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幸福关系

⑴ 用经济学幸福定律谈幸福

什么“经济学幸福定律”，这是大忽悠

⑵ 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概念是20级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幸福计划”，在不同的时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使人生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在这个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 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一个数字之中。GDP增长模式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国民幸福指数”（GNH）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近年来，发达国家也开始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进而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则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简称MDP)，日本的“国民生活快乐指数”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Gross National Cool简称GNC），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的研究。总之，普遍认为：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要重要。

⑶ 幸福经济的幸福经济学

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的幸福经济学范式由我国著名学者陈世清先生在其所著的《对称经济学丛书》和《绿色经济丛书》中创立。在该丛书中，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格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
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解决“幸福悖论”的根本途径，是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对称经济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对称经济学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对称。对称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作为主体经济学的对称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使经济学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幸福经济学是以人的幸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标准、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和价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值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也就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理论模式的幸福经济学范式或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以上内容摘自陈世清《对称经济学》，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3）

⑷ 讨论从经济学来解读什么是“幸福”

这只是从GDP方面片面来看幸福的，就以我国现状来看，我国每年GDP增速9%以上，可是专你能感到幸福属吗？经济学不但要求效率，还要公平，虽然我国GDP9%以上，但我国基尼系数近0.5（国际警戒线0.4），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单单有地有钱，有衣，有钱，而贫富悬殊过大人们依然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效率与公平”这个经济学楼主有兴趣可以从网上查查。。。

⑸ 快乐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和福利概念，强调了除收入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进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主张。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快乐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早期的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经济学家的精心理论浇筑下，用货币单位（monetary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而展开。尽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其他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这种假设看似一种退步（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现实选择中才能够发现他们有关偏好和福利评价的真实信息，假设的问题或模拟的场景没有经济学意义），然而快乐经济学争辩道，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偏好实质上只是在诸多都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进行选择，它提供的信息同样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让人们明确地说出真正导致他们快乐的原因或不快乐的障碍，才能够发现现实世界同一个理想世界之间的真正距离。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survey）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其中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快乐吗？”“哪些因素导致你快乐或不快乐？”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响快乐的多重因素

快乐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或取代传统经济学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强调了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期望值、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在这些方面，近10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例如，阿莱西那等学者（Alesina,etc.,2004）发现在不同国家公平和快乐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布兰切伏劳等学者（Blanchflower,etc.,2004）对20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快乐水平进行研究，发现总的快乐水平下降，黑人的快乐上升，白人妇女的快乐下降，快乐随年龄的增长呈现U型曲线，并且，他们试图确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例如，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价值大约为100,000美元/年，而失业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价值60,000美元/年。克拉克等学者（Clark,ect.,2004）发现失业会导致严重的不快乐，即使存在足够的失业救济，人们也不会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显示的那样主动地选择失业，摩擦性失业并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无害。艾格斯等学者（Eggers,etc.,2005）探讨了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给人们的快乐造成的负面影响。格拉汉姆等学者（Graham,etc,2002）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不稳定同快乐之间的关系。维恩霍夫等学者（Veenhoven,etc.,2005）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快乐数据库，对各国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他们的数据显示，由于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的快乐水平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

这些经验研究对快乐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快乐经济学更加倾向于主观效用论，它们认为人们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观点尽管在历史上也受到客观效用论的挑战（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快乐理论就是建立在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因为收入更加客观和容易衡量），但由于当代的快乐研究采用了实证的大样本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因此相对于历史上的纯粹理论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次，快乐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快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罗加斯（Rojas,2004）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预期。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拐点”理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反过来又导致快乐水平下降。这意味着，要想在长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也并不像我们预想中那样高的原因。

再次，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收入和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财富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同样，相对于非金钱的损失而言，人们更容易适应金钱损失带来的痛苦。然而，现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质奖励和惩罚的基础上，在快乐经济学看来，这显然降低了奖励和惩罚的长期力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Kahneman,etc.,1999）则发现，同样数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获得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因此，至少不要让人们变得更差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后，快乐对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发现，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工作动力和收入，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相反，快乐的人在工作中的业绩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显示了不论在社会还是在企业中营造快乐的氛围的重要性。

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内涵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首先，幸福快乐，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既然收入和GDP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么，我们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冒着过渡竞争、环境恶化、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最终耗尽地球的风险，去追求自己的、本国的收入和GDP无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义。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具有一种积累财富的本能，然而，我们在这样做时，却往往并没有思考这样做的意义。

其次，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财富更加全面的指标。快乐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指标体系来代替GDP，以反映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变化。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已经被联合国的年度发展报告采用，丹尼尔·卡纳曼更提出应当建立国民快乐账户（NationalWell-beingAccount）来取代传统的GDP，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我国各级政府也已经开始考虑用类似于HDI的指数来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

再次，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如果仅仅以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如功利主义秉持的加总原则那样，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弥补的。除非这种不公平是在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并因此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效率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公平不需要通过增加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价值。著名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中指出，由于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安排，并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扩大公共开支势在必行。

最后，政府负有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义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密尔在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修正时说，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快乐，一种是高尚的快乐，另一种是低级的享乐。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政府不是消极无为的。它负有引导并教育人们追求高尚快乐，拒绝低级享乐的责任。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根本途径，是对抗自由主义及个人选择的有力武器。当然，这种教育应当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其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阐释的非功利、无目的的教育、将人变为真正的人的教育。

幸福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的决策主体对其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的选择（权衡）的学问。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子集，而不是心理学，或其他；既然把它划定为经济学的分支，就必须遵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分析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所有的幸福经济学理论都是由这个基本假设导出来。

⑹ 经济学家解读什么是"幸福"

难道没有情情爱爱，只有金钱地位和一块空虚的住所就是幸福么？未免也太狭义了吧

⑺ 请问经济学： （1）效用÷欲望=幸福 （2）效用÷幸福=欲望 （3）欲望×幸福=效用 这些内容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列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如果人的欲望是既定的，效用越大就会越幸福。效用是人从消费物品与劳务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效用也是一种心理感觉，有欲望而得到满足就是效用。效用要消费物品或劳务才能得到，消费物品与劳务要有收入，从这种观点出发，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并不一定幸福。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人的幸福中由金钱带来的幸福仅仅占20%，甚至更少。对低收入者，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对高收入者，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就要淡得多。 其实人的幸福并不是效用或收入的一元函数，而是一个多元函数。决定幸福的不仅仅有金钱，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美满的家庭生活、带来乐趣的工作，受到别人和社会的尊重等等。如果人的效用是既定的，那么，欲望越大，人越不幸福。如果欲望无限大，有多大的效用也不幸福。幸福是人的一种感觉，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感觉。人的感觉往往与用以比较的参照物有关。因此，幸福是相对的，和谁比反映了一个人欲望的大小。要想更幸福，必须增加效用，或降低欲望。从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来看，控制欲望也是获取幸福的一种途径。人贵自知之明，最大的“知”是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不是今天想要这个，明天又换成了那个。所以，知足长乐。作为讲师，更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而倒推出现在应该怎么过，应该接多少课。要想幸福，控制欲望比增加效用要容易，订立终极目标比与别人比较更容易控制欲望，获得幸福。”

⑻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幸福是什么

这个是经济学抄基础问题，打个比方，你现在肚子饿，那么你吃一个馒头会感觉好受一点，这就相当于你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在经济学里叫做效用，但是等到你吃第十个甚至更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让你感到某种满足，因为你吃不下了，这个时候效用就是负值，不能给你带来满足，那就是不幸福。

⑼ 如何理解金钱和财富与幸福的关系 经济学

价值不等于财富，李嘉图说政治经济学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把价值等于财富

⑽ 什么是幸福经济学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 传统经济学出于衡量的方便而以客观的财富和收入作为主观快乐的近回 似等价物。这种替代答一方面使得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成功， 另一方面也使它受到了部分学者和民众的批评。近年来， 一个专门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 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综合运用经济学、 心理学和 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 效用 和福利概念， 强调了除收入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 进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主张。 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