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国际经济法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与国内货物买卖合同的比较
1、交付义务中交货地点的差异。当合同当事人对交付货物的四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合同法》和《公约》对此采用了不同的补缺原则。《合同法》采用的是“约定———推定———法定”顺序补缺，尽可能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在履行地点不明确时，首先采用补充协议。只有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采用推定方式，即依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仍然无法确定，才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3）款或第141条的法定方式。而《公约》则不同，因为《公约》调整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处于不同国家，因而补充协议显得不太实际，而且耗时较长，故《公约》没有采用补充协议的补缺方式，而是采用刚性的规定方式。如：《公约》在第31条明确规定了三种情况下的履行地点。以期尽量缩短交易周期，降低交易成本。
2、货物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不同。在货物买卖合同中，货物的权利保证仪是卖方的一项主要义务。合同法和公约对此规定有较大的差异。 《合同法》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另有规定的除外。买受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上述的权利保证义务 . 《公约》则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 ，必须是第三人不能提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这种权利和要求的条件下，收取货物，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是以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为基础。 由此可见，在货物权利保证方面，《合同法》与《公约》存在着的主要差异在于（1）在《合同法》中，卖方免责的条件是在订立合同时，买方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而在《公约》中，卖方免责的条件是即使有第三人提出权利要求，但买方同意并收取货物。（2）《公约》特别规定了卖方对于货物的知识产权的保证义务，但在《合同法》中无此特别规定。
（二）买方义务的比较
货物买卖合同作为一种双务合同，买卖双方的义务都是相对应的。买方的基本义务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支付价款，另一项是受领货物。公约与合同法对此规定是最主要的区别在买方的付款义务上。
1、在国际贸易中，买方支付货款的义务不仅仅是支付货款这么简单，还应包括按照合同或任何法律，规章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步骤及手续，以便使货款得以支付，因为国际贸易付款程序远比国内贸易复杂，并且涉及到外汇的使用，如果买方不履行必要的付款手续，到时可能付不了款。此外，买方支付货款的时间和条件也与国内贸易有所不同 .
2、合同法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或价款约定不明确时，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约定，未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价款，但公约无此种规定，尽管公约并不禁止当事人以补充协议的形式来约定价款。
1、承诺生效问题
《合同法》第28条、29条是关于逾期承诺的效力问题。上讲逾期承诺有三种情况，即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况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因其他原因超出期限后到；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但按照通常情形也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到达。《合同法》第28、29两条只规定了前两种情况，而未论及第三种情况，而《公约》中则将一、三两种情况概括为正常情况下的逾期一同加以规定体现了以上三种情况，本人认为这实际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也是《合同法》相对于《公约》不足之处 .
2、知识产权担保问题
《合同法》中规定卖方义务时指出卖方有按时交送货物的义务，有对货物所有权提供担保的义务，却没有像《公约》第41条那样对货物的知识产权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一点显然是不适应国际贸易中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买卖合同日益增多的趋势。
3、意思自治问题
《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将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自治权利限制于“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有违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如前所述，市场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作为市场主体发生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合同也以自由为其旗帜。相应地，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灵魂。作为规范市场主体合同行为的法律，《合同法》应首先确立并保护意思自治的原则，其次才是着眼于防止当事人合同自由权利的滥用。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合同法》所追求的效率目标。由独立，平等、自由的各方当事人自己决定合同主体资格、订立和履行、解释、争议的解决等事项所适用的法律，正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和主要，也是世界各国立法和国际公约中通行的准则。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采取的“处理合同争议”的限制性作法罕有先例可循，虽然这一规定在我国存在已久（见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民法通则》第145条和《海商法》第269条等）。 此外还有国家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与合同有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但是如我国这样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限制在“处理合同争议”，实无必要，应该予以修改。修改后的文字表述形式可以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也可以仿照《公约》的用语，即“合同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律选择规则对国际民商事关系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对争议解决的规范作用。
4、我国《合同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还有很多漏洞，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合同法》只是规定对于标的物的状况出卖人对买受人应承担什么义务，买受人对出卖人享有什么权利。因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而且现有法律中也未明确对善意买受人的保护问题，实践中处理这一问题也不很统一。因此亟需指定物权法对此明确规范，这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深入，包括借鉴各国立法经验，使之臻于完善。
5、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公约的很少，甚至合同中没有法律适用条款，往往由仲裁庭来发现公约的适用，这反映了我国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意识不够 .
㈡ 请教关于国际经济法方面的问题
（一），请分析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和国际惯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三类：
第一类是国际条约主要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
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有两项保留：1，必须采用书面形式；2，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第二类是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华沙---牛津规则》。对于前者，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第三类是有关国家的国内法：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二），这些法律问题和国际惯例的效力如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解答：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最重要渊源。我国和美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如果合同中没有排除该条约的适用，即使没有约定也适用该公约。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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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完整的法理简述》
国际货物买卖法的渊源有三：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际贸易惯例；三是 有关的国内法。
一、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重要渊源。有关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
我国是该公约的成员之一。我国对该公约的态度是：基本上赞同公约的内容，但在公约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两项保留：
1、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保留。
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不一定要以书面方式订立或以书面来证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这就是说，无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认为是有效的。这一规定同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涉外经济合同（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是有抵触的。因此，我国在批准该公约时对此提出了保留。我国坚持认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不采用书面形式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2、关于《公约》使用范围的保留。
《公约》在确定其使用范围时，是以当事人的营业所处于不同国家为标准的，对当事人的国籍不予考虑。按照《公约》的规定，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处于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又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就适用于这些当事人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即《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的缔约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对于这一点，我国是同意的。
但是，该公约又规定，只要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分处于不同的国家，即使他们的营业地的所属国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如果按照国际私法的规则指向适用某个缔约国的法律，则该公约亦将适用于这些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
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使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适用于营业地处于非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对于这一点，我国在核准该公约时亦提出了保留。根据这项保留，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二、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惯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该通则制定于1935年，1953年做了修订，近年来为了适用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变化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又于1980年和1990做了两次修改。现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订本。该通则在国际上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采用，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2、国际法协会1932年制订的《华沙---牛津规则》。该规则是针对CIF合同制定的，它对CIF合同中买卖双方所应承担的责任、风险与费用做了详细的规定，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3、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年修订本）和《托收统一规则》。这是两项有关国际贸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惯例，它们确定了在采用信用证和托收方式时，银行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普遍使用。此外，还有一些惯例，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国内立法：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㈢ 国际经济法中有不可抗力导致买卖合同中一方无法继续履行，可以免除责任。到底什么情况可以归因不可抗力
一般来有概括式、列举自式和综合式三种规定方法。概括式对不可抗力范围只作笼统规定；列举式是将不可抗力事件逐一列出；综合式，即列举式与综合式相结合，对经常可能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如战争、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雨、雪灾等）列出的同时，再加上“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的文句。综合式的规定方法，，既明确、具体，又有一定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