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中等收入陷阱

㈠ 简述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并分析其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间，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为14477美元，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仍然不是发达国家。
经济学家认为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http://ke..com/view/892575.htm

㈡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2)发展经济学中等收入陷阱扩展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

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㈢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㈣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用来形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后的特别困境。其原理简述如下：贫穷国家或曰欠发达国家虽然处境艰难，但因为贫穷，它们却可能天然拥有某些经济学考量上的“比较优势”，比如低工资。这样，出于减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更大回报股东的原因，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些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主动或被迫迁移到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贫穷国家，为自己拿到更高的利润率与资本回报率，效果上也为贫穷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缴交了税金，并激发了当地人市场意识与相应实践...于是，贫穷国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脱贫兴业，而逐步成长为典型的 '中等收入国家'。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众收入的增加，该国家原有的产业比较优势可能风光不再，随着低端产业的利润增收也进入瓶颈，国民收入也进入胶着阶段。更高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与服务不仅仅要求更多的投资与更高水准的人力资源（工资也相应高），更要求丰富、持续的独有创新与变革，以及训练有素的认识更专业的管理，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整个发展模式的变革。这些，对于一个仅仅是实现脱贫的社会来讲，难度非常高。多数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如马来西亚）就徘徊在这一水平，难以提高。而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本身，就是《时代周刊》亚洲商务记者Michael Schuman在他一篇近文《逃出中等收入陷阱》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一文中首先使用的。
韩国，是全球经济体中被这位记者看作最成功逃出陷阱的一例。尽管如此，我前些日子读一个欧洲国家制订的世界经济发展排名，在大类中还是把韩国列入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情况大约不是主流了，但还是有。
中国这样的资源相对贫瘠大国，能够养活13亿人，实属不易，可以想象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极高，跳出很难。但即便如此，显然太值得想方设法跳讲出来 -- 诚心希望教育深化改革，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种种弊端，开辟更多创新空间，鼓励更大程度社会横向纵向流动和多样性人才成长。教育在中国国民心中的地位非常之重，在西方主流学者眼中，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民族跳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惟愿这一代两代的朝野有识之士，应当鼎力扛起改革教育，挑战陷阱的使命，则这个国族展开的表现，应当不在韩国人之下。

㈤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会陷入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它的产业结构不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其结果是，这样的国家既不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DP能否达到12196美元（或122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 劳动力成本 竞争力 拉美 中国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获得120万条结果。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通过检索因特网，我们发现，世界银行在2006年11月出版过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曾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3个报告中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能密集、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的制造业；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 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

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生产一般性出口产品时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起能够生产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商品和劳务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无法向更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不断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进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从大宗商品生产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过渡。

帕斯还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发现自己难以在低工资密集型生产领域与中国竞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尚未培养出能在高生产率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生产能力。其结果是，它们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是仅仅指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如何对产业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这一文章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时写道：“富国自夸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则认为自己拥有最低的工资，而中等收入国家却既没有最好的技术，也没有最低的工资。” 言下之意时，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这一文章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制度建设来避免陷入这一陷阱。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却被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在2009年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作为高收入经济体，996美元至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这一指标，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们还断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为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2011 年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了世界银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为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12276 美元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否大于一个具体的数字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时间状语。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很难想象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不利地位。

第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6美元；2011年，由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12276 美元，因此，跳出这个“陷阱”的高度上升了80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线是否发生变化，不论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此其一。其二，因为世界银行为高收入经济体确定的指标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

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1美元）或12194美元（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12000美元（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196美元）可被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吗？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或许会有一些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如将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又如，2009年利比亚的总人口是642万，国内生产总值为58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91589美元。 由此可见，利比亚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假设2011年的战争提前到2009年爆发，再假设这一战争使利比亚的人口减少160万，那么利比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达到12199美元。 一场战争居然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岂非令人捧腹大笑。

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13亿。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在2009年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指标（12196美元）还是参照2011年确定的新标准（12276 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足7万亿美元。从7万亿美元增加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确定高收入的指标必然会“水涨船高”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常被当作反面教材。例如，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主要是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不难找到。

第三，当年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一千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 在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而今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又被奉作有力的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曾在创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委内瑞拉）的是（经济上的）毁灭，……石油是魔鬼的兴奋。”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