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的人均GDP 在过去一千年里几乎水平不变，而从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也从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长快车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近
40年来，中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经历
了怎样的曲折历程？经济学原理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一历
程？改革开放对未来的启示何在？本报告拟就这些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对比
从生产力水平看，我国近40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经济结构看，近40年来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财政情况看，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近40年来我国多数年份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2016年虽略高于3%的警戒线，但仍处于可控范围。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36.2%，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且已连续两年下降。
从金融市场看，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银行业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超过200%，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基础设施来看，人均电力消费从1978年的247千瓦时增
长至2016年的4280千瓦时，是1978年的17倍多，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铁路网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达到144.3%；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总客运量由1978年的154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4.88亿人次，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
从医疗与基础教育水平看，人均预期寿命由1978年的65.8岁上升至2015年的76.1岁，增加了10.3岁；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识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发达国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⑵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与创新选择
同学，你也是工大报了演化经济学的吧，随便摘抄点了，没有答案···
⑶ 运用具体的世界或中国经济史说明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
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目前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核算的难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许也正因为此，交易费用才长久的被人们所忽视。虽然诺思曾说他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少。但是，如果连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认可的话，最终所得到的数据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很自然的，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认可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毫无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现在人们所信奉的科学是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模糊意义上的“很多”和一个精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字，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产生一套公认的对于交易费用的核算体系不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对交易费用进行核算，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能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概念。有学者曾试图去做到这一点：交易费用其实就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但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并不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核算要求。我认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论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把众多繁杂的论题纳入自己的解释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使别的论题能够自觉地归入此框架之中。（打个比方：在一个有着很多小企业的市场之中，每一个小企业都可以被称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收购与兼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制度的变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它的成本还非常的高昂。那么，如何来度量这个成本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连交易费用的度量都是极为困难的，那么要度量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诺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你才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人们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这一行为。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预期”与“估算”说的都是很牵强的。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属性，如阶级性，公共性，正负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实是方便了一些人钻空子）等等。有鉴于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究竟是减少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还很难说。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在解释历史时陷入困境后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觉是这一理论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但这样却又给这一理论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在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将会在下面单独讨论。
制度重于技术？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源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与政府盖了多少钱，掉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吴敬琏
可以看出，这和诺斯的论调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同样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忽视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认识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对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具有很大的长期意义（参看下面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与此相比，一项“好”的技术一旦的一发明，便会被迅速的推广使用，且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会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说制度重于技术。 诚然，制度为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的进步则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争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哪一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就如同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虽然诺斯证明了在产业革命前是先有一场制度的变革的，然后才导致了第二次经济革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制度的变革呢?）。如果跳出制度与技术谁是更为根本性的争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从经济的增长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共同为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并且只有当把制度与技术的贡献转化为经济的时候，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我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制度重于技术）。 这就需要人们（往往指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如果由技术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大于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那么，国家就应该先想办法发展技术，以此来带动制度变迁，然后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为经济的增长服务；反之，就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当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制度变迁或是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成功与否，也并不严格符合上面所作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这种决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不服从因果决定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三 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1 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
2 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 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不属于这两者的则不予考虑）
4 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大多数制度变迁都属于这一类）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如法国大革命），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所谈到的制度变迁其实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而，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事与愿违）。因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强制型制度变迁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这又于制度是具有差异性的有关，简单的说，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如法律必须由国家来制定。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也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但是，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国家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上。
（在这一段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制度变迁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还有很多超过字了....
⑷ :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政治制度复合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搞活经济的有利政策。
⑸ 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较好的院校和导师有哪些
开设经济学专业的大学共451所。 名次 等级 校名 1 A++ 北京大学 2 A++ 中国人民大学 3 A++ 南开大学 4 A++ 复旦大学 5 A++ 南京大学 6 A+ 武汉大学 7 A+ 浙江大学 8 A+ 厦门大学 9 A+ 西安交通大学 10 A 上海财经大学 11 A 中山大学 12 A 清华大学 13 A 东北财经大学 14 A 西南财经大学 15 A 中央财经大学 16 A 吉林大学 17 A 暨南大学 18 A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 A 山东大学 20 B+ 湖南大学 21 B+ 四川大学 22 B+ 北京师范大学 23 B+ 华中科技大学 24 B+ 华东师范大学 25 B+ 西北大学 26 B+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7 B+ 上海交通大学 28 B+ 浙江工商大学 29 B+ 江西财经大学 30 B+ 天津财经大学 31 B+ 南京财经大学 32 B+ 华南师范大学 33 B+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34 B+ 辽宁大学 35 B+ 苏州大学 36 B 河北大学 37 B 重庆大学 38 B 东南大学 39 B 湘潭大学 40 B 浙江财经学院 41 B 上海大学 42 B 东北师范大学 43 B 华中师范大学 44 B 郑州大学 45 B 安徽财经大学 46 B 陕西师范大学 47 B 宁波大学 48 B 山西财经大学 49 B 安徽大学 50 B 云南大学 51 B 福建师范大学 52 B 广东商学院 53 B 兰州大学 54 B 北京交通大学 55 B 深圳大学 56 B 河南大学 57 B 南京农业大学 58 B 黑龙江大学 59 B 东北大学 60 B 湖南师范大学 61 B 武汉理工大学 62 C+ 北京工商大学 63 C+ 长春税务学院 64 C+ 南京师范大学 65 C+ 湖南科技大学 66 C+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7 C+ 湖北大学 68 C+ 北京理工大学 69 C+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70 C+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1 C+ 南京理工大学 72 C+ 南京审计学院 73 C+ 山东经济学院 74 C+ 天津师范大学 75 C+ 中南大学 76 C+ 青岛大学 77 C+ 华南理工大学 78 C+ 福州大学 79 C+ 河北师范大学 80 C+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1 C+ 哈尔滨工业大学 82 C+ 北京工业大学 83 C+ 重庆工商大学 84 C+ 山西大学 85 C+ 山东财政学院 86 C+ 云南财经大学 87 C+ 河北经贸大学 88 C+ 徐州师范大学 89 C+ 扬州大学 90 C+ 华东理工大学 91 C+ 同济大学 92 C 中国海洋大学 93 C 华侨大学 94 C 哈尔滨商业大学 95 C 浙江师范大学 96 C 西南交通大学 97 C 河南财经学院 98 C 中国农业大学 99 C 河海大学 100 C 中国政法大学 （以上摘自武书连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08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求采纳
⑹ 从新制度经济学谈中国大学为什么给学生提供宿舍
很多人跟韩国人交往都非常少,首尔及周边大学基本上不对中国学生提供学校的宿舍.其它地区的提供.所以一定要学好韩语.
⑺ 简答题:如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
l这是我国1978年党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后人民要富裕，国家要富强的历史性转变，回人们建设热情的答高度释放丶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补足我经济上短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国防需求，才会出现我们国家的四十年高速发展，跃居全世界第二经济体系的！
⑻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土地要素配置领域的基本制度特征并解释大多数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
房地产供给面的市场化不足，土地开发权、、地产特有的长流程管理、！政府卖地的地价不断抬高，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卖地，多卖地就能拉动GDP增张。土地开发权、银行信贷权、地方政府卖地都是地方政府控制的，你哪有什么市场化？？？再加上建设成本，房地产的成本价人为被抬高！！！
需求面由于四种资金推动。第一种资金，企业家的钱，由于投资运营环境的恶化，中国70%的制造业是过冷，30%的和建设有关的行业过热（如房地产，钢铁，水泥，银行等等 主要是中国所有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下，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铺路建桥盖房等等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畸形的二元经济结构。
过冷的制造业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中国内需拉动不起来，主要是由于老百姓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退不起休)而大量出口（中国经济增长就是投资加出口拉动的，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反过来更造成了汇率的升值，造成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所以08年很多企业倒闭，搞不了了，许多企业的资金只能又过冷的行业转向过热的行业，搞房地产甚至炒楼、炒股。 这里有个海尔现象，海尔从家电行业现在也搞房地产，表面是经营多元化，其实是家电赚不到钱了。
说最本质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是在做制造业的最低端的那一环。产品设计、仓储物流、零售
房地产需求面的第二股资金是贪污腐败的钱，流入房地产业。和第一种和起来占得比重较大，而且很难监管，政府治不了啊，宏观调控对这个没用。
第三个需求面是国际热钱的流入，据统计深圳房地产需求面国际热钱只占7%
第四个就是所谓的那些经济学家认为的老百姓的储蓄资金。可怜的是，我国的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是第三第四需求资金，治标不治本。
这些都是听郎咸平讲座的收获，你可以多看看郎咸平的讲座，那讲的真是实在，听完后，感觉上大学学的那些东西都是那么的表面、空洞、不切实际！！！
⑼ 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间前后。资本主义用船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带来了新内的容经济制度，后来在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中发扬光大，再后来就是在民国政府手中继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再后来就是邓公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后就是不断的改革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