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推荐劳动经济学

❶ 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超强推荐） 详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聂辉华 2010 年11 月 我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现将所发现的问题叙述如下。 一、一样的产品，不一样的价格 最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物价的差异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个热门问题是：同样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在美国卖得比在中国还便宜？例如，我自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梅西商场买了一件哥伦比亚（Columbia）牌子的羽绒服，上面明确标示“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售价是69 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470 元。但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在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商场通常要卖 1000 元，比美国的两倍还高。同样是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 iPhone 3，在美国卖600 美元（约4000 元），在中国则高达6、7 千元。 最近流行的苹果3G 版平板电脑iPad，我在哈佛大学电脑专卖店里花 670 美元（含税，大约4500 元）买了一个，而这款产品在中国市场已经炒到了6000 元以上。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应该是著名的Coach（寇驰）皮包了。在美国郊区的品牌直销店（outlet），一个普通的Coach 包大概100 美元，但是在中国则售价高达1500 元左右，翻了一番。类似的产品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运动鞋品牌，它们在美国的售价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 巨大的价格差必然导致大量的套利者。在美国 outlet，中国人采购队伍往往蔚为壮观，出手阔绰，横扫各大品牌，简直是如狼似虎。我就亲眼目睹一堆中国人从一个华人旅游大巴里出来，然后直接杀向Coach 店，以至于Coach 店门口立刻排起了长队，而队伍中有一半都是中国人。店里的售货小姐忙得不亦乐乎，此刻恨不得会说中文。因为Coach 包价差太大，又非常畅销，所以往往一个中国人非得两手都拎满了包才出来。据说，一些地方的Coach 店不得不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买10 个！那一刻，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常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当地出售，其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肯定比在美国的成本要低，那么价格自然是中国的更便宜。产品的输出地居然比输入地还贵，这是一种逆向的价格差。我们从未听说过“北京烤鸭”在北京比外地还贵，也没有听说过“南丰蜜桔”在江西比在北京更贵。那为什么一些在当地制造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反而比外地更贵呢？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交易费用 最近，《新京报》的一则报道[①]援引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了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逆向的价格差。 第一，品牌效应。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产品的价格等于成本加上行业平均利润。因此，假如两种商品成本相同，而价格不同，那么一定是市场结构不同导致利润不同。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微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丰厚。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以广受中国女性欢迎的Coach 包为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潮流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有一句话说，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女性觉得Coach 包时尚、潮流，把拥有这种名牌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导致中国国内的Coach 包奇货可居，自然供不应求，从而使品牌拥有者获得暴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Coach 虽然是皮包名牌，但是最多总体上只能算二线品牌，真正的一线品牌是Gucci（古奇）和LV（路易威登）。Coach 是美国本土名牌，Gucci 是意大利名牌，而LV 是法国名牌。和大部分奢侈品一样，真正领先潮流的产品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一个朋友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说 Gucci 是王府井大饭店，那么 Coach 只能是人大西门旁边的天使食府。美国人买 Coach 包， 就好比买家用电器。因此，Coach 包赚不到美国人的超额利润，只能去赚中国人的。其实，即便是Coach 包，也分流行款式和普通款式。在outlet 这样的打折直销店销售的，往往是普通款式，而流行的款式是不会立即打折出售的。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中国人以为在美国捡了大便宜，其实就是捡了便宜货。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运动类服装和鞋子，也符合类似的逻辑。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像Coach 包这样的产品，怎么说也算名牌，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赚不到暴利呢？我认为，这个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营企业盈利但没钱扩张，资源存在很大程度的误置，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因此，同样是名牌产品，但是其在美国的品牌溢价低于在中国的品牌溢价。然而，如果一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美国名牌，但在中国卖出比美国更高的价格，就需要有其他解释。 第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交易费用。因此，同样的产品，即便生产成本相同，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总成本。假定品牌的溢价完全一样，交易费用更高的国家就会有更高的产品售价。这里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的维护成本。假设广东东莞一个工厂生产了一批衬衫，它可以选择通过海运出口到美国，也可以选择通过陆路输送到北京。别看广州到北京相对较近，但据说有人做过比较，发现大陆沿途的各种收费和行贿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居然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费用！我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想想一路有多少收费站就可以理解了。其实，运输费用毕竟是确定性的，而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国内企业的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与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这些“攻关费用”，其实都要算进生产成本里。因此，简单地说同样的产品有同样的生产成本，这对国内销售企业很不公平。正是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从而侵蚀了国内产品的利润空间，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 像联想公司出品的Thinkpad 笔记本电脑系列产品，被从IBM 公司手里收购过来后，完全是在中国生产的，现在也不是美国名牌，但是其价格在美国还是相对便宜。品牌溢价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中国消费者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多数会偏好惠普、戴尔、苹合楼地下室有一个电脑专卖店，只有两三个员工，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上班，里面的货物大部分是展品，拿货需要网上或电话预约。我想买一根Thinkpad 的电源线，他们都说没有，让我直接从网上订购。中国消费者也许不习惯这种“非人性”的服务，但是对于厂家和销售商来说，成本就大大地降低了。要知道，美国最贵的就是人力服务了，因为人少。 第三，知识产权。前面提到的交易费用都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可以直接计入价格。但是有一类成本是无法直接计算却必须包括在最终价格里的，这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名牌产品之所以有溢价，主要是因为它品质更好。崇高的品质来自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投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企业就不敢冒险去创新，而只能去生产那些短平快的产品，获取短期薄利，或者干脆帮外国品牌代工，拱手让出大部分利润。美国有微软这样伟大的企业，是因为美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完善法律。微软曾经和美国三十个州以及联邦司法部对决公堂。要是在中国，按我一个大学班主任的话说，“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它灭了”。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去年夏天我到苏州出差，看到当地很多丝绸小店出售“手工刺绣”。其实，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那些手工作品都是摆设，真正出售的全是机器生产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机 器生产的，想卖高价是很难的，因此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幅。当大规模的机器产品占据了市场时，企业即便想生产出高品质的手工产品，又有几个消费者会相信呢？去年年底，我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发现机场商店出售一些日本人手工制作的刺绣，上面标有手工制作的官方认证，一块手帕大概要卖几百元人民币。两厢对比，令我感触很深。这几百元的价差，其实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如果盛行，国人不以侵犯知识产权为耻，反以为荣，只顾短期利益，必然失去长期市场。是的，文化因素，这正是我要谈的第四个原因。 第四，消费文化。中国人大概是穷怕了，所以一旦有钱，一定要炫富；即便没钱，为了表现得有钱，也要花大代价去炫富，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据说，很多在校读书的女生为了买一个LV 的皮包，可以忍痛挨饿吃几个月的方便面。很多公司的低阶白领，领了工资就去买奢侈品，特别是皮包。想想看，假如一个普通职员有一天也买了一个Coach 包，那么她的主管必定要扔掉以前的Coach 包去买一个更贵的Gucci 包，然后高层上司看到中层主管居然拿她一样款式的皮包，就不得不去买更贵的高档皮包了。这种盲目的、单一标准的攀比，正是收入不高的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不成比例地大肆扩张的文化背景。去年由于金融危机，LV 在全球的市场都在萎缩，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却爆炸性地翻倍增长了。毕竟，有那么多中国人要炫富，有那么多中国人要送礼，真金白银盆满钵满也就不奇了。美国人也攀比，但他们更喜欢比不同。你有这种东西，我非得有另一种东西。这种追求个性的文化，杜绝了“全民都买LV”的低俗文化。

❷ 求：西游记经济学（一）（二）（三）（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全文！谢谢！

读秀文献正在传递，不急的话明天再传，下面是博客复制的。
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
——《西游记》经济学之一

聂辉华

唐僧奉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这是一个绝对艰难的使命。从东土大唐到西天灵山，有十万八千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尽是妖魔鬼怪。最终，唐僧师徒四人以及白龙马耗费了14年才从如来佛处取得大乘佛法真经。若是在今天，步行十万里，没汽车没旅馆，没工资没保险，生命有危险，花十四年去完成一个任务，谁会干这事？！在西天取经的团队中，唐僧心软体弱，孙悟空刁顽暴戾，猪八戒好吃懒做，沙和尚忠厚老实，白龙马基本上只是脚力。中国有句古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取经团队中，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愿意从事这一艰苦卓绝的职业？如果有人偷懒怎么办？如果有人中途退出又怎么办？在经济学中，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发生的这类难以监督的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即便是神仙也经常有凡心，也会开小差，也有人性的弱点，因此要完成西天取经这一艰巨的任务，光靠个人意志或道德肯定是不够的。一定得有制度上的安排来约束人性的弱点，奖勤罚懒，相互制约，保证西天取经这一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当上级给下级安排了一项艰难的任务时，意味着上下级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那么就必须有巧妙设计的制度或机制来解决契约履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一

我们首先对取经团队中的角色一一考察，然后讨论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首先说唐僧，应该说他是取经团队中意志最坚决的成员，也是团队的领导。先看唐僧的背景。唐僧本名陈玄奘，在《西游记》中是金蝉子转世，又在金山寺长大，自幼研习佛法，因此天生就是佛教的人，对佛教忠贞不二，这是他的个人禀赋。接着看他的出身。外公殷开山是当朝丞相，正一品官职，相当于今天的正国级干部。父亲陈光蕊是科举状元，当时就官拜江州州主（从五品），复活后升至文渊殿大学士（从四品），在今天就是厅级干部了。总而言之，外公和父亲都是高干，唐僧是标准的“官二代”，出身绝对是根正苗红。再看他的地位。在唐太宗的水陆法会上，唐僧是主持人。唐太宗将从观音那里获得的两件礼物——价值五千两银子的锦襕袈裟、两千两银子的九环锡杖赐予唐僧，让唐僧在长安城里风光无限。这还不算，最给面子的是，当唐僧自告奋勇要求前往西天取经时，唐太宗居然与他结拜兄弟，也因此唐僧有了“御弟”的名号。拜兄弟就等于是纳了“投名状”，唐僧就得竭尽全力去完成皇兄托付的任务。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唐太宗此举等于让唐僧做出了一项不可更改的承诺。如果取经不成，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有多严重？唐僧自己说了：“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1] 这唐僧直接就发下了毒誓！归纳一下，唐僧出身高贵，地位尊崇，说话自然要算数，这是“声誉”（reputation）的力量；他与太宗结为兄弟，又当众立下毒誓，这是做出了可置信的承诺（commitment）。因此，即便前途险恶，性命攸关，唐僧也唯有万死不辞，否则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有何颜面失败而归？
那也许有人问，万一唐僧取经失败、滞留国外呢？事实上，尽管唐僧意志坚决，但人性也有柔软的时候。看过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电视剧的人可能还记得，当唐僧师徒几人经过女儿国时，女儿国王执意挽留唐僧留下来与她成亲，共治江山。在女王的柔情蜜意下，唐僧似乎已经动情了，却被赶来的蝎子精搞坏了情调。原著写到这一段时，说唐僧“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第406页）！没有蝎子精搞鬼，说不定唐僧真的愿意留在女儿国享受荣华富贵呢。可见，即便像唐僧这样意志无比坚决的人，也不能保证在环境的改变下矢志不移。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万一唐僧留在女儿国当国王了，后果究竟有多严重？首先，按照他的毒誓（神话中的毒誓应该能应验），他会堕入地狱。在讲究因果报应的佛教徒看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后果了。其次，他要是不回国，他老丈人和父亲肯定会受到牵连。对皇帝说话不算数，这种欺君之罪在古代是可以满门抄斩的！此外，还有其它机制制约着唐僧，下文再表。反过来，如果他坚持取经，即便失败，最大的后果无非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但至少可以名垂青史。因此，对于唐僧而言，面对他和唐太宗的约定，由于爽约的成本远高于履约的成本，他肯定会坚持履约。这告诉我们，在博弈论中，要看对手说话是不是算数，他的承诺是不是可信，关键不是他的态度、他的语言、他的人品，而是他说话不算数的成本是不是比收益更高。人性不足信，制度更可靠，因此要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对手或下级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让其选择自己或上级想要的行为。
取经团队的第二号人物当然是孙悟空了。和唐僧比，孙悟空取经的意志虽然不如他那样磐石不移，但也足够坚定，原因是孙悟空取经的机会成本很低，但收益却很高。孙悟空因为大闹天宫，被如来制服，在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这次惨败让孙悟空一无所有，不仅声名扫地（以后碰到妖怪时还因此常被嘲笑），而且大本营花果山也被人侵占，猴子猴孙都受牵连。跟花果山的逍遥日子比，五行山简直就是地狱。孙悟空每天被压在山下，风吹日晒，饥渴时只能靠土地神给他喂铜汁铁丸。这日子哪里是人过的！因此，当观音菩萨经过五行山，劝说孙悟空加入佛门，做唐僧的徒弟，保护他去西天取经，事成之后“可得正果”时，孙悟空没有任何理由不答应。想想看，一个一无所有的服刑人员，有什么资格谈条件？更重要的是，去西天取经的任务一旦完成，孙悟空不仅可以恢复名声，而且还有望成仙成佛，在体制内得到一个“编制”，彻底摆脱“妖”的民间身份。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最容易参加革命的，就是因为其机会成本太低。孙悟空的取经意志不必怀疑，而且他武艺高强，这都是他的优点。但孙悟空的缺点也很明显，他喜欢自作主张，而且经常不尊重领导。唐僧是他的上级，但唐僧经常敌我不分。如果有着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看不起唐僧，或者与唐僧顶撞了，要退出他与观音约定的契约，那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在《西游记》中不止一次发生过。经过女儿国之后，在杨家庄，孙悟空打死了几个草寇，导致他和唐僧之间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唐僧和孙悟空分道扬镳。显然，这样的冲突，光靠取经团队自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求助外部关系或者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
接着说猪八戒。在取经团队中，猪八戒是意志最薄弱的人，原因是他取经的机会成本最高。猪八戒本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算是高级将领，只因调戏嫦娥，被玉皇大帝打了两千锤，然后贬下凡尘，还错投了猪胎。按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又长相丑陋，不应该有什么既得利益。但猪八戒不同，他曾两度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小日子过得滋润快活。第一次做“倒插门”女婿，是跟了一个叫卵二姐的。卵二姐一死，猪八戒合法地继承人家的遗产，占了人家的云栈洞，每日以吃人为乐。观音在去往东土的路上，劝他归入佛门，他也答应了，按说应该好好做人，静候唐僧路过。但他基本不当回事，又跑到高老庄做了第二次“倒插门”女婿，继续过他的快活日子。像猪八戒这样的，本来就有家有业，日子逍遥快活，如何肯真心前往西天取经呢？因为对他来说，就算取经失败，他还是可以回到高老庄继续做他“倒插门”女婿。他甚至在临走时，还叮嘱老丈人：“你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快活。”（第141页）反正猪八戒心里早算计好了：取经成，他得正果；取经不成，他继续过原来的日子。毫不奇怪，每次取经团队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猪八戒总是第一个提出“散伙”。如果团队中有这样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要让他死心塌地去完成团队目标肯定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于机会主义者，关键是消灭他的其它机会，从而让他取经的机会成本降低。办法之一就是断了他的退路。孙悟空显然懂这个道理，因此他要求猪八戒临走时烧了他的云栈洞，而猪八戒也照做了。但孙悟空却没法拆散了人家的事实婚姻，更不能没收高太公的合法财产（这些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就是猪八戒），因此这招根本不够用。吊诡的是，孙悟空自己却不愿烧了他的水帘洞，可见他也有点机会主义。显然，要制约猪八戒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光靠某个人是不行的，也必须有合适的制度安排。
然后说沙和尚。沙僧原是玉皇大帝身边的卷帘大将，应该算是玉帝身边的亲信。他因为在蟠桃会上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了八百下，然后贬到流沙河。这还不够，玉帝竟然派人用飞剑刺穿沙僧胸肋，七天一次，每次一百下。同样是“刑满释放人员”，但沙僧却没有猪八戒那样的运气。受着这样的罪过，如果有一个解脱的机会，我想换谁都会答应的。因此，当观音要沙僧入佛门上西天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别提还有“功成免罪，复你本职”的奖励了。总之，在西天取经这件事上，沙僧的品性没有问题，意志也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武功不够高强，头脑比较简单。要完成一件艰难的任务，光有人品是不够的，能力有时也会成为短板，因此也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弥补这个缺陷。
最后说一下白龙马。白龙马虽然基本上以“马”的形式出现，但他也算一个成员，而且实际上他也是贵胄出身。他本是西海龙王熬闰之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其父亲告到玉帝那里，打了三百下就算了，竟然要问斩！真不知道天朝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烧明珠的白龙要问斩，打碎灯的沙僧要被剑刺，但调戏良家妇女的猪八戒却只是贬职！看来玉帝老儿也是赏罚不公啊。（执法不公害死人啊，下回再表。）一个“死刑犯”，被观音刑场救下，当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报答观音的救命之恩了。因此，白龙马的取经态度那是最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机会成本最低，或者反过来说机会收益最高。看来，有时“恶人”有恶人的用处，用得好甚至比“好人”更有用。看到这里，我想读者可能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如来要让观音去收服这些个“刑满释放人员”或“死刑犯”来充当取经团队的成员了。

二

前面的分析说明，光看单个人，几乎没有谁能保证完成取经任务，因为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因此，巧妙的制度安排就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西天取经团队以及相关的人事安排，完全是一个精巧的机制设计。
我们首先从最薄弱的环节分析。猪八戒是取经团队中最不靠谱的一个，贪恋红尘，好吃懒做，经常开小差。唐僧虽然是领导，他其实是管不住猪八戒的，因为猪八戒没戴紧箍咒，并不怕唐僧。但猪八戒有怕的人，那就是孙悟空。孙悟空武功比他强，点子也比他多，脾气还不好，不听话就可以揍他。高老庄一战，猪八戒成了孙悟空的手下败将。在《西游记》中，每次猪八戒开小差，不是被孙悟空揪耳朵，就是被孙悟空捉弄。因此，有孙悟空在，猪八戒就不是问题，他至少还是一个帮手，一路上打打杀杀也可以帮点不大不小的忙。
最棘手的环节当然是孙悟空。他武功高强，偏又脾气暴躁，且目无尊长，这样的团队成员是最难领导的。但孙悟空有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受骗戴上了如来的紧箍咒，好比中了毒的人。很不幸的是，控制毒性发作的人恰恰是他的顶头上司唐僧。因此，如果孙悟空想开溜，或者不听话，唐僧有办法摆平他。但如果唐僧受不了他，他也受不了唐僧了，这法子就没用了。此时，观音就以更高层领导的身份加以干预。在“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后，观音明确告诫唐僧，这一路上必须有孙悟空的保护才能取得真经，否则功亏一篑，切不可赶走孙悟空。表面上看，在杨家庄经历了那次最激烈的师徒冲突之后，观音作为更高层的领导，既没有责罚孙悟空，也没有批评唐僧，但实际上却默认了孙悟空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取经故事中，如来先和观音签约，观音再和唐僧签约，唐僧又和几个徒弟签约。换句话说，如来是观音的上级，观音是唐僧的上级，唐僧是孙悟空等人的上级。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唐僧就算不喜欢孙悟空，但要完成任务还真不能少了他，更何况他的顶头上司观音发话了，他必须服从。
至于唐僧，虽然是领导，但也不能保证总是比成员的意志和品性更可靠，因为人都有弱点。毕竟，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像唐僧那么帅气，出身又那么高贵，因此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上的抢手货。有时候，唐僧可能有点心猿意马，此时作下属的就会提醒一下。例如，在女儿国那回，当女王在城外想挽留唐僧时，猪八戒大耍本相，吓退了众人；沙僧趁机将唐僧抢出人群，扶其上马；而孙悟空则准备施定身法稳住女儿国大众。如果猪八戒也是一个帅哥，估计就和唐僧一起留下了，但他偏偏不是。可见，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差异，有时也是好事，至少不容易合谋起来对付上级。
一个团队中，搞定了最薄弱的环节和最棘手的环节，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就是让团队成员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沙僧和白龙马意志坚决，人品可靠，但能力不足。但这没关系，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能力不错。面对能力强、品性差的团队成员，用奇招制服他；面对能力弱、品行好的成员，让能力强的成员照应他。如此一来，团队成员之间自然相得益彰，还有什么任务是完不成的呢？不得不说，安排这个团队的观音菩萨才是高人！

❸ 聂辉华的学术活动

主持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课题“契约失灵的原因以及治理方式”（200903）
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中投资效率悖论的解释”（06XNB023）
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区制度质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12YJC790143）
2011年，主持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委托课题“物联网及云计算产业发展环境推动研究项目——移动互联网和车联网产业价值与制度研究”
2011年，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课题“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和企业博弈”
2010年，参与姚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及其趋势研究”（09&ZD020） “The 1st Annual Xiam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stitutions”, May 18-19, 2013, Xiamen University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2 -5, April, 2013,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Grossman and Hart at 25” conference, June 24-26, Brussels, Belgium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resented on CES China Conference, June 17-19, 2011, Beijing, China
“Does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Necessarily Lead to Inefficient Specific Investment?”, presented on CES Changsha Annual Meeting, July 28-30th, 2007, Changsha , Hunan , China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Fi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Jinbo Li, presented on 2006 Far Easter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July 9th-12th,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 Supplement to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presented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ramarginal Analysis and Chinese Economy, by Fudan University and Macau University, 14-15th, July, 2002
2011年9月，参加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并宣读论文，辽宁大学
2011年7月，参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宣读论文，中国人民大学
2010年4月，参加《哈佛中国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年会并担任经济单元主持人，哈佛大学
2009年6月，主持第一次“微观经济理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
2009年6月，参加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宣读论文，中山大学2008年11月，参加首届中国经济金融和管理论坛并宣读论文，深圳大学
2008年10月，参加“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并担任嘉宾，北京大学（CCER）
2008年10月，参加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报告论文，复旦大学
2007年12月，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并报告论文，南开大学
2005年10月，参加2005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并报告论文，北京
2005年9月，参加第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并报告论文，大连 2013年5月9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博连读学生做讲座“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两篇论文”。
2013年5月8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为本科生做讲座“从制度经济学反思中国改革”
2013年4月23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报告论文“政企合谋、周期性干预和行政管理体制”。
2013年4月2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报告论文“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2013年3月22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为“产业经济学前沿”课程讲授“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和应用”。
2012年12月21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报告论文“政企合谋、周期性干预和行政管理体制”。
2012年10月12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报告论文“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2012年5月25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为本科上做讲座“从契约理论思考中国改革”，为教师及研究生报告论文“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in China”。
2011年11月27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博连读班讲授“组织经济学前沿——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
2011年11月17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seminar报告论文“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in China”
2011年5月25日，赴北京密云县为中航工业集团中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某干部培训班讲授“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最优薪酬设计”
2011年4月6日，赴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2011年3月23日，在人大财金学院“财税论坛”报告论文“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2011年3月9日，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做讲座“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March 30, 2010, “Hold-up, Property Rights, and Reputation”, Brow-bag semina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2009年6月3日，赴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做讲座“生动的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论文” 2010年3月31日，“reputation, holp, and property rights”，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2008年10月10日：“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组织治理”，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2008年7月：“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全国企业理论前沿与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生暑期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3月18日：“直面现实的经济学研究——谈谈如何写作经济学论文”，对外经贸大学
2007年6月13日：“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006年12月25日：“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5年10月：“契约理论及其在组织中的应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05年8月：“新制度经济学”（短期课程），湖南湘潭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试验班
2004年12月：“国有企业改革：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2003年11月：“企业理论与产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❹ 怎么把工业企业数据库弄成面板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 聂辉华 江艇 杨汝岱  提要：在经验研究中，企业级的微观数据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企业行为和绩效的主要数据库之一。但是该数据库存在样本匹配 混乱、变量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和变量定义模糊等严重问题，忽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 研究结果错误。本文介绍了该数据库的基本情况和使用现状，指出了该数据库的若干缺陷， 并根据现有研究提供了若干改进建议。 关键词：企业数据 工业企业 微观计量 制造业 生产率 JEL 分类号：C33 D24 L22 L60 一、引言 数据是经验研究的细胞，因此数据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经验研究的活力。最近十多 年来，国际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使用微观面板数据（longitudinal micro-level data）的研究。 相对于宏观数据或行业数据，微观的企业数据或个体数据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微观 面板数据包含了更多信息，例如企业的所有制、规模和出口等状态，这些信息对于企业行为 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微观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了时间维度和个体维度，有助于解决计量 经济学中的个体异质性问题，更容易保证估计的一致性；第三，微观面板数据增加了观测值 个数，使得估计更有效率。对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国际贸易、收入分配 和劳动供给等研究领域来说，经验研究的数据主要就是微观数据。 伴随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引入和国内外微观数据库的开放，中国经济学者越来越重视微 观数据的开发和使用，并生产了很多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成果。一些中国数据库甚至被全世 界各国学者使用，这一方面表明中国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 中国数据的质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特别是，相当多海内外学者使用了“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Chinese in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① ，其研究成果广泛发表在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如Song等，2011）、《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如Hsieh和Klenow， 2009）和《经济研究》等国际和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上。作为一个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的 数据库，它的优点是样本大、指标多、时间长。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由学术机构发布的数 据库，因此在很多方面还不太符合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其缺陷包括样本匹配混乱、指标存 在缺失、指标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和变量定义模糊等严重问题。我们认为，如果研究者 没有察觉到这些数据缺陷，并且采取有效的方法缓解或消除这些缺陷，那么就会对经验研究 的结果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而错误的结果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来说， 不仅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而且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详细地、严谨 地讨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本情况、使用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提供解决 问题的建议。我们希望，本文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潜在使用者了解该数据库的研究现状和未来 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人大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北京市 100872；email: [email protected]。 江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人大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email protected]；杨汝岱，湘潭大学消费 研究院，[email protected]。作者感谢何帆对写作本文提供的建议，感谢屠顺杰提供的助研工作，同时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供的有益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到姚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中长期经 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09&ZD020）”和聂辉华、杨汝岱分别主持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的资 助，特此鸣谢。文责自负。 ① 一些英文文章将该数据库名称翻译为“China Annual Survey of Instrial Firms”或“China 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1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2012 年第5 期 方向，而且有助于他们更准确地使用该数据库，从而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当然，作为该数 据库的使用者之一，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全面地熟悉了该数据库，并且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不 可避免地包含了一定的研究倾向。 二、数据库基本信息 我们首先简单地描述数据库的基本情况。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建立，它 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样本企业提交给当地统计局的季报和年报汇总。该数据库的全称为“全部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其样本范围为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 国有工业企业，其统计单位为企业法人。这里的“工业”统计口径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门类，主要是制造 业（占 90%以上）。这里的“规模以上”要求企业每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即销售额）在 500 万元及其以上，2011 年该标准改为2000 万元及其以上。基于上述统计口径的数据库自1998 年开始采集，但多数学者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涉及的年份在1999－2007 年之间。由于该 数据库的主要成份为制造业企业，在统计口径上与其它国家的产业分类比较一致，而且一些 变量（例如资本、研发投入和出口交货值）更容易度量，因此使用者通常析出该数据库中的 制造业企业。制造业的统计口径包括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到工艺品及其它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30 个大类（二位数行业），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 码（GB/T4754—2002）中的代码 13－43（没有 38）。为了保持企业样本的完整性，同时与 现有研究具有可比性，我们以1999－2007 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作为我们 分析该数据库的主要样本。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括了 200 多万个观测值，每年的样本企业数量从 1999 年的大约16 万家逐年递增到2007 年的大约33 万家。 ① 在9 年样本期内，总共有大约 55 万家企业出现，包括上市公司。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由于企业关闭、 改制、重组等各种原因，只有4 万6 千多家企业（约占样本企业总数的8%）连续出现在整 个样本期间。该数据库样本占据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绝大部分比例。根据具有可比性的 2004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年报，当年工业企业销售额为218442.81 亿元。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当年全部样本企业的销售额为195600 亿元，约占全国的89.5%。 ② 目前，除了经济普查 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可获得的最大的企业级数据库。表1 描述了1999－2007 年 企业总数和国有、集体、民营、外资企业（含港澳台企业）的份额变化。可以看出，国有和 集体企业的比例在显著减少，从1999 年的三分之二下降到2007 年的不足十分之一，而民营 企业的比例从不足 20%迅速增加到超过 70%。该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结构的 剧烈变动。 表1 中国工业企业的类型、数目和比例 年份 国有 比例% 集体 比例% 民营 比例% 外资 比例% 总数 1999 52817 32.86 53507 33.29 27757 17.27 26652 16.58 160733 2000 44665 27.66 49383 30.58 39192 24.27 28240 17.49 161480 2001 36781 21.67 42528 25.06 59208 34.89 31178 18.37 169695 2002 31570 17.55 38237 21.25 75884 42.18 34208 19.02 179899 2003 25157 12.93 32334 16.62 98698 50.74 38318 19.70 194507 ① 学者们使用的该数据库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来源，但是内容相差很小。 ② 经济普查的工业企业销售额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工业 企业数据库中的工业企业销售额来自作者计算。 2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2012 年第5 期 2004 27403 9.89 26896 9.70 165864 59.85 56976 20.56 277139 2005 18520 6.86 23875 8.84 171603 63.53 56112 20.77 270110 2006 16209 5.40 20983 6.99 202417 67.43 60585 20.18 300194 2007 11724 3.50 19355 5.78 236823 70.68 67174 20.05 335076 来源：作者根据数据库计算 事实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也是最全面的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企业的两类信息， 一类是企业的基本情况，另一类是企业的财务数据。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法人代码、企业 名称、法人代表、联系电话、邮政编码、具体地址、所属行业、注册类型（所有制）、隶属 关系、开业年份和职工人数等指标。企业的财务数据包括：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实收资本、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成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利润、利税总额、广告费、研究开发费、工 资总额、福利费总额、增值税、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等指标。全部指标 大约为 130 个。特别是，2004 年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因此在数据库中当年的企业指 标还包括了不同学历（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高中、初中及以下）、不同职称（技术 职称和技师等）的男职工和女职工的相应数量，此外还包括了企业是否加入工会以及加入工 会的人数等其它年份所没有的信息。 毋庸置疑，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优势非常显著。第一，它的样本量非常大，涵盖了全国 所有的国有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9 年的观测值总数超过200 万个。2006 年之后，每年的样本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30 万个。除了普查数据库，还没有哪个企业数据 库在样本量上能与之匹敌。从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讲，大样本的优势是降低估计的近 似偏误，提高估计的效率。第二，它的指标非常多，包括了企业的基本情况和企业的财务数 据，能够从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市场进入、投资、借贷、广告、研发、出口等行 为和企业的短期与长期经营绩效，并且企业加总数据能够反映出企业所处行业或地区的市场 结构。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讲，一旦可以获得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绩效的数据，学者们 几乎就可以进行任何主题的研究！公司金融、企业理论、国际贸易和产业集聚等相关领域的 研究者们也可以对该数据库各取所需，包括进行跨专业研究。如果将该数据库和其它数据库 合并，那么学者们将会发现更加丰富的研究视角。指标越多，在构建计量方程时解释变量和 控制变量就越多，这样可以减少遗漏变量问题。第三，它的时间序列比较长。工业企业数据 库最早的建立年份是1998 年，目前已经更新到了2008 年，前后跨期11 年。这使得研究者 采用动态面板方法具有可行性，从而有助于反映历史因素的作用，以及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企 业和产业的演化过程。 相对而言，目前流行的其它几个企业数据库，例如万得金融数据库、色诺芬经济金融 数据库、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样本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它们的指标更全面、准确，提供 指标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这些上市公司数据库通常包括了主要股东持股情况、董事会成员 和高管的个人特征以及职位变动，从而可以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另外，上市公司数据库不仅 包含工业类上市公司，还包含了金融类和服务类上市公司，这也是工业企业数据库所缺乏的。 此外，一些特定的调查项目也催生了企业数据库。例如，2006 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对 中国12 省的1200 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管理、质量管理、劳 动管理、环境管理、市场竞争以及技术改造等方面。从1991 年到2006 年，中央统战部和全 国工商联陆续对全国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内容涉及企业基本情况、管理体 制、企业家背景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 ① ① 关于其它企业数据库，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网站。 3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2012 年第5 期 三、数据库使用现状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独特优势，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内外经济学者使用该数 据库撰写和发表论文，主题涵盖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转型经济学、国际贸 易、劳动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学科。下面，我们简要介绍工业企业数据库在上述经济学分 支中的使用现状。一方面，我们希望这有助于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了解人们在不同领域已经用 该数据库做了什么，还可以做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这有助于感兴趣者了解现有研究者 是如何做这些研究的。当然，囿于篇幅和精力，我们不可能囊括所有使用该数据库的文献， 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国内外的主要学术期刊或者流传较广的英文文章。 1、生产率 在所有使用该数据库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企业生产率是最受关注的主题。因为生产率 是最重要的效率度量，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7）所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是长 期来看生产率近似于一切。”而且，对于计算企业生产率而言，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加总 数据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销售额或经济增加值（表示Y）、 固定资产（表示K）和职工人数（表示L），采取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可以计算出每个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s proctivity，简称TFP）。鉴于劳动生产率 不能反映资本的效率，因此多数文献以TFP作为生产率的度量。又因为制造业口径与国际产 业分类更具可比性，所以现有文献在计算TFP时几乎都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在计算TFP时， 一些学者采取了传统的索洛残差法（Solow resial），例如谢千里等（2008）、Hsieh和Klenow （2009）；一些学者采取了主流的OP方法（Olley和Pakes，1996），例如张杰等（2009）、余 淼杰（2010）、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杨汝岱和熊瑞祥（2011）、Brandt等（2012）；一些 学者采取了LP方法（Levinsohn和Petrin，2003），例如周黎安等（2007）；一些学者采取了随 机边界方法（SFA），例如刘小玄和李双杰（2008）。 ① 2、国际贸易 与生产率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国际贸易，更具体地说，是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 根据著名的企业异质性假说（Melitz，2003），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出口，即生产 率和出口是正相关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了企业出口交货值，但无法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 贸易企业。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一些学者检验了这一假说对于中国企业是否成立。张杰等 （2009）利用1999－2003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出口有利于企业提高TFP，即存在出 口的“学习效应”。而李春顶（2010）利用1998－2007 年的样本发现，出口企业的平均TFP 或劳动生产率低于内销企业，他认为这是“生产率悖论”。此外，赵伟等（2011）发现劳动 生产率与出口选择是负相关的，但 TFP 有时与出口选择是正相关的。这似乎表明，利用该 数据库文献研究还没有明确地支持企业异质性假说，但 Lu（2010）对此提供了一个理论解 释。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做了相关的研究。例如，余淼杰（2010）发现，贸易 自由化（降低关税）会提高出口企业的TFP；包群等（2011）发现，制造业企业出口后对其 员工收入的改善并不明显；杨汝岱和郑辛迎（2011）发现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对企业员工 工资有差异化影响。 3、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加入 WTO 已经十周年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究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亓朋等（2008）利用1998－2001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外资企业对 内资企业 TFP 的溢出效应，发现在行业内溢出效应不显著，行业间和地区间均存在正的溢 出效应。罗雨泽等（2008）使用2000 年和2002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对 ① 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比较了计算TFP 的几种方法的优劣。 4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2012 年第5 期 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内资企业有显著正的溢出效应。有趣的是，路江涌（2008）利用 1998－ 2005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而递减，在本 市内溢出效应为正，在全国范围内为负，并且对国企为负，对民企为正。Du 等（2011）发 现，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前向或后向产业关联实现的，横向产业关联 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且，来自港澳台的外资企业和来自外国的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 的影响也不相同。Xu 和Sheng（2011）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Sheng 等（2011）还发现，FDI 通过后向产业关联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出口价值，通过同行业的示范效应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出 口倾向。Chen 等（2011）发现，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工资溢价，并且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有 抑制作用，从而加剧了企业之间的工资不平等现象。 4、研发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产率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企业的研究开发（R&D）行为也备受关 注。关于 R&D 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研究 R&D 或者企业创新的决定因素，主要 是检验“熊彼特假说”；第二类是研究企业的 R&D 对绩效的影响。聂辉华等（2008）利用 2001－2005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发现企业的研发密度（度量创新）与规模、市场 竞争之间均呈倒 U 型关系，而且尽管国有企业的研发密度比民营企业的更高，但是研发的 效率更低。Hu 等（2009）发现FDI 和企业改制对于促进企业研发密度有正面作用。陈林和 朱卫（2011）使用2005－2006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区分行政进入壁垒高 的行业和行政进入壁垒低的行业，发现在前一类行业中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是倒U 型关系， “熊彼特假说”成立，但是在后一类行业中相反。Chesbrough 和Liang（2007）以制造业中 的半导体行业为例，发现市场导向会影响企业R&D 的投资回报，即全球市场导向的企业比 国内市场导向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 R&D 回报。戴觅和余淼杰（2012）发现，出口前的 R&D 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在出口后的生产率提高。 5、民营化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成效之一，就是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转制，即从百分之百 的国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企业或者民营企业。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国有工业企业的实收资 本成份变化上。Tong（2009）利用1998－200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 FDI 集中度的上升以及预算约束的硬化是国企民营化的主要动因，而且绩效相对好的国企更 有可能民营化。Bai 等（2009）研究了国企民营化的影响，发现民营化增加了销售额和劳动 生产率，而这主要是通过减少管理费用来实现的。Dougherty 等（2007）发现，民营化通过 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Lu 等（2010）发现， 集体企业的私有化导致了销售成本的上升，但是也导致了管理费用的下降。 6、公司金融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财务指标，因此很多学者用它研究企业的投资、 融资和避税行为。Cai 和 Liu（2009）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竞争是否会加剧公司规避所 得税？他们识别避税程度的方式是，比较企业报告的利润和根据会计规则计算的利润之间的 差额。使用 2000－2005 的工业企业数据，他们发现竞争会加剧企业的避税行为。Cull 等 （2009）认为，中国的银行贷款（loan）和商业信用（trade credit）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 业绩差的国企会通过商业信用将银行贷款再配置给企业客户，而业绩好的民营企业比业绩差 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扩展商业信用。余明桂和潘红波（2010）利用2004－2007 年的工业企 业数据发现，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会将授予客户的商业信用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手段， 这验证了商业信用的竞争假说。Guariglia 等（2011）发现，民营企业的内部融资（现金流/ 总资产）是企业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而国有企业则不受此类约束。 7、产业集聚 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行业或地区层面的加总数据，这可以反映中国工业 5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2012 年第5 期 的产业集聚现象。使用1998－2005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Lu 和Tao（2009）考察了中国制 造业集聚（用EG 指数衡量）的决定因素，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国有企业的雇佣比例）是阻 碍产业地区集聚的主要因素。另外一些学者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企业的影响。Li 等（2011） 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规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Lin 等（2011）发现，产业集聚和企业生产率 之间存在一种倒U 型关系。Yang 和He（2011）发现贸易通过信息和分工影 转载仅供参考，版权属于原作者。祝你愉快，满意请采纳哦

❺ 聂辉华的介绍

聂辉华，字逸才，1978年出生，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契内约与组织容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导师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Oliver Hart教授）。所授课程：初级、中级微观经济学（本科生），博弈论导论（本科生），契约理论（研究生），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生）。

❻ 聂辉华的个人作品

聂辉华、张雨潇，2015，《 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世界经济》，第6期, Ruixue, Huihua Nie, 2015,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orthcoming
Zhang, Yuxiao, Mingyue Fang, Ting Jiang, and Huihua Nie, 2015, “Contractual Hazard, Political Hazard and FDI Ownership Structure i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in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Jiang, Ting, and Huihua Nie,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Economics Letters,123(3): 366-369
Nie, Huihua, Minjie Jiang, and Xiangho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4): 995-1011
Nie, Huihua, and Jinbo Li, 2013, “Col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Mode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2): 18-39
杨瑞龙、王元和聂辉华，2013，《“准官员”的升迁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23-33
Li, Jinbo, Huihua Nie, 2012, “Confucian Filial P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Diverg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3(4): 69-88
聂辉华，2012，《最优农业契约与中国农业产业化模式》，《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313-330
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第5期，142-158
李金波、聂辉华，2011，《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1-55
聂辉华、贾瑞雪，2011，《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第7期，27-42
聂辉华、蒋敏杰，2011，《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146-156
Huihua Nie, Mingyue Fang and Tao Li, 2010,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Firm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5(3): 445-463
方明月、聂辉华、江艇和谭松涛，2010，《中国工业企业就业弹性估计》，《世界经济》，第8期，3-16
李金波、聂辉华和沈吉，2010，《团队生产、集体声誉和分享规则》，《经济学（季刊）》，9(3): 941-960
聂辉华、方明月和李涛，2009，《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管理世界》，第5期，17-24
聂辉华，2008，《制度均衡：一个博弈论的视角》，《管理世界》，第8期，158-167
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2008，《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基于中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7期，57-66
杨其静、聂辉华，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济研究》，第3期，43(3): 99-114
聂辉华，2008，《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博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2期，43(2): 132-143
聂辉华、李金波，2006，《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6(1): 75-90
聂辉华，2006，《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世界经济》，第8期，71-78
杨瑞龙、聂辉华，2006，《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博士论文Part I），《经济研究》，第2期，41(2) : 104-114
聂辉华，2004，《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第12期，146-153
聂辉华，2003，《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硕士论文Part II），《经济研究》，第8期，39(8): 64-69 聂辉华、李翘楚，2013，《中国高房价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以“政企合谋”为视角》，《教学与研究》，第1期。
聂辉华、邹肇芸，2012，《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Wang, Xianghong, and Huihua Nie, 2012,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Wage Agreements in China: A Firm Level Study”,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ssociation (LERA), Proceedings of the 64th Annual Meeting, p92-102
尹振东、聂辉华、桂林，2011，《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的选择：政企关系的视角》，《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聂辉华，2011，《对中国深层次改革的思考：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聂辉华，2011，《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转变》，《教学与研究》，第1期
方明月、聂辉华，2010，《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事实》，《产业经济评论》，第2辑
方明月、聂辉华，2008，《企业规模决定因素的经验考察》，《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聂辉华、李金波，2008，《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车身－通用案例的全面考察》，《经济学家》，第4期
聂辉华等，2008，《竞争还是产权？——对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经验考察》，《教学与研究》，第1期
聂辉华、李文彬，2006，《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河南社会科学》，第4期
聂辉华，2005，《企业布局脑体分离法》，《商界－中国商业评论》，第3期
聂辉华，2005，《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4，《论企业与市场的相互融合》，《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聂辉华，2003，《企业的本质：一个前沿综述》，《产业经济评论》，第2卷第2期（12月），（硕士论文Part I）
李海舰、聂辉华，2003，《现代企业的脑体产业分离发展》，《中国经贸导刊》，第15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2，《全球化时代的企业运营——从脑体合一走向脑体分离》，《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李海舰、聂辉华，2002，《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及其战略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聂辉华，2002，《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经济科学》，第3期
聂辉华、李海舰，2002，《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观点的评析》，《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聂辉华，2002，《与OECD比，我们还要走多远？》，《改革与理论》，第1期
聂辉华，1999，《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本科2年级），《经济学家》，第3期 《 跟<西游记>学创业》，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参与编写《中级微观经济学》之“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附录”三部分，刘凤良、周业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聂辉华、毛学峰，《从流通体制透视农产品涨价现象》，收入《中国通货膨胀新机制研究》，刘元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声誉、契约与组织》，聂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规制与发展》(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法]让－雅克 拉丰著，聂辉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公司财务和治理机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比较》，[美]唐纳德·H·邱主编，杨其静、林妍英、聂辉华和林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
《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之第二、三、四章，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北京为什么实行无效率的车牌摇号政策？》，与党力、唐志伯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总第60辑）
《大数据时代亟须建立小微企业数据库》，与刘鹰、刘小玄合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9日A06版
《如何管理猪八戒这样的马屁精？》，《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辑（总第58辑）
《唐僧为什么不授权给孙悟空？》，《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3辑（总第57辑）
《西天取经的履约机制》，《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总第56辑）
《关于上访的四个故事》，《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总第55辑）
《大学校长和书记如何实现“黄金搭档”？》，与张彧、蒋敏杰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4辑（总第54辑）
《哈佛导师的武林大会》，《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3辑（总第53辑）
《中国改革：从摸石头过河到架桥梁过河》，《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
《不应对教师采取双重标准》，《科学时报》，2011年9月8日A1版
《校长和书记：谁是大学的“一把手”？》，与蒋敏杰、张彧合作，《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总第52辑）
《减少矿难的关键在于改革干部绩效考核制度》，与李金波合作，《中国纪检监察报》，2011年7月14日第四版
《限购令难以遏制房价涨势》，与李翘楚合作，《金融管理与研究》增刊《企业理财》，2011年7月
《复杂的理论也很有趣》，《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总第51辑）
《国企应成为纠正市场失灵的良药》，《国企》，2011年3月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4日，第11版
《产权不清，科斯不灵》，《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六辑（总第50辑）
《哈特：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五辑（总第49辑）
《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四辑（总第48辑）
《没有架子的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三辑（总第47辑）
《在哈佛感受“以生为本”》，《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二辑（总第46辑） 《政府选择性执法与公民被迫维权》，《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
《斩断政企合谋的利益链条》，《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1月
《“钓鱼执法”彰显政府治理结构错位》，《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
《中国版“常春藤联盟”流于形式》，《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
《威廉姆森：“交易费用”如何可证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
《如何避免对下属赏无可赏？》，《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五辑（总第37辑）
《穷人和富人的竞争》，《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三辑（总第35辑）
《医生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二辑（总第34辑）
《权威教材会不会破坏学生的创造力？》，《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一辑（总第33辑）
《用明线规则完善劳动合同法》，《西部论丛》2007年第12期
《十年乡村》，《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六辑（总第32辑）
《什么才是和谐社会？》，《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五辑（总第31辑）
《谁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四辑（总第30辑）
《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三辑（总第29辑）
《姓什么会影响你成为经济学家吗？》，《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二辑（总第28辑）
《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经济学家茶座》2007年第一辑（总第27辑）
《交友的境界和博弈的均衡》，《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四辑（总第26辑）
《质疑央企市场化考核》，《人力资源》2006年12月（总第241期）
《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三辑（总第25辑）
《政府应从制度上为农民分散市场风险》，《中国改革报》2006年8月17日
《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二辑（总第24辑）
《再论“三个和尚没水喝”》，《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辑（总第23辑）
《旅游业越好，教育业越差？》，《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四辑（总第22辑）
《报纸为什么不免费发送？》，《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三辑（总第21辑）
《挑战所罗门国王的智慧》，《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二辑（总第20辑）
《道德：经济学的“黑洞”》，《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4辑，总第18辑
《王小石事件：凭什么让证监会背黑锅？》，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4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上海磁悬浮：将做秀进行到底》，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3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日文转载）
《江南日记》，《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19日（No.620）第四版
《“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2期（新华网、搜狐网转载）
《“上海办证”与传媒造假》，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1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史美伦：制度先遣者的代价》，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20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理性看待“郎咸平事件”》，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9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统计与猫》，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8期
《定价的学问》，《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8月27日（总第608期）
《童年的梦》，《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卷首语），总第17辑
《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总第17辑
《德隆事件拷问学者良知》，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6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车牌拍卖：上海市叫板商务部的背后》，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3期（新华网、新浪网转载）
《质疑无偿献血制度》，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2期（被《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报道）
《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培育企业家》，《经济晚报》2004年4月26日16版
《为何“自古红颜多命薄”？》，《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1辑，总第15辑
《天妒英才杨小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2月12日
《另类新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逐利行为》，新华社《环球》2003年第22期（《读者》2004年第3期转载）
《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14辑
《南海目击与假说》，《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5月30日7版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2辑，总第12辑，收入《经济学家茶座》精华本
《校园爱情：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辑，总第10辑，收入《婚姻爱情经济学》
《虚弱的多数》，《改革与理论》2002年第7期
《转移的财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4月26日头版
《面对入世：中国经济学家准备好了吗？》，《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重庆与普通话》，《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11月16日 （NO.463）
《手机选号费：到底该不该取消？》，《改革与理论》2001年第11期
《并购浪潮影响深远，寡占时代悄然来临》，《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9月14日 （NO.454）
《从清华北大教育拨款谈起》，《经济学消息报》 1999年7月16日 （NO.341）

❼ 经济学家茶座的经济学家茶座合订本

作者：金明善
ISBN：10位[7209044027]
13位[978-7-209-04402-8]（第21-24辑合订本）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2-1（第21-24辑合订本）
定价：￥56.00 元 第21-24辑合订本
【卷首语】
李文溥形似与神似
【国是我见】
史晋川 “吃狗屎”的国民生产总值?
周为民改革以来，社会平等程度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
吴思城乡身份推算
李海舰产品的革命：产品是什么?
柯华庆我们人民：科斯的国家主义视角
【学界万象】
郭艳茹南北合作，促进法经济学发展——法经济学国内两大阵营侧记
孙德圣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简介
重新西安听经济学巨侠熊秉元讲课记
【学问聊斋】
王则柯设验甄别有学问
杨臻黛意义与荒谬之间：替“创造性会计”说几句
井田竞聘的经济学——从一次公开竞聘看制度的扩展与演化
李丽纯“交叉圆”构图的经济学涵义
罗仲伟虚拟企业组织管理的应用典范
【经济评论】
张曙光生财聚财与疏财散财
李仁君消费模式：跨期转移还是跨代转移?
孙少青 EMBA的成本收益分析
叶楚华天安门城楼上的“炫耀性消费”
俞炜华长城的战略价值
辛向阳关联数据的戏剧
赵刚旅行社超低价竞争的背后
【经济随笔】
朱恒鹏为何把牛奶倒人大海
蒲勇健布吉之谜：油画市场之经济学诠释
朱铁臻从一座小镇走近德国
熊秉元背古文侧记
曹利群一个小山村的开放
【生活中的经济学】
李增刚语言中的经济学
聂辉华报纸为什么不免费发送?
董志强美貌有价：关于漂亮的经济学
【经济学人】
陈瑞铭追思顾准
梁捷熊彼特与凯恩斯
【经济史话】
梁小民走西口与晋商(三)
朱绍文早期两岸经济学家的交流一陈岱孙先生与蒋硕杰先生的几封信
管清友牛顿和英国金本位的形成
【他山之石】
詹小洪韩流带动的韩国文化产业
朱玲科伦坡印象
安玉发韩国漫谈
刘福寿话说旧金山的流浪汉
《经济学家茶座》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