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学

『壹』 转轨经济学的介绍

以转轨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轨经济学。真正的转轨经济学是对称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贰』 转轨经济学主要内容与框架

转轨经济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方栓喜

转轨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中国和越南等国家采取了渐进式的转轨模式，而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模式。对这两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为转轨经济学提供基本素材和理论实证分析的依据。
■ 现实中两种基本转轨模式的简单描述：理论分析所针对的现实对象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标本模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苏联形成，随后被14个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搬用过。它的基本特征是由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者，政府以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中央计划的信息信号是数量，动员手段是行政指令。这种体制在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起过迅速汇聚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国家重点目标实现的历史作用。但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弊端逐步显露，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经济绩效明显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均开始了经济转轨的探索。目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由原来的9国分解为独联体各国及中、东、南欧共27国)以及中国、越南等欧亚国家。从转轨的实际进程看，各个转轨国家都已经明确了转轨性质，就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从转轨的路径选择划分，转轨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渐进式转轨和以俄罗斯和东欧多数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
渐进式转轨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在转轨过程中力求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而且，稳定和发展本身也被列为转轨的基本目标和检验标准。以中国的经济转轨来看，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以“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为改革初期的基本口号。在改革过程中也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命题，这就是说，转轨要充分考虑稳定这个约束条件。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改革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检验改革的基本标准。
2、转轨并不一步到位，而是通过设置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使改革最终指向市场经济体制。比如中国和越南都有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安排，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在保留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出现市场价格。最终实现双轨合一，主要由市场生成价格。
3、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的改革战略，在特定时期，增量改革往往比存量改革更重要。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最初对计划经济的突破，然后在城市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属于存量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在转轨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停止过。而与此同时，开始逐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这是属于增量改革。在存量经济发挥作用的同时，注重发展增量经济，这是渐进式转轨能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
4、改革采取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的路径。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在转轨过程中均明确了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调整的幅度很小，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在微观经济主体形成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然后才考虑启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能够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般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西方舆论曾经把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称之为“Big Bang”(有人译为“大爆炸”或“大跳跃”)，这是借用圣经语言形容上帝在7天之内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比喻这种类型的转轨国家由于政治突变，旧体制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新体制随之也将被强制建立起来。激进式转轨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转轨以新体制的形成为基本目标，不一定兼顾暂时的经济增长绩效。从1990年到1994年，采取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区域性大萧条。它们普遍经历着破坏较大的“阵痛期”，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生产下降50%，独联体另一些国家下降更多，东欧国家下降18—20%。1994年，俄罗斯6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于1989年。据欧盟1995年3月调查，东欧、独联体27个转轨国家中，只有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4国人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改善。
2、经济转轨过程包括宪政转轨，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轨是几乎是平行推进的。激进式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转轨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且都是质变，“人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峡谷”，制度变迁需要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否则，旧体制会形成新体制形成的巨大阻力，使得转轨变得遥遥无期。
3、经济转轨初期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并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应邀为俄罗斯转轨开出了
“药方”，即“休克式”经济转轨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体制，停止价格控制，消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进出口贸易更加自由化。第二，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第三，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第四，保持价格稳定性，实施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消减赤字，平衡预算。后来，他又将此战略概括为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及其它东欧国家转轨的“三大支柱”。
4、由于激进式转轨着眼于长期绩效，因此伴随着短期的经济社会混乱，甚至是退步。与渐进式转轨相比，短期内的收益不明显，经济社会风险比较大。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如俄罗斯还出现了“黑手党”等组织，出现了少数人一夜暴富和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等不平等现象。

■ 转轨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转轨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伴随着转轨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关于经济转轨的解释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在研究对象上，由于转轨经济学必须借助许多经济学科的知识来解释一些转轨现象，往往会与其它学科混淆。因此，区分转轨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会有助于准确理解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虽然许多转轨国家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有一些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这对转轨过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有时候也需要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来说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转轨国家。转轨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问题，而发展经济学可以包含这一过程，也可以不包含这一过程。
2、转轨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往往也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营养。比如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帕累托最优等概念，以及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范式。但是西方经济学本身并不能给出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结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学问，而转轨经济学是研究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到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学问。
3、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过程中各种制度的价值，不同制度绩效的对比，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这些问题都是转轨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转轨经济学不同于制度经济学之处就在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的制度变迁，就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经济学可以包含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所有的制度变迁。因此，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具体，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印证。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过程，才可以将自身与其它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当能够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1、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些共识，比如经济体制的改变，都认为应当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也有很大的分歧，比如宪政转轨是不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或者必然结果。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不然的话，研究对象很难统一。
2、经济转轨为什么会选取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利弊如何，不同模式的规律有什么不同？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都与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紧密相连。但是不同模式对经济政策的选取和转轨路径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区别，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应有的解释。
3、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转轨过程必然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些利益群体对经济转轨有不同的预期，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采取支持转轨或者反对转轨的态度，因此最终影响转轨的态势和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从利益结构变化出发，给出转轨过程中基本动力的动态分析。
4、转轨过程中有那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要采取这些中间阶段的制度安排？即便是激进式的转轨，也不能一次达到理想中的制度形式，也需要采取许多中间目标，以便能够过渡到最终目标。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往往会是转轨取得成功的关键，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自己的解释。
5、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新体制的生成往往具有不稳定性，许多时候旧体制的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这时候有一个新旧体制的竞争问题，在什么样情况下，新体制可以占上风，这些问题应当是转轨经济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6、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绩效、社会发展、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不同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的态势不同，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同。而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反过来也会影响转轨的实际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揭示这些规律。
当然，经济转轨过程与整个社会的所有因素都有联系，转轨经济学应当为所有的因素留下分析的空间，要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新变量的开放式体系。

■ 转轨现实与不同转轨模式的理论概括

转轨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使得理论不断地得到修正，以便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有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三个范式可以作为理论分析的参照系。
1、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做出界定，他认为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经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
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认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3、北京共识
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4、对三种转轨共识的基本评价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是对特定转轨过程的认识，也基于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信仰和发展。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更加赞同渐进式改革，而对激进式改革的呼声逐步消失。理论上开始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情况并非冷静和理智的态度。俄罗斯和东欧很难学习中国，而中国也很难学习俄罗斯和东欧，关键问题是转轨最初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而且，关于激进式和渐进式转轨的优劣，在短短20多年，还并不能够全面地揭示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转轨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化的理性设计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转轨过程中的变量非常多，相当多的变量并不能够人为地控制。

『叁』 经济学划分为哪些具体又有哪些经济学. 主要想看看本人还有哪些没学过.

按研究方法划分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按研究层次不同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观经济学；
按研究主题和应用领域不同，则可以有很多彼此交叉的划分：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第三部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生产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人口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等，举凡你想得到的主题，大概都有一门经济学与之对应，或者采取了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则可称为“**经济学”。

『肆』 l辽宁大学的转轨经济学怎么样

哈哈，我是辽大研二的学生，我最了解的是技术经济学，因为和我一个院，我们（我是学产业经济学）好多课都一起上，技术经济学名字听起来还行，但是，哈哈，我们这一届只有三个学生，而且这三个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带技术经济学的老师，除了王伟光老师是博导之外，其他的都不是，师资在辽大经济里面来看，算是比较差的了，就业不好说，辽大除了金融，国贸就业优势明显，其次就是财政和投资，比较好听点，其他的都差不太多。转轨和赶超经济学，那个太理论了，辽大的理论经济学在国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如果你想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考虑，但是就业方面来说，不太好，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做学术研究，如果是的话，可以选辽大，东北师范的话，如果从经济学的实力来说，比辽大差远了，辽大的经济学博士点全国第五，比南开都多，国家重点学科三个，要想读博，很方便，但是，就业东北师大和辽大谁好，就说不定了，但是我感觉，辽大校园招聘的时候，多数是要经济管理的，因为辽大以前是东北财经学院，擅长经济管理，东北师大校园招聘的话，应该是以师范类为主吧，对不？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伍』 转轨经济学的英文是什么啊

转轨经济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ransition economy

http://blog.hjenglish.com/learnerzw/articles/165691.html

『陆』 考研：经济学这个专业怎么样就业前景怎么样

想要考研报考经济类的考生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
有必要澄清对经济学考研的三个误解：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经济类研究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类专业前景都一样；并不是所有经济类毕业生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一)更适合读经济类专业的条件
一些具有学术基础和理想的同学，希望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经济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可以从事理论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金融危机只会使经济学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很多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现在已摆在人们的面前。
从调查得知，有学术研究兴趣的人不多，因为从事科学研究的路是坎坷和孤独的，需要有一定的决心和能力。更多同学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以及就业问题，希望通过经济学加强自身竞争力。报考经济类学生大致可分为：
1、本科阶段就是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一般基础较好，这些同学大可不必放弃所学的经济学专业，要坚持发展提高，因为中国的未来需要经济人才。
2、本科阶段是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学习成绩一般但综合能力突出，如果确实跨专业更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也不必留恋。
3、希望跨专业考经济学研究生的同学，跨专业中不少是逐热而来，看中金融学、国际贸易学的美好“钱”景。可能今天的热门也许到毕业时已经不是热门专业，竞争激烈程度不会因为金融危机为下降。因为在金融危机动荡的环境中往往中小企业和基础竞争力较低的个人首先受到冲击，一定要慎重。
经济学包罗万象，具备了广泛的经济学常识之后还要有一个自己专攻的领域。如：擅长英语和交流的考生，可选择国际贸易方面;数学专业基础好的考生，可从数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工程这些点进入经济学;了解西部的考生，可以报考区域经济学、赶超经济学(辽宁大学)。
虽然对经济学的整体轮廓的把握是必须的综合素质要求，但是我们必须给自己找个立足点，从本科经济学相关专业，找到了自己的点，结合自己的点打破经济学专业范围，扩大知识面，甚至可以选修相关课程或者修读双学位，比如应用心理学、贸易英语等等。
总之，不要让学科限制自己，而是掌握与某个部门相关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在市场中往往很多时候都是不分学科的。如果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自己的专长，在茫茫求职大军中会显得相对突出。

『柒』 什么是转轨经济学

转轨经济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方栓喜

转轨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中国和越南等国家采取了渐进式的转轨模式，而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模式。对这两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为转轨经济学提供基本素材和理论实证分析的依据。
■ 现实中两种基本转轨模式的简单描述：理论分析所针对的现实对象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标本模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苏联形成，随后被14个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搬用过。它的基本特征是由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者，政府以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中央计划的信息信号是数量，动员手段是行政指令。这种体制在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起过迅速汇聚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国家重点目标实现的历史作用。但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弊端逐步显露，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经济绩效明显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均开始了经济转轨的探索。目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由原来的9国分解为独联体各国及中、东、南欧共27国)以及中国、越南等欧亚国家。从转轨的实际进程看，各个转轨国家都已经明确了转轨性质，就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从转轨的路径选择划分，转轨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渐进式转轨和以俄罗斯和东欧多数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
渐进式转轨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在转轨过程中力求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而且，稳定和发展本身也被列为转轨的基本目标和检验标准。以中国的经济转轨来看，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以“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为改革初期的基本口号。在改革过程中也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命题，这就是说，转轨要充分考虑稳定这个约束条件。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改革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检验改革的基本标准。
2、转轨并不一步到位，而是通过设置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使改革最终指向市场经济体制。比如中国和越南都有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安排，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在保留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出现市场价格。最终实现双轨合一，主要由市场生成价格。
3、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的改革战略，在特定时期，增量改革往往比存量改革更重要。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最初对计划经济的突破，然后在城市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属于存量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在转轨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停止过。而与此同时，开始逐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这是属于增量改革。在存量经济发挥作用的同时，注重发展增量经济，这是渐进式转轨能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
4、改革采取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的路径。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在转轨过程中均明确了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调整的幅度很小，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在微观经济主体形成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然后才考虑启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能够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般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西方舆论曾经把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称之为“Big Bang”(有人译为“大爆炸”或“大跳跃”)，这是借用圣经语言形容上帝在7天之内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比喻这种类型的转轨国家由于政治突变，旧体制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新体制随之也将被强制建立起来。激进式转轨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转轨以新体制的形成为基本目标，不一定兼顾暂时的经济增长绩效。从1990年到1994年，采取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区域性大萧条。它们普遍经历着破坏较大的“阵痛期”，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生产下降50%，独联体另一些国家下降更多，东欧国家下降18—20%。1994年，俄罗斯6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于1989年。据欧盟1995年3月调查，东欧、独联体27个转轨国家中，只有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4国人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改善。
2、经济转轨过程包括宪政转轨，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轨是几乎是平行推进的。激进式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转轨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且都是质变，“人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峡谷”，制度变迁需要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否则，旧体制会形成新体制形成的巨大阻力，使得转轨变得遥遥无期。
3、经济转轨初期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并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应邀为俄罗斯转轨开出了
“药方”，即“休克式”经济转轨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体制，停止价格控制，消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进出口贸易更加自由化。第二，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第三，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第四，保持价格稳定性，实施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消减赤字，平衡预算。后来，他又将此战略概括为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及其它东欧国家转轨的“三大支柱”。
4、由于激进式转轨着眼于长期绩效，因此伴随着短期的经济社会混乱，甚至是退步。与渐进式转轨相比，短期内的收益不明显，经济社会风险比较大。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如俄罗斯还出现了“黑手党”等组织，出现了少数人一夜暴富和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等不平等现象。

■ 转轨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转轨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伴随着转轨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关于经济转轨的解释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在研究对象上，由于转轨经济学必须借助许多经济学科的知识来解释一些转轨现象，往往会与其它学科混淆。因此，区分转轨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会有助于准确理解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虽然许多转轨国家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有一些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这对转轨过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有时候也需要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来说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转轨国家。转轨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问题，而发展经济学可以包含这一过程，也可以不包含这一过程。
2、转轨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往往也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营养。比如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帕累托最优等概念，以及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范式。但是西方经济学本身并不能给出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结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学问，而转轨经济学是研究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到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学问。
3、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过程中各种制度的价值，不同制度绩效的对比，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这些问题都是转轨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转轨经济学不同于制度经济学之处就在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的制度变迁，就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经济学可以包含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所有的制度变迁。因此，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具体，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印证。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过程，才可以将自身与其它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当能够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1、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些共识，比如经济体制的改变，都认为应当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也有很大的分歧，比如宪政转轨是不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或者必然结果。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不然的话，研究对象很难统一。
2、经济转轨为什么会选取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利弊如何，不同模式的规律有什么不同？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都与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紧密相连。但是不同模式对经济政策的选取和转轨路径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区别，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应有的解释。
3、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转轨过程必然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些利益群体对经济转轨有不同的预期，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采取支持转轨或者反对转轨的态度，因此最终影响转轨的态势和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从利益结构变化出发，给出转轨过程中基本动力的动态分析。
4、转轨过程中有那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要采取这些中间阶段的制度安排？即便是激进式的转轨，也不能一次达到理想中的制度形式，也需要采取许多中间目标，以便能够过渡到最终目标。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往往会是转轨取得成功的关键，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自己的解释。
5、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新体制的生成往往具有不稳定性，许多时候旧体制的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这时候有一个新旧体制的竞争问题，在什么样情况下，新体制可以占上风，这些问题应当是转轨经济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6、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绩效、社会发展、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不同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的态势不同，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同。而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反过来也会影响转轨的实际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揭示这些规律。
当然，经济转轨过程与整个社会的所有因素都有联系，转轨经济学应当为所有的因素留下分析的空间，要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新变量的开放式体系。

■ 转轨现实与不同转轨模式的理论概括

转轨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使得理论不断地得到修正，以便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有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三个范式可以作为理论分析的参照系。
1、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做出界定，他认为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经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
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认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3、北京共识
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4、对三种转轨共识的基本评价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是对特定转轨过程的认识，也基于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信仰和发展。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更加赞同渐进式改革，而对激进式改革的呼声逐步消失。理论上开始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情况并非冷静和理智的态度。俄罗斯和东欧很难学习中国，而中国也很难学习俄罗斯和东欧，关键问题是转轨最初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而且，关于激进式和渐进式转轨的优劣，在短短20多年，还并不能够全面地揭示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转轨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化的理性设计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转轨过程中的变量非常多，相当多的变量并不能够人为地控制。

『捌』 经济学有几大基础学科，各是什么

学经济一般基础学科有会计学，统计学，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政治经济学，经济法，货币银行学
经济学院分为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统计学（有的学校归入数学系），有的学校还开设了比较新兴的金融工程学，财政学有的学校归入管理类。有的学校到大三会分专业方向，如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向。学经济一般基础学科有会计学，统计学，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政治经济学，经济法，货币银行学。而且对数学要求比较高。比如高级些的经济学科，如计量经济学就需要用到很多统计学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

『玖』 转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
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拾』 转轨经济学的释义

转轨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换、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换、均衡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转换、物质经济学向知识经济学转换、价格经济学向价值经济学转换、要素经济学向结构经济学转换、旧结构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转换。所以转轨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轨经济学。真正的转轨经济学是对称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方栓喜，2000）
转轨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转轨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试图理解和解释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并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变迁。这是一门带有研究性质的学科，主要研究经济体制比较的基础，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市场化改革的方法及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