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经济学自利假设

1. 微观经济学问题: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将增加社会福利。为什么是对的

西方经济学属于纯理论性的学科，它所包括的知识也基本上是比较模式化的，也就是说，相对于政治经济学它联系实际的东西比较少，能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地方主要是宏观部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理论、开放经济理论部分等章节。另外，西方经济学中理论模型很多，要引起注意。下面具体谈几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图形。可以发现，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图形贯穿起来的，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有图形，而且，要想阐述一个原理，没有图形配合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复习时，我把每一个图形都画在一个本子上，图形旁边还加注上有关图形的解释和说明，以及图形所代表的政策含义。总结在一起以后，就可以常常拿出来看一看了，仔仔细细地看懂每一个图，并且牢记。许多题目即使没有要求画出图形也可以利用图形帮助解答的。 其次，重要的概念要进行理解记忆。一般的专业课考试中都有名词解释，按常理说这属于基础题，是给你分得的，所以不能丢分。对这些重要概念，不需要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还是要首先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可以用自己的话说的。最后，知识的掌握要系统化。这一点也尤其重要。因为西方经济学中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学派的理论模型、观点、政策主张都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很可能会出题让你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所以在学习中，要有意识地去联想记忆，看到一个学派的因素分析时，要回想一下其他哪个学派也在这一领域有分析，异同点在哪里。比如，消费理论就包括凯恩斯、弗里德曼、莫迪利亚尼等，货币需求理论包括货币数量说、货币交易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等，厂商理论中包括四种厂商类型，它们之间的需求供给曲线、均衡状态、均衡条件以及效率的比较等。从而我们能够看出，这些理论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大的，因此，在复习的时候，你也要体现出这一方面的偏向。你可以把这些相关联的知识点也都总结在一个本子上，总结的过程也就是你去理解、系统掌握它的过程。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复习和考试一般应该注意：（1）准确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并能比较灵活的运用。一些基本概念不是死记硬背能解决的，必须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加以理解，并且不能求大概。在熟练掌握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就可以根据基本概念来串联相关的知识和内容。比如说需求变动和需求量变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求的弹性和需求曲线的斜率也不相同，但很多人可能会混淆，因而理解概念背后的经济学涵义是必要的。再如，从需求量变动就应该能想到需求曲线背后消费者行为理论。而从需求弹性就要能分析不同需求弹性对厂商受益的影响。不仅是这样，还要能将这个专业所要考的课程能联系起来，如由需求曲线的变动和供给曲线的变动能分析利率决定理论，等等。因而只有通过比较和联想，才能真正地学好西方经济学并能在其他课程中灵活运用，以减轻学习的负担。（2）要对整个知识框架进行掌握。对于这一点来说，就是要在脑海中随时可以浮现出这门课程的全貌，而不是支零破碎的，或者很多知识只有当别人提醒时才能回忆起来。把握好整个知识的逻辑结构就可以避免知识点的遗漏和盲点。以微观经济学为例，对于微观经济学，应该知道整个内容就是论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直接目的，而一般均衡就需要各个市场的均衡。从而微观经济学就花大力气论证了产品市场的均衡和要素市场的均衡。产品市场的均衡就是均衡价格理论，而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则从两个方面分别推导了均衡价格理论中涉及到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这样整个微观经济学的框架就可以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我们具体的工作就是补充“肉”了。同时对整个知识框架的把握还有利于比较分析不同的内容。只要我们知道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在整个结构中的作用，我们就能比较对应来掌握这两部分，消费者行为理论从理性人假说出发（消费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运用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序数效用论）来推导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而生产者行为理论也是从理性人假说出发（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运用等成本线和等产量线来推导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这样我们还可以比较等产量线和无差异曲线的性质，比较理解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和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等等。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其逻辑结构相对比较容易，整个内容就是论证国民收入的决定。因而从最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只涉及一个市场即产品市场来扩张到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来决定国民收入，而AD—AS模型则是在IS—LM模型中加入第三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决定则是将经济从封闭扩展为开放经济。经济增长理论则是从动态来考察均衡国民收入的实现。（3）掌握经济学（包括其他课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以及由此得到的最大化原则和实现最大化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一条件。这对于任何处于完全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主体都是适用的。和掌握知识。因为这样可以比较清晰的理解概念和理论，同时有助于加深印象，也有助于思维的表达。这一点在经济类学科中的作用是明显的。同时在考试中也应该尽量采用图表来分析问题。（5）在考试中应该尽量使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因为语言表达往往能给人一种能反映其思想和知识的印象。使用规范的语言可以体现你的经济学功底。 然而我们在备考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几个原则： 1.你需要选好教材:他指定的教材是他上课用的,这一点他没有骗你.但他考试标准答案,考试范围并不一定也都是出自这本书.你需要补充的书本是: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宋丞先"微观经济学";尹伯成"微观经济学(练习册)";国家同等学历考试"经济学"练习册;人大版"西方经济学练习册", 2.你需要知道他标答是如何确定的:这本书上这一块,红笔画一下,复印,剪下来往卷子上一贴,存档,ok! 3.把以上两点一结合,你该知道怎样复习了吧. (1)从历年考题范围来看,命题风格还是很古典,比北大保守得多.所以你只要把以上书本的范围作为考试范围就绰绰有余.形成几个专题,把不同的书对同一问题的阐述比较一下,在笔记上列好点,形成最大的网去套它的标答,肯定漏网极小.当然第一轮的时候可能工作量会大点(三个月),但到冲刺的时候就游刃有余了! (2)做笔记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他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计算.先看书,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再看以上几本练习册,看他是如何归纳名词解释,与书本有何差异,各书之间有何差异,把最完备的答案列成点在笔记上(因为他是采点给分);总之,他如果问:三级价格差别,你就要答a.什么是价格差别b.根据什么分三类.c.其中,三级价格形成的条件d.形成之后对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影响,e.它的弊病与优点(并配图说明).因此,你对书越熟悉,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你在回答名词解释答时候就能追本溯源,娓娓道来.大段大段的背诵是搞定复旦的上策,这是由它的命题形式和内容所决定的.而大段大段写得最全的教材是:高鸿业.简答各练习册都有,很多题目和考卷上的一模一样,但注意,千万不要照搬,即使是尹伯成的那本,因为这个题型它的答案是重新拼凑的.你要做的是,分清结构---答题如同政治第一段原理,第二段结合题目分析,第三段总结-----习题册上给出的最基本的,还需要你自己根据理解,主要是归纳别的书本的观点,把她丰富起来.计算题看尹伯成的足够了.但要注意的是,不要光写公式.因为这毕竟不同于数学,你要一边写公式一边解释,好像在说给一个完全没学过西经的人听.比如:MC写成:边际成本MC;而MC=MR则要说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五个条件12345,使P=MR..所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MR=MC.总之,要一边写一边说.要知道,计算题一道16-18分,没那么便宜给你拿到的. 还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1.考试三个小时,题目不满十道.如果你一个小时-1.5个小时就做完题,闲在那里,拿你肯定有问题,能拿50分也是很不错了.这门学科有点像政治,要大段大段的背诵,差不多2.5个小时完成.2.能配图说明的尽量要用图3.最近几年,有些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上了卷子,别急!你只要把我推荐的几本书上关于这些专题的东西好好整理一下,还是背诵,没有特前卫的.4.有空,可以再看看复旦黄亚均的微观经济学,补充一些趣味xiao尝试.如博奕论(热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2. 在微观经济学中自私自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微观经济学把完全理性作为假设。
也就是说：

消费者与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的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
在这里，自私自利是可以作为行为模式和研究模式，自私自利是理性的。

3. 既然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道德教化有何意义。 请用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去说明。谢谢！

微观经济学我并没有学过，不过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之所以有道德教化这件事，是为了给人们上一个枷锁，并不是为了囚禁人们，而是为了限制人们。

每个人都想要最大的利益，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的利益是有限的。当某或某群家伙得到的利益使其他人无法再得到利益时，其他人就会被从这个利益的食物链里排除。众所周知，食物链之所以称之为食物链，是因为它有足够的个体可以组成食物链，如果它内在的个体不够，就会造成食物链的崩塌，这个经济食物链就不复存在，那些食物链的顶级存在也将灭绝。（当然，会再次出现其他的食物链，不过一切的不是原来的了。）

这是一种保持经济平衡的方法。

4. 宏观经济学 利己主义等于自私自利吗

不是的，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就是人是利己的。 但是在利己的竞争过程中个人的努力和成长是对公众和社会有利的，因为在竞争中我们可以创造价值，社会可以进步。

5. 微观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以“人是自私自利”为前提

因为每个人都得买自己最划算的东西，厂商得生产自己赚钱的东西。没可能有消费者故意买不划算的商品，也没有厂商愿意做赔本的生意！

6. 名词解释：经济学理性是什么。

１）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乙）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ｅｇｏｉｓｍ）。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２）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１９０２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年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３）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7.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内容提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正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这或许为打破１８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５％。相应地，１９９７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１９９７ａ）。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１）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２）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３）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４）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６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１９９４）。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２）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１９９２）。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３）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ｂ），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韦伯Ｍ．Ｗｅｂｅｒ，帕累托Ｖ．Ｐａｒｅｔｏ）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Ｔ．Ｐａｒｓｏｎｓ，米德Ｇ．Ｈ．Ｍｅａｄ，舒茨Ａ．Ｓｃｈｕｔｚ，高夫曼Ｅ．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Ｊ．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吉登斯Ａ．Ｇｉｄ－ｄｅｎｓ，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１）亚里士多德传统；（２）奥古斯丁传统；以及（３）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１）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乙）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ｅｇｏｉｓｍ）。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２）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１９０２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年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３）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Ｄ．Ｈｕｍｅ）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１）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２）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Ｑｕｅｓｎａｙ）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Ｂｅｅｓ）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１７１４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１７２９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Ｆ．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Ｇ．Ｓｔｉｇｌｅｒ），在１９７６年《原富》发表二百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做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涵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做为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１９５０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５０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的争论（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１８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Ｒ．Ｃｏａｓｅ，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Ｇｅｏｒｇｅ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８７）。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Ｍ．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科尔凯廓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在许多层次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竞争”未必成为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明显。我们对文化“产品”的要求并不主要以“效率”为判据，而是以“多样化”为准则。文化生活越多样化，越复杂化，也就越丰富和具有意义。这里，线性的“进化观”是最为人们所不取的。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发现，太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扼杀了文化的丰富性（Ｍ．Ｆｅｌｄｍａｎ，Ｌ．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ａｎｄＬ．Ａ．Ｚｈｉｖｏｔ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４）。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时代总是与强大王朝的慷慨赞助有关，而香港式的竞争环境则很少产生大师级的作品（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道理很简单，竞争会强化“效率”动机，而注重效率会使人（通过社会分工）异化成为简单操作但规模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当我们发现不得不“组织起来”才能变得更加富足时，我们就陷入了异化为大机器的简单部分的危险。凡布伦（Ｔ．Ｖｅｂｌｅｎ，老制度经济学家）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有闲阶级论》）。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Ｓ．Ｓｍｉｔｈ，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Ｒ．Ａ．Ｆｉｎｋｅ，１９９５）。总之，当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论论据便发生了动摇。换句话说，即便是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自利性假设的进化论论据也难以成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发问：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个“自利性”假设呢？它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它甚至使演化成为过分简单的从而最终会消亡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二种“危机”。

8. 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有效的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前提。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人都是“自利的理性人”。科学认识论表明，关于人的任何假设都是有局限的，除非你不做假设，因为人是最复杂的。正因为如此，二百多年来，“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一直存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哪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进一步说，这种从西方经济学中引进的“经济人假设”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适应性到底有多大？局限性有多大？ “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就是对“人”进行抽象，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通过抽象可以避免陷入对“人性”本身无边无际的争论，以更有效地讨论相关的经济学主题。
问题在于，这种抽象实际上就是将人不当成“人”，而是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显然，这种“动物”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局限难以避免。
首先，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各不相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例如，著名的“社会人”模式就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上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同理，作为经济管理学基础理论的“管理人”模式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其次，“经济人假设”在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人”的同时，还存在一系列相关假设，包括资源供给不受限制、市场信息对称、人的知识水平足够、市场机制充分有效等，但实际上这样的条件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即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一旦遇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重选择时，其利益判断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其权衡标准也会背离这种“假设”。最后，即使人是“自利的理性人”，但由于每个人的“自利”程度和“理性”程度的差异，也可能出现不同等级和程度的“经济人”，从而使这种假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起来。尤其是“自利”的标准差异会使人的选择出现巨大不同，如对吸毒、赌博等的消费行为的选择。 任何一种假设都与各自的研究目的有关，它必然会为了分析和解决某一种问题、现象或过程而忽略掉一些因素。对于同一个研究者，讨论的重点的差异，也可以使假设条件出现差异。实际上，研究者的研究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期限，也决定着其假设条件的选择。而且，随着研究目的和领域的变动，其假设条件也随之变动。有相当多的研究领域，如经济体制、经济分配、福利有效性、就业、货币、资本流动、区域合作等就不适合运用“经济人假设”。这就是说，这样的假设只是适合于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适应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
进一步说，由于人在不同的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同，有些是基础性的，有些是附带讨论的，从而进行抽象的必要性就不同。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来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人”的问题就可以忽略。总之，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适用“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适用的对象有限
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很少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几乎大多数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了。
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形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桥梁、国防等，其“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就越低，因为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常常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选择。
于是，在经济学中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部分或全部放弃，因为，这时就不能为了“简单”而对人进行过多的抽象和假设，而必须还原成具体的人。 具有自利性和理性的“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广义“经济人”，我国目前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以上各个“经济人”假设的条件都不相同。最早的自利性演变为自利性和他利性结合；最早的理性演变为有限理性；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演变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统一；“经济人”假设的条件由最初的完全理想化，演变到与现实更加接近。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人”假设条件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理论研究，也直接影响到管理模式的变化。随着“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变化，管理理念更加人性化，更加重视兼顾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协调。这就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以人为本，尊重社会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与时俱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双赢或多赢。
边界
《国富论》的论述中，斯密“经济人”假设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利己本性，在经济活动中会导致人们完全追求个人利益而不会顾及其他人利益，但由于每个人的谋利活动受到其他人的谋利活动的限制．受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个人的这种利己行为最终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还说明“经济人”的道德行为。他认为，利己是目的，利他则是手段，先要运用利他这个手段，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同时，又提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的“利己心”，如果“利己心”过于强烈，就会侵犯他人的利己活动领域，因而每个人在充分利用利己冲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他人的利己性营利活动不受侵犯。要求“经济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行使自身合法权益时，不要越界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逮不是否定“利己心”，而是充分发挥利己的条件。《国富论》谈到，每个人基于“利己心”的赢利活动，只许在不侵害“正义规则”的限度内进行，这和《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遵守社会生活“一般准则”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利己”行为的度，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
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是指斯密“经济人”假设条件存在的“度”的界限。斯密“经济人”假设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经济人”必然是自利的，且不是孤立的。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利己心）是“经济人”行为的驱动力，“经济人”不能孤立的生存，只有在经济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交往，谋求私人利益。第二，“经济人”总是凭借所处的市场环境判断自身利益，努力使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经济人”唯一目的是追求私人利益，但最终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有良好盼法制和规则作为保证。第四，“经济人”追逐私利的手段和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变化，但其自利本性不变。综上所述，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应为：“经济人”的“自利性”边界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限度；“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亿”的边界应该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度：“经济人”的自利和利益最大化行为应该在法制和规则的约束之下，合乎伦理和遵纪守法。
位移
位移是物理学的名词，用来描述运动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的物理量。“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是指“经济人”假设条件在经济史发展过程中发生演变的过程和现象。在经济史中，西方经济学家孟德维尔、斯密、边沁、约·穆勒、西尼尔、李斯特、西蒙、马歇尔、庞巴维克、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都有“经济人”假设，大致划分为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广义“经济人”，他们各自对“经挤人”假设的条件都不尽相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因此，可以说自从“经济人”假设产生的第一天起，“经济人”假设的边界一直在发生位移。
（一）孟德维尔对“经济人”假设的启蒙
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劣行指的是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如果各个人都自由进行利己活动，可以自然而然地增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并且比有目的的活动效果更好。孟德维尔关于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大。
（二）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斯密确定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系统运用“经济人”进行经济分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在斯密之后，经过边沁、西尼尔、约·穆勒等人对“经济人”思想的进一步补充，基本形成古典“经济人”模式，为经济学进行分析和研究创造了科学假设和前提。
（三）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斯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经济学普遍继承，同时这一假设本身也在不断完善，最突出的体现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人”就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一是具有功利主义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获得自身晟大的经济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识和信息，恰当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经济人”一般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经济人”通常采取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等四种要素供给者的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引入数量分析方法解答了斯密没有解答的问题，比斯密的原始“经济人”前进了一大步。新古典经济学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经济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实现最大的满足和效率。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将斯密的“经济人”，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简单、可量化的“机械人”。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转化为只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因此，薪古典“经济人”的假设边界是：纯粹的“自利性”而无“利他性”，纯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无“公共利益”，没有社会规则的约束。
（四）广义的“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又称广义的“经济人”）比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更接近于真实社会，它的“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内容：一是人具有双重动机。追求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非经济利益包括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通常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二是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人们获取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导致人的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具有有限理性，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还追求利他主义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非经济利益，并且还有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说，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处在理想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由此可见，广义的“经济人”假设边界应该是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复归，并且是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自利性”和“利他性”共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同在，“经济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问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中，西方“经济人”假说是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个人主义的，与我国的传统的集体主义主流意识相差甚远，不宜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前提，没有“经济人”的位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承认“经济人”假说的前提条件，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经济人”假说是交易的起点，是市场经济的起点。“经济人”通过利他实现利己，利他是利己的手段，利己是利他的目的。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具有不同性质，但都是市场用“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仍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以，“经济人”假说同样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隐含前提。在市场上追求各自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应该表现出以下四大基本特征：一是自主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企业或企业联合体，通过自由、自觉、自主地趴事生产、交换、消费活动，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二是追利性。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三是竞争性。社会主义“经济人”在生产、交换、消费领域展开竞争，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培育和完善优胜劣汰的经济机制等。四是预期性。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可以概括为：“自利性”和“利他性”有机协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机结合，”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遵纪守法。
边界位移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直接导致理论研究的变化，把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也直接推进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一）“经济人”假设的理论演进
古典“经济人”是由斯密系统运用，经过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补充和完善最后奠定了经济学成熟的基石，但还存在一些缺陷。通过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等的批判和完善，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古典“经济人”模式为基础，吸收同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人”的理念。新古典“经济人”模式克服了经济学家以前对经济学世界的肤浅解释，从而可以细致分析市场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学从具有道德和政治属性的学科转变成浓厚工具性色彩的分析科学。“经济人”变成了赤裸裸的理性自私人。在新政治经济学运动中。以贝克尔、布坎南、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第三次抽象。广义“经济人”模式的特征：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经济领域以外很多社会领域，认为“自利”和理性选择不但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存在于市场之外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政治、婚姻、生育、非法活动等）。把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运用到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修改了“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假设，使“经济人”假设走出纯经济学范围，更具一般意义。“新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的历史伦理因素、社会道德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人”的范畴中，对斯密“经济人”思想进行更高阶段的复兴。
古典“经济人”思想的初步形成和运用成为经济学的基石，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推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新经济学家”对广义“经济人”的发展，使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由此可见，各个时代经济学家为了更有效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和各种经济现象，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就不断抽象、修正“经济人”假设。
（二）“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
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第一，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萌芽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X”理论。在这种管理方式中，管理者把人看作物件一样，忽视了人的自身特征和精神需要，只注重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提出了著名的“胡罗卜加大棒”的管理观念，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第二，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是“社会人”，从而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管理理论。梅奥等人根据霍桑实验提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更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物质刺激只有次要作用。而且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只有在顾全群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行为科学的产生，适应了社会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和企业劳动与劳动构成不断变化的要求，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不足。第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进一步把人看作是“自我实现的人”、“决策人”和“复杂人”，极力主张实行参与式、灵活多变的管理，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马斯洛“自我实现人”的假设，提出了通过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以不断激发人的潜能管理方法。西蒙“决策人”假设，从有限理性出发，使得管理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增强了管理的可操作性。沙因“复杂人”的假设，提出了“灵活多变”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要因人、因事、因环境而异。
由此可见．关于人的理论假设也就成了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出发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几乎都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飞跃；各种管理理论的不同，也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不同。 认真研究“经济人”假设及其边界的演变规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借鉴，保证各个社会经济主体实现和谐的利益分配结构。
（一）把握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中的“一般规则”，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
斯密认为古典“经济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马歇尔认为新古典“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理性特征，就体现在谋利行为必须在规范、制度的制约之下。在广义“经济人”阶段，把制度、法律、习俗等作为决定人们偏好形成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之中。
制度界定了“经济人”活动的空间和维度，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人”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由于在强化利益激励的时候，缺少健全的制度约束，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经济人”在强烈自我利益驱使下滋生寻租行为，侵害社会和他人利益。通过道德约束和制度强制性约束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使遵守道德和制度的行为与获得收益成正相关系。否则，对人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平衡，尤其对约束机制的缺失，就无法避免自利的“经济人”损人利己、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的发生。
因此，我们在认同“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时，必须引导市场各个主体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既要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还需必要的道德规范。目前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保证。
（二）把握好“经济人”假设的“白利”边界，有利于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因为：第一。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它的体制和机制运作的基础是人的趋利性，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要尊重经济规律，运用“看不见的手”，就要利用物质激励作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强化效益观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所以市场经济应该尊重“经济人”的自利假设，鼓励“经济人”竞争和获利最大化，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这才能够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和谐共处。第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追求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到目前为止，人们思想境界还远没有达到把为他人和社会劳动看作自己生活第一需要的高度，人们的劳动都直接或间接的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经济人”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形成的逻辑关系有力证明了，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但是，一定要防止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既尊重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又尊重和保护其合法的自身利益，每一个市场主体劳有所获，劳有所得，才能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三）“经济人”假设中的“理性”到“有限理性”假设边界的位移培我们的启示——完善社套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经济史上的“经济人”假设发生了三次变化，“经济人”假设的边界也随之发生位移。“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过程中，“完全理性”演变为“有限理性”，“完全信息”演变为“有限信息”，“经济人”活动的范围由经济领域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斯密的“纯经济人”变成了“社会人”，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发生位移和变化，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联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启发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这是当务之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利己和利他结合，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兼顾，经济和道德一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如果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的规范和基准，就可以澄清目前的许多混乱思想，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有助于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四）准确把握“经济人”假设边界，可以提高我国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在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实践中，不仅要通过“经济人”的经济作用刺激公务员的“利己心”，产生激励作用，而且还要制订和执行有效措施对”经济人”的负面影响进行遏制，保证产生“利他”的行为效果。经济人假设为我国行政管理提供以下思路：一是应该重视公务人员的物质报酬体系的建设。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是公务人员，通过“经济人”假设边界可以有效理解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动机，尊重公务人员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公务人员的物质报酬，尽可能满足公务人员的利己心，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应该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制约公务人员的“经济人”负面行为，保证公务人员能够利己和利他行为合理并存。在认可“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公务人员“经济人”政策的负面作用，严格制定健全的政策规范，依法行政，明确约束公务人员的行为，防止负面行为产生，促进公务人员更好地实现利己和利他行为的高度融合，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三是公共行政逐渐引人市场机制，减少公务人员“经济人”负面行为发生的几率，缩小政府直接管制范围。现代公共行政包括授益性行政（如社会福利、低保、行政救助、社会保险等行政活动）和服务性行政（如水电、通讯、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政活动），授益性行政服务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提供，服务性行政服务可以引入商业化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缩小政府直接管理范围，消除公务人员寻租的滋生温床，推进“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最后实现“有效政府”。
（五）把握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中，利己与利他一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相联，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应该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相互交往的各方，都应获得相应利益，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因此，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建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关心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目前应采取切实措施，做好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低保”等工作；做好农村的扶贫工作，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尽快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9. 在微观经济学中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在微观经济学中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
是理性的行为
但也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
应该在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下达到自身的优化
而不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

10. 经济学中有三种动力机制分别是爱，命令，自利。那这三种动力机制分别适用于什么规模的团体呢求大神帮忙

团结的 独立的 请给我一个好评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