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里根经济学”适合中国吗
指里根总
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
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1]
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② 分别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国、苏联为改变现状寻找的新途径及其效果
中国：
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带后富”政策和中央作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后，就开始酝酿选择优先开放和发展的地区。根据我国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中央首先把东部沿海地带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开始，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区域逐步扩展。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大形成为南北全线的战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从而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
与此同时，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开始专门制订地区发展战略。“六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沿海、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明确提出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和带动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把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到战略高度，为制定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七五”计划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以三大地带梯度推移为主要内容的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计划。按照该计划，20世纪最后十几年国家投资重点首先集中于沿海地区。“七五”计划还要求沿海开放地带要着重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明确提出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1979～1987年近1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在邓小平关于“部分先富带后富”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日趋酝酿成熟。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1]大会强调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开放地区应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领导人根据对外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于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1)沿海地区应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2)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3)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同时，为了有助于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报告强调：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战略意义。”[2]
1月23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3]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体会议同意上述构想，并决定把它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部署。3月25日，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p.160)并将它列为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至此，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最终确立。
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1988年初，有学者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4]，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经济的高度增长，必须加入“国际大循环”，即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外向型经济，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外汇资金。据此，国内外一些人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称为“国际大循环”，或认为其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含了“国际大循环”，构想的一些合理观点，比如，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有利时机，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是这两者不是等同的。
“国际大循环”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侧重解决工农业二元矛盾和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共中央提出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则是邓小平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各地区共富思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展开。包含以下两方面重要思想：
第一，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并对内地产生辐射作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具体说来，就是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优势，抓住国际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有利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把部分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内地，把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经济信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移到内地，发挥对其他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1984年3月，邓小平提议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即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提出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并指出：这“是解决我们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我们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之后，仍然是促使经济持续高涨的一项重要措施”。[5]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对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存在着狭隘的理解：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往往只注意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和组织国内建设这一面，而对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则重视不足。“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转变，对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有重要意义。
1985年1月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认为，将沿海地区逐步开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不但可以使沿海经济加快发展，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地区，而且可以使内地和沿海的优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和繁荣”。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从而有效地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密切结合起来，解决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关系问题，使我国经济全面振兴，人民普遍富裕起来”。[6]
中共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重大决策，构成了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988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外投资的扩大，为我们进一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沿海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p.161)报告强调，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地带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更加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并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的改革；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走在前头，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势，实行“两头在外”，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增加出口创汇，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要特别重视利用沿海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和现有乡镇企业的基础，发展外向型企业和创汇农业；大力发展沿海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向内地转让技术、管理经验和输送人才，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pp.161-162)
第二，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使其率先发展起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中央总结和反思建国后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经济地区分布不平衡性的特点，开始改变过去优先发展内地的战略，逐步实行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其突出特点是实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政策，对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资外贸、价格等政策倾斜，以打破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沿海与内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很不相同，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沿海地区经济过去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建国以后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个关系摆得不够合理，没有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果。当前，国际环境、国内情况都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把沿海的经济建设作为重点，从各方面支持其发展得更快一些，并以此为阵地支援内地的开发，推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6](p．647)
“六五”、“七五”计划都明确实行了这一政策。“六五”计划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内陆地区应该“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7]“七五”计划指出要从过去强调平衡布局、重点发展内陆地区，转变到按三大地带东中西的序列，分阶段、有重点、求效益地展开布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以至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区的准备”。[6](p.810)“七五”计划还具体规定了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东部沿海地带要通过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和努力开拓新兴产业、开拓新技术领域等措施，加速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振兴。
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决策。
首先，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而且要促进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许多学者认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这只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沿海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必然为内地腾出部分原材料和国内市场，进而为内地的发展创造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促进改革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有力措施。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同时又是推进整个改革的外部动力。中国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得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沿海经济率先外向，就要率先改革，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让新体制更快地成长起来。这样，沿海就应该成为探索改革、带动全国先行区”。[8]
其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是区域性战略，而且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战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曾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人认为它是全国性战略，也有人认为它只是区域性战略。从上述可知，它不单是区域战略，而且是关系到全国的发展战略，是贯彻邓小平“部分先富带后富”和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步骤，也是中共十三大经济总体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在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1](p.21)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全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落到了实处，不但明确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抓住了带动内地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从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三者既在地域上相对分离，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没有沿海的率先发展，中、西部的发展和开发就受到财力、物力的制约；反之，没有中、西部的发展，沿海的发展也缺乏后劲。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就是说，正确处理三个地带的发展关系，也就成了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使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共同富裕”。[6](p.809)因此，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关系到各地区和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实践证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有的思想，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可能绝对了一些，但从其基本精神和总的方向看，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符合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
美国
当时美国经济面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将使得经济计划相当难以预料）以及20%的银行利率（使得大多数人难以抵押贷款），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劳工的平均时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税率平均则高达67％。国债则将近1万亿元。
里根的经济政策
里根在经济上被视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主张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
具体措施
里根第一届任期的主要目标便是复苏美国的经济，当时美国经济处于所谓的滞胀（经济发展停滞加上高通货膨胀）。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联邦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
为了解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支持了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戏剧性提升银行利率来达成减缩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计划。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描述当时里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货膨胀，金融的管制和短暂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里根利用紧缩货币供应配合全面减税的方法来刺激商业的投资（依据里根的说法：“芝加哥经济学派、供应面经济学，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称它为里根经济学，直到它开始生效为止...”）。里根的对手嘲笑这是“巫毒经济”、“涓滴效应”、和“里根经济学”，但里根成功的展开全面减税，1981年推行的减税法案规模是美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减税不但将所得税率大幅降低，也消除了税赋制度的许多漏洞。
为了终结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的供应，使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几乎打破了大萧条的纪录。然而，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开始了戏剧性的茁壮复苏，这波经济成长还继续维持了好几年，直到里根任期结束前都还未停止，成为美国史上为期最久的经济扩张，原本高涨的失业率于1984年中旬已经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数字，并且在接下来几年里也持续下降。
里根政府主张减税帮助了经济的复苏、制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最终将使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军事战略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则导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
米尔顿·佛利民提出了里根任内每年联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纪录了联邦政府每年发布的法规与管制公文）的数量来说明里根反对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自从1960年代以来，每位总统每年的联邦公文数都持续增加，但在里根上任后发出的联邦公文急遽减少，证明了里根对政府管制的反对态度。联邦公文的数量在里根任内都只维持小幅度增长，直到里根离任为止才又开始大量增加。
当时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则反对里根如此减缩社会福利和其他国内的支出。一些批评家则认为，里根这种将预算大幅投注军事产业的政策事实上属于古典的凯因斯经济学，并认为接踵而来的经济成长并非减税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结果。
由于警觉到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里根指派了阿伦·格林斯潘领导社会福利改革，拟出了减缓社会福利支出的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从社会福利取得的津贴也会随之缓慢增长（也配合著逐渐增长的国民平均寿命），使这套制度在接下来50-70年内不会超出政府的负担能力。这套计划也借着提升社会福利的工资税比率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由国内和国外贷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从1963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在1988年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里根的经济政策拉大了贫富间的差距；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另外，里根在1983年3月23日发表“星球大战”演说，1984年，战略防御计划组织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SDIO) 成立，由曾任太空总署航天飞机计划总监的詹姆斯·亚伯拉罕森将军 (General James Alan Abrahamson) 任首任局长，以统筹整个计划---启动了SDI计划，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该计划后来刺激了美国新型经济区的发展---如加州，为后来克林顿时代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不过该计划在短期并没有解决任何经济问题
苏联
国民经济中：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比例过大，轻工业比例过小，造成维持国民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供应量不足。
内因：苏联政府过分注重重工业发展，忽视了轻工业的作用
外因：国际政治形势处于“冷战”后期，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与之展开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③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④ 里根经济学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来源于“供给侧经济学”（或供给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把减税作为核心政策主张。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之后，里根总统把减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内把最高边际税率从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经济学”甚至认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税。这种主张可以追溯到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的政策实践，柯立芝总统因此被视为“供给侧经济学之父”。从历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来看，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党派差异，而减税是美国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主张。到了小布什时代，“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再次大行其道，对富人大幅度减税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随着小布什任期的结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世界经济。
“里根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具有很大差异。1980年，美国城镇化率为73.74%，服务业增加值达63.57%，服务业就业比重为65.70%，这些指标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标志。相比之下，我国2014年城镇化率为54.41%，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为48.2%，就业比重为40.6%，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次，从政策提出背景来看，“里根经济学”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滞胀”现象；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是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虽出现下调趋势，但在国际上仍是高增长国家。以上两方面差别决定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是一种幼稚的看法。经济病症不同，政策药方自然也不同。
从政策手段来看，“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减税（特别是对富人阶层的减税）。而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作用，发挥各类政策“组合拳”的合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从实施结果来看，“里根经济学”尽管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也产生了长期性的副作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另一方面，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收入分配明显倾向于富人阶层。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并没有明显上升，表明美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成果较少地惠及劳动阶层。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共享发展。
⑤ 为什么中国现在不能搞“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指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版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权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这个问题你可以网络——为什么中国现在不能搞“里根经济学”，会看到一些专业人员的回答，没必要在这里问。
⑥ 里根经济学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供给侧相于需求侧涉及供给各面世纪70代发轫于美供应派供给侧经济研究先声并约10间名根经济基础
供给派认产增决定于劳力资本等产要素供给效利用企业提供产要素事经营谋取报酬报酬刺激能够影响经济行自由市场自调节产要素供给利用应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素
供给派主要代表物拉弗供给经济解释：提供套基于企业刺激析结构随着刺激改变行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避政府结构任务于使用其职能改变刺激影响社行
⑦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变迁(1000字论文 史论结合)
因为西方忙碌战争，放松对华经济侵略，导致短暂民族经济复兴！
⑧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不比美国好
一、美国经济发展历程（这里主要研究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一）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我们不得不想到此前的1929~1933的经济大萧条，大萧条从美国蔓延到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极大的恐慌，其源于1921年哈定总统上台到1933年胡佛任期结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1.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例。1934年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新政”，对经济实行强力的国家干预，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首先挽救银行，然后开展农业复兴和工业复兴，制定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劳动者的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开展大规模救助，联邦政府兴公共事业，实施美元贬值鼓励出口等。罗斯福的新政，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了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可行途径，也就是大力发展非法西斯主义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杜鲁门沿袭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并从法律上承认并肯定这一政策。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开展“公平施政”，在经济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杜鲁门总统签署并由美国国会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该法案第一次在美国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联邦政府有责任运用他所拥有的一且手段干预经济，保证最大限度的就业以及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在法律上把促进经济繁荣、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威政府责任赋予了联邦政府，这是在法律上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肯定，在美国历史上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1]前后2人5届20年，体现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并取得明显效果的试验，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放任的，仍需政府的宏观调控。3.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1953~1961年）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担心新政以来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无异于“滑向了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极力试图回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状态），但美国的现实情况最终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新政以来民主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胡佛时代的新共和党路线——一条中间路线。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为通货膨胀，所以主要的货币政策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当经济萧条时也启用扩张性货币政策。4.肯尼迪首次正式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的实际转变。1961年，民主党肯尼迪入主白宫。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以减税为主的长期增长式财政政策，同时实行以反经济周期和刺激经济增长为显著特点的增长性货币政策，以及在和平时期对工资和物价的非强制性管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干预，以适应社会会发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国家”设计的范围迅速扩大。鉴于黑人运动来势迅猛，国会通过了3大民权立法，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发起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使美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次政府干预，也是政府干预的最高潮。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已初露端倪。3.凯恩斯主义的总结。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它最初尝试走一条完全不同于新政的保守主义路线，试图对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他几度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社会福利上，他削减“伟大社会”项目，并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在政府关系上主张改变权力集中于华盛顿的流向，实行所谓的新联邦主义；在民权问题上阻挠以校车接送学童方式消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这些政策的实施，到了1970年，工业生产回升乏力，失业率高达5.9%。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采取“姑且一试”的国家干预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宣布，他要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尼克松任内几次想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国家干预的道路上来。1973年经济滞胀出现，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快速上升；财政赤字达到高位。这中滞胀局面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的。70年代末严重的滞涨局面，从事实上终结了单独长期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能有效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同时这个时期，复杂的滞胀经济形态导致货币政策不断更换，货币政策时紧时松，导致经济基本处于“松-胀-紧-滞-停滞”的恶性循环中。卡特执政时期（1977~1971年），沃克尔任美联储主席，他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钉住联邦基金利率改为控制M1的增长速度，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逐步地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但是毋庸置疑，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美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罗斯福新政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无意识尝试，带领美国度过大萧条，之后的总统沿袭凯恩斯主义理论，创造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把美国推向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但同时也造成财政赤字连年增加不断扩大，导致滞胀危机。（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滞胀。当时，无论经济理论界还是社会其他人都认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导致滞胀的主要原因，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对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这种形势下，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得到重视，于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凸显了供给学派的色彩。里根就任期间依据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经济增长和机会的第二任期计划》中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实行“税制改革”；2.减少联邦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同时面对滞胀局面，该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抑制通货膨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有确立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地位、强调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作为“相机抉择性”政策手段用于经济增长。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以现代货币主义为指导，使货币政策较充分的发挥了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里根经济学也带来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等严重的“三高”现象，直接导致了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三）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克林顿（1993-2000）入主白宫初期，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增长失控、劳动增长率慢。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克林顿政府选择了“折中主义”路线，既要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智能，又要充分重视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政策来源于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的“折中”。在政策层面上，克林顿政府财政创新与重建的基本架构是：在美联储中性货币政策（坚决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平衡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适度经济增长率）的配合下，实施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和削减非生产性支出，进而削减财政赤字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这种紧缩性财政政策又伴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使具体的宏观财政政策微观化；“增收节支”也被克林顿经济学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经济政策去的非常明显的经济效果，造就了美国近十年的经济增长，经济呈现出“两低一高”的良好态势，即低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号称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高度繁荣背后也孕育着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急转直下。（四）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发展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加之“9.11”恐怖袭击事件，布什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不断上升，随后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财政赤字连续三年持续缩减，但又因为石油价格过高、2007年的次贷危机等经济波动因素，美国经济增长开始减慢，2008年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大幅度增长。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及2001年的“9.11”事件，迫使美联储一年内连续降息11次，一方面阻止了美国经济崩溃但也因力度过大，使其靠继续降息刺激经济复苏的运作空间大为收敛。2002年联邦基金利率进入缓降低息阶段。通胀率较低，核心通胀率开始明显降势，美联储以罕见的力度放松银根对于缺乏信心的市场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为消费和投资创造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2004年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美国通胀压力有所加大，美联储开始连续17次提息，但通胀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对美国经济产生的紧缩性影响有限。2007年，8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为稳定市场遏制经济衰退，美联储开始采取积极的流动性注入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积极拓展货币政策的工具和途径，以增大其货币政策的效果。（暂不讨论奥巴马执政，因为其政策效果并未完全显现，所以不予评论）二、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根据以上对美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探究，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其实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实际经济情况，另一方面是经济理论。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美国经济政策都是根据上一阶段遗留的经济问题来制定的，针对性十分强，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能落到每一个经济问题。如通胀率高时，一般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降低通胀率同时除了罗斯福新政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无意识实践，每一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是有其理论根源，如里根政府背后的里根经济学或者说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除此之外，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科学，大多数情况并不能指导实践，从美国实际可以看出，每届政府经济政策并不完全依靠理论制定，是要去试，只有勇于尝试才能逐渐发展甚至解决问题，罗斯福新政正是解决大萧条的伟大尝试的证明。另一角度，给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的启示有：在解决市场的周期性波动问题时，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关键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二者的职能范围，是市场机制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其次，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动，但政策的变动始终是在一个不变的目标框架内，即尽力培养一种金融环境以促进或稳定经济发展。历史证明，最好的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稳定的物价，因此，尽管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但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还是落实与非通胀的经济增长政策。
⑨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启示
一、美国经济发展历程（这里主要研究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济发展）
（一）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
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我们不得不想到此前的1929~1933的经济大萧条，大萧条从美国蔓延到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极大的恐慌，其源于1921年哈定总统上台到1933年胡佛任期结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1.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先例。
1934年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新政”，对经济实行强力的国家干预，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首先挽救银行，然后开展农业复兴和工业复兴，制定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劳动者的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开展大规模救助，联邦政府兴办公共事业，实施美元贬值鼓励出口等。罗斯福的新政，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了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可行途径，也就是大力发展非法西斯主义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杜鲁门沿袭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并从法律上承认并肯定这一政策。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开展“公平施政”，在经济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杜鲁门总统签署并由美国国会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该法案第一次在美国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联邦政府有责任运用他所拥有的一且手段干预经济，保证最大限度的就业以及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在法律上把促进经济繁荣、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威政府责任赋予了联邦政府，这是在法律上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肯定，在美国历史上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1]前后2人5届20年，体现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并取得明显效果的试验，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放任的，仍需政府的宏观调控。 3. 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1953~1961年）
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担心新政以来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无异于“滑向了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极力试图回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状态），但美国的现实情况最终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新政以来民主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胡佛时代的新共和党路线——一条中间路线。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为通货膨胀，所以主要的货币政策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当经济萧条时也启用扩张性货币政策。
4.肯尼迪首次正式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的实际转变。
1961年，民主党肯尼迪入主白宫。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以减税
为主的长期增长式财政政策，同时实行以反经济周期和刺激经济增长为显著特点的增长性货币政策，以及在和平时期对工资和物价的非强制性管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干预，以适应社会会发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国家”设计的范围迅速扩大。鉴于黑人运动来势迅猛，国会通过了3大民权立法，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发起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使美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次政府干预，也是政府干预的最高潮。 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已初露端倪。 3.凯恩斯主义的总结。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它最初尝试走一条完全不同于新政的保守主义路线，试图对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他几度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社会福利上，他削减“伟大社会”项目，并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在政府关系上主张改变权力集中于华盛顿的流向，实行所谓的新联邦主义；在民权问题上阻挠以校车接送学童方式消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 这些政策的实施，到了1970年，工业生产回升乏力，失业率高达5.9%。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采取“姑且一试”的国家干预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宣布，他要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 尼克松任内几次想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国家干预的道路上来。1973年经济滞胀出现，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快速上升；财政赤字达到高位。这中滞胀局面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的。70年代末严重的滞涨局面，从事实上终结了单独长期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能有效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
同时这个时期，复杂的滞胀经济形态导致货币政策不断更换，货币政策时紧时松，导致经济基本处于“松-胀-紧-滞-停滞”的恶性循环中。卡特执政时期（1977~1971年），沃克尔任美联储主席，他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钉住联邦基金利率改为控制M1的增长速度，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逐步地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但是毋庸置疑，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美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罗斯福新政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无意识尝试，带领美国度过大萧条，之后的总统沿袭凯恩斯主义理论，创造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把美国推向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但同时也造成财政赤字连年增加不断扩大，导致滞胀危机。 （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滞胀。当时，无论经济理论界还是社会其他人都认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导致滞胀的主要原因，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对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这种形势下，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得到重视，于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凸显了供给学派的色彩。
里根就任期间依据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经济增长和机会的第二任期计划》中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实行“税制改革”；2.减少联邦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
同时面对滞胀局面，该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抑制通货膨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有确立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地位、强调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作为“相机抉择性”政策手段用于经济增长。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以现代货币主义为指导，使货币政策较充分的发挥了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
但是里根经济学也带来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等严重的“三高”现象，直接导致了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
（三）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
克林顿（1993-2000）入主白宫初期，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增长失控、劳动增长率慢。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克林顿政府选择了“折中主义”路线，既要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智能，又要充分重视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政策来源于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的“折中”。
在政策层面上，克林顿政府财政创新与重建的基本架构是：在美联储中性货币政策（坚决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平衡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适度经济增长率）的配合下，实施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和削减非生产性支出，进而削减财政赤字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这种紧缩性财政政策又伴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使具体的宏观财政政策微观化；“增收节支”也被克林顿经济学赋予了新的内涵。
这一经济政策去的非常明显的经济效果，造就了美国近十年的经济增长，经济呈现出“两低一高”的良好态势，即低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号称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高度繁荣背后也孕育着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急转直下。
（四）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发展
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加之“9.11”恐怖袭击事件，布什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不断上升，随后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财政赤字连续三年持续缩减，但又因为石油价格过高、2007年的次贷危机等经济波动因素，美国经济增长开始减慢，2008年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大幅度增长。
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及2001年的“9.11”事件，迫使美联储一年内连续降息11次，一方面阻止了美国经济崩溃但也因力度过大，使其靠继续降息刺激经济复苏的运作空间大为收敛。2002年联邦基金利率进入缓降低息阶段。通胀率较低，核心通胀率开始明显降势，美联储以罕见的力度放松银根对于缺乏信心的市场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为消费和投资创造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2004年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美国通胀压力有所加大，美联储开始连续17次提息，但通胀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对美国经济产生的紧缩性影响有限。2007年，8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为稳定市场遏制经济衰退，美联储开始采取积极的流动性注入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积极拓展货币政策的工具和途径，以增大其货币政策的效果。
（暂不讨论奥巴马执政，因为其政策效果并未完全显现，所以不予评论）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
根据以上对美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探究，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其实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实际经济情况，另一方面是经济理论。
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美国经济政策都是根据上一阶段遗留的经济问题来制定的，针对性十分强，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能落到每一个经济问题。如通胀率高时，一般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降低通胀率
同时除了罗斯福新政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无意识实践，每一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是有其理论根源，如里根政府背后的里根经济学或者说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
除此之外，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科学，大多数情况并不能指导实践，从美国实际可以看出，每届政府经济政策并不完全依靠理论制定，更多是要去试，只有勇于尝试才能逐渐发展甚至解决问题，罗斯福新政正是解决大萧条的伟大尝试的证明。
另一角度，给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的启示有：
在解决市场的周期性波动问题时，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关键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二
者的职能范围，是市场机制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动，但政策的变动始终是在一个不变的目标框架内，即尽力培养一种金融环境以促进或稳定经济发展。历史证明，最好的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稳定的物价，因此，尽管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但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还是落实与非通胀的经济增长政策。
⑩ 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福利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德国福利模式里，公司和企业的“共同决策”既是工会强大的表现，也是工会依靠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其工资福利待遇的主要手段，这是德国式“工作福利”的主要特征。但是，德国企业“共同决策”的法律地位在日本企业里则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承诺和终身雇用，这是日本式“工作福利”的主要特征。所以，就劳资合作与工人福利来说，虽然都与职业密切相联，但在日本，企业很重要，在工人眼里雇主是个大家长，而在德国，阶级则更重要，在工人眼里他们是两个对立集团。
第一个启发是，我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有个明确目标，否则，走一步看一步，就很容易走弯路。目前我国福利制度正处于立法密度最大的重要历史关头，《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助法》正在拟议中，待各项制度都建立起来，有了刚性，就难以调头了，这就是日本的教训。1973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福利元年”受挫，80年代英国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掀起的对福利制度的“革命运动”更使日本无所适从：一方面它要满足国内的愿望，应付国外的压力，发展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对福利制度“西化”的忧虑使它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持东亚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中心主义特色；这一矛盾表现在福利政策上，就是福利支出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出现。
第二个启发是，从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选择性模式应对经济波动的弹性和适应性更大一些，并且这个模式更符合儒家传统文化，也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刚才说过，支出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大，关键问题还是应该选择一个适合中国社会和国民长期利益的模式。选择性模式的特点是缴费型的保险制度水平要适当，非缴费型的保障制度要花大力气去建设，不能走偏，不能走样，不能过高，在这方面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选择性模式强调支出目标群体要瞄准。很显然，普救性制度不太适合我国国情，因为它应对外部需求和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差。
这就是第三个启发：社保制度建设和社保立法要量力而行，不可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否则，有些立法将会欲速则不达。我觉得，我国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有一些经验教训。韩国也曾有过类似的两个教训。一是韩国早在1963年就制订了“医疗保险法”，但因种种原因，包括认识不统一和财力不足等原因，最终没有实施，结果是在14年后的1977年才开始部分实施，又过了12年之后的1989年才全面实施。第二是1988年韩国开始实行国民年金制度时，实行的是较低的费率标准和较高的待遇水平的方案即“低费率—高待遇”的制度目标，后来由于始终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经预测，这个制度到2036年时将出现赤字，到2047年基金将会枯竭，为此，韩国不得不在1998年和2007年两次进行“年金法改革”，以调整费率标准和待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