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经济学的哲学贫困

❶ 求四个关于经济学的哲理短小故事

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说的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蝴蝶效应”听起来有点荒诞，但说明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蝴蝶效应”一词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仑兹(Lorenz)1963年提出来的。洛伦兹191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生致力于研究“混沌理论”，称他为“现代混沌之父”可谓当之无愧。
“蝶蝴效应”还有另一种说法：断了一枚钉子，掉了一只蹄铁；掉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摔死了一位将军；摔死了一位将军，吃了一场败仗；吃了一场败仗，亡了一个国家……有人又称之为“蹄铁效应”。
无论“蝴蝶效应”还是“蹄铁效应”，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如果对一个微小的纰漏(关键性的纰漏)不以为然或听任发展，往往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引起崩溃。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可以点燃整个森林。
2003年，美国发现一宗疑似疯牛病案例，马上就给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带来一场破坏性很强的飓风。扇动“蝴蝶翅膀”的，是那头倒霉的“疯牛”，受到冲击的，首先是总产值高达1750亿美元的美国牛肉产业和140万个工作岗位；而作为养牛业主要饲料来源的美国玉米和大豆业，也受到波及，其期货价格呈现下降趋势。但最终推波助澜，将“疯牛病飓风”损失发挥到最大的，还是美国消费者对牛肉产品出现的信心下降。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恐慌情绪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餐饮企业的萧条，甚至扩散到了全球，至少11个国家宣布紧急禁止美国牛肉进口，连远在大洋彼岸中国广东等地的居民都对西式餐饮敬而远之。这让人联想到时下的禽流感，最初在个别国家发现的禽流感，很快波及全球，就算在没有发现禽流感的地区或国家，人们也会“谈鸡色变”。
再比如，你能想像得出一个美国人抽烟和中国的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吗？假设美国现在有一个人抽烟，不小心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在了床边，然后出门上班了，大约20分钟后，烟头慢慢引燃床单，火越来越大，逐渐蔓延到左邻右舍，引起煤气罐的连环爆炸。这时的美国人已经对“恐怖袭击”胆战心惊，而这个肇事者(扔烟头的人)却忘了自己曾扔过烟头，于是在一时无法查明原因的情况下，暂时被定为“恐怖袭击”。这样，惊恐万状的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引起股市大跌。人们下降的消费信心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最后造成美元贬值，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扬，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也相应上扬。从而导致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的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这个例子比较夸张，为的只是说明：我们在解释某种经济现象时，如果无法从常规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就要考虑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因素，然而这种因素太多了，也太不可预测了，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难以精确地预测具体经济指数的原因。但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造就了变化多端而丰富多彩的世界。
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起龙卷风，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没有什么不可能”，恐怕这就是“蝴蝶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唐斯斯)
一颗小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可以点燃整个森林
节俭悖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1883～1946)，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生对西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
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 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宾(E.F.M.Durbin)甚至将“储蓄”说成“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凯恩斯则鞭挞了节俭的储蓄者，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中断言，节俭将促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他还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储蓄五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一度陷入悲痛与绝望中，对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失去信心，不敢轻易投资和消费，个人储蓄增多，以防不可预测的因素。这种保守消费心态的蔓延一时间就使美国经济真正跌入低谷。后来美国一些知名企业家联合起来投资股票市场，并呼吁大家松开钱袋子，加大消费和投资，拯救美国经济。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更要仰仗内需和投资拉动。如果我们花钱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大，因为额外的需求将拉动生产和就业。
比较起“储蓄是恶习”的说法，勤俭节约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被颂扬。然而现在，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独特的“都市新贫族”，他们薪水丰厚，却几乎没有存款，一发薪就立即花到服饰、化妆品、餐馆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开始过着数日子等发薪的贫穷生活，他们年轻、浪漫，有着体面的工作，秉着“钱就是用来花的”心态，周期性经历着从有钱到赤贫的过程。这样盲目地消费、支出而不留储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钱的时候，马上就会断粮而陷入困境，因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全包下来。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真正迈入小康，一部分人还在贫困边缘挣扎，如果没有平时一分一厘的节省，又怎能拿出钱来支付孩子高额的上学费用，又怎能在有病时买得起昂贵的药品？
事实上，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积累资金(资本)，应该提倡节俭，鼓励储蓄，通过降低利率而增加厂商对资金的需求，总支出不一定会下降。要解决“节俭悖论”，关键在于不要让储蓄的资金闲置起来，而是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因此重要的是银行应增加有效贷款，把钱用到刀刃上。(唐斯斯)
与人交往，不要去想他可以怎样帮你，要想你可以怎样帮他，为他服务。
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的发现来自一次失败的管理研究。1924年11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以哈佛大学心理专家梅奥为首的研究小组进驻西屋(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他们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他们选定了继电器车间的六名女工作为观察对象。在七个阶段的试验中，主持人不断改变照明、工资、休息时间、午餐、环境等因素，希望能发现这些因素和生产率的关系——这是传统管理理论所坚持的观点。但是很遗憾，不管外在因素怎么改变，试验组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上升。
后来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引发了管理学上一场革命。历时九年的试验和研究，学者们终于意识到了人不仅仅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自身主观上的激励，从而诞生了管理行为理论，开始把人当作“人”而不是机器的附属物来看待了。就霍桑试验本身来看，当这六个女工被抽出来成为一组的时候，她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是特殊的群体，是试验的对象，是这些专家一直关心的对象，这种受注意的感觉使得她们加倍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值得关注的。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六个女工之间团结得特别紧密，谁都不愿意拖这个集体的后腿，她们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默契。就这样，个人微妙的心理和团队精神促使着她们的产量上升再上升！
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绩效或努力上升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霍桑效应”。这在学校教育中极为普遍。有一所国外的学校，在入学的时候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智力测验，以智力测验的结果将学生分为优秀班和普通班。结果有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年之前入学的一批学生的测验结果由于某种失误被颠倒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优秀班其实是普通的孩子，而真正聪明的孩子却在普通班。但是这一年的课程成绩却如同往年一样，优秀班明显高于普通班，并未出现异常。原本普通的孩子被当作优等生关注，他们自己也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额外的关注加上心理暗示使得丑小鸭真的成了白天鹅。基于霍桑效应的心理暗示还可以治疗抑郁、自卑、紧张等各种心理疾病，霍桑效应在企业管理应用和领导行为上也卓有成效。
霍桑效应告诉我们：从旁人的角度，善意的谎言和夸奖真的可以造就一个人；从自我的角度，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陈哲)
与命运争吵的人，永远无法了解自己。 ——(美)惠特曼
鲶鱼效应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的《塞下曲》，说的是飞将军李广一次夜里外出，猛见前方草丛里卧着一只“老虎”。李广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引弓射虎。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死虎”时，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巨石。敢情是晚上看走眼了。再看那枝箭，箭镞竟然深深地埋进石头里。李广暗暗称奇，随即再引弓射石，无论使多大的劲，箭都再也射不进石头了。人在受到惊吓或精神高度紧张、亢奋时，会迸发出超常的能量。
医学界认为人们受到惊吓或刺激时，肾上腺会分泌出大量的激素，使人产生前所未有的能量和生存力。
人如此，动物亦如此。鲶鱼效应与李广射石异曲同工。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沙丁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许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可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绝大部分沙丁鱼还是在中途因窒息而死亡。但却有一条渔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船长严格保守着秘密。直到船长去世，谜底才揭开。原来是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可见，沙丁鱼是受了外界刺激才保持了生机与活力。
“鲶鱼效应”是企业领导层激发员工活力的有效措施之一。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把那些富有朝气、思维敏捷的年轻生力军引入职工队伍中甚至管理层，给那些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懒惰员工和官僚带来竞争压力，才能唤起“沙丁鱼”们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求胜之心。二是要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管理观念，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增强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
许多人都知道草原狼的例子。澳大利亚某牧场上狼群出没，经常吞噬牧民的羊。牧民于是求助政府和军队将狼群赶尽杀绝。狼没有了，羊的数量大增，牧民们非常高兴，认为预期的设想实现了。可是，若干年以后，却发现羊的繁殖能力大大下降，羊的数量锐减且体弱多病，羊毛的质量也大不如从前。牧民这才明白，失去了天敌，羊的生存和繁殖基因也退化了。于是，牧民又请求政府再引进野狼，狼回到草原，羊的数量又开始增加。
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词语讲的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进外国“鲶鱼”，对我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未必是坏事。(门睿)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梅菲定律
人生有很多没有道理的道理，最著名的一个是梅菲定律，是管理大师梅菲提出的。意思是说，你预料之中的事没有发生，而你预料之外的事却发生了。梅菲定律据说是这样发现的：有一天，他伏案写稿，刚刚写了两行，感觉不满意，就一手揉烂，想扔出窗口，但却掷打在窗框上。他于是又捡起来，瞄准窗框一掷，竟然飞出窗口。这一件小事启发了他的灵感，由此归纳出一个人生定律：凡事好像罚点球，平时怎么踢怎么中，但是越有名的球员，在关键的时刻越容易失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关键时刻准掉链子。
在生活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怕什么来什么”，用中国人的话说，人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比如：穿着件新衣服怕弄脏，处处小心，偏偏一滴油掉在衣服上；早上出门时阳光明媚，没有带伞，心里想着可别下雨，可偏偏到下午阴云密布，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老师上节课留的课文没背会，上课时心里嘀咕可千万别叫到自己，这时却偏偏听到老师叫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心里七上八下，就怕撞见熟人，却正好和熟人走个对面，好不尴尬。人生的得失进退也往往是歪打正着，寄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在生意场上也同样，有时你越看准的赢利项目，却赔了个血本无归；你越看不好的、不愿投资的股票，却常常牛气冲天，让你肠子都悔青了。
梅菲定律告诉人们，你设计的人生目标有时并不能实现，而你没想到的果子有时会掉到你嘴里。这就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李军)
我不去寻找好运——我就是好运！——沃尔特.惠特曼
帕金森定律(金字塔在上升)
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出版了《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一书。帕金森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他可以在10分钟内看完一份报纸，也可以看半天；一个忙人20分钟可以寄出一叠明信片，但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为了给远方的外甥女寄张明信片，可以足足花一整天：找明信片一个钟头，寻眼镜一个钟头，查地址半个钟头，写问候的话一个钟头零一刻钟……特别是在工作中，工作会自动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是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
由此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帕金森举例说：当官的A君感到工作很累很忙时，一定要找比他级别和能力都低的C先生和D先生当他的助手，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两份分给C、D，自己掌握全面。C和D还要互相制约，不能和自己竞争。当C工作也累也忙时，A就要考虑给C配二名助手；为了平衡，也要给D配两名助手，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变成七个人干，A君的地位也随之抬高。当然，七个人会给彼此制造许多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七个人共同起草圈阅，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考虑、平衡，绝不能敷衍塞责，下属们产生了矛盾，他要想方设法解决；升级调任、会议出差、恋爱插足、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哪一项不需要认真研究，工作愈来愈忙，甚至七个人也不够了……
帕金森用英国海军部人员统计证明：1914年皇家海军官兵14 6万人，而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3249人，到1928年，官兵降为10万人，但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却增加到4558人，增加40%。
帕金森定律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
如何消灭帕金森定律的负作用是我国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要问题。建国初期，一个县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几百人，而现在则有上千人乃至几千人。庞大的行政管理开支必然落到每个纳税人身上，过多的行政干预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还会给下面没事找事。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公社连每株玉米的间距多少厘米都要制订计划，还要层层落实，确实大大地辛苦。然而，由于土壤肥瘠、气候旱涝等诸多因素，谁也不买领导的账。
还有一则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笑话，说上海某厂盖厕所，报告经过层层审批，经费总算批下来了，但只够盖一间的，经过厂领导反复研究拍板，先盖一间男厕所，至于女厕所，只有明年再说了……
帕金森定律都影响到了厕所建设，方便的事不方便了，的确该引起重视，应反复讨论研究、制定切实计划加以解决。(门睿)
把一堆螃蟹放进一只篓子里，即使不盖上盖，螃蟹也爬不出来。
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这一说法来自20世纪70年代一批年轻的电脑程序员的创意。由于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持怀疑和轻视的态度，所以年轻的电脑程序员就经常自嘲“像蘑菇一样的生活”。
蘑菇管理其实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卡莉.费奥丽娜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做接线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打字、复印、整理文件。尽管父母和朋友都表示支持她的选择，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斯坦福毕业生应有的本分。她毫无怨言，在简单的工作中积极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经纪人问她是否还愿意干点别的什么，于是她得到了一次撰写文稿的机会，就是这一次，她的人生从此改变。这位卡莉.费奥丽娜就是现在惠普公司的CEO。
一个组织，一般对新进人员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
如今就业形势非常紧迫，刚出校门的毕业生由于没有从业经历，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有些人选择了先就业后择业的道路。在社会上工作和在学校里生活有天壤之别，首先需要的就是磨去棱角适应社会，把年轻人的傲气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去掉，摆正心态，放低姿态。这些社会新人如果明白蘑菇管理的道理，就能从最简单最单调的事情中学习，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多干活少抱怨，更快进入社会角色，赢得前辈们的认同和信任，从而较早地结束蘑菇时期，进入真正能发挥才干的领域。
蘑菇管理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临时管理方式，管理者要把握时机和程度，被管理者一定要诚心领会，早经历早受益。(陈哲)
独自一人走，今天就能出发。和另一个人同行，就得等他准备好。——梭罗
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塑的一尊少女像，并且真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接受。真挚的爱情和真切的期望感动了爱神阿芙罗狄忒，就给了雕像以生命，皮格马利翁的幻想也变成了现实。我们把由期望而产生实际效果的现象叫做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发现的。一次他来到一所小学，声称要进行一个“未来发展趋势测验”，并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老师，叮嘱他们务必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根本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8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科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各方面都很优秀。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老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老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而老师又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传染给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老师的热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爱、自信、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这和霍桑效应是异曲同工的，只不过前者是发现于教育界，后者产生在工业化车间。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获得他人的赞赏，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地方。对于孩子来说，由于年龄小，心理幼稚，他们最强烈的需求和最本质的渴望就是得到别人的称赞，尤其是来自父母的鼓励。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代很少被称赞，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发展，甚至导致他一生的个性缺陷。
顽童当州长的故事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一个典型。罗杰?罗尔斯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叫做大沙头的贫民窟，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很少有人获得较体面的职业。罗尔斯小时候，正值美国嬉皮士流行的时代，他跟当地其他孩子一样，顽皮、逃课、打架、斗殴，无所事事，令人头疼。幸运的是：罗尔斯当时所在的诺必塔小学来了位叫皮尔.保罗的校长，有一次，当调皮的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出乎意料地听到校长对他说，我一看就知道，你将来是纽约州的州长。校长的话对他的震动特别大。从此，罗尔斯记下了这句话，“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带给他信念，指引他成长。他衣服上不再沾满泥土，说话时不再夹杂污言秽语，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很快成了班里的主席。四十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终于在51岁那年，他真的成了纽约州州长，而且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
对少年犯罪儿童的研究也表明，许多孩子成为少年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良期望的影响。他们因为在小时候偶尔犯过的错误而被贴上了“不良少年”的标签，这种消极的期望引导着孩子们，使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不良少年”，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
皮格马利翁效应表明：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非凡的人，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天才，关键是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一样地爱他、期望他、教育他。(陈哲)
夸奖有时是最好的贿赂。
霍布森选择
1631年，英国剑桥有一个做马匹生意的商人名叫霍布森，他在卖马时承诺：买或是租我的马，只要给一个低廉的价格，可以随意选。但他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只允许挑选能牵出圈门的那匹马。其实这是一个圈套。他在马圈上只留一个小门，大马、肥马、好马根本就出不去，出去的都是些小马、瘦马、懒马。显然，他的附加条件实际上就等于告诉顾客不能挑选。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其实选择的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挑选，被人们讥讽为“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
一个企业家在挑选部门经理时，往往只局限于在自己的圈子下挑选人才，选来选去，再怎么公平、公正和自由，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挑选，很容易出现“霍布森选择”的局面，甚至出现“矬子里拔将军”的惨淡情况。现在选“马”，就要当个好“伯乐”，跳出马圈的圈子，到大草原去选“马”、到全世界去选“马”，打开思维空间，扩大资源的配置半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般地讲，配置资源的半径越大，企业就越处于优势，反之，配置资源的半径越小，企业就往往会处于劣势。只有放宽眼界，打开思维，放眼世界，才能选到世界级的“千里马”。
管理上有一条重要的格言：“当看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时，这条路往往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只有一种备选方案就无所谓择优，没有了择优，决策也就失去了意义。一些经理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往往在危急关头拍脑袋、灵机一动，以此来进行决策，这其实是一种领导艺术不高或没有领导艺术的表现。经理还是应当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运用直觉、想像力、创新思维，找出尽可能多的方案进行抉择，防止自己陷入没有余地的“霍布森选择”。
在“霍布森选择”中，人们自以为做出抉择，而实际上思维和选择的空间都是很小的。有了这种思维的自我僵化，当然不会有创新，所以它更是一个陷阱，让人们在进行伪选择的过程中自我陶醉而丧失了创新的时机和动力。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曾指出，高科技产业中竞争非常激烈，要想生存下来，企业必须在政府及企业自己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中，最大限度地投入资金，开发新材料、新设备、新系统、新方法和新模型。换句话说，要么创新，要么束手待毙，这一著名的“霍布森选择”促使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100家公司在2003年投入2150多亿美元用于技术开发。(蒋丽梅)
很多人走过的路肯定最安全，但这条路不会有很多猎物。——纪德
二八法则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些有趣现象：看电视，80%的时间花在20%的节目上；外出吃饭，80%的时候会前往20%的餐馆；阅读，80%的书籍取自书架上20%的书……
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便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二八法则。二八法则又叫80/20原理，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维尔弗莱多.帕累托提出的，他指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这个原理经过多年的演化，已变成当今管理学界所熟知的二八法则——即80%的公司利润来自20%的重要客户，其余20%的利润则来自80%的普通客户。
有人说：“美国人的金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为什么？犹太人认为，存在一条78∶22宇宙法则，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按78∶22这样的比率存在的。比如空气中，氮气占78%，氧气及其他气体占22%。人体中的水分占78%，其他为22%等等。他们把这个法则也用在生存和发展之道上，始终坚持二八法则，把精力用在最见成效的地方。美国企业家威廉.穆尔在为格利登公司销售油漆时，头一个月仅挣了160美元。此后，他仔细研究了犹太人经商的“二八法则”，分析了自己的销售图表，发现他80%的收益却来自20%的客户，但是他过去却对所有的客户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过去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他要求把他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派给其他销售人员，而自己则把精力集中到最有希望的客户上。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美元。穆尔学会了犹太人经商的二八法则，连续九年从不放弃这一法则，这使他最终成为凯利—穆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
不仅犹太人是这样，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也非常注重二八法则。比如，通用电气公司永远把奖励放在第一，它的薪金和奖励制度使员工们工作得更快、也更出色，但只奖励那些完成了高难度工作指标的员工。摩托罗拉公司认为，在100名员工中，前面25名是好的，后面25名差一些，应该做好两头人的工作。对于后25人，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对于表现好的，要设法保持他们的激情。诺基亚公司也信奉二八法则，为最优秀的20%的员工设计出一条梯

❷ 马克思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出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的关系的要求而已”。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隐喻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新哲学。

从广义上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离开了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科学研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在当时，这种现实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实证批判，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分阶段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反思。

(2)克服经济学的哲学贫困扩展阅读：

哲学进一步表现为一种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情境的理性把握，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而后者，只是在1857-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才得以完成的。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才刚刚开始将他在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新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建构之中。当然，这还是一种初步的理论接合。

马克思由于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在许多问题上也已经超出了李嘉图。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是在肯定的立场上，以价值规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机制。

而普鲁东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想以所谓“真正实现”价值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问题，重建社会的平等。

❸ 哲学的贫困的观点批判

可以从《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中初步了解了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发表前后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想法。显而易见，那还是马克思粗粗浏览该书后的一些直观认识。不久之后，马克思写作并公开出版了全面批判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论著——《哲学的贫困》。对于马克思这部论著的理论定位，并不是一件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恩格斯在1847年3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2页。）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隐喻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新哲学，从广义上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离开了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科学研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当时，这种现实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实证批判，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分阶段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反思。哲学，首先是这一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南，这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次，哲学进一步表现为一种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情境的理性把握，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而后者，只是在1857-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才得以完成的。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才刚刚开始将他在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新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建构之中。当然，这还是一种初步的理论接合。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用法文写作的，以便直接对法国工人起作用，把他们从普鲁东的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本书一共两章八节。第一章是立足于马克思正在撰写修改的《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经济学研究，而第二章是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致安年柯夫的信》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学界一般指认《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如果从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这远不是第一部，《1844年手稿》和《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部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如果准确地讲，这是一部哲学经济学论著。这是他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经济学的结果。第一章“科学的发现”中的三节主要分析普鲁东的价值理论，也是本书对经济学本身的探讨。总的说，这些讨论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是正确的，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经济学的深层问题，从而也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总体逻辑。所以他的大量观点还依托于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创立，是在十年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
1846年，正是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确立，以及马克思对英国“以李嘉图学说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即霍吉斯金、汤普逊、布雷和格雷等人论著的直接研究（《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最终清除了普鲁东的影响，从而实现了经济学观念的最初转变。而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对普鲁东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通过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的努力，揭露了普鲁东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非科学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特征。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对普鲁东价值论的经济学批判与对普鲁东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批判是分别进行的。对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与肯定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同步发生。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马克思直接批评普鲁东的价值理论。在上面的讨论中，普鲁东的经济范畴往往是一种与神学式的假哲学混杂在一起的东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括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8页。）普鲁东根本不知道人类社会生活存在的历史性特征。比如“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历各个不同的阶段”。如在中世纪，交换的只是剩余品；而后来，“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才出现了“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的时期。（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交换总是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特定的交换。这正是马克思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普鲁东在讨论经济，也承认经济的优先性，可是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必然导致深层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这实际上也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致命错误。
普鲁东自称他拥有哲学辩证法，可“普鲁东先生的整个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要和供给”。（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7-88页。）普鲁东指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是正确的。可他却是从任意而错误的推论中得出的结论：在普鲁东那里，使用价值=众多，交换价值=稀少，使用价值=供给，交换价值=需求。这一矛盾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中得到解决（构成与实现）。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创造出来的所谓“构成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说和超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歪曲说明，而这将李嘉图倒过来改造社会的方法已经由李嘉图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所运用。
应该特别指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是一般地承认劳动价值论和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且在经济学的大部分观点上都已经转变到李嘉图的立场上来了。通过《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时期的第二阶段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已经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各种流派。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直接肯定李嘉图是19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因为他“已经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9页。）这种区分说明，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又明显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已经从古典经济学中区分出斯密与李嘉图，并直接将李嘉图视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科学的最高点。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直接将李嘉图与普鲁东进行了对比研究：其一，“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而普鲁东却离开现实，在头脑中发明新公式。这个所谓新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其二，“李嘉图把现实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而普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其三“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普鲁东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所以，实际上，“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普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为什么？因为，李嘉图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理论公式，这个公式正是经济生活的本质，李嘉图以这个本质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2-93页。）而普鲁东则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以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作为例证。可以说：李嘉图是社会唯物主义，普鲁东是唯心主义。
针对普鲁东批评李嘉图，特别是将帽子的生产费用与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这是“把人变成了帽子”，这不是因为李嘉图观点的“刻薄”，是由于事实本身就是刻薄的。马克思在这里直接反对法国人本主义文学家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攻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4页。）当然，马克思决不是在肯定李嘉图所肯定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点，他是要说明，普鲁东不仅歪曲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的科学表述，并且将资产阶级的现实作为自己建立公平的基础。因为李嘉图正确的“公式”，只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以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规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规律。可笑的是，李嘉图用劳动价值论正确纠正斯密的错误，反倒又被普鲁东再次弄错了。并且，他再把这种混乱的错误当成自己“平均主义地”改造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就是这种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也并不是普鲁东的发明，因为在他之前，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汤普逊、霍吉斯金、艾德门茨和布雷等人都有过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为此还对布雷的《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一书进行了大量引证。（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0-115页。）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从经济学上批评了布雷，因为布雷也不过是将资产阶级的幻想变成了他想实现的理想。但是，“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说到底，普鲁东的“创造”至多是“以李嘉图学说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布雷计划”的漫画版。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对普鲁东的经济学批判是正确的，但从理论深层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像前东德经济学家图赫舍雷尔所说，“在经济理论问题上，马克思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还是论据李嘉图的，所以在许多个别问题上有着李嘉图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第一章的真正主题是交换价值。马克思这里主要还就量的规定而论，对价值的质的分析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马克思自己说，只是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普鲁东主义才被连根铲除了。在那里，马克思才真正解决了价值的质的分析，即劳动怎样和怎样的劳动形成价值，而且价值必然地要发展成为货币）。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论及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交换价值与价格之间以及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严格区别。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搞清楚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同它变相的表现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别，所以他还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这里自然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错误的方面：这种错误开始于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的最低额决定，即马克思接受的“劳动价值”或“劳动的自然价格”这两个名词，并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直至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以及一般利润率上也都存在错误。
当然，马克思由于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在许多问题上也已经超出了李嘉图。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是在肯定的立场上，以价值规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机制；而普鲁东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想以所谓“真正实现”价值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问题，重建社会的平等。马克思则在科学地证明：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历史关联，它正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在以个人交换、劳动价值转化为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就根本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同时，马克思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实现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肯定和维护劳动价值论，可他恰恰没有历史地说明价值本身的历史的形成和变形。也还没有全面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这个艰巨的理论任务还要等到1857年以后，同时，如果谈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宏观分析，《哲学的贫困》与《资本与雇劳动》中只是将此运用于经济学的“个别范畴的分析”，后来才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微观认证。（注：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224页。）

❹ 《经济学的哲学》中一些经典语录

or have lived, in the shadow of death bring a me

❺ 什么是西方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古典复政治经济经济学制派亚当*斯密李嘉图让*萨伊人口经济学派马尔萨斯庸俗经济学约翰*穆勒奥地利学派杰文斯拉瓦拉斯门格尔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现代凯恩斯主义（包括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萨缪尔森托宾琼*罗宾逊货币主义弗里德曼费雪新制度学派加尔布雷斯新自由主义（包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里根时期瑞典学派熊皮特创新理论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大推进理论、中心-外围理论、

❻ 《哲学的贫困》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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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为什么说《哲学的贫困》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内。一容些有识之士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基础背景下探索解放工人的索要。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蒲鲁东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蒲鲁东代表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资产阶级，力图为工业无产阶级找到实现他们权利平等的理论工具。然而蒲鲁东的理论却唯心了，缺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使他的理论不能成为科学。
而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关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这部着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公开阐发，是马克思揭露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蒲鲁东不现实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至少是重要标志。

❽ 哲学的贫困 读后感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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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在此之前，即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著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及其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划界，但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发表《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于批判整个德国思想的思辨传统、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域，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重点就是，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该书的叙述固然始终针对着蒲鲁东原书的一系列说法而展开，但是，由于蒲鲁东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这就使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必须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因此，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具有经典的重要性。
该著分为两个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的讨论针对蒲鲁东为“工资平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论证，揭示这种论证尚未达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水准。第二章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展开这一批判的同时，精辟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人类经济想象的历史科学方向。
由于第二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表述在该章的第1、2节中， 我们在此就选录这两节。
蒲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智主义中产生的。他用对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的说明来代替对形成资本的历史运动的把握，其结果是企图通过“经济学理性”来消除资本运动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一面，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哲学的贫困》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最彻底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根源于：（1）不理解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这一在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2）不理解货币资本化本身即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来命名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条件，这种生存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通过这种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方案来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
资本对现代人类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情况下被克服掉的，这也就是说，资本是无法通过工资的平等化---即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被消灭的。事实上，只要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价值规律就必定发生作用，并且，正是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必然形成使剩余价值规律得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即不断产生出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于具体活劳动的统治权。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
马克思在1846年年底读到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时，即决定对该书进行批判。当时他给俄国的帕.瓦。安年科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阐述了对蒲鲁东展开批判的要点，成为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基础。
马克思在该信中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点到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根本之点，是抓住他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这就是说，英国经济学使人成为经济范畴，而德国哲学则把经济范畴追溯到它们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的起源。这个幽默的比喻，直截要领地揭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性遮蔽处在历史运动的现实个人之创生和改变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交往（即生产力）。
与黑格尔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在于取出这种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的思辨遮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想我们揭示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只有清除掉传统哲学对现实个人之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思辨的遮蔽，才能从根本上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导向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历史科学”与理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它不是从范畴层面上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描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描述那些确实在客观上限定着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本身，如何从现实个人的感性交往中必然地产生出来。马克思说得很分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而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懂得这一点，即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当历史的条件成熟之时，真正的“历史科学”就能够生长出来。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化来说就是，这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❾ 哲学的贫困阐述了马原的什么理论问题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❿ 哲学的贫困的观点

当1846年普鲁东写下《贫困的哲学》并自认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的同时，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研究，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过渡时期：一方面，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正确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根本上转变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认知态度，但还没有直接开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普鲁东，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普鲁东担任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465页。）可是，普鲁东当月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注：普鲁东：转引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译文序，第10页。）当然，他是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稳火式的改良来医治资本主义。同时，普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不同观点的讨论。普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的时候，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已经要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普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他真是以神性的名义在拯救世界。
在读普鲁东原来写下的《什么是所有制》一书时，人们往往被作者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可在普鲁东的这部新作中，人们看到的绝对是另一幅面孔。原来那个质朴的为无产阶级请命的斗士不见了，是一位打着上帝的旗号，与资产阶级大讲“调合”的漫画式的“思想大师”。
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出发点不再从人出发的公正，而是与上帝等质的“无人身理性”。（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普鲁东后来从格律恩那多少也知道了一些黑格尔哲学。可是，这位迟到的学生与马克思甚至整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先进方向不同，他不是从黑格尔绝对理念背后的神正论复归于人，而是从现实走向神学。这是大前提上的背道而驰。所以，开篇之初，他就声称：“社会历史无非是上帝观念的一个长期的‘确定’，一个人类命运的逐步启示”。不过，与古代的那种认识不同，普鲁东是通过“科学理性”来确认的神性，并将这种神学的假设作为他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人的劳动是上帝创世的继续，那么，普鲁东的理论就是在现实中“替天行道”。显然，普鲁东的这种理论前提足以说明他对当时欧洲哲学特别是对基督教文化之批判的寡闻。
如果说在《什么是所有制》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基础还是法哲学，兼有一些经过中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主要是不准确的劳动价值论）。那么，《贫困的哲学》倒真的是他第一次这般投入经济学理论。普鲁东对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也是有意思的。他明确说明，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口气初一看有点像西斯蒙第，可意思却是另样的。“经济科学依我来看是形而上学的客观形式和实现”。谁研究劳动和交换的定律，谁就是真正的、专门的形而上学者。这是“一种富有逻辑性的科学或是一种富有具体性的形而上学，根本改变了过去哲学的各项基础”。（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页。）这显然是一笔糊涂帐。因为，如果在黑格尔那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经济现实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实际上是绝对观念的历史实现的一个现代高点，可普鲁东的头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8页。）“在经济学家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它就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们看来，情形正相反，事实决不是有形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形物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2页。）在费尔巴哈以后的这种极简单而粗糙的显性唯心主义文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可这却是普鲁东用哲学来教训贫困的经济学家的法宝。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辩证法，只是学来一点外在的皮毛，即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调合三段式。
在第一章中，普鲁东同时反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和交换已经自发地普遍地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给了这个组织的基本原理，并以人权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转；而社会主义则认为这个组织是产生出罪恶、压迫和贫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一是完全肯定，二是彻底推翻的否定。普鲁东的立场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说明了社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即规律。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8页。）“社会主义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政治经济学所有过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9页。）比如，由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理论。一切价值都由劳动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看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批判性，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这就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二元对立。普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和片面的，高明的他要第三个原则：即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0页。）即承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但纠正它的错误，“使事实与权利协调起来”，从而得到“秩序”。（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1页。）
第二章是普鲁东用哲学对经济学的“拯救性”讨论。讨论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论而展开。普鲁东直接提出，“价值主要地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3页。）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去掉交换使用即等于零。普鲁东发现这是一对客观矛盾，并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性质”。（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0页。）在普鲁东眼里，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学家都不懂哲学。“价值的本质是绝对可以调和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3页。）这又是黑格尔的矛盾之调合，正，反，合。这才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构成价值的发现。构成价值正实现和调合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本质，供给与需求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接触并且调和，这两者在商业的构成中实现。在交换中，形成比例关系，进入这一构成与实现的要素就是价值，配合后的多余部分是非价值。“价值是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乃是一种公式，用货币记号来指出该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5页。）构成价值是一个合题，功用与交换不可分形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综合价值或社会价值，即真正的价值。“价值是通过它在供1与求1之间的一种连续的摇摆现象而达到的一种绝对的经济规律”。就这样，普鲁东自认为创造了政治经济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是普鲁东所描述的经济进化的五个时期。分工是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这本身是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第二个阶段是机器，机器是分工的对立物。第三个阶段是竞争，竞争是经济的调节，并为价值构成所需要。普鲁东在这里批评共产主义取消竞争，他认为问题不在消灭竞争，而是使竞争得到平衡和监督。第四时期是垄断，“由于垄断，人类才占有了地球”。（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3页。）第五个时期是警察或捐税。第八章普鲁东用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标题：“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的解答”。他还在鼓吹：“社会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解决它的二律背反”。（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页。）例如人的理性与无限的神性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社会发展中的二律背反）。“劳动，发明了工作方法和机器，因而无可限量地增加了它的力量，然后用竞争来鼓励工业的天才，用资本的利润和企业的特权来保证它的收获，从而使阶级社会的组织变得更为深刻，更是不可避免的”。普鲁东说，“关于这一切，不应该指责任何人”。（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他反对一切简单的肯定，因为“社会经济的一切都暂时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1页。）也反对一切激进的否定（他反对西斯蒙第的开倒车），他期望“社会按照知识和经济的进步逐步改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1页。）普鲁东自己，是这种矛盾不断现实协调的根本。他自认为是法国的黑格尔。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发表之后，普鲁东并没有公开答辩。但他在自己的一份手稿边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实际上，马克思悔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注：转引自杰克逊：《马克思、普鲁东和欧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期，第25页。）这真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看法。下面就看一下马克思究竟是不是与普鲁东“处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