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看待经济学以功利主义为基础
我们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人视为只关注个体利益而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它只遵循行为功利主义原则;与此不同,社会学等学者却特别强调个体行为会受到文化的、心理的、习俗的、制度的等因素制约,因而其遵循的是规则功利主义。正因如此,尽管人是社会科学各分支共同的研究对象,但它们对人性假设的设定却是迥异的;只要稍微罗列一下,就可以发现对人的假设是众说纷纭的,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社会人和政治人、理念人和从众人、原子人和社群人以及等级人和契约人等。那么,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人性假设?在这么多的人性理解中哪个又更为合理、真实呢?其实,西方社会在人类行为目的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主义传统:一是道义论的,它强调,个体行为应该与社会体现善的规则相符合;二是目的论的,它主张,善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实现最大化的目标。而且,这种二元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不仅关注个体利益,而且也关注集体利益;当然,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也就是千百年来西方学者不断求索之巅。
一方面,集体利益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关注之所。事实上,尽管自古希腊就开始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它不仅形成了从个体出发观察世界的思路,而且将个体视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但是,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经济活动都是从属于伦理活动的,强调的都是城邦或教会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例如,尽管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启蒙运动强调个人的世俗快乐,从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但是,基督教教义也包含了强有力的社会因素,如它认为,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就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仁慈的社会当中,从而建立了严格的道德共同体——教会,很多信徒也都乐于在监狱或医院里进行奉献,都热衷于慈善和福利事业。而且,即使启蒙运动最终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大发展,并把追求个人利益视为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但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根本关注的还是公益,他们相信,社会进步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特殊个人的快乐,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因而公意代表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终极抱负及其终极力量。
另一方面,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是困扰学者的千年难题。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大量的学者就充当了哲学王的角色,努力设计出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制度。例如,古希腊思想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一是关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为此,古希腊城邦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组关于如何把善秩序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表达,其目的就是促使城邦成员享受最善的生活。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难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以致成为现代制度设计的症结所在。譬如,当基督教教义取得了支配权后,西方社会明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人文主义的传统,偏重的是社会(基督教世界)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样,随着生活世俗化的发展,个人利益日益得到重视,但这种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只是从宗教层面转到了世俗层面,以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重新成为众多知识份子的奋斗之所。
正是由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二元主义人性观,那么,基于观察的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就有所差异;例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而孟德维尔和洛克则强调不一致的背后潜藏着和谐之处。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对两者关系的解读和认知之不同,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乃至经济学的各流派在人性假设上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一者,在经济学中,首先是休谟对基于个人行为的乐观主义理想作了详尽的综述,而斯密借助“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对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作了精确的描绘;事实上,人们总是将经济人假设与亚当.斯密联系起来,其原因就在于斯密的“无形的手”是如此深入人心。二者,在政治学以及法学界,自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作了开创性工作后,边沁承袭了强大的个人主义将危害二元主义平衡的看法;因此,他特别强调了人们利益之间的冲突存在,并完善和系统化了功利主义学说,从而为立法和道德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因为从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乃至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西方的道德哲学都是注重社会利益,因而兴起与此事的功利主义原初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但是,后来却衍生出了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两种内涵,其中,行为功利主义将个体的乃至一次性的行为功利量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在此基础上又逐渐衍生出了经济人假设。那么,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如何分化而殊途发展并最终形成经济认知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文明之迅猛发展以及相应的竞争之日益加剧,激烈的世俗利益的争斗使得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关注不断加深,这促发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信条,这在探究物质生活领域的经济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同时,一旦经济学将其研究主要集中到个体的利益上来,就开始热衷于采用工程学的分析思维,从而导致自然科学化的科学分析范式在经济学中逐渐偏盛,最终抽象出了经济人这一假设。是以本文力图对边沁的功利主义重新作一梳理,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阐明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演化过程及其特点,二是以此来探究人性假设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过程。
Ⅱ 如何理解功利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专求“最大幸福”(属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以边沁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要求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计算,因而把经济学叫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在《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Ⅲ 曼昆《经济学原理》里说自由主义要求的收入再分配比功利主义者多,为什么啊
我只略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Ⅳ J.S.Mill是谁只知道他是个经济学家````
穆勒(John Stuart Mill)生为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兼行政官员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的儿子,是幸或不幸,至今见仁见智。他1806年出生于伦敦,未离即摇篮之时,已开始在父亲手中接受教育。以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标准视之,小穆勒可谓毫无童年。老穆勒显然认为年幼无碍艰深的学习。穆勒15岁读边沁著作(法文版),但更早几年就已进入这位伟人的谈话圈子。穆勒不曾打过板球,少年时代被逼着在功利主义伦理学、古典经济学上表现早熟的聪明,并且熟读历史。到了20岁,穆勒的书本学问大概已多过绝大多数人毕生所有。有人因此说穆勒的心智全是后天制造,或者,至少说他所受教育使他的心智过于容易受外在影响左右。穆勒的著作显示他的心智有非比寻常的开放(孔德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例子),穆勒也在无意之中提示这一点:他诚实交待他思想论点的来源,并且希望世人知道,我们在穆勒名下读到的东西其实是他与妻子海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合作的成果。然而这决不是说穆勒心灵开放而脑子空空。外来影响多,有人为所淹没,有人能容而大;此外,浪漫主义标榜不教而能、遗世独立的天才,颇失浮夸,有人却据此天才观念评断穆勒,说他的思想是二手思想,因此是二流的。
穆勒20岁那年,洒了观念史上最有名的一场眼泪,《自传》所述,今日读来,仍然很难不感动。穆勒是哭他错过的少年,还是哭他早年信奉的功利主义已不能作为人生圭臬,至今仍非完全清楚,不过,这场危机之后,穆勒将感情、感觉的教育与培养列为哲学激进主义(Philosophical Radicalism)的要务,勇敢努力将功利主义与麻木不仁的理性主义分开来。
23岁,穆勒随父亲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至1858年退休。印度叛变(Indian Mutiny)平定之后,英国国内抗议囚犯所受待遇者不过数人,穆勒其一。穆勒单凭知识精力,即足为杰出的维多利亚人。当代所有思潮——浪漫主义、实证主义、政治经济学、选举权问题(包括妇女投票权)、节育、社会主义(穆勒对巴黎公社社员颇有宽厚之言),都在穆勒脑海会合。1865年至1868年,他担任国会议员,代表威斯敏斯特。论自由(On Liberty)1859年问世,海丽特·泰勒前一年去世,其时穆勒已是当代首屈一指的社会科学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导师。他1873年去世于阿维尼翁(Avignon),也在那里安葬。
注:约翰·穆勒即约翰·密尔,本文摘自《西方政治思想史》,作者〔美〕约翰·麦克里兰(J.S.McClelland),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次印刷。
Ⅳ 专硕和学硕那个好
1、招生考试不同
学术型硕士的招生考试只有年初的“统考”,而统考以外的专业考试则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专业硕士的招生考试有10月份的“联考”和年初的“统考”两次机会,考生可以自行选择,
而这两大国家级别的考试的专业考试,也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GCT在职硕士是参加10月份的联考,全日制专业硕士跟原来全日制学术型硕士考试时间一样,都是每年一月份初试。
2、学制不同
从学制来说,全日制专业型硕士一般2~3年,其中不少于半年的实习期;而全日制学术型基本上以学习理论为主,学制一般为3~5年。而在校的主干课程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生活、学习与导师培养方式等等都没太大区别的。
3、招生条件不同
国家2009年开始新增的全日制专业型硕士与GCT专业硕士不是同一个概念,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招生的条件与以往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相同,没有要求工作经验,应届生可以报考。
4、培养方向不同
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普通硕士教育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为主,授予学位的类型主要是学术型学位;而专业硕士是具有职业背景的硕士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
学术硕士毕业后主要是去研究所搞研发工作,而专业硕士主要是进入企业发展,就业更灵活,发展空间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