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经济学

1. 学习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有哪些推荐的入门书籍

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总之，它们十分强调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认为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均衡发展。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集中于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分析。在这方面，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又分为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如果政府改变总需求的政策是被公众预期到的，那么总供给曲线就随总需求曲线的提高而提高，从而抵消总需求对产出的影响。因此，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只影响价格水平而不影响实际产出。如果货币供给冲击是没有预测到的，在人们对价格预期既定的条件下，来自于货币增加导致的总需求增加可以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之所以人们对价格总水平的预期不能随时调整，原因是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备。因此，货币因素是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根据这一分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政府的政策一般来说是无效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实际因素的变动解释经济波动。该理论认为，货币数量是适应产量的变化而调整的，产量的变化引起货币存量的变化，从而引起经济波动。导致实际产量发生变化的因素有生产技术的革新、新产品开发、气候变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等。关于经济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对政府的支持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管该理论也承认政府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会产生影响，但由于经济当事人理性预期的作用，这种影响的效果也难以界定。因此，该理论主张借鉴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

2. 当一年气候变得风调雨顺时，农民应该是喜还是忧，经济学

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风调雨顺，获得丰收，是喜，但是产品充足，供大于求，不一定卖的高价，也可能是忧。

3. 气候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用经济学原理如何解释

这个问题，可以用经济学原理中的几个原理来解释：
1、购买力平价问题专。虽然这些货币属可以兑换，而作为美金的美国工人肯定是拿的是最高的。但是实际购买力却未必是最高的。何解呢？朝鲜的产品，是朝鲜的价格，中国的产品是中国的价格，美国的产品是美国价格。在中国花一块钱买到的东西，可能在美国就需要1美元，虽然他们在价格上有差异，但是实际的一美金和一人民币购买的产品都是一样的。这会造成不同国家物价不同。
2、工资水平高低和劳动者单位时间的产出有关系。美国机械化自动化水平高，工人工资高。
3、劳动者的工资还和劳动供给关系有关系。劳动者多，竞争激烈，工资低。劳动者少，工资高。
4、工人保护组织的强大与否。涉及到工人和资本家对工资水平讨价还价的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具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也会要求高工资。

4. 能源与气候经济专业属于经济学类吗

能源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能源可持续性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同时，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等纷纷设立能源研究中心，开设能源经济方面课程

5. 雾霾天里，"气候经济学之父"在复旦说了些啥

3月18日，被誉为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气候经济学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受邀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问学讲堂”，聚焦【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热点话题并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在看来，十年前我测算的温度和GDP的关系，可能还是非常保守的，还低估了气候变暖对经济带来的威胁。”
十年后的3月18日，在黄色预警的雾霾天里，这位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到上海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达了担忧。
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达北京，他特别注意到当天PM2.5到达了300了。“这是灾难性的。”斯特恩认为，气候变暖和空气污染虽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烧化石燃料直接相关，“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况，身处糟糕的空气，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烟一样，燃烧化石燃料确实会在每一年伤害很多人，数以百万计。”斯特恩说。
虽然忧心忡忡，但斯特恩认为和十年前的悲观相比，他的心态已经有了积极变化。他认为过去十年中太阳能、风能等一些清洁能源的应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得引领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过去十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了90%，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还指出，曾经的每一次气候峰会，都让他感到失望，唯独去年的巴黎峰会，成果远超预期。“它让我看到了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迹象，尤其是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强的责任感。”
刚刚发布的中国“十三五”规划，有专门章节提到应对气候变暖、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内容。斯特恩表示，中国的行动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方环境污染、地方自然资源压力、产业政策、竞争力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是相关的。“总体而言，中国一直能比较成功地通过五年规划来制定和实施宏伟的经济目标和气候目标，因此中国的气候行动是具有可信度的。”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当前经济的时候，应当及时与如何发展低碳、效益及气候适应结合起来。

“其实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环境成本这个角度来说。”斯特恩建议中国应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及时抛弃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低碳经济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对此，斯特恩还算了一笔账，当前美国市场1吨煤的价格是50美元每吨，燃烧1吨煤产生的碳排放，在美国的市场需要排放者承担20美元，因此燃烧1吨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还会越来越高。而发展低碳经济，现在风能、太阳能的成本已经在一些地区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会随着低碳经济发展，越来越低。

6.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谁

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经济学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资源。自然要素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而我们的知识将决定我们如何解决这些约束问题。今年，诺德豪斯和罗默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的互相联动，拓宽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

关于技术变化：罗默的研究显示了知识将如何成为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当年增长率在数十年间都能保持一定增长率的时候，“知识”这个要素将改变人们的生活。

过去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了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并没有理论模拟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将如何决定新技术的创造。而罗默则通过展示经济力量如何支配公司在创新创造上的意愿，解决了这一问题。

罗默在1990年就发布了这一成果，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既是概念性的又是实用的，因为它解释了同一种创新想法对不同商品的意义是不同的，并且将理念变为实践的过程，需要市场提供相对应的具体条件。罗默的理论有为促进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繁荣的法规和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研究。

关于气候变化：诺德豪斯的研究结果涉及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影响。上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使用将会导致气候变暖，诺德豪斯正是在那时开始研究这一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首创了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即描述全局的定量模型经济与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

该模型整合了理论和来自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实证结果。诺德豪斯的模型如今已广泛传播并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它可以用于测试例如碳税等相关气候政策干预经济的后果。

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贡献集中于方法论，他们的研究为经济学提供了日后研究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因与果的基本视角。尽管这两位获奖者无法对问题给出确凿的答案，但他们的发现让我们离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新闻来源：澎湃新闻。

7. 从经济学角度说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日益变暖的问题

多种树，另外提倡人们节约用能并加强法律制定规范人们的行为

8. 《经济学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和一年前低调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相比，人们对下周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更加失去信心。一方面是由于去年的峰会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的期望急转而下。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后，更多的人认为各国难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也许几次反常的气候灾难之后能够有助于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难以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无动于衷。进化史上，生物不断地努力适应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不幸地是适应往往以大规模的死亡告终。人类比大多数物种都幸运，我们能够思考并应对将要发生的变化。面对现在气候变化的局势，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虽然目前削减排放量的步伐稳健，但截至本世纪末，地球温度很有可能将比工业革命时代早期高出至少3摄氏度。热浪袭击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生物系统将随气候变化而改变，可能导致物种濒危。降雨将在一些地区加强，带来洪水灾害；而在干旱地区，旱灾的问题加重，也许使这些地区荒漠化。两级冰川将在夏天时加速融化，将导致冻土无常变化和海平面的持续上升。气候的变化无疑将给大部分地区带来灾难，干旱和洪水涂炭生灵无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一些人认为最好的保护全球变暖的方式就是全球经济的繁荣。面对气候的变化，人们可以搬迁或种植另一种农作物。随着人们更加富裕和健康，才能够有能力承担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投资发明新的农业技术和迁移到更加适宜居住的地区。发达的经济体对于农业的依赖更少，从而不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气候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不能够阻止他们经济发展的步伐。对于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该在解决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帮助贫穷国家发展。这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出于公平。毕竟发达国家是现在的气候问题的罪魁祸首。 此外，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气候问题还有另一弊端。虽然经济发展能够保护贫穷国家免受气候灾难，但是也许会加速气候问题的恶化。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面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可以伸出援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能源技术。这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从风能、水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得到满足。 除了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外，政府还需要格外注意基础建设、移民安置和食物供给三方面。荷兰在预防洪水灾害上有几百年的经验，已经计划进行基础设施以减少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洪水灾害。此外，政府需要评估气候变化将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包括高温、强降雨、严重飓风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且，随着气候问题的加剧，人们可能需要移民安置到其他的国家，发达国家可以吸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对于易受气候影响的脆弱地区，比如佛罗里达州海岸地区，政府应该减少对这些地区的保险补贴，鼓励人们搬离脆弱地区。 食物供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人们需要更多抗旱的农作物种子，这就需要基因技术和政府的资助。除了种子以外，还需要更好的土壤保护、种植技术和天气预报。全球农作物市场应该努力向更加稳健的方向发展，以确保稳定的食物供给，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废除农业保护主义上达成共识。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确保人们成功控制气候的变化，这仍然是人类史上最疯狂的一次实验。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温度计的汞还将持续上升，人类只能竭力和气候问题斗争。（安吉）

9. 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气候好坏对农业的影响

1 气候变化导致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业损失加大；
2 气候变化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水资源问题日益严峻；
3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有关重大农业工程可能产生一定影响，重大工程安全运行的风险加大；
4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的多个方面；
5 气候变化使中国海岸农业生产受灾机会增大；
6 强降温和大范围雨雪天气会对还没有收获的农作物和各种家畜造成冻伤，严重时会致命，给农户造成经济损失，可能导致市场供应紧张。分享给你的朋友吧：i贴吧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空间人人网豆瓣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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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

环境是公共产品，很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
21世纪的人们已经愈加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洁环境的价值和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产品价格只反映了其内部的经济成本，但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即对环境的污染，或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
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总和；谁承担成本、谁享受好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政策选择和取向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影响一大片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完开放经济部分（美元与贸易赤字）以后，请来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温思（Robert N. Stavins）来讲环境问题，一共四堂课。
斯达温思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
斯达温思开门见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并如何利用经济学框架及理论帮助设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他原以为每节课有90分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大多是90分钟一堂），走进教室以后，助教才告诉他只有55分钟，所以不得不消减他准备好的30％以上的内容。即使如此，最后一节课讲气候问题时，他也只能蜻蜓点水，非常仓促。两个层面
介绍任何领域都是从定义和分类开始的。讨论环境污染有两种层面：一个是时间层面，一个是地域层面。
从时间层面上说，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个时间都等于存量加增量，减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气中会存在几十年，所以一般来说，只考虑它的存量和增量。
从地域层面上说，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对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会传的比较远，对较远的区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们时常会看到有的工厂的烟筒建造得出奇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让排出的废气影响周围的空气质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废气排入高空，随风带到更远的地方。
还有的污染源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解决这种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为减排付出努力，却可以享受到别人减排使得空气清新的成果。思维框架
经济学家总是考虑，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我们得出结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总收益最大。
具体到环境问题，当减少排污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排污的边际好处时，减少排污的好处总量最大。
但是，减少排污的好处很难定义，更难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就把问题加以转换，变为如何减少减排成本的问题。
衡量环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坏，有多种标准：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决策需要的信息；执行和监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随科技变化的灵活性；分配经济和环境影响时的公正性如何（谁多承受成本，谁少承受成本；谁多享受好处，谁少享受好处）；政策的目的和性质是否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给公众等等。
现在假设我们只考虑一种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匀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个排出二氧化碳废气的厂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随减排量而变化的成本结构，他们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减排的成本曲线是什么样的。
假设政府的政治任务是减排x立方米，这个减排指标应该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这个指标平均分配给所有产生这个污染源的厂家，表面看起来，每个厂家都是平等的，但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把每个厂家不同的减排成本考虑进去，所以整体来说，这不是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觉告诉我们，那些减排成本更小的厂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成本更大的厂家承担更小的减排任务。数学证明显示，只有当这些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一样时，各个厂家的减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与经济手段
这种方法与其他环境政策手段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行政命令达到环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灵活机动。
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必须使用的技术标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个汽车上都必须装有废气监测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监管容易，坏处是不能直接地达到目标；而且只能用现在的技术，不能够灵活地随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不是最经济划算的。
另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业绩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据技术指标，看看各个厂家是否达标。一般来说，这样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知道厂家减排的成本曲线。如果政府询问他们，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结构，他们肯定也会说，减排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经济学家更倾向，通过给予经济鼓励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让经济个体酌情而定，从而在整体层面达到减排目的。经济学家通过两种方式改变经济个体的决策动机，一种是对排污征税，也就是经济个体要向政府购买污染环境的权利；另一种是限制排放总量，经济个体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排放配额（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过征税，调整价格（price control）；后者是通过配额，调整数量（quantity control）。
假设政府对每单位数量的污染征税额为t，那么每个厂家就要选择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决消化多少污染。每个厂家的目的是使缴污染税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数学证明显示，每个厂家都会选择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t时所相对应的减排数量。通过设置t，政府使所有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过征税减排可以达到成本最小化。而且当有新的科学技术出现时，厂家有动力采用新技术以减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税。这和行政命令有显著区别。
（一）资源环境配置方式分析
配置资源有两种基本方式，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价格和竞争机制推动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明确的竞争性领域，通过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很有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领域存在“失灵”现象，需要政府用计划和行政法律手段来发挥作用。
环境资源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存在“外部不经济性”和“不可逆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其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一次性能源的利用，生态物种的消失都不可能实现可逆。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最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公用地的悲剧”。“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不可逆性”成为我们必须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原因。
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上。目前的现状是把环境作为“免费品”，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转嫁给其他国家或未来几代人，这种趋势应该逆转。因此，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通过行政、法律、法规等直接手段，来保证“总量控制”，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实现“十一五”规划约束指标，这是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二）资源环境系统控制方式分析
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对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调节和控制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控制型和自我控制型。
直接控制就是采用计划管理，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保证计划实施的控制方法。其突出特点在于其技术性、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经由司法或者行政管理程序而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美国是采用直接控制模式的典型国家，通过“确立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程序来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
间接控制就是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通过产权制度，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环境影响主体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
自我控制就是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等环境参与主体改变其损害环境的行为。
直接控制、间接控制和自我控制在实现环境资源控制时，应以直接控制为主，以间接控制和自我控制为辅，促使区域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工业、落实清洁生产。一般来说，行政控制的适用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特点，而且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强制性措施的可行性和效果均会增强。而经济手段的适用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补充性：某些对公众身体健康危害极大的污染物，如有毒化学品、重金属等，经济手段失去了应用的前提，行政手段成为唯一的控制手段。因此，环境管理中“直接控制”的基础性主体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经济手段往往只能使严厉的直接控制方案变得“温和”而有助于其实施，属于“自愿”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强制措施，是对直接控制措施的有力配合与补充。人们普遍认为环境经济手段和制度有利于提高灵活性和效率，能够为进一步消除污染以及技术进步提供持续不断的压力并刺激创新，因而更加有利于预防性环境政策的实现。至于“自我调控”手段的补充地位，则极为明显。
发达国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公害泛滥促使各国相继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为主的法律法规，确立了计划行政管理模式，要求工矿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在限定的时间内达到排放限额标准（普遍实行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同时还要求政府机构的决策过程中考虑其决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联邦政府的一切机构，在采取会对人类环境产生明显的重大影响的联邦行动时，应当编制一份详尽的说明书，其中应包括拟议中的行动将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由于各国污染控制法规大都采用了严厉的“技术强制”处理方式，即强迫现有污染源“重新符合”排污限额，强迫新污染源采用“最佳实用技术”，该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大多数城镇的空气比20世纪60年代干净得多；一些原来污染严重的河流、湖泊得到了恢复和保护；有害废物、有毒化学品和农药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方面，政府的规划、计划、事先审批以及许可证等行政管理方法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国法律确认，应当对某些特殊性质的地域、特殊种类的动植物提供特别保护。这些资源的保护相对于它们的其他用途而言享有优先权，取走或使用这些资源，只有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先后进行了环保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实行了20余年的以“末端”处理为主要内容的污染控制政策转向以实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全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预防政策，形成了当前世界环境保护的新潮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于1989年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致力于向全世界推行。 “清洁生产成为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所确认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积极推行以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为目的生态工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并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预防（即清洁生产、源头削减）的国家，并且特别重视环境技术的发展。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90年污染预防法》，宣布以污染预防政策取代长期采用的以“末端”处理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要求工矿企业必须通过“源头削减”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从组织、资金、技术和宏观政策等方面授权美国国家环保局执行联邦政府的新环境政策。与美国的做法相类似，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家也都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实施污染预防、清洁生产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主要通过法规管制、经济刺激、人才培训、信息交流等途径推行清洁生产。而在企业界，许多公司已经开始转变观念，努力在减少废物排放和减轻对环境的危害的同时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由于直接行政控制的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在实现环境政策目标时能同时兼顾灵活性、效果和效率，能够对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和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技术产生持续的压力并刺激创新，能够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产生促进，从而更有利于预防性环境政策的实现，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等非行政手段的呼声很高。但是，即使在目前变革环保战略、强化环境经济手段的新形势下，欧美等国的政府依然普遍认为“行政控制”措施仍旧是环境管理的首要手段。他们强调必须根据推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