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双重主题之一

⑴ 如何看待《长恨歌》的双重主题的矛盾性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⑵ 关于《长恨歌》的不同观点（讽刺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支持哪个观点理由自圆其说就行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⑶ 请问你对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主题是怎样理解的

情简介：黄梅戏《长恨歌》取材于白居易同名长诗《长恨歌》，剧情描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揭示人性的幽暗，展示真情的可贵，歌颂爱情，呼唤理想。

第一幕“围猎”：天子李隆基在骊山与梅妃、安禄山和李瑁围剿猎物。刚从偏僻小镇因选美而进京并成为了李瑁王妃的杨玉环，因不甘寂寞悄悄化装为麋鹿闯进猎场，被误当作猎物追逐，李隆基救下了她，真相暴露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李瑁的愤怒、安禄山的贪婪、梅妃的戒备，一场冲突之后，杨玉环扑入了李隆基的怀抱。

第二幕“出浴”：杨玉环受到李隆基的专宠，她以天才的伎艺征服了宫廷。然而，在李、杨狂热的相爱中埋藏着种种危机。李隆基却在歌舞升平中与杨玉环沐浴嬉戏。不料，管弦声里，已然浑入了铁蹄的交响。玉碎宫倾，安禄山兴兵叛唐！

第三幕“马嵬坡”：烟尘蔽日，胡茄声咽；一代骄傲的君王，累累如丧家之犬。行至马嵬坡，在李瑁的怂恿下，将士犯上，六军不发，必欲先处死杨玉环而后救驾。李隆基难舍杨玉环，愿与她共赴一死，不料他却因狂饮诀别酒而酩酊大醉不醒，杨玉环失去了庇护，她一往情深地向心中的爱人吻别，毅然走向高悬的白绫。

第四幕“长生殿”：斗转星移，日月流逝，逊位的李隆基已是老态龙钟。可是李隆基却一直不曾梦见杨玉环，这使他内心万分凄苦。七月七夕，杨玉环终于入梦；旧人重逢，杨玉环仍一片痴情，动人楚楚，但李隆基日夜思念她却又不敢正视她，他似乎要逃避那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情。李隆基终于作出了忏悔——原来他在马嵬坡前的“醉酒”是一次故意的逃避，为此他长久自责，李隆基的“坦白”刺痛了杨玉环，她在痛定之后原谅了李隆基当时的无奈，愿和她在梦中重新牵手。

⑷ 分析长恨歌的双重主题

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回情的交织，既为李答、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

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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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

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

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⑸ 求长恨歌的主题分析（双重主题说） 500字以内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 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 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谕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谕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谕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⑹ 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写一篇议论文，论点选择：讽喻说、爱情说和双重主题说

（汉家的皇上看重倾城倾国貌，立志找一位绝代佳人。可惜当国多少年哪，一直专没处寻。
……属
天长地久也有一天会终结，这种遗憾啊，长久不断，永不会有消除的那一朝。）
这是我看网络得的 你也可以看看网络了解 长恨歌 的
讽喻就是讽刺唐玄宗贪图美色而不理国事了啊，这样写的话就开段写几个略例，如商纣贪妲己，后来由此及彼，讲到长恨歌或唐玄宗（顺序也可换过来）用各种论证方法 如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安史之乱的啊之类的……
如果爱情说就是歌颂他们的爱情，赞扬或鼓励支持，反之则批判，说这样不好，为了爱情而盲目之类的……
如果是是双重主题那就是上面的综合了啊，不说不能两者泛泛而谈，这样没重心，写的议论文就不突出了。

⑺ 《长生殿》对李、杨爱情既谴责又讴歌，产生这种矛盾的双重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围绕李杨爱情复的一系列军国朝政事件制，生动反映了皇帝昏庸腐败、不理朝政，杨家挟势弄权、酿成祸乱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乐极哀来、荒淫误国等“垂戒”之意，寓有深沉的民族意识和兴亡之感。
但是忘我爱情与社会角色的矛盾，使李、杨历尽悲欢离合，终于大彻大悟，跳出爱河情海，在仙境以精神“长生”消解现实“长恨”。

⑻ 《长恨歌》有“双重主题”分别是哪两个

作为一篇“童子解吟”的名篇佳作,《长恨歌》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它的品论,尤其是它的主题思想更是让人议论不已。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出现了许多学派，如持爱情说,持政治讽喻说等。

我反复的阅读作品以及大量有关的史料之后,认为单一的观点是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的。若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揭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揭露批判统治阶级的荒淫堕落,也歌颂李杨爱情的坚贞专一，二者不是机械叠加，而是用巧妙的创作手法使二者相融合，从而突出艺术特色。王运熙在《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中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此时，作者意在讽谕的创作动机已经无法贯彻下去，从对玄宗痛苦的细致刻画、反复渲染，可以看出作者对李、杨爱情已由最初的嘲讽转为深切的同情，甚至赞美。于是，为了赞颂李、杨坚贞不渝的爱情，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结束，作者借助想象，以浪漫主义的手法，突破生活现实的拘限，虚构出一个虚无飘渺而又可见可感的神话境界，写杨玉环寄居仙境，仍然难忘旧情，对玄宗一往情深。这样，以贵妃的不忘旧情照应玄宗的刻骨思念，作者对李、杨爱情的赞颂之意，不言自明。正是伴随着作者情感的这种转变，《长恨歌》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爱情主题最终确立。

总之，《长恨歌》主题的爱情说，讽喻说以及“双重主题”说，都不完全切合作者原意和作品实际，而以李杨爱情悲剧为题材，面对中唐颓败的社会现实，在笑刺的和谐统一中，奉劝当朝的执政者，切不可以色误国，“垂于将来”才是白居易的真正意图。这种看法也许不尽恰当，还待商榷。

⑼ 《灵异第六感》的双重主题

个人在来看了影片之后内自心也觉得有很大的波动。我认为主要的两个主题是亲情和爱情。一是从影片结尾就可以看出，科尔和他妈妈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内流满面，以及他和他妈妈谈到外婆时候的事情，这一段十分触动人心。另一方面，男主角在自己与妻子的渐渐疏离之中想要极力的挽回，期间看到了结婚时的视频，深深自责。到了影片的高潮，大家都以为他终于可以和妻子好好谈一下了，没想到自己早已经在一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之所以没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放不下妻子，当然还有他对那个没有治愈而自杀了的青年的自责和责任。最后他和妻子互道晚安的场景十分的让人心酸啊！

⑽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爱情说,讽刺说和双重主题三种说法,你赞成哪一种,并结合诗句说明理由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