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求大学经济学选修课小论文，细节内详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 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 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 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 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历一些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他们首先作为外来人口流动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再进而以边缘群体的形式较稳定地聚居在城市非主要区域，直到最后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一演进过程是实施非农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边缘人口增加城市压力、破坏环境、犯罪率上升、形成贫民窟等负面影响的存在而人为地阻止这一进程。只能采取积极措施，兴利除弊，尽量减轻这种国内移民所带来的阵痛，帮助边缘人群尽快融入主流社会。
中国政府和城市当局对外来人口或边缘群体应当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策。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至少应保证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在市场准入，起码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要建立和形成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缓冲和化解机制；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当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
B. 超市里的经济学 政治小论文 三百字高中
议论虽有立论、驳论两种方式，但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驳和立是辨证的统一。在立论性的文章中，有时也要批驳错误论点；在驳论性的文章中，一般也要在批驳错误论点的同时，阐明正确的观点。因此，立论和驳论在议论文中常常是结合起来使用的。
直接驳和间接驳的差别
①如果直接以论点出发，那就算是直接驳论
②如果通过各种论据来反驳论点的算间接驳论
③如果从始至终都通过论点论据来论证中心的，就是典型的驳论文，如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就是典型的驳论文章。
总之，写驳论性的文章，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要对准靶子。写驳论性的文章，首先要摆出对方的谬论或反动观点，树起靶子。怎样树起靶子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概述。即用概括的语言，将所批驳的敌论复述一下。并且还要强调出敌论的弊端。概述时，可适当引用一些原词句，但要有重点，倾向性要鲜明。二是摘引。即把反面材料的关键部分或有关部分，摘录下来，然后对准靶子，进行驳斥。可以引用一些较为典型的事例，和古典名句。更加强有力的证明自己的观点。
②要抓住要害。鲁迅说：“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对谬论，一定要抓住其反动本质，深入地进行揭露和批判。
③要注意分寸。对于敌人的反革命谬论和人民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必须加以区别。对敌人，要无情揭露，痛加批驳，给以致命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就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决不可相提并论。
C. 教育经济学小论文
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
一。 引论：主导未来中国教育的基本力量文字的历史似乎表明，人类文明自（孔子、释伽、苏格拉底提出‘启蒙’问题的）‘轴心时代’以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无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及自己的世界观开启蒙昧和施行教育。农业时代行农业的教育，工业时代行工业的教育；保守的社会张扬传统价值，变革的社会鼓吹观念创新；先进扩张的社会敢为‘坚船利炮’提供社会达尔文主义道德观，落后挨打的社会尝以‘科技至上’试图救民族于危亡。真如德里达所感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Egea－Kuehne，1996）。于是，教育不能不体现特定社会对自己特定生存状况的理解和把握，此即教育的‘殊相’。另一方面，道枢所指，人文所及，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教育都贯穿了‘人’之为‘类’所分享着的同一种精神，即对自然的尊敬和对自由的追求。前者是‘天命’，是‘必然’，是‘神意’；后者是‘问天’，是‘欲求’，是‘人性’。于是，出于‘类’的性质，教育便非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开启人性：（1）格物以知天命，（2）正心以安身性。前者是康德所论的‘Verstand’（可译做‘认知’或‘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又可译做‘理解’或‘工具理性’，参见汪丁丁，2000a），后者是康德所论的‘Vernunft’（可译做‘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又对应于‘知性’，或可依王国维译做‘理由’或‘智性’）。此即教育的‘共相’。今天，中国的教育及其改革是面向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教育和改革，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这是中国当下教育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它的‘时代特征’。二十一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我愿意用两个特征来概括：（1）技术的迅速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2）全球的西方化（海德格尔所谓“地球的欧洲化”），或曰“全球资本主义”（参见汪丁丁，1999）。这两个特征表明，一百多年以来的‘西力东渐’运动仍在继续，并且要将二十一世纪纳入它的余绪。福柯在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时指出：“…〔这一学派〕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始于16世纪的，与历史性地和地理性地被界定为‘西方的’那种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诸种后果。而西方人若不假以此种强权的理性，则永远无法获得今天这样的经济与文化成就”（Foucault，1978）。事实上，当鲍德里亚和福山宣告‘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源自希腊的‘逻各斯’精神最终实现了全球化扩张，无处可去亦无以自拔（汪丁丁，2000b； Fukuyama，1989，1993；Baudrillard，1992）。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我曾反复论述过的（汪丁丁，1995，1996），中国社会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1）中国社会是‘发展经济（developing economy）’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将‘过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得以维持和改善未来‘稳态人口（steady－state population）’社会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其实起源于社会的‘人口生育率变迁（demographic transition）’，而后者则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知识积累过程的效果之一。由于发展问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发展便成了‘硬道理’，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领域中占了优先位置；（2）中国社会是‘制度转型’的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内，既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和行为规范、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都以较以往时代快得多的速率发生变化。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诸种行为都表现出‘短期化’倾向，或者‘末世情结’；（3）中国社会是正在经历‘文化危机’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这一危机缘起于百年以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撞。就内因而言，这一古老文明渐渐地，连续地，从它的鼎盛期（‘子学时代’），经过‘中兴’（大致可谓‘经学时代’），进入‘停滞期’，以致黑格尔意识到“中国似乎永远停留在历史以外”（《历史哲学》）。但是‘停滞’绝非静止，文化传统的‘多元性’（the plurality of tradition）在例如伽达墨尔看来是文化传统的绝对特征（Gadamer，1975）。只要传统保持着多元的特征，传统的生命就不会完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一方面是“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又可译做“知识就是权力”），是尼采和福柯揭示出来的‘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 掩盖下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将‘自然’的达尔文主义转变为‘自由意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是自由了的意志对‘无根’的自由状况的反省，是原本艺术的多元文化的人生对‘单相度’的技术人生与一元文化的世界观念的奋起反抗。‘知识’与‘价值’，由这两方面的冲突所构成的‘张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从根本上主导中国教育及其改革。 二。 作为‘过程’的教育及其内在困境教育是一个‘过程’。在考察了各主要学派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理论之后，我觉得作为过程的‘教育’概念是与各种理论相容的一个出发点。从这一出发点可以导出如下两点理解：（1） 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方法’、‘内容’，这三者构成‘同一’的不同侧面。换句话说，‘目的’，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阐释的那个为运动（过程）所趋向的静止不变的‘善（Good）’，不再具有柏拉图体系中‘理念（Idea）’所占据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过程的教育不应当按照先定的‘目的’来铺设其‘内容’，再根据‘内容’寻找‘方法’。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当中逐渐明确和演变的。（2） 教育过程是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就每个参与者，不仅是‘受教育者’的，而且是教育者的认知发展（cognitive development）与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所展开的对话和不断阐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内容－－－以基本概念的集合为主体，教育的方法－－－以人的不同特征为根据，教育的目的－－－对特定教育过程所应当实现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度’的界定，教育的参与者对教育的这三个方面的理解以及产生了这些不同理解的不同认知传统与道德传统的不同‘视界’之间的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所有这些方面的演变都以社会交往为实践基础。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教育的内容，例如，几何学的‘点’概念，就不应当由“不包含任何局部”（《几何原本》卷一）来定义，而应当由与‘点’的体验有关的一系列对话与阐释来‘定义’。于是与其它概念一样，‘点’这一概念有了自己的‘历史’－－－认识主体对概念的理解过程，而历史中的‘概念’是有独立生命的概念，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和停留在历史之外的概念。借用康格海姆的科学史思想：处于‘历史’过程中的科学概念与‘科学’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预设了概念在未来的可变性，从而预设了创新和批判性思考的语境（Canguilhem，1988）。如果数学概念的演变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经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阐述的物理学概念的演变史充分说明了批判性思考（critcal thinking）所要求的‘历史’语境的重要性（Lecourt，1975）。事实上，至少一项权威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人类‘概念体系’中绝大多数概念是通过与其它概念相‘类比（metaphor）’获得局部理解的，从而绝大多数概念只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被充分理解（Lakoff and Johnson，1980，第12章）。同样清楚的是，在上述理解框架中，教育的方法，例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建立，便难以像本质主义教育学派（essentialism）所设计的那样，首先确立教师的权威，然后向学生灌输‘正确的’经典理念。类似地，斯科纳（B。F。 Skinner）倡导的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ism）和杜威倡导的渐进主义学派（progressivism）的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部分地变得可疑，因为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价值观念，典型如康德所定义的‘道德’或者詹姆士研究过的‘宗教观念’，其建立过程往往不依赖于‘激励－反应’行为链条，也不依赖于‘兴趣’诱导过程。最后，教育的‘目的’，同样是演变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对他们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博弈达到均衡时的结果的预期。就理想境界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开启每个人的潜在能力（cognitive development）和潜在价值（moral development）。而这一终极目的意味着具体教育过程的目的设定必须以教育参与者的‘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谓“有教无类”，所谓“个性化教学（indivialized ecation）”，所谓“多智能开发”（multiple－intelligence development，Gardner，2000），所谓“自然教学法”（natural learning，Abbott，1999a）或者“去正规教育”（de－formal ecation，The Ecation 2000 Trust，1997）。但是，另一方面，以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设定的教育的终极目的，在教育过程由以发生的那个具体生存状况中，总是受到教育成本的限制（见下节的讨论“教育的经济学问题”）。正规教育以及教育的其它形式的‘标准化’节约了教育成本，从而可以部分地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从而教育的目的才变得现实可行。美国的渐进主义实验学校的失败在于使标准服从个性的渐进从而为懒惰和失职提供借口（Gardner，1991，页195－199）。如果教育过程可以被划分为阶段，例如‘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那么，作为‘社会交往过程’的教育也可以按照交往的侧重面不同而划分为不同阶段。例如对‘学校教育’来说，比物质生产实践更加主要的教育部分是‘符号交往（symbolic interaction）’的实践，虽然符号交往也是生产过程的观念创新的主要形式（参见汪丁丁，2000c）。与物质生产的交往实践相比，教室里的符号交往实践的特征在于它基本上是围绕‘文本（text）’展开的社会交往行为，而符号交往的语境便是上面论述过的文本的观念史。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们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对符号的意义加以阐述并从其他人的阐述中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视界融合）。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的教育理论（existentialism）比其它诸种理论更加贴近符号交往的现实语境，更加有可能激发教育参与者的热情，所谓“投入的理解（committed understanding）”或者“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命定的自由选择，“doomed to be free”），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替‘我’作出的选择（由于‘理解的艰难’或者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固执着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包括‘perennialism’）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后者固执着人类作为‘类’而分享的核心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核心能力（感觉、语言、理解力）的开启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教育过程。于是，表现在教案设计（curriculum design）理论中，前者强调教案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教案的经典性。上述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为过程的教育的内在困境－－－autonomy v。s。 authority ，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应当指出，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在其它教育理论中没有在“作为过程的教育”理论中来得尖锐，因为，例如对古典主义的教育理论来说，其经典著作和经典著作阐释者的权威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又例如对存在主义教育理论来说，生存的个人的自主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只有当教育参与者的自主性与教育者的权威性同时被教育过程本身决定时，才会发生上述的基本的内在困境。受教育者的‘自我（self）’意识，不论从发生心理学角度还是从进化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是不断演进的，就意味着‘自主性’的确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存在主义的教育方式，例如‘契约教育制度’，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在与老师订立教学契约之前，学生应当独立选择学什么和怎样学，可是学生的选择往往受到老师和家长意见的影响。德里达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文化认同不应当被〔多元化运动〕肢解。另一方面，文化〔生命〕又不能被局限于任何权威所定义的核心里面”（Egea－Kuehne，1996）。德里达所描述的困境也是教育的权威性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里，教育者和文化的权威阐释者，一方面，为了维护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培养学生对既有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为了开启文化的生命力，又必须鼓励学生对既有文化做批判性的思考、重新阐释、和观念创新。 因此，在作为过程的教育中，自主性与权威性这两个演进过程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这使得学生和老师在‘符号交往’中的关系变为艺术的，而非机械的和可以预先确定的。也因此，上述的教育的内在紧张又同时是推动教育过程演变的内在动力。
三。 教育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教育的经济学问题导源于上一节指出的在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教育所受到的生存状况的制约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表述为如下的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就特定的教育参与者群体而言，以最小成本实现每个参与者的个性的最大程度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在这一‘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中，“个性的最大程度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同时也界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包含在‘认知发展’中的若干重要范畴是：（1）知识，尽管当代各国教育改革的实践都强调了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过程，强调了当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储存已有知识的能力（《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3日；Ritchhart，2000；郑金洲，2000a，2000b，2000c；Abbott，1999b）。但‘知识’仍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学生通过知识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而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Paul，2000），并且，如第一节所论，时代特征和发展的紧迫感往往使得当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学习的首要内容；（2）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的培养。教育的这一职能已经成为英美教育改革的共识（Paul，1992），也正在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李建平，2000）。不论是规范化地还是个性化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都要求建立一些外在的可观测标准，例如思考的逻辑性，清晰程度，精确性，深刻程度，以及思路的开阔程度等等，当然，这些准则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们本身必须是可以改变的，演进的（Elder and Paul，2000）；（3）使用各种人际交往手段的能力。如我在其它论文里论述过的，人际交往是观念创新的社会场所，没有这一场所，没有社会舞台为个人提供的表演和反思的机会，个体的思考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Habermas，1992；汪丁丁，2000e，2000f）。因此，阅读和写作能力、听和表达的能力、绘画和表演能力、表情以及身体语言的开发、计算机语言和互联网交往手段的利用，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都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开发密切相关。在教育的目的中，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包含在‘道德发展’中的若干重要范畴是：（1）社会实践能力，即康德所论的‘实践理性’。“不知礼，无以立也。”从‘小学’知‘洒扫进退’，至‘大学’知‘明明德’。家庭、社区、学校，三者结合起来，提供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环境；（2）品味修养。此即康德所论的‘判断力’及‘美感’，又与叔本华之‘意志’的磨炼有密切关系。例如，幽默感的培养有助于增强学生承受苦难的能力，而壮美的感召常常激发出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所谓“诗言志”，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品味修养使教育不仅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性投入’，而且成为人生幸福或‘效用函数’的‘参数’，当参数改变的时候，即便投入没有变化，效用（幸福程度）也会极大地增加；（3）终极关怀，或可谓‘神召’、‘天道’、‘浩然之气’。没有这种宗教情怀，便难有“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古往今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视为成就大学问家的第一层境界。以上便是从教育的终极目的引申出来的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基本概念的集合，而且其中的每个概念又必须被放在观念史的讨论和阐释中去理解。这些‘文本’知识再加上述的诸种道德实践的内容，要求学生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掌握。由此便导出教育的目的如何实现，这样一个教育经济学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家们根据大量的反复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在多数社会中都大大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意味着教育投资长期低于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水平。于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问题转化为？quot；是什么因素使得教育投资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经济学家对上面的问题给出了不少回答，可能的原因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利他主义精神不足“，”教育贷款市场不完备“，”劳动力市场关于能力的信息不对称“。这些研究为各国政府的教育与劳动政策提供了政策基础。教育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投资的增长所能够改变的，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状况。这一生产过程内部的转换效率则是教育经济学必须研究的课题。 教育作为‘生产过程’，包含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配置学生的有限的注意力使得教育的目的所涵盖的各种教学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被理解？首先是对认知主体的注意力资源的增长（或消耗）和注意力配置方式的经济学描述，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图景（见汪丁丁，2000d）。其次，需要描述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符号交往关系，例如老师的权威性与学生的自主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是对教学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描述。只有基于对所有这些复杂关系的理解，教育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为教案设计理论和教学标准设置提供经济分析的基础。在理想情况下（完备信息假设），从学生注意力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描述出发，由社会博弈的均衡给出学生愿意配置在特定的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注意力总量（参见汪丁丁，2000d）。以此为根据，教案设计和标准设置的任务是：按照学生注意力沿时间的配置方案，在给定的教育投资（技术、师资、设施、等等条件的）制约下，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使得学生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发展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一般而言，给定了学生的注意力配置方案，教学的内容越密集，所需的其它投入的密度也越大，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同样，以个性化教育与规模经济效益之间的权衡为基础，标准的设置越严格，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在完备信息假设下，总可以找到均衡的内容与标准使得教育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成本限制下的‘最优’。必须假定存在着关于这一动态优化问题的最优解，所谓‘标准’的有效性或‘效率损失’才是可以定义的。因为，由最优解决定了一套最优的标准，从而任何现实标准对最优标准的偏离都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在现实中，已如前述，除了社会博弈的均衡格局完全无法预先确定外，学生注意力沿时间的配置方案也无法预先确定。因此，教案设计与标准设置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演变的复杂的‘自适应过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是一种艺术，而把握这一艺术的人便是‘老师’。 转
D. 20分，急求！！！ 对 身边的 经济学 现象 进行分析， 写一篇1500字的小论文。（满足上述要求即给分）
给你推荐两本书，经济学的思维模式，牛奶可乐经济学，上面全部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经版济现象进行分析权的，简单易懂，生动有趣。
如果要我来写这1500字，你估计没耐心看下去，就算看了，你也只知道这个一个事例，你要到这两本书上找，你会学到更多东西。
需要 的话，我可以发你，我看过，确实比较精彩的！
E. 求一篇经济学的小论文(5分钟内的演讲)
高一的话，应该让大家都听得懂，当然本人也是“粗人”一个，呵呵，希望可以帮到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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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经济学现象，小到会走路的小孩，大到市场上提菜篮子的老大妈都懂得。我们举例些，生活边的经济学。
可能在校高中生很少出门买菜，如果你有陪老妈去超市买猪肉就知道最近猪肉的价格比较高，有些人就会问了，前年猪肉怎么就那么便宜，而从去年年底说涨就涨呢？而且还是翻倍的涨？假如你稍微对经济学感兴趣，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
这里先讲个经济学知识点，那就是一件商品的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就是说当一种商品很少时，而需求的人确很多，那可想而知，价格自然高了。我们回到猪肉价格这个问题。去年年底由于国内猪肉发生比较大范围的“猪蓝耳”病。很多母猪和小猪都病死了，而且在加上年底北方罕见的冰冻灾害，很多小猪仔冻死。还有原因是因为在前几年猪肉价格长期保持低位，养猪人利润很少，甚至亏本，他们就会选择放弃养猪改行做其他，这些原因都使得猪肉供给减少了，当这些问题突然都集中在一起，就会发生较大影响。猪肉价格就涨了。（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这次猪肉价格上涨跟需求没多大关系，因为猪肉一般作为每个家庭的生活必需品，不会突然在某段较长时间内加大猪肉的需求量，更何况是在全国人民都突然增加需求量，所以猪肉价格的上涨跟需求量没多大关系，需求量一般都较稳定的，反而在当猪肉长期在一个高位运行，会使得猪肉需求量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很多人觉得猪肉贵，会选择较便宜的其它肉类代替，比如：鸭肉，鸡肉等。反而会使猪肉价格降低。）
我们在举个例子，房地产最近也很火。不知道在校的高中生有没有在关注。
我们这里不是要讲房地产价格为什么会炒得那么高，又为什么最近部分地区楼市又遭遇“寒流”。我们来讲，为什么政府努力控制楼市价格，确似乎很难控制它在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增长。当涨到高位时，却又非常担心楼市大幅下跌。（似乎跟老百姓正好相反，老百姓希望楼价跌得越低越好，这样就可以买得起房子）
楼市价格的上涨，很多原因是来自市场的炒作，一旦热钱大面积进入一个行业时候，政府是很难控制住的。只有到了一定高位了，部分热钱觉得风险大于收益时，他们就会停止在向这个行业投资。这时候往往政府的措施就很有作用了，因为当一个行业缺少资金，就只能等着“退烧”了.说到为什么政府又担心房价大跌呢？因为房地产行业占GDP里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很大，而且房地产行业可以影响到大大小小40几个行业，所以这个行业比较特别，假如房价大跌，很多开发商就要倒闭，那些提供分期付款的银行也会损失惨重。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所以政府就会出台政策维护房地产的稳定。不过政府很多时候的干预是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的，市场的问题，要交给市场自己解决。所以一旦房地产抄得太高，房价必定也会下跌。所以假如你们同学家里谁想买房的话，就可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好好把握个时机，在较低位买进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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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就讲到这，很不好把握啊，高一的本来想讲通俗点的，可怎么越后面越讲越乱，抱歉，呵呵，你把上面的文章整理下，或许整理个五分钟，还是可以应付的。如果实在不行，自己试试写写，哈哈。
F. 跪求经济学现象小论文，800--1000字，
<<正确对待金钱>>
对于金钱,我们总是想的很多,努力赚很多,可是真正懂得它意义的人并不多.
有人说:"金钱是幸福生活的保证."不错.没有钱,我们要流落街头,我们会饥肠辘辘,我们会一丝不挂...所以我们不会有幸福生活,甚至我们会过着最底层的生活,没有人瞧的起,随便被别人打骂.
可是,难道说我们有了钱就会有幸福生活了吗?显然不是的.拿破伦想必大家都知道吧?他曾拥有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荣耀、权力、财富，他却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
更有人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没有金钱,就不会有差距,没有差距,就不会有欲望.没有欲望,就不会有罪恶.难道不是吗?多少个高官因金钱摘掉了钨砂帽?多少个家庭因为金钱家毁人亡?多少商家因为金钱制假搀假?
那么金钱到底是什么呢?是天使?还是魔鬼?我想,这要看你怎么对待它了.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说过:"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在每天更换主人."这应该就是在告诉我们,对于金钱要取之有道.要用正当的手段赚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这样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是光荣的.不义之财终将被夺,靠非法手段攫取钱财,决没有好下场.(如果字不够,可以举一下三鹿的例子..呵呵)
现在我们取到了钱,究竟要如何花?这当然也好是一个问题了.有些人有了钱就变的大手大脚,不懂得珍惜粮食,不尊重别人劳动,甚至践踏别人的尊严!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当然也有许多人是会拿来做善事的.像出道时间并不很长的歌手许飞,就经常拿出自己的钱去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花钱要有节制,要分清轻重缓急,能节省的要节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让钱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让我们的灵魂更纯洁,道德更高尚,人生更有意义!
G. 求2000字高中必修1经济学论文
我靠 高中要求写经济学论文 怎么可能写出来
H. 宏观经济学小论文
我来帮一帮你，最近关于经济的热点还是蛮多的，比如石油价格的大跌对于经济的影响，比如俄罗斯卢布的暴跌对于俄罗斯、中国、世界的经济影响，在比如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可以写影响，可以分析前因后果，可以写一写应对措施。从学过的微观及宏观角度理论进行分析。
I. 跪求宏观经济学的小论文
的是范德萨发的是范德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