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

⑴ 论述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可分为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两家，中国经济法属于东方经济法。东西方经济法由于兴起的历史背景不同，从而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总的来说，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国经济法不是生成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经济法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部分而主动的建立起来的，同时，经济法也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所以，中国经济法不是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自觉地“从治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与中国相比，西方经济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开始，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种情况用普通的民商法无法弥补，但是必须限制自由主义，由此，国家开始进行干预。可见，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实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从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看。我国由于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扼杀市场经济的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回头看西方，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所以与中国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看。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而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完全不同，体现在：“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⑵ 简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我们强调营造平衡和谐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说平衡协调原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对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单纯将平衡协调上升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就显得不够充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内容。

从字面上讲，和谐与协调两词的含义互通，这就是在许多法学著述中“和谐”与“协调”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说“和谐”和“协调”是有很大区别的：和谐是一种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和市场都要顺应客观规律、应用客观规律的表现；

而协调更强调的是主体间相互一致的积极行为，是带有主观意志色彩的一种行为模式。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首先，“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

有学者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

其次，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能够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最后，经济法律的完善本身并不代表这种良好经济环境已经大功告成，由于社会经济体系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制不断地“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规划性地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来建立和维持这种环境。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层次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

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和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权益，也阻碍了该行业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更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

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

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

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

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该原则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

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地位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观念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意义和途径。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都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单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制度并存。

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将成为未来几年关于如何贯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经济的发展，是效益优先的全面体现。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上升到一种治国方略的高度。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论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仅是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也唯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会本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出发点。这种发展不强调盲目的快速，而强调连续与稳定下的高速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2)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扩展阅读：

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干预、管理和调控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a.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规范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等。

b.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方式，这方面的法律有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等。

c.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日本学者丹宗昭信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

d.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

⑶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

1.经济法产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经济管理模式所产生的市场秩序失衡，从而要求国家公共权力的介入以维护公共利益、稳定市场秩序、促进效率与公平。 2.由于经济法是国家利用其公权力对市场经济主体以及运行的调控、管理、监督、引导，所以经济法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为国家相关主管机关，另一方为经营者（包括市场被管理主体和中介组织，其中中介组织又同时具有市场主管机关授权的监管职能和接受管理的义务）。它们之间是调控和被调控、监督和被监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导和被引导的关系，是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关系。 3.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和范围有宏观和微观两的领域（例：相关经济法对经营者不正当竞争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观方面的管理；而相关经济法对市场运行的管理便是宏观方面的管理），所以经济法可具体分为：宏观调控法律关系；国有参与法律关系；涉外管制法律关系；市场监管法律关系。 4.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上述对象和范围不同于其它部门法所调整的对象和范围，所以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5.尽管法律从整体上来说是用来维护和平衡效率与公平这两大价值，但作为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有其所侧重的追求价值，即经济法总体上追求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社会整体效益。 6.由追求价值便引出了经济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为：经济民主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公正原则。 7.结合综上所述，故经济法的概念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门为了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另外，有关经济法之性质的争论，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认为已无现实意义，皆因当今行政权力之扩张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社会本位法律观念的回归，所以，本人认为于现实中再讨论这一性质问题已毫无意义。） 楼主，此问题实在太大，以上仅为概括叙述，并加之一些个人观点，所以不详之处欢迎指教。不胜感激！

⑷ 论述题：经济法中社会利益本位的内涵是什么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社会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亦即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调整原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产品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
1、平衡协调原则
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这是经济法反映社会经济之内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项核心的、基础的原则。
3、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个主管主体和公有制主题所承受的权利、利益、义务和职责 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

⑸ 论述题 1、经济法的核心部门是什么什么 2、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体系

1.反垄断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的经济宪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
经济法的核心部门是政府

市场经济作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其自身的复杂构成，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它就是法律经济，也必然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即经济关系广泛法制化的经济。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两个核心构成要素，共同维护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经济关系法制化的典型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承担不同的职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2、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⑹ 试论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经济法应对。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因为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服务和制度保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我国法制建设追求和实现的所有价值目标都是围绕这一最高的价值要求和取向展开的。离开以人为本，其他法的价值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离开了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就可能偏离法治的轨道。 人类政治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数量的增加和法律功能的扩展，也不仅仅体现在全社会对法律权威的崇尚，最根本表现就是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创新，即法律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我国法制建设中法律的价值转换和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法律发展模式真正变革的价值导向，是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志，它将引导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科学发展观对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以看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法律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在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协调发展的机制，是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原则的提出也对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的发展观把促进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将导致我国法制建设要做新的调整，尤其是我们的立法重点，必须相应地作适当调整。这种调整，在有些方面是局部的，而在若干领域，则是全方位的。 例如，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取消旧体制对农民的法律限制和不合理的法律义务，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又如，通过立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法规体系，但在生态立法方面迄今还是空白，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将直接推动生态立法的进程。再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加入WTO之后，使我国的法律更加开放并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又要从我国现阶段国内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特点出发，使我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成为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平衡器。 因此，五个统筹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和强化法律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法律在社会调控、资源分配、解决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协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现和谐社会。 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凸显了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灵魂的“以人为本”，具体地讲就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所以，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强调对公民各种具体法律权利的高度关怀。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司法机关对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通过法律用自身特有的功能和方式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公民的正常社会、家庭关系，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救助保护弱势群体，稳定公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为，最终帮助人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它通过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侵权者给予惩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监督，对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贪污腐败者给予法律制裁，从而对公民进行司法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使司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司法是定纷止争、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调节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特殊事业，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司法活动中得到贯彻具有重要意义。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同样要求我国司法机关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让司法救济惠及全社会成员。这样，对我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各项审判中高度注重依法保障人权。在刑事审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坚决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定罪处刑；对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宣告无罪。在民事审判、执行中，也应适当采取简易审判程序、关怀弱势群体、适度原则等人性化的做法。 同样，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检察机关把诉讼监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严格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此外，检察机关还必须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重点查办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破坏选举以及严重渎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这样，以人为本的文明理念让司法更具有亲和力，使人们感受到司法的力度和温度、刚性和柔性，从而真正的彰显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四、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当今法律和法学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法律和法学的狭隘理解，无益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制建设。只有具备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并紧密地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际，才能使法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反映制度发展变化的需要，使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为此，就必须转变传统的法学观念，对整个法学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无论是法律的发展还是法学的发展，主要地都是通过问题推动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许多复杂的新兴问题，传统的法律理论在解释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就需要经济法理论等现代法理论来作出相应的解释。下面主要结合经济法来谈科学发展观在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如果说，对于局部的、静态的问题，传统部门法比较有解释力和决断力的话，则对于整体性的、动态发展的问题，其解释力就较为欠缺。经济法包含的相关法律制度所应对的是一系列"非均衡的二元结构"，它要在现实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解决整体上的一般均衡问题，解决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确保实质上的平等与公平。由于经济法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因而发展观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法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同时，在经济法理论的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等各个领域，也都有具体的显现。比如，从经济法的价值论来看，经济法所追求的效率、公平、秩序等价值，都同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直接相关。同时，经济法的宗旨，包括了经济宗旨和社会宗旨，都涉及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经济法的最高宗旨，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3]体现的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可见，从整个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到具体的宗旨体现，都离不开一定的发展观。 在经济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规范公用企业滥用优势的行为、限制行政垄断、建立有效的竞争秩序，最终促使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反垄断法在价值追求、根本宗旨、最终目的和基本原则上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核。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也有一定体现。有学者指出，社会法学应体现对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关注，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由此看出，我们要重视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诉讼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并从司法、行政、社会等多层面构建法律保障的机制。我们还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原则，通过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源和表现的分析，尽快制定农业现代化促进法、小城镇法、就业法等与城乡居民分别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建立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和谐发展的秩序，因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科学发展观也有体现。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采取借鉴的方法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我们还应该通过对地方立法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制度的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指导地方立法的总体构想，并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上，设计相应的评估体系。应该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着种种误区，诸如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轻资源价值的提升，重产品生产者的责任、轻消费者的责任，重国家的责任、轻社会其他各界的责任，重城市环境的治理、轻农村环境的保护等情况，必须及时得到扭转。因此，在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平台上，对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进行整体的把握，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在我国过去的法律制度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非常少。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我们普遍不重视发展问题，漠视或者忽视发展问题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相关的制度建设。放眼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观，而由于这些发展观的侧重点不同，就会对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发展观，会对法制建设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并会有效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之中。当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⑺ 经济法兴起的原因，考试的简答题，在线等~~~~~~~~~~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市场缺陷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障碍的存在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第二、市场的惟利性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第三、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及滞后性

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这是市场的第三个缺陷。

（2）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型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现代的商业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以及17世纪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将企业发展起来，则是由现代的运输业和通讯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决定的。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大、不断的一体化，仅仅不到200年的历史。

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世纪中期，企业的规模受到技术、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业，主要的交易结构是生产商和代理商之间的联系，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项目成了人们的投资重点，融资的需要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和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由于社会整体生产缺乏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对产业的冲击，巨型企业开始出现，这种巨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业形成垄断的同时，小企业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行业协会，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工人、农民等也组织起来，如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1870年成立了农人协进会。

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结构发展到私人—组织—国家的三元结构。

企业组织的扩大，首先是对私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表现之一是垄断的形成，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经济生活中的公平竞争弱化。另外大组织通过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生产的独占，在向他人提供产品的时候，导致契约双方的谈判实力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契约自由”导致了卡特尔协议、滥用权利等行为的膨胀，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从而损害了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企业扩大之后，权力出现了。这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上下级关系、雇佣关系中，也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中。组织扩大之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获得了权力，包括控制权，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竞争机制中，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经济体系，而在组织扩大之后，公司日益进入非竞争性的定价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场交易发生了变化，非垄断方的自由和权利变成了Yes、No的选择权。大型企业同样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政治上操纵选举和国家政策，财团、财阀、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国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对内控制，然后是对外影响政治生活。

（3）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组织的挑战，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如美国在罗斯福执政后，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干预政策。美国在制定《谢尔曼法》的过程中，一位参议员对经济权力集中发表了猛烈的批评“如果这种结合导致的集中权力被赋予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君王般的特权；这是与我们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应当遭到州和全国当局的强烈抵制。如果有什么错误，这就是错误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一个对生产、运输、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拥有权力的君王；如果我们不能服从任何帝王，同样也不应当服从任何在贸易方面拥有阻碍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国家对不正当经济权力的打击，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表示这个过程是最恰当不过了。在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1）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国的大型企业组织起源于铁路和通讯业，国家的第一个反应也在于此。1870年伊利诺伊州在宪法中要求政府“通过各项法律去矫正铁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货运费方面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敲诈行为”。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明确表示：“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

（2）针对市场普通主体不愿介入的公共、公益事业等行业和产品，大规模发展出国家所有权，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产业来替代私有组织。一来可以实现现代企业的生产和效率，二来可以填补空白，二来可避免私人挑战国家和大企业侵犯私人权利。

（2）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以往的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微观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法律无能为力。而新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则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市场这支无形之手。当然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联储降息，表面看取决于格林斯潘，实际上格林斯潘决定是否降息，取决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率，他是被动的。

（4）企业内部的结构设置、权利安排、财务事宜等，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在自由经济时期，这些问题由企业自主安排，国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业和公司法、会计法、税法、审计法等的颁布，使这些社会关系纷纷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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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06-5-21 18:06 超超2008 | 十二级
您好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市场缺陷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障碍的存在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第二、市场的惟利性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第三、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及滞后性

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这是市场的第三个缺陷。

（2）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型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现代的商业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以及17世纪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将企业发展起来，则是由现代的运输业和通讯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决定的。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大、不断的一体化，仅仅不到200年的历史。

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世纪中期，企业的规模受到技术、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业，主要的交易结构是生产商和代理商之间的联系，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项目成了人们的投资重点，融资的需要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和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由于社会整体生产缺乏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对产业的冲击，巨型企业开始出现，这种巨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业形成垄断的同时，小企业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行业协会，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工人、农民等也组织起来，如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1870年成立了农人协进会。

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结构发展到私人—组织—国家的三元结构。

企业组织的扩大，首先是对私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表现之一是垄断的形成，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经济生活中的公平竞争弱化。另外大组织通过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生产的独占，在向他人提供产品的时候，导致契约双方的谈判实力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契约自由”导致了卡特尔协议、滥用权利等行为的膨胀，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从而损害了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企业扩大之后，权力出现了。这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上下级关系、雇佣关系中，也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中。组织扩大之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获得了权力，包括控制权，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竞争机制中，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经济体系，而在组织扩大之后，公司日益进入非竞争性的定价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场交易发生了变化，非垄断方的自由和权利变成了Yes、No的选择权。大型企业同样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政治上操纵选举和国家政策，财团、财阀、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国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对内控制，然后是对外影响政治生活。

（3）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组织的挑战，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如美国在罗斯福执政后，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干预政策。美国在制定《谢尔曼法》的过程中，一位参议员对经济权力集中发表了猛烈的批评“如果这种结合导致的集中权力被赋予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君王般的特权；这是与我们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应当遭到州和全国当局的强烈抵制。如果有什么错误，这就是错误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一个对生产、运输、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拥有权力的君王；如果我们不能服从任何帝王，同样也不应当服从任何在贸易方面拥有阻碍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国家对不正当经济权力的打击，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表示这个过程是最恰当不过了。在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1）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国的大型企业组织起源于铁路和通讯业，国家的第一个反应也在于此。1870年伊利诺伊州在宪法中要求政府“通过各项法律去矫正铁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货运费方面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敲诈行为”。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明确表示：“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

（2）针对市场普通主体不愿介入的公共、公益事业等行业和产品，大规模发展出国家所有权，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产业来替代私有组织。一来可以实现现代企业的生产和效率，二来可以填补空白，二来可避免私人挑战国家和大企业侵犯私人权利。

（2）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以往的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微观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法律无能为力。而新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则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市场这支无形之手。当然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联储降息，表面看取决于格林斯潘，实际上格林斯潘决定是否降息，取决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率，他是被动的。

⑻ 请论述经济法属于公法的原因。

二者追求的利益目标不同：民法追求民事主体的个体利益、微观利益，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宏观的经济利益，民法是通过具体分配过程来实现利益的平等而不是将不平等的评价纳入自己的评价体系，因此民法注重个体利益、微观利益的平等、公正，而经济法更兼顾社会意义的合理；经济法认为某些经济行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损害后果，却对整体社会经济存在一种泛化损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这时就需要国家的力量介入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经济法总是以个体经济活动与社会总体经济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的实现，因此经济法总是以对社会公平的维护为其公平价值的核心。所以经济法不能被划分为私法。

⑼ 论述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经济法存在吗？它能与民法、行政法相区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无疑要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因为通常人们判断一个法域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事实上，我国许多经济法学者也都将此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入口，可见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确实非常重要。本文从分析国外两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经济法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和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入手，试图逐步揭示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找到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从各国经济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简述各国经济法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常我们都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德国。在经济法学创立之初，德国的经济法学家就对经济法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不过是企图指出当时各种经济关系有趋向于法制化的观点而已；另一派则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企业法”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社会法”说认为经济法是把“社会”作为调整对象的法，介于公私法之间：“组织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统制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统制经济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个经济法学较为繁荣的国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社会方面”的内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是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一系列法规。

英美法系的国家因其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划分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虽然在英美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不主张使用“经济法”这一独立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经济法现象，如今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就首先诞生于美国。

（二） 分析各国经济法现象和经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不管各国对经济法承认与否或所持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事实上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垄断出现以后，以上各国都存在需要由公权力介入自由市场进行调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实际上的由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客观上有了调整的对象，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要从法律部门形成的条件上看，我们知道，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在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领域，而当时的德国，由于一战的战时经济政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现象。在战后，又开始出现有关战后经济复兴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法律现象。在主观方面，学者们对一系列的经济法规进行汇总分类，使经济法有了学术的土壤。所以，在笔者看来，经济法在德国产生，并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决非偶然，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从其产生的背景中我们又不难看出，经济法源于特别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无奈的干涉，其调整对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时期需要国家介入干预调整的一种经济关系。

二、从经济法的经济根源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凯恩斯主义的法律体现

在笔者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如果说民法的繁荣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那么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疑来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在这样做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大。”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是“无为”，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冲击后，凯恩斯行动主义逐渐兴起，凯恩斯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的，但这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并非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有对称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会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指由于许多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就是“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 而凡是市场可能失灵的地方，都是政府监管干预的地方，都可以揽入经济法管辖的范围内。

（二） 对市场经济在不同状况下的调整-分析经济法与民法异同

笔者认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市场运作良好时以个体为本位的私法，而后者则是市场失灵时以社会为本位进行补救的公法。但最终殊途同归，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民商法的性质和特点适合当时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机制的需要，它通过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所以有人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纪末以后，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其所引发的生产过剩、社会投资结构失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民商法所无能为力的。 此时，经济法作为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救济措施和国家的调节机制就应运而生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在市场失灵时需要靠国家公权力介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关系。如果说民商法是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经济法就是进一步在需要的时候对市场秩序进行保护的第二道防线。

三、 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从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仅指公共行政或国家管理，并没有表示私营管理的意思，是相对于立法、司法的一个概念。行政法所调整的也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行政关系。 应该说，行政法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国家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其当务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规范行政行为。在今后很长的日子里，恐怕还无暇顾及研究行政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问题。毕竟，目前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依然是发挥其政治职能而非经济干预职能。所以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但它与目前我国的刚刚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泾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当然，随着国家职能的演进即经济调节职能的逐渐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笔者相信，总有一天，政府职能的重心将从政治职能逐步转移到经济调节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更趋社会化的职能上来。但目前来看，还过于理想化。

（二） 从我国目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其所隐藏的社会问题却严重困扰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恶化的矛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解决，靠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是不行的，还要靠经济法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分配，发展“预算、税收、社会保障”。 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中淘汰下来的弱者的利益，使经济法和民商法成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点。从这一点看来，经济法还是大有作为的。

四、结语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下个结论，说经济法的确存在，其调整对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国家介入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存在的意义重大。为了明天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公共利益，我们还是要好好发挥今天经济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页。

[2]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页。

[3]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2-13页。

[4] 周林彬《经济法的经济根源》 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5] 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页。

[6] 杨解君、肖泽晟《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2页。

[7] 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