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
科技：
1．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2．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
3．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人类基因测序、纳米碳管和纳米新材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微机电系统研究、南海大洋钻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4．高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有所突破。
5．工农业科技获得进展。农业科技方面，仅"九五"期间共培育出600多个新品种，单产增产10％左右。推广水稻旱育稀植和节水技术、ABT植物调节剂和小麦旱地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等重大技术，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粮食增产目标的实现。
教育：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国家制定了多种法律，从不同角度保障人人受教育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儿童、妇女和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经过三十年的伟大实践年，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中国实行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2、在教育经费方面，实行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自1978年以来，教育经费逐年增加。
3、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对外教育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派出留学工作健康发展，来华留学人员逐年增加，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开展。通过教育对外交流广泛地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促进了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增进了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4、政府一直努力把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作为自觉追求的目标之一，其成效也举世瞩目。
经济：
第一：创造经济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第二：创造贸易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
第三：创造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
第四：创造生产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
第五：创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之最。
相互关系：
第一：教育优先；科技经济互动；教育与经济发展结合。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第二：加速科技进步。首先要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意识，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为科技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第三：科技需经济投入；经济依靠科技；市场引导推动科技。教育要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的发展，要放眼世界，着眼未来。
『贰』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作者：斯诺登
上人大经济学论坛下，到处是
『叁』 教育发展应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论据!!
中国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东部、中部与西部
贾彦东 张红星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610074）
内容提要：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每个传递环节并不总是必然协调的。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对全国31个省份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差别较大。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区域的教育投入均有所增加，而教育投入的增加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发展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过程均不协调。
关键词：协调发展、经济增长、教育发展、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一、引 言
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促进了人力资本形成以及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为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激发了教育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对于这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如果这种由教育投入到经济增长再到进一步投入的关系存在，则我们认为这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然而，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教育发展过程的回顾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教育体制改革后的教育结构不合理、扩招带来的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毕业生就业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与经济的这种协调发展关系并不总是必然存在的。蔡增正（1999）通过对194个国家三个时间段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相比生产力低；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相同，表现为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陆根尧、朱省娥（2004）等则通过对中国近十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到了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偏低等结论。由此我们认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模式与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的，而且并不总是协调的。
特别是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制度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的并存（林毅夫 1989）、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产品供给的特殊性，更导致了这种相互关系的表现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判断目前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如何分析中国地区之间的教育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与问题、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的教育供给和教育发展问题以及寻找不协调发展的可能成因就显的极为重要。
二、背景与文献
探讨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与人们的认识过程相联系的。根据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考察，2000多年前，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思想巨人都有相关的论述(蔡增正 2003)。泰雷克(Tilak 1989)认为柏拉图不仅最早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涉及教育与一国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蔡增正(2003)等认为中国的孔子也有相似的观点，并对此作了简单而有效的综述和总结。不仅如此，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费雪等人都曾提出过教育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思想（姚益龙 2004）。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罗(Solow 1957 1960)，他使用生产方程考察投入产出关系时,对除去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无法解释的“残余”贡献,提出了技术进步因素的观点,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毫无疑问，有关教育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提供贡献的最全面、最详尽、最经典的理论应当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有五个主要观点:第一,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时间来度量。第二,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投资渠道有五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舒尔茨说,人力投资的增长无疑已经明显地提高了投入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工作质量,这些质量上的改进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第四,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人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第五,人力资本投资的消费部分的实质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质的耐用性消费品更加经久耐用。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一方面，以加里•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见解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得到一些看似批驳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与人力资本理论殊途同归的结论。
国内相关的研究也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运用计量模型，从数量上对教育投入或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主要有：蔡增正（1999）利用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分别对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业化国家的三个样本分别进行了估计。得到了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不仅是正的,而且颇为可观；同时也发现，教育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相比生产力低；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的结论。林勇（2003）利用灰色系统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教育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应注重内部的结构协调等结论；孙彩虹（2003）则应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灰色系统方法的灰色关联度来对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得到了中国省级区域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整体水平不高，且呈现由落后类向高类逐渐提高的梯度差异的结论。另一方面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测算与分析上。较具代表性的有：陆根尧、朱省娥（2004）运用教育与非教育两部门模型，对教育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与外部作用以及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进行了测定。李玲（2004）利用静态指标体系计算了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贡献度；并通过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进一步证明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然后从教育投资总量、教育投资结构和教育投资效益三方面详细剖析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而刘生元、张世晨（2000）以及叶茂林等（2003）等一类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从教育部门的产出的角度，引入生产函数的方法对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进行测量与分析。
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得出，现有的相关研究一般是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方面出发，从理论上或方法上对教育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测量与分析。而且表现出了总体层面分析较多，对结构以及区域差异分析较少；单方面的相关测算为主，而教育经济协调关系的分析不足等特点。
基于此，本文我们试图从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以全国31个省为对象通过对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与教育发展状态的协调相关关系进行一系列的实证检验，以对中国的区域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进行描述和判断，并对其结构和形成特点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
三、研究思路与实证模型
1、研究思路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这种协调的相关关系通常表现为三个环节上协调相关。首先是从经济的发展到教育投入的增加，这是一个政府行为的过程，反映了国家在教育经济之间的直接作用。其次是由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导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一过程反映了投入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以及教育体系自身的协调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最后一个环节是由教育水平的量上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一过程则不仅是教育体系培养人才能力与效率的体现，亦是一国教育体系人力资本转化能力的反映。这种协调的相互关系的具体表现如下图1。
在中国，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主要是由政府进行供给的。政府不仅通过财政支持以拨款的形式建立各种学校、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而且通过税收等协调机制促进个人对教育支付规模的扩大。这一过程中不仅涉及教育投入总量上的变化，同时也含有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上的转变与调整。对于教育部门而言，教育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不同层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协调等影响教育部门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因此，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对中国目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不同环节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检验就显的十分必要。
基于以上对协调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将对中国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命题：1、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投入的增加；1、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教育水平得到了改善；3、教育水平的改善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将主要围绕着以上三个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2、实证模型的选择
对于以上命题的检验，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待估计的关系方程：
(1)
(2)
(3)
我们采用一个动态模型来描述这种相关关系。当期的教育投入规模受到当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与上期的教育投入规模的影响；当期的教育发展水平受到党旗缺的教育投入与以前的教育水平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受到当期的教育水平的影响与以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为第 个省份的教育投入规模， 为教育发展水平， 第 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 若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较为显著，则每个方程的β系数值应该显著异于0。
四、数据及变量的度量
本文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把全国划分为31个省（市）地区。并且按照国家中、东、西部划分标准将省份划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类（见下表1）：
表1： 区域划分
区 域 省 份
东 部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 部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 部 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时间上，选取了1996－2003年度的相关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将重庆与四川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加总处理。这是因为统一口径核算的教育投入相关指标 的时间长度为1996－2003年度，重庆的独立数据1997年后才开始公布，为了尽量增加样本容量，我们对1996年的四川、重庆进行了相关的合并。
1、对教育发展水平的衡量
遵循综合性、可比性、操作性等原则以及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的效果等方面选择了如下19项指标组成教育水平衡量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加权综合的方法分别得到中国各地区不同时期的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基础教育水平、职业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等指标。
具体而言我们选择了各地小学学生数、各地普通中学学生数、各地中专学生数、各地职业中学学生数、各地大学学生数、各地小学教师数、各地普通中学教师数、各地中专教师数、各地区职业中学教师数占该地总人口比重、各地大学教师数、各地区小学学校数、各地区普通中学学校数、各地区职业中学学校数、各地区大学学校数、各地非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数、各地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各地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占、各地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数、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指标均为某一时期的总量指标，在进行主成分处理之前，我们分别计算以上指标的变化率以反映该时间内教育发展变化的状态。
2、对教育投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
对于教育的投入，本文选择了各地区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额（包括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进行的衡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由于我们考虑的是某一段时期内与教育相关的经济发展指标，因此我们选择了地区GDP、固定资产总额、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总产值同样利用主成分加权的方式进行综合。
3、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由于本文利用的是面板数据（Panel Data），因此，在指标的主成分处理过程中我们分别对不同地区近3年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主成分，并按其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取三年平均权重为最终权重，得到每个区域的不同年份的教育发展水平指标。对人均教育投入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将GDP指标等经济发展指标主成分加权平均，分别得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指标、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等各项相关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年相关各期整理所得。
五、实证分析
接下来，利用不同地区的数据分别对方程（1）、（2）和（3）进行估计并对参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由于我们选择了动态的滞后变量，所以在模型上并未考虑到时间维度上的异质性。
在估计方法上，我们在两种假设下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第一种是固定效应，在无异方差的条件下我们选择了LSDV来对参数进行估计；另一种是随机效应，应用GLS进行估计，最后通过Hausman检验 来检验这两种假设，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由于是三个地区的三个方程的两种效应的估计，涉及的方程估计与检验结果较多，所以我们仅以西部地区为例，其它地区的情况我们将直接给出相关结果。
1、西部地区：
经过Hausman检验方程（1）为固定效应模型，其具体结果如下：
T值 （1.668） （0.121）
=0.7051
经过Hausman检验方程（2）为随机效应模型，其具体结果如下：
T值 （8.44） （5.12）
=0.81
命题3方程为固定效应模型：
T值 （1.51） （1.2） （18.68）
=0.93
由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西部地区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程度并不理想。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增加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方程中参数的估计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并不明显，其中无论是包括小学与中学在内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显著。但其教育投入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而且教育总体水平的发展存在着时间上的累积效果，这一点与教育产业的发展是相符的。因此，西部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教育产业的培养效率与人才转化的有效性较低等弊端。
2、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中部地区FE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由经济增长到教育投入的增加与从教育投资的增大到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均显示了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其中的滞后效应亦较为明显。而从方程（3）的估计来看，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并不清晰。其中基础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虽然明显，但绝对值较小。因此，中部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并不协调，存在着教育效率偏低的可能。
地区 相关关系方程 结 论
中部
=0.96 T值 （3.19） (9.35)
(固定效应)
相 关
=0.86 T值 （5.09） (10.85)
(固定效应)
相 关
=0.93 T值(1.65） (-1.95) (4.08) (7.34)
(固定效应)
较 弱
3、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地区 相关关系方程 结 论
东部
=0.98 T值 （4.17） (13.4)
(固定效应)
相 关
=0.90 T值 （1.31） (22.1)
(固定效应)
弱
=0.97 T值(3.15） (0.55) (4.74) (14.75)
(固定效应)
相 关
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各个省份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然而教育发展水平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教育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这一点与我国的现实并不矛盾。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加速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办学主体的放开与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的来源日益多样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但其中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明显，而职业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较弱。
六、若干结论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教育与经济协调关系的区域特点，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并不协调，具体而言：
第一、从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在东、中、西部的情况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地区层面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强，说明政府的相关教育投入以及不同的教育投入策略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能力较弱；中部地区则不仅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而且其教育投入向教育资源的转化能力强于西部，但教育资源的经济转化能力依然不强；与此相对，东部地区尽管教育投入到教育水平提高之间的转化能力较弱，但较之中西部地区而言，其总体的相互协调关系已经得到明显提高。
第二、从总体的横向来看，无论那个地区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都相对较强，说明政府对于教育产品的供给行为是有利和适当的；教育投入对教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则是中部强，东西部均较弱；但是对于教育向经济转化能力而言，从西部到东部体现出了逐渐增强的趋势。这告诉我们，教育与经济作用的不同环节，不同地区的发展进度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完全来自于投入的差异，教育投入的实现以及教育向经济生产能力的转化方面的差距也是明显的。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相同，但中等职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均处于较弱的地位。
第三、从时间的方向上看，上述不同地区的相关关系的特点随着时间的延续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增大的迹象。这说明我们对教育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看法还不够全面，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只重投入不重管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情况存在，及时的判断在中国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调情况对于经济发展与教育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以上实证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
其一、教育与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合理均会导致整个发展的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从作用机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机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关政策。
其二、从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如何有效的将现有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利用，增强投入向提高教育水平的转换是解决目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三、提高教育的有效性，特别是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向生产能力的转换是我们在西部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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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根尧、朱省娥：《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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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20 世纪后半叶， 普及幼儿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趋势， 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
19 世纪中叶以前， 幼儿教育一直是私人行为，但在20 世纪逐渐发展成为公众的责任。[1]国家介入幼儿教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政府介入幼儿教育的方式很多， 制定政策、加强管理固然是重要方面( 如严格幼教机构的审批制度， 加强资产监控； 制定幼教质量标准并监督执行； 建立教师资格和培训制度等) ， 但公共财政支持也是国家介入幼儿教育的重要方式。
欧洲经合组织国家( OECD) 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持幼儿教育。一些国家不论父母的就业状况和收入如何， 幼儿教育都是免费的； 另外一些国家则是采用国家财政支持和根据父母收入交费并行的方式， 父母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多于费用的30%。[2]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像OECD 国家那样管理， 但也通过多种支持方式承担起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责任。这些方式包括：
1.国民教育向下延伸。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做法。我国澳门特区已从2006 年开始将免费教育下延至学前教育1～2 年。台湾地区也已推出国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 K 教育) 计划， 并于2004 年从“ 离岛”( 澎湖、连江、金门等) 和原住民集聚地开始试行， 优先扶助资源弱势与文化不利地区， 然后逐步向全岛推进。
2. 国家专项拨款资助面向社会处境不利幼儿的早期补偿教育。如美国的提前开端计划和英国的确保开端计划等。3.政府举办一定数量的公办园。对政府认可的非盈利性私立幼教机构提供财政补助。4.通过各种方式( 如返还个税、发放补助等) 为幼儿家庭提供保育和教育资助， 等等。
二、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的理由
目前， 尽管一些国家将5 岁甚至4～3 岁儿童的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范畴， 但总体来说， 幼儿教育还不具有强制性， 仍然属于“ 非义务教育”。既然是非义务教育， 为什么不像我们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完全可以交付市场”呢? 教育经济学家从幼儿教育的正外部效益和幼儿教育市场的缺陷两方面，论证了政府财政投资幼儿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 一) 补偿幼儿教育的正外部效益
幼儿教育是否具有正外部效益是政府应否给予财政补助的重要依据。外部性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说的是如果一项经济行为附带地也对其他消费者( 第三方) 形成影响( 获益或受害) ， 而相应的成本并没有反映到市场价格中， 就出现了外部性。使其他消费者受益的行为具有正外部性， 反之就是负外部性。按照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 在存在正外部性的领域， 必然会投资不足。因为这类投资不仅给当事方带来收益， 也给其他方带来收益， 但当事方只能根据自身的收益来确定投资水平， 因此， 这个投资水平一定小于社会最优的投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财政投入就变得非常必要。
那么， 幼儿教育是否具有正外部性? 除了投资者( 家庭) 之外， 有没有其他受益方?大量研究表明，幼儿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儿童个人、家庭之外， 国家是主要的受益者。概括起来： 幼儿教育对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都有长期的积极效应， 可以提高其未来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能力， 提高国家的公民素质， 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素养； 幼儿教育可以提高妇女就业机会， 促进男女平等， 减少贫困人口， 降低社会救助费用； 幼儿教育有利于打破“ 一代贫困， 代代贫困”的恶性循环， 促进社会公平。
在各种关于早期教育成本- 效益的研究中，David Weikart 及其同事的工作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他们自上世纪60 年代起对123 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幼儿进行了近40 年的追踪研究。研究设置了试验组和控制组， 实验组幼儿接受了1~2 年的高瞻- 佩里早期教育方案。该项研究从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家庭关系和健康5 个方面考察了优质学前教育的效果， 发现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儿童学业成就高， 就业率与经济收入高， 犯罪率低，家庭关系和睦， 吸毒率低。
佩里方案研究表明， 幼儿教育投资是一种最省钱、回报率最大的公共投资， 在儿童到27 岁时， 投资回报率为1： 7.16。该研究最近的成本收益分析发现， 这些儿童40 岁时， 投资的总体回报率已高达1： 17.07。其中， 对幼儿个人的回报率为1： 4.17， 而对社会的回报率则为1： 12.9。细致分析表明， 社会回报中88%源于犯罪率的减少； 4%源于教育开支( 特殊教育与辅导等) 的减少； 7%源于收入税的增加； 1%来自于社会福利开支的减少。其他国家( 如加拿大) 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总结同类研究的成果，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James Heckman 教授在 “ 促进人力资本的政策”( Policy to Foster Human Capital) 一文中指出，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在幼儿时期对一个人投资1 美金， 将比在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的金额收益更大。最佳的投资政策是： 儿童年龄越小， 投入资金越多， 并且随其成长过程而不断追加。“ 将人力资本的投入直接指向幼儿是对社会公共资金更有效的利用。”因此， OECD1999 年的教育政策分析指出，“ 幼儿教育是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资， 是⋯⋯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该年的幼儿教育总结报告的标题就是“ 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 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5]这个获益者不仅是儿童个人及其家庭， 也是整个社会。因此， 幼儿教育具有公益性， 是一项“ 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国家财政给予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英国及OECD 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十分成熟的国家， 但都选择了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的政策， 应该说是对幼儿教育的公益性( 正外部性) 的承认和对上述经济学原理的遵从。
( 二) 弥补幼儿教育市场的缺陷
供需双方及其市场交换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幼儿教育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必须运用各种手段， 尤其是经济手段加以调控， 以弥补其不足。
1.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幼教市场问题。
人们往往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平等交易的市场， 依*自由竞争必然提高产品质量。但事实并不必然如此。当买卖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完全对等时，交易其实是不平等的。因使用不对称信息理论对市场进行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美国教授发现， 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 买卖双方) 不可能占有完全的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损。而且， 当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有关产品的信息时， 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 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 出现所谓“ 劣币逐良币”现象，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也被摧毁， 最后导致市场萎缩， 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幼儿教育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相比， 更可能存在着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因为幼儿家长往往缺乏专业知识， 无法分辩托幼机构的质量， 容易受供方夸大其词的宣传和一些表面现象的诱惑， 加上不易把握整个幼教市场的情况， 使得家长们难以做出理性的选择， 高价并不一定能够换得真正的高质量。特别是， 虽然较之以后的任何一个教育阶段，幼儿教育投资的效益最大， 但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 其投资收益( 特别是作为人力资源的投资收益)一来比较隐讳， 不易察觉； 二来具有“ 长线性”和“ 融合性”特点， 其效果往往要20 年后才可能显示出来， 而且往往又和后续阶段教育的效果融合在一起， 若非专门研究， 往往难以单独显现。这些特点都会直接影响家长对幼儿教育价值的判断， 从而影响他们的选择行为。
许多调查表明， 家长对幼儿教育的热情尽管很高， 但真正落实到经费投入上， 其热情还是普遍小于其他学段的， 而对其价格的敏感性却普遍高于其他学段。总体来说， 便宜、方便、近距离是许多家长选择幼教机构的主要原则， 质量实际上往往是被忽视的。目前在我国， 一些非法幼儿园屡禁不止， 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低质低价园挤压价格合理而质量较高的幼儿园的情况， 究其原因， 主要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仅关注价格而忽视质量、仅要求看护而忽视教育、对质量优劣缺乏判断能力的买方市场。
2.幼教市场不能满足对教育公平的诉求。公平是处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所应遵循的合理原则。在经济学范畴内， 公平问题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教育公平的核心一是教育机会均等， 二是教育选择的自由， 即“ 资源分配的公平”。教育机会均等不可能由教育市场实现， 因为市场遵循的是私人利益驱动下平等交换的机制。换句话说是按质论价， 优质优价。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这种投资显然要受到每个家庭现有经济状况的制约。贫困家庭往往缺少投资来源， 导致其子女没有机会接受或不能接受优质教育， 从而影响今后的学习与发展， 形成一代贫困、代代贫困的恶性循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分析贫穷的原因时指出“： 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 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子女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其实， 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的差别， 并不仅仅表现在对高等教育的被迫“ 选择”上， 而是从幼儿教育时就开始了。这显然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
不仅如此， 教育机会不均等也是有悖于效率要求的， 贫困家庭的子女可能会因为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使其聪明才智无法充分发挥， 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从再分配的角度提供教育， 参与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 将有助于提高公平程度与效率水平。政府的干预是维护教育公平、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
以往， 教育公平( 首先是教育机会均等) 的概念往往被用在义务教育阶段。但近几十年， 这个概念已经进入学前教育领域， 因为这才是人一生的真正起点。
三、增加财政投入———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是基础，教育公平是起点。在完全的教育市场条件下， 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对应着收入的差距。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受教育机会， 受教育机会通过影响人的发展进而影响家庭收入。这样一来， 贫富差距上的“ 马太效应”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 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 埋下城乡、地区、阶层间矛盾、紧张、冲突的隐患， 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
就当下而言， 在我国独生子女占大多数的现实中， 一个幼儿至少牵动3 个家庭6 个大人(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的心。据统计， 2003 年我国学前儿童( 3～6 岁) 约有5106 万， 那就至少涉及到3 亿多成人。幼儿教育是一项最具有社会公益性、最直接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的一项“ 民心工程”!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幼儿教育的作用必须重视， 幼儿的受教育权必须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加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 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宪法》和《教育法》规定的国家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 体现了对儿童和人民群众的关爱。
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基本达到、公众对幼儿教育的需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我国幼儿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 制度创新应该如何体现? 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合理走向应该是什么? 我们认为， 我国以往幼教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幼儿教育经费整体投入不足，有限的幼教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 效益不高。在国家整体投入做到逐年增长， 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发展幼教， 满足公众需求的同时， 资源分配不公平、效益不高应该成为改革的主要方面。
资源分配不公平、效益不高的问题涉及到投资体制问题。应该承认， 我国幼儿教育投资体制( 仅仅投向公办幼儿园) 是存在问题的。这或许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发展到今天， 这种投资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因此改革是必须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常讲“ 存量不变， 增量盘活”， 对幼教体制改革有一定启示。我们建议：
1.国家投入的公办园应切实发挥示范、培训等多方面作用， 让国家财政投入通过直接和间接多种途径使更多儿童受益。
2. 作为单位福利的企事业幼儿园从单位剥离出来之后， 应该转为社会福利， 国家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时， 应在社会福利系统中考虑用适当的方式将其加入。
3. 增量部分面向弱势群体， 因为大量研究表明， 面向弱势群体的幼儿教育投入效益是最高的。国家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优先在农村、边远地区及社会处境不利人群集中的地区实行学前一年义务教育， 待条件具备后逐渐扩大至全体儿童。
『伍』 教育市场当前的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目前的教育市场可以算是资本创投的最佳时机了，不少行业内和跨行业的机构进军教回育市场，答其中最为瞩目的当算是三乐优合教育了，与其他在年中或是下半年入市的企业不同，三乐优合从年初开始就进军教育市场，在机构停课停业阶段就帮助了不机构解决资金、学员接收等问题。与此同时在经营方面，致力于行业内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
『陆』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为什么会灭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矛盾马克思对此矛盾是如何解决的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色
[摘 要] 西方经济学经历2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三次大的革命，已经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正是这个缺陷构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兴起的理论条件与逻辑起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分析范式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崭新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成因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模型等提出新的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增强了对现实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特色的最新反映。
[关键词] 新兴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 理论特色 创新
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向我们展示的是，源自古希腊以来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不断涌流与分化，不断否定与前进，不断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智慧长河与信息洪流，林林总总的流派和交错延绵的学说，彰显着学术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许是西方经济学这条智慧长河中最新的泉流、很有希望的一股信息流。作为前沿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产生热烈反响。当然，从学科性质、理论体系与思想渊源上讲，新兴古典经济学仍属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加以严肃的研究和积极的宣介。第一，它的首创者之一是以杨小凯(Yang)、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华人或华裔学者，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新兴经济学前沿学科；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对现实经济事实的研究和解释，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分析，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有别于某些在抽象和模型化走过了头，一股脑钻进阴冷书斋而远离火热现实的纯理论性或数理化的逻辑推演。也许不用多久，新兴古典经济学就会走进国内大学经济学的讲堂；事实上在1999年，杨小凯就把新兴古典经济学带到了北京大学的讲坛，并正式受邀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
『柒』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
、失业的主要类型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其主导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国际上一般将失业分为以下几类：(1)摩擦性失业，指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上的缺陷造成的临时性失业，如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时出现的工作中断等；(2)季节性失业，指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3)技术性失业，指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出现局部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失业；(4)结构性失业，指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形式和规模的变化，促使劳动力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导致的失业；(5)周期性失业，指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萎缩而导致的失业。2、我国的失业问题分析（1）经济高增长与事业率高增长并存，就业弹性开始下降。所谓就业弹性系数，是指由国民经济变动带来的就业量的变动占国民经济变动量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是0.32，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20万人就业。但到2002年我国的就业弹性已经下降到0.10。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的周期性失业。（2）失业率不断上升，再就业率不断下降，失业回滞开始出现。失业回滞是指由于失业率长时间居高不下，自然失业率开始上升的现象。我国近几年来的失业率（实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再就业率却逐年走低，从198年的50%降至2002年的15%。失业率上升与再就业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导致就业弱势群体出现。出于就业若是的劳动者由于长期失业或者频繁失业状态，最终形成“失去信心的劳动者”，使得自然失业率上升，进而成为解决我国事业问题的一大障碍。（3）失业与空位并存，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总量上明显共大于求，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技术型劳动力则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构性失业的存在造成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障碍，进而大大削弱了企业进一步吸收就业的能力。（4）知识型失业出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2003年。这一年全国高校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高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突然增加，原来基本均衡的供求关系被打破，由此引发了高学历低工资、高学历低就业等许多非正常现象，并且最终造成60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处于摩擦型失业状态。
『捌』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怎么样
1、失业的主要类型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其主导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国际上一般将失业分为以下几类：(1)摩擦性失业，指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上的缺陷造成的临时性失业，如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时出现的工作中断等；(2)季节性失业，指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3)技术性失业，指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出现局部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失业；(4)结构性失业，指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形式和规模的变化，促使劳动力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导致的失业；(5)周期性失业，指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萎缩而导致的失业。2、我国的失业问题分析（1）经济高增长与事业率高增长并存，就业弹性开始下降。所谓就业弹性系数，是指由国民经济变动带来的就业量的变动占国民经济变动量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是0.32，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20万人就业。但到2002年我国的就业弹性已经下降到0.10。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的周期性失业。（2）失业率不断上升，再就业率不断下降，失业回滞开始出现。失业回滞是指由于失业率长时间居高不下，自然失业率开始上升的现象。我国近几年来的失业率（实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再就业率却逐年走低，从198年的50%降至2002年的15%。失业率上升与再就业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导致就业弱势群体出现。出于就业若是的劳动者由于长期失业或者频繁失业状态，最终形成“失去信心的劳动者”，使得自然失业率上升，进而成为解决我国事业问题的一大障碍。（3）失业与空位并存，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总量上明显共大于求，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技术型劳动力则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构性失业的存在造成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障碍，进而大大削弱了企业进一步吸收就业的能力。（4）知识型失业出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2003年。这一年全国高校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高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突然增加，原来基本均衡的供求关系被打破，由此引发了高学历低工资、高学历低就业等许多非正常现象，并且最终造成60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处于摩擦型失业状态。
『玖』 为什么我看不懂《现在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
你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