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宏观经济学的结构框架
宏观经济学的结构框架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说明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是如何决定的、如何波动的，故又被称为总量分析或总量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
但随着传统庸俗经济学在 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破产，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水平，反映着整个社会生产与就业的水平。
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很强调投资的变动的关键作用，认为投资的变动往往比消费的变动来得大，指出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收入变动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它在“解释”投资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学说。
“加速原理”与“乘数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论”是要说明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要说明收入的轻微变动何以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所谓“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说，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而乘数的作用又使得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急剧降减，后者再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成为负数(或负投资)。
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萎缩的累积过程。一旦企业的资本设备逐渐被调整到与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负投资停止下来，投资状况的稍许改善也会导致收入重新增长，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长，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导致新的“引致投资”；后者又通过乘数的作用，促使收入进一步急剧增长，这便开展了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会把国民经济推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并从那里弹回来而转入衰退。
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价格问题，是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前面讲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一般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然而，总需求水平的变动一方面影响着货币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货币供求变动的巨大影响。所以，货币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宠观经济学著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只是略加修缀。
许多宏观经济学著作者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说”过于粗糙，他们把货币数量说的基本观点跟“收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前，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主要影响将表现在扩大“有效需求[u/rl]”、增加生产(或收入)上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只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后，这时闲置设备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货币供给，已不能再促使产量增加，而只会产生过度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缺口，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酿成真正的“通货膨胀”。
这种分析，就是所谓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析表明，不仅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动，而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都会对总需求水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就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 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
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
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 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
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
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企图用供给分析来补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探讨微观经济基础，出现了一种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动向。
宏观经济学建议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宏观经济学首先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指的是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是决定其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② 王勇：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而学界似乎有不少人对于“有为政府”等观点持批评态度，争论颇多。有学术争论是值得鼓励的一件好事，可以促进论辩双方思维的互相砥砺，共同提高。笔者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发院硕士就读期间的学生、世界银行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前同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希望对一些基本概念做出澄清，使将来的交流更加有效率。
市场力量、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引擎，中国应该继续朝着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改革，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政府需要在两个大方向上同时做得比较好，即政府必须“有为”，才可能会带来，至少容许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一是，政府要结合本国特征推动在社会政治秩序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实现较优速度的试验摸索性市场化改革，包括如何简政放权。二是经济学教科书意义上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对于中国的讨论中，大家似乎不太重视第一条中的政府有为，或者将第一条完全等价于政府“无为”的市场化，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Dani Rodrik 曾在 《经济展望评论》上撰文试图总结中国发展的有用经验，其中他对于中国政府的“猫论”、“摸论”这些实用主义的试验性的不教条的改革方式大为赞赏。要知道，比如经济特区，它并不是能够在所有发展落后国家都可以取得像中国这么大的成功的，非洲、印度等很多国家政府就比较弱势，没有政府领导人能够愿意承担特区实验失败的政治风险，所以市场化改革本身就卡着动不了，其实这就是“政府无为”的失败。值得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主要来源于，但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试图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
再次强调，我认为克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集团的阻挠、策略地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点本身也是我所理解的“有为政府”的内容，就在前面提到的第一层含义里。“有效市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学者们喊喊口号就能让政府吓破了胆而自动实现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内部官员，具有政治智慧、领导力与坚韧不拔的改革意志，朝着正确的方向积极推动的结果。最优改革过程本身就需要有魄力有担当的改革派领导人，需要政府有为，虽然这种“政府有为”对于市场而言的表现是更加“无为”：把原来干预之手缩回去了。这个最优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过程本身就非常值得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林毅夫一直所说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其中“政府有为”应同时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有为”。遗憾的是，他经常被很多媒体与经济学者误解，似乎把他刻画成主张“政府主导、市场失灵”的反市场改革派了。
“有为政府”在概念上并不复杂，要说复杂恐怕也主要是因为政府在现实经济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在中国的现实政策实践中，可能的确存在政府官员将“有为政府”当作“乱为政府”的理论借口，进一步乱加干预市场，强化扭曲与管制，使得改革发生倒退。因此，不少学者对于“有为政府”这一提法的反对与顾虑其实并不在于学理上的反对，而主要是担心政府官员将这个理论概念自由无限延伸，加以“政治口号化”，那将不利于改革实践。这种担心固然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具体问题上“有为政府”与“乱为政府”的明确界限，而不是因噎废食，只提倡政府无为，不去研究辨析政府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有为。如果那样，可能导致政府该为而不为，或者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即使善意却也胡为乱为，结果可能会更糟。
值得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主要来源于，但并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试图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能因为当下中国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市场的问题，就否认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过于弱势、过于“不为”的现实，就不允许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有为政府”的理论概念。
此外，林毅夫经常讲制度不仅重要，而且是内生的。这句话也可能经常被误解。讲制度内生并不是说现有的制度就一定都是最优的。制度变迁本身也有自身的路径依赖，而且制度有小制度，大制度。我想，林毅夫的意思是“最优的/最合适的”制度是内生于该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当时很多具体约束的，比如当时的乡镇企业形式，但他并不是说所有现存的制度本身就一定是最优的制度，否则就不需要任何制度改革了。请别忘了，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最早那批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强调制度变迁重要性的学者之一。
③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新意，一是因为它为廓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的迷雾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潜力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
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地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
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
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④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哪些它与之前的理论有何不同之处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回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答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新结构经济学是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⑤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哪一年出版的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⑥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新结构经济学是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新结构经济学是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
⑦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新在哪儿
王见定教授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近，英文版《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专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并陆续向国内外发行。这为王见定教授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将此巨大成就展现于全球，并接受全球大众的检验，这是一项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见定教授经过30年的学习与研究，发现了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运用这种崭新的理论，对近400年历史的统计学进行了科学的梳理，规范了整个统计学的发展，结束了100多年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争论。
由于经济是通过统计学进行计量和分析的，所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必将全面提升经济学的分析水平，根据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宗旨：在於奖励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对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有积极贡献的人士。“显然，王见定教授的《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理论完全具备了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水平。事实上，王见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学院递交了申请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部材料。鉴於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为了使这项世纪成就不被埋没，王见定教授建议由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为其提供推荐人。
注：王见定教授是我国早期的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国际著名数学家，具体内容可参见网络数学家栏目和”前沿科学“2008年第2期。
⑧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交易成本的问题倒是相对比较好解决，主要是利用规模经济原理，利用规模达到一定广度后，平摊到每单位的成本会降低，金融中介就在这个过程中应运而生，其主要的作用之一：降低交易成本，这相当给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直接促进了市场的运作，提高市场效率。
对于风险，主要指的是交易对手风险，即交易对手的信用资质和投资选择风险，借款者为了尽可能的降低这类风险，所以必须谨慎选择，但是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者挑选借贷对象的范围本身就是那个违约风险较大的范围，这就直接导致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不高。这个是在交易前存在的风险，而在交易后又会存在道德风险，就是贷款者由于必须获得比其支付给借款者利息更高的回报才能不至于亏损，而且本身承担的风险不大的情况下，其有较大的动机将借款投资于风险较大的项目上，而这不是借款者想看到的结果。
由于逆向选择的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所以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使信息对称，但是在收集成本的过程中需要成本，包括时间和金钱，而且在股票市场上，由于交易都是公开的，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搭便车的新问题，这就信息收集者付出了成本，但是却和其他人共享了收益，这将直接导致其积极性下降，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要去收集信息，这导致市场上的投资资金不足，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所以如果可以较好的解决搭便车问题就可以间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⑨ 新结构经济学怎么样
才云鹏 当年韩伟养鸡成了千万富翁，很多大连人也开始养鸡，但在那个疯狂的阶段，新的韩伟并没有出现。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具备韩伟的养鸡技术、资本积累和敏锐的市场开拓眼光。比较优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个比喻非常粗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将比较优势的极端重要性及具体操作指向阐述得淋漓尽致，并力图成为指导贫困国家振兴的先验性的措施文本。 从亚当61斯密开始，二百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破解经济增长这个世纪难题，但旧有的结构经济学对如下问题已经无力解释：为何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绞尽脑汁、筋疲力尽之后依然家徒四壁，尽管他们学发达国家学得像模像样。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照猫画虎处处碰壁？在林毅夫的笔下，这样的东施效颦，恰恰是南辕北辙，它将进一步摧毁该国的资源禀赋，使其原本具备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正是其影响深远的可怕性，敦促林毅夫将祛贫解困当成自己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债务问题，并没有在根源上动摇他的执着。 中国在几十年间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其间是有明确路径可循的。但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处于贫困状态？如果这条路真的存在，它的源头在哪里？《新结构经济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解开这个最让经济学家惹火的谜题。这是林毅夫在世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巨大裨益，对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具有教科书般的指导性。 旧结构经济学的捉襟见肘，新古典经济学的广受质疑，说明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锤定音的东西。鉴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时候了。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前景，林毅夫给了一个乐观而鲜明的蓝图，“只要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那么，“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这本书，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的计划指导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毋庸置疑，林毅夫提出的“雁阵模式”和“领头龙模式”，将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充满诱惑的机会。但，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现在，所有仍处于贫困中的国家，都是因未能实现结构转变而导致。 新结构经济学是实证的。无论是六、七十年代成功上位的日本、韩国及台湾、香港，还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中国、毛里求斯和智利，都从正面对此学说给予了充分的验证。而韩国曾经走过的弯路及印度当年学苏联招致的沉沦，从另一方向描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独具慧眼的科学性。 与书名略有巧合的是，林毅夫在本书中将自己和他人的辩论文章一起呈上来，在表现形式上推进了“新结构”学说。而敢于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声音放在本书中，既是亮点，更是通过这种辩论，展示作者不怕推敲、欢迎拍砖的现代学者风范。仅此一点，已足堪一赞。 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虽然全书充满了学术名词和曲线图表，但若想读懂这本书其实也不难，只要您符合以下两条的任一即可： 一，您的IQ超过120； 二，您多读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