面上如何逐步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合理有效的约束机制，以扼制各个成员可能出现的损人利己行为，形成各成员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和谐相处的局面，是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艰巨的研究课题。

㈣ 经济学毕业论文题目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经济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

2、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3、城市交通与城市空间演化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4、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5、城镇住房分类供应与保障制度研究

6、创意产业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互动研究

7、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研究

8、促进中部崛起研究

9、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

10、低碳经济范式下的环境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1、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研究

12、东北地区区域城市空间重构机制与路径研究

13、东北亚区域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研究

14、都市旅游发展与政府职能研究

15、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研究

㈤ 经济学有哪些著名的论文

很多！
以下是《美国经济评论》甄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最佳论文。
其实每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代表论文都是对经济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论文。
一、《生产理论》（1982） C.W.柯布与P.H.道格拉斯著
二、《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
三、《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西蒙·库兹涅兹著
四、《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1958） F.莫迪尼安尼与M.H.米勒著
五、《最优货币区理论》（1961） 罗伯特·蒙代尔著
六、《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1963）戴尔·乔根森著
七、《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1963） 肯尼斯·阿罗著
八、《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1965）彼得·戴蒙德著
九、《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十、《移民、失业与发展：两部门分析》（1970） J.R.哈里斯与M.P.托达罗著
十一、《最优税制与公共产品》（1971） P.A.戴蒙德与J.A米尔利斯著
十二、《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1972）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著
十三、《代理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1973）斯蒂芬·罗斯著
十四、《产出——通胀替代的若干国际证据》（1973） 罗伯特·卢卡斯著
十五、《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 安尼·克鲁格著
十六、《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A.K.迪克西特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十七、《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 A.S迪顿与J.米尔鲍尔著
十八、《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1980） S.J格罗斯曼与J.E斯蒂格利茨著
十九、《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方式》（1980） 保罗·克鲁格曼著
二十、《股价过度波动能根据其后的股利变化进行解释么？》（1981） 罗伯特·席勒著

㈥ 经济学论文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㈦ 论文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不低于2500字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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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

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各项改革也有序推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一、200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去的显著成绩

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控，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8．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财政收入增收较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原煤和电力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产销衔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不断推进，畜牧业和养殖业较快发展。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六小”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国债投资进一步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启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倾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继续提高，民间投资更趋活跃，投资自主性增长因素有所增强。居民消费受“非典”冲击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过后很快恢复，预计全年增长9％。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居民用于汽车、通讯、住房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原油、成品油、钢材和汽车等进口增加较多。全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通过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改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得到加强。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稳步实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始启动。

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增加国债投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新增城镇就业800万人以上。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2004年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仍具备较快发展的条件：（1）扩大内需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2）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拓宽；（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使一些多年阻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4）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一些地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增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三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开发区的问题比较突出，能耗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粗放经营的状况比较严重，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信贷投放偏快，贷款投向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六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增大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利用外资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势，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

200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监测预警和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点。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区别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推进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要求，应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挥国债资金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和基层政权建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在建重大国债项目的建设。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重点向“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对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遏制一些地方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资机制，形成稳定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逐步解决多年来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过多的问题。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注重“预调”和“微调”，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

（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全国性的基本农田保护执法大检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2）坚决纠正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现有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建设的投入，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田和保持必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产品优质化和区域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储备、良种繁育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4）努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重点做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中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草税外，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力争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税费负担比上年有所减轻。

（三）加强引导和调控，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导，经济手段加以调节，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建立行业信息发布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推进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用地管理，对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达不到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4）加强金融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依据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有市场、有效益、符合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贷。

（四）将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切实落实中央已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抓紧抓实。（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责任制，加大对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2）在税收、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3）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分流职工。（4）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

（五）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增强国内需求增长。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一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既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二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流通设施、商业网点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非义务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动存量住房交易。鼓励居民汽车消费。推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电信消费。继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发展体育和文化产业，鼓励居民扩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

（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引导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急于求成、过度消耗资源的倾向，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1）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2）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做好电力调度，增加电力供应；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合理调配运输能力，加快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建设。（3）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等重点行业节水、节能技术改造。

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完善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调整改造。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突出重点，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事业。（1）抓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紧缺人才培养。（3）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5）做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

（八）努力扩大外贸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年。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1）进一步做好进出口宏观调控。培育国内优势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加强重要商品进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加强对外谈判工作，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注重提高引资质量，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3）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全面落实并逐步完善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九）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会会的部署，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利用当前经济增长较快、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抓紧研究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各方面利益，注意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1）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和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改革，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步伐。（2）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投资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3）稳步推进财税、金融和价格改革。逐步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健全金融企业监管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内控机制。选择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出台电价改革配套办法，完善水、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十）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1）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在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2）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规范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做好灾区和贫困户的税费减免，切实解决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3）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4）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引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第二篇：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讨论述评

[摘要]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不同判断

大多数争论不休的问题，多半与问题的含义或边界不清晰有关。这次关于是否“经济过热”问题的争论也是这样。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看，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不过热”，即总需求（增长）是不是超过总供给（增长），只能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但是，当前对这个问题却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主要观点可概述如下：

1．认为经济存在着过热的趋势或苗头

最初引起对经济过热问题争论的，就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种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其背后则是货币供应和贷款增加偏多。如到2003年7月底，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3．2％，均达到了偏高水平。对此，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于2003年7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同时，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兆头。

2．认为经济只出现局部过热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只是出现了局部过热，而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或总体过热。局部过热的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30％）；一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建材、汽车等）投资和发展过热；很多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圈地）过热；地方政府主导性投资过热。这种观点可能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大多数国外报刊和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过热主要是一种投资性过热。

局部过热论的另一种看法是过量供应的货币流向了资产市场，导致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和价格上涨，而消费品市场则不出现过热和价格上涨问题。

3．认为当前的经济过热是一种“非典型”过热

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过热状态，但这种过热与过去不同，与世界多数国家的过热也不同，是一种无通胀的经济过热。

这种观点提出，不要笼统地讲经济过热，要将经济过热区分为合理性经济“过热”和非理性经济过热；要弄清究竟是合理性经济“过热”占上风，还是非理性经济过热占上风。并且，从目前经济“过热”的微观机理看，内生性的市场推动型是主要的，外生性的政府推动型是次要的，这是此次经济过热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从总体上看，目前出现的经济“过热”既有合理性也有非理性，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它既属于内生性的市场推动型的经济过热，又属于外生性的政府推动型的经济过热，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它既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很大不同，又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某些相同，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因此，是一种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较大区别的非典型性的经济过热。

不过，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经济过热”问题这种对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增长的客观现象的判断，转变为一种主观的、微观的分析，似乎已经偏离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不完全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4．认为经济不存在过热问题

不同意或坚决否定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也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依据如下：

----现在说经济过热不符合实际。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水平，根本不存在着过热的问题。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空间，开发西部现在只是起步阶段，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才刚刚开始，如此广阔的市场完全可以使投资增长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的这一轮扩张，与10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2003年与1992年经济扩张的机理不同；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达到改革开放以来9．4％的年均水平，不能对当前经济运行总体上做出“过热”的简单判断。炒作经济“过热”对经济的运行非常有害。

----判断经济过热的依据不存在。如：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能力；价格上涨水平仍然较低；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处于低迷状态，股票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资料价格的短期内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倾向较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金供给没有出现紧张，利率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贷款增长快是前几年因惜贷而导致的存贷差太大的结果，是贷款紧缩后的恢复性增长，而货币供应（从M0到M2）的变化离开贷款的变化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没有引起投资价格的明显上涨；国民经济运行整体的供求格局仍是供大于求；除了电力、钢铁等供应相对较紧张外，没有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经济运行领域没有出现明显的“泡沫”；处于高增长期的房地产、汽车、钢铁等产业供求协调增长，发展速度虽高但没有出现过热，更没有引起经济运行的过热；个别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有特定的原因，更多的是结构问题，而不是经济过热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否定“经济过热论”。理由是：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相对于前几年增长速度的连续下降，现在的反弹是经济自身发展规律性的表现，不能人为地回避甚至违背这种势头；看宏观经济形势不能只盯着一年、一个季度，不能对短时间的变化妄下结论，而应看到长期趋势；要在今后20年实现全面小康，必须保持年平均7．2％的增长速度，而有些年份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不能拿我国经济的增长同国外简单类比，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有水份，有重复计算的问题；目前的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五个同步现象，包括：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同步、与经济效益提高同步、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同步，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与涉外经济增长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