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识经济学

⑴ 什么叫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在乔舒亚·库珀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⑵ 宏观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长期中物价水平不会影响一国的gdp

都是会相对应的受到影响的，上升下降都是通过实际情况综合方面的表现来体现的

⑶ 宏观经济学 引致投资乘数，怎么算，我知道共识，但是不知道用哪个值

用以前的t，t=(T-T。)/Y，这里的T。是定量税，是外生变量，tY是比例税，是会改变和影响y的。

⑷ 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失败，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什么问题

在有些经济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的出现使指导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受到挑战。改革非但未能孕育出繁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与民主，却导向了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动荡。政府俘获的产物――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已成为阻碍落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使市场调节失灵而且使政府公共管理失败。本章认为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转轨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法治建构解决公共管理中的政府俘获和权力资本问题，而公民有组织的维权运动是走向法治的推动力量。

⑸ 目前宏观经济学对于短期和长期的经济表现有何共识

当然有用
1、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两大部分：长期中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中经济波动问题。 2、对于长期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流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没有分歧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或者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三个发展阶段；此外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清晰地指出了各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3、短期中的经济波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总供给和总需求。

⑹ 经济学G20峰会关于人口和产业发展提供哪些共识

经济学g20峰会，关于人口和产业发展的提供的共识，就是人口是绝对的生产力，人口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⑺ 宏观经济学的几点共识

1、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两大部分：长期中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中经济波动问题。
2、对于长期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流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没有分歧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或者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三个发展阶段；此外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清晰地指出了各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3、短期中的经济波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总供给和总需求。

⑻ 论宏观经济学目前的争论和共识

1、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两大部分：长期中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中经济波动问题。
2、对于长期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流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没有分歧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或者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三个发展阶段；此外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清晰地指出了各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3、短期中的经济波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总供给和总需求。
总供给方面已没有争议，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均一致认为总供给曲线有三种：在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因为短期内价格来不及调整，在此价格水平上可以提供任何单位的产量；在中期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因为价格和产量都是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最经常讨论的曲线；在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为产量已达到最大化即潜在的GDP或者自然失业率时的GDP，产量不能改变，唯一能变的是价格水平。
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总需求上，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短期总需求的波动，所以需要政府实施政府干预经济。它的理论核心是市场非出清，即市场处于不均衡的状态，由于粘性（包括价格粘性和工作粘性）的存在使得市场重新回到均衡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低效率，所以政府有责任干预经济，实施总需求管理的政策；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市场出清和货币中性等，由于理性预期和工资价格的灵活调整，市场会处于持续出清的状态，所以政府无需干涉经济，政策是有害的饿，或者政策是无效的（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人们会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使政策无效，但是此时由于行为方式的调整，经济已经受到损害）。
4、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流学派，它们各自的学说各有千秋，目前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谁，胜负尚不能定论，但是值得高兴的是经济学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争论中前进的。
PS：关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上面所述只是很简单而概括的粗浅总结，楼主想要学习更多内容的话，可能需要专门看看它们各自的经济学家发表的文章了。另外楼主可以看看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所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比如曼昆、多恩布什、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罗伯特巴罗的《宏观经济学》，前面三位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因此编写的教材也是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思路，后面一位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编写的教材完全是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逻辑思路，与前者风格迥异，令人耳目一新。对了，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采取前者的思想编写的。

⑼ 规范经济学的相关资料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著名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阐述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在弗里德曼看来，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并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与“应该做什么”和“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等问题直接相关。而且，“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工程学也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基于对做某事而不做另一事的后果的预测，而预测必然或隐或显地依赖于实证经济学。” 这里强调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实证研究是服务于规范目标的，规范政策要想达到效果必须利用实证结论。人们对于“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目标的看法不同导致争议是正常的，因为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价值观不同，例如，有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穷人，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贫穷活该，政府没有义务帮助他们。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这不是争论的焦点，他大胆提出一个命题，“在当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在的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分歧，主要根源于对按照政策采取行动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的不同预测。从原则上说，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就能消除这些分歧；因为，这些分歧不同于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后者最终只能导致争斗。”然后，弗里德曼以最低工资立法为例阐述了这一命题。无偏见的人能够就“所有人都应该获得生存工资”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最低工资立法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有分歧，也就是说“最低工资立法在实现人们一致同意的目标的功效如何。”支持者相信最低工资立法能够既提高工资线以下工人的工资也能够提高工资线以上工人的工资，而反对者则认为最低工资立法导致就业条件恶化，使贫困情况更加严重。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人们是否能够就目标达成共识？如果不能达成共识，肯定分歧出现。现实中的人们由于有不同的伦理立场和价值观念，对于政策或法律目标很可能达不成共识。尽管弗里德曼的论证中暗含了这一点，但他强调的是无偏见的人能够达成共识。其次，在目标是一致的情况下，对于立法能否实现目标会不会有分歧？现实情况是有分歧，正像人们对最低工资立法的分歧一样。弗里德曼指出，门外汉像专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他们所极力主张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当实证结论的规范含义——或者说所谓的规范含义——不合其口味时，他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些实证结论。 也就是说，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经常不尊重实证规律而“心想事成”，甚至于“掩耳盗铃”。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这种分歧是由于人们对实证经济学规律认识上的分歧，但是，“由于有着一致的目标，经过漫长的道路，人们终将达成一致意见。” 由此，弗里德曼断定，“人们在‘正确的’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与其说源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不如说源于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后者可以得出能够且值得被广泛接受的结论。而且，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进行严格区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区分可以促进人们在经济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因为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实证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后果作出准确预测，并对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进行评估。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 这样一来，弗里德曼将无偏见的人在规范层面上能够达成共识，而把人们之所以在实证经济学实现规范目标上不能达成共识归结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建立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之后，一切经济学问题就变成客观的科学问题。由此，尽管弗里德曼讨论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他利用人们对这两者的混淆，驱斥规范经济学，追随凯恩斯传统，将经济学仅仅定位为实证经济学研究。
规范经济学关注“应该是什么？”，例如，应该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吗？应该减税吗？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累进税制吗？政府应该实行环境控制吗？等等。我们应该区分“应该是什么”中的目标和规则，减税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具体表现为减税规则，但减税的目标是另一个问题，有可能是为了刺激经济，也有可能是藏富于民。再如，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推进城镇化政策可以是作为未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拉动内需 ，也可以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别。规则与目标密切相关，不同的目标意味着不同的规则。规范经济学的目标要么是民主的具体操作表决问题，就是所谓的“共识”，要么是政府作为新的主体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当然后者在民主社会中仍然受到民主制度的制约。不同的民主制度所得到的共识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就不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个抽象概念，在旧福利经济学中主要反映为功利主义式的社会成员效用总和的最大化，而在新福利经济学中则反映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 但是怎么计算社会成员效用的总和并非简单之事。边沁在《立法原理》开篇就提出，“立法者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最大范围的功利应成为他一切思考的基础。了解共同体的真正利益是什么，乃立法科学使命之所在，关键是找到实现这一利益的手段。 但是“功利”的精确含义和计算功利总和的道德算术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计算中，假定效用是基数可量和人际可比的和否定这两个假设的结果肯定不同，同样是坚持基数可量和人际可比的庇古和黄有光的计算方法也不相同。如此一来，规范经济学变成了外在于经济模型的价值判断。斯蒂文?兰德伯格试图克服这一局面，论证社会计划者的目标函数内生地形成且内生地形成的目标函数是唯一“正确的”，从而建立科学的规范经济学方法论。 这也是建立实效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因为实效能否达到与规范目标的“正确性”直接相关。
弗里德曼试图将实证经济学从规范经济学中独立出来，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期解决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但是，仅仅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并不能使人们就经济政策达成共识。实证经济学只是描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它会告诉我们不同经济政策的后果，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因为怎么选择的问题依赖于经济政策的目标。实证经济学只是告诉我们在经济政策的目标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共识目标之间的距离。但是目标的确定本身与是否能够通过经济政策或者法律实现这一目标直接相关。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上，弗里德曼的讨论过于简单，因为由“生存工资”共识所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与能否实现目标直接相关，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过高，可能符合反对者的判断，不但没有帮助到工人，反而使他们更加贫穷；如果最低工资标准适度，可能是支持者取胜，在没有破坏劳资关系的情况下使得劳动者的福利得到改善。也就是说，目标能否实现与目标本身直接相关，正像理想能否实现与理想的高低直接相关，如果理想不高，可能很快就会实现，而理想很高，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变成“好高骛远”。在通过立法来改变社会之时，立法目标的理性探讨至关重要，立法目标的可实现性本身就需要论证，因为目标、手段和效果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要保证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实际效果，我们必须理性探讨法律或者政策目标，同时探讨实证经济学规律对目标的可实现性，可以说，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是不可分离的。

⑽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解决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远古天然和谐，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征服与对抗，到当代的自觉调整。

努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一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有些同志认为环保与经济发展是对立的，认为要保护环境必然要牺牲经济的发展。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可以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美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10)新共识经济学扩展阅读：

环境保护一般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

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术的、行政管理的，也有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

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包括防止由大型水利工程、铁路、公路干线、大型港口码头、机场和大型工业项目等工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

农垦和围湖造田活动、海上油田、海岸带和沼泽地的开发、森林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新工业区、新城镇的设置和建设等对环境的破坏、污染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