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分支,致力于把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经济制度。它认为,实回际的社会经答济目标是假设的,而不是由经济分析所决定的。例如,从福利的观点评价一种经济制度的作用时,首要的社会目标可能是: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适宜的生活水平,而这种生活水平决定于人们的爱好和抉择并只受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方面的限制。福利经济学通常认为,最好的答案是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而不是让某个人或某个厂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福利经济学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要这一领域。在收入分配既定的条件下,只有竞争性的边际成本定价才会使资源的分配使用达到最优状况。只有在所消费的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换率与这两种商品在生产中的边际变换率相等时,才有可能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对生产进行最优调整。
㈡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命题是什么
庇古福利经济学主要涉及的两个命题是:(1)国民收入的大小;(2)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况。。首先,庇古把“福利”区分为一般福利和经济福利两种。前者指人们对一般的欲望、感情和知识等方面的满足,这已是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后者专指同人们经济生活有关的效用的满足,这是可以用货币直接或间接衡量的福利,也就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所论述的“福利”。庇古认为这种福利“对全社会总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用马歇尔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原则来衡量个人的经济福利,然后加起来形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为衡量经济福利,庇古提出了边际效用基数论,他认为,福利在于满足,满足由效用表示,而且,满足或效用可以用人们为获得它们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来计量。他又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于增加的单位商品量所得的效用会越少,因而他对所增加的单位商品量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会越少。一个人为了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效用,需要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货币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使多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商品的价格成比例。
㈢ 庇古和凯恩斯在哪些方面为后来福利国家理论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依据
英国经济学家阿赛�6�1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基数效用论”为其研究出发点,认为社会的福利将随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和 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增大。4′依据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货币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一些给穷人,就可以增加货币的 总的边际效用,从而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2′他的论点为后来的“福利国家”理论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依据。
㈣ 为什么说庇古是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完全是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的基础上,讨论福利概念以及与福利有关的各种理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马歇尔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经济学,决定了这一学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首先,他所谓经济福利是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认定效用可以衡量,这是他的理论的根本错误。他以为采用马歇尔的办法,即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就可避开效用衡量的难题。但是,马歇尔所分析的对象常是占个人总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货币支付量,尚可勉强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为常数。而庇古的研究的对象是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就不能再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为常数,特别是他注重分析货币在富人和穷人间的转移,并以他们对货币的边际效用的变动为理论根据,如再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为常数,结果就会自相矛盾。其次,马歇尔体系虽从效用出发,但事实上大都从分析供求价格出发,等于是直接考虑货币价格问题。而庇古的研究主题是经济福利,必须从真实条件着手,于是如何将真实的经济福利转算为货币福利,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效用及其衡量问题。再次,他的理论以完全的自由竞争为前提,但又提出由国家采取适当调节生产的措施,将会增加社会福利,从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总之,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在实践上仍属于一个“理想”状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没有改变人们对经济福利问题的思考方式。但是,他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的产生,因此,庇古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㈤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哪种理论的发展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完全是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的基础上,讨论福利概念以及与福利有关的各种理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马歇尔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经济学,决定了这一学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他所谓经济福利是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认定效用可以衡量,这是他的理论的根本错误。他以为采用马歇尔的办法,即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就可避开效用衡量的难题。
㈥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英语:welfare economics)是对经济体系的规范性分析,即经济运行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等问题的研究。
福利经济学在简单的自利人性的假设下,设定评价人类行为效率或效益的唯一标准是效用,它以如此简单的联系来评价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确认人必定以自利的行为来谋求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
(6)福利经济学庇古扩展阅读
福利经济学的原理
福利经济学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既符合帕累托最优效应。
在福利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政企合作改善小餐饮经营现状,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根据帕累托最优的福利标准,如果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能够使得一部分人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又同时保证没有其他人的福利因此受到损失。
㈦ 如何理解庇古《福利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福利也越大;收入越平均,福利也越多的观点。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 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②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认为,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纯产品,从社会角度衡量和从个人角度衡量并不经常相等。当边际社会纯产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品时,国家应当通过补贴扩大生产。当小于时,国家应当通过征税缩小生产。只有每一生产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品都相等时,才达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他认为自由竞争可以使边际社会纯产品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他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广到货币上来,断言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他所说的收入均等化,就是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㈧ 庇古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该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它将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系统化,标志着其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它对福利经济学的解释一直被视为“经典性”的。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福利经济学》共四篇。第一篇,“福利与国民收入”;第二篇,“国民收入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第三篇,“国民收入与劳动”;第四篇,“国民收入的分配”。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一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全书的中心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福利。
㈨ 福利经济学的历史发展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世界、首先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 算。边沁把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定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 标。
帕累托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 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 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