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经济学

㈠ 经济学经典著作有哪些

经济学世界十部经典著作

1、亚当斯密（英国）《国富论》。斯密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他的劳动价值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效率之源的理论，“看不见的手”实体经济特性与性质自由主义理论，对后人博弈实体经济学的启发，对经济学的贡献堪比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

2、曹国正（新加坡）《博弈圣经》。独创了国正论、国正双赢理论和粒子行为论，是新加坡政府认定的一部，影响人类非物质文化的经济学高级学术著作，他的粒子基因的映射均衡和单方占优的博弈取胜理论，引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自然哲学和博弈论界的极大关注。

3、大卫李嘉图（英国）《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第一卷）。李嘉图是伦敦交易所里成功的投机商人，又能在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不朽贡献。本书中他阐明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4、马克思（德国）《资本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人人耳熟能详，就其概述的经济学现象对改变世界的力量之大，入选了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5、瓦尔拉斯（法国）《纯粹经济学要义》。现代经济学的主观价值（效用）论、边际革命、经济学数理化的转向通过本书而系统化，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6、费雪（美国）《利息理论》。此书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地方，他看见的是放弃当前消费而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所获得的报酬。

7、凯恩斯（英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理性通过个人性质与性质的自由竞争会自然产生社会理性，就这一理论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其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的理性遇到国家政治干预时缺失了博弈实体政治的理论。

8、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9、萨缪尔逊（美国）《经济学》。把一本教科书选为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经济学知识的标准化、体系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当代任何一个人都多，就其入选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10、布坎南（美国）《同意的计算》。本书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使宪政民主制可以用数理工具定量分析和定量运算，人们用他的理论研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形成，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来源:美闻网-美国资讯第一门户

㈡ 哪位大神知道下述经济学家都属于什么经济学派 张维迎、林毅夫、厉以宁、吴敬琏、盛洪、王则柯、薛兆丰。

基本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㈢ 如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看待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举出2到3个实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页。

(10)(11)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J].财经研究,1998,(3).

[2]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J].经济学动态,1997,(7).

[3]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3).

[4]孙剑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江海学刊,1998,(1).

[5]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J].经济研究,2000,(4).

㈣ 金融经济学的应用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成功运用都是以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为前提。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几个问题可以归纳为：(1)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证券法》出台时间不长，从出台到效力的充分发挥还需要一段足够的时间；(2)证券商和广大机构投资者的自律性不够强，市场投机气氛过于浓厚；(3)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和券商联合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取暴利；(4)虽然1998年以来成立了一大批投资基金，然而与美国等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而言，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理性机构投资者尤显不足。这四个因素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建立。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机制正在日益规范化，向国际标准靠拢，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激励理论在中国的银行信贷市场上是适用的。金融经济学指出，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下，商业银行本身就是最优的制度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它把原本很难走到一起的借贷双方有效地结合起来了，从而实现了社会资金的最优配置。因此，金融经济学理论要求，中国的商业银行必须严格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信贷制度，极力追求资金效益。惟有这样，商业银行才不至于丢失其作为制度所存在的意义。
中国的金融市场迫切需求建立中国自己的金融经济学
经济理论界关于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呼声很高，其中以盛洪、茅以轼等学者的努力最为中国的经济学人所感动。中国的金融市场与美国、日本等国成熟的资本市场固然有着内在的千差万别，但是，可以借鉴它们的理论成果，来解释中国金融市场上的若干问题，来建立中国自己的金融经济学。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理论界研究成果斐然，金融改革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可以说与之息息相关。货币政策问题、金融监管问题相通货膨胀(紧缩)问题固然要研究，股市评论和行业评论固然也要写，但是，对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宏观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研究、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机制研究等。对这些宏观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善于利用当前现代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特别要注重运用他们所蕴涵的最新研究方法。只要对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宏观问题在理论上有了完整的认识，才有可能自如地发展和运用中国的金融市场。

㈤ 经济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其实是研究“算计”的学问。算计什么呢？从小到大都算计。小到一家一户的柴米油盐，大到“经国济世”，无所不包，无所不算。所以说，经济学存在于任何地方。
什么是算计？其实换个词叫“决策”。经济学主要帮助我们进行决策，让我们的决策最优化。说到最优化，就存在一个主体的问题。不同的决策者，其最优化的主体也不同。个人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家考虑国家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应用到不同尺度，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分。
怎么算计？一是“资源的稀缺性”，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这是需要进行选择和取舍，用尽量少的资源干尽量多的事；二是“人的积极性”，决定了干什么事之后，还要考虑“发挥人的主管能动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事儿，就是经济学主要算计的事儿。
这人嘛，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道。对于怎么算计，也有不同的意见。这就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比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现在好像比较流行“市场经济”，那我们就看看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
市场经济，就是让市场来说话。市场是什么，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所以，市场经济的意思，就是说通过商品的交换，实现分散决策。通过价格来决定把资源用来干什么，通过价格绝对人们愿意干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么想呢？是因为市场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其一是“人是理性的”，每个人会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当然，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其二是人们有自由交换的权力，这权力和义务总是紧密相关的，既然有自由交换的权力，就有承担风险的义务，所谓路是自己走的谁也不能代替。
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学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动态平衡各方的利益，达到全局“最优化”。
既然是分散决策，自由交换，决定了市场经济研究的是供需双方的决策。也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根据交换的东西不同，市场经济学要分别研究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并且要考虑四大市场体系的均衡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的，市场经济学也不例外。所以，为了保证全局最优化，市场经济在必要时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条件。
经济学的体系相当庞大，按照不同的研究方向，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方面：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企业结构与管理，货币知识，资金市场（证券，期货），国际贸易，外汇，政府职能，经济数学（统计与计量等）

㈥ 罗纳德·科斯的人物经历

1950年移民到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另一位著名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亚伦·戴雷科特共同担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1982年科斯教授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退休。
早在学生时代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教授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教授极力建议张五常先生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的地方。
1993年，科斯教授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近几年，科斯教授还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2008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讨会“工业的生产结构”。
在2008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上，学者(来自中国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历史学家以及法学家等)，中国的政府官员及企业家们共聚一堂，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2010年，芝加哥研讨会对中国工业的生产结构进行了讨论。
2013年9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发布消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去世，享年102岁。 罗纳德·科斯191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外的一个名叫威尔斯登的小镇，他的父母都是当地邮局的普通电报业务员。在幼年时期，科斯由于腿疾而不得不穿戴上帮助支撑的铁制护腿，由于身体上的缺陷，年幼的科斯不得不在残疾学校入学。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科斯顺利进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在22岁那一年获得了商科学士学位。在该校任教6年后，科斯在1951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并最终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并担任《法律与经济日志》的主编。
早在1937年，年仅26岁的科斯便在一篇名为《公司的性质》的论文中，以独特的观点阐述了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篇论文后来被广泛认为对于经济学界具有重要意义。
科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给出了他所认为的企业如何产生的原因。科斯认为，市场交易行为存在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直到今天，为经济学界所惊叹。科斯在早年便显露出了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所具备的深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
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科斯对于经济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对产权经济学的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令他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
在另一篇发表于1960年的名为《社会成本问题》的著名论文中，科斯提出，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归纳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最终形成“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之处在于，发现了除价格之外，产权安排与交易费用对于制度安排的影响。
举例来说，钢铁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对外界造成了“负外部性”，如果将生产钢铁的过程中，社会所要承担的成本也考虑进来，生产钢铁或许并不是经济的行为。科斯认为，政府只要界定好产权，并保护好产权，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科斯的这一研究最初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30年后，产权理论才引起学界的重视，科斯本人也最终因为这一学术成果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的科斯已经81岁高龄。
“科斯在过去50年中是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兰德斯（William M. Landes）说，“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在获得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后，科斯并未止步于此，在即将迎来自己百岁生日之际，科斯仍在研究中国和越南经济的崛起。
“科斯成就了大多数学者做梦希望能做到的事，那就是不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迈克尔·斯切尔（Michael H. Schill）这样评价，“他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律师对于政府何时如何干预经济、以及私人合约如何管理的方法路径，他的研究和我们今天所作的很多争论都是紧密相关的。”

㈦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与山东大学是什么关系教学实力如何

非独立学院而是山东大学的一个研究院
成长历史：1996年3月9日，成立了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最初几年在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2001年6月，合并重组后的山东大学，通过师资队伍和学科的整合，以产权研究所为基础改组扩建为经济研究院（中心），使之成为独立建制、直属学校的学院级科研和研究生培养机构，
机构或学术平台设置：经济研究院现在下设有产权研究所、金融理论与金融工程研究所、法经济学研究所、计量经济学研究所、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保险精算研究所、新经济史学与经济史研究室、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三农”问题研究室、语言经济学研究室、教育经济学研究室等。产权理论、法经济学等是“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或平台。
创办有《制度经济学研究》（黄少安主编，集刊）和《山东大学研究生经济学学刊（半年刊）》两份学术杂志；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已成功举办六届，影响力越来越大；“山大经济学讲坛”——特别为那些处于学术研究前沿、有名有实或有实无名的海内外年轻学者常年提供一个宣讲其创新性思想的讲坛。
师资队伍：这里汇集了以黄少安教授、盛洪教授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教师全部为海内外名校的博士，组成了一个年富力强、富有创业精神的学术团队。还有一批海外杰出学者在此实质性兼职工作。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大学的风格在此汇集、融合，使这里充满生机和活力。年轻学者在此迅速成长，他们几乎都已在国内最权威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有些已经在国际重要杂志上发表了学术成果。
科学研究：由于人才的汇集、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氛围，研究院在科研、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方面，短期内成绩显著。例如：以黄少安教授为带头人的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团队；以盛洪教授为带头人的过渡经济学团队；以魏建教授为带头人的法经济学团队；以陈增敬、孙天琦教授为带头人的数理金融、金融组织、保险理论团队；以谢志平和叶海云博士为主的一般均衡理论团队；以陈昆亭博士为主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团队；以张卫国博士为主的语言经济学团队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经济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共出版专著几十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发表论文50多篇，在《Econometrica》发表论文1篇，其它刊物发表论文数百篇。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科课题10多项，省级课题30多项，其它横向课题20余项。其中，作为首席专家分别于1998年和2004年两次中标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共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30多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5项，孙冶方经济学奖（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人才培养：有完整的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博士生的招生专业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法经济学（自设）、语言经济学（自设）、金融学、国防经济、数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从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授方式等，完全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几乎每年都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等国内顶尖杂志发表论文，一批学生输送国外一流大学深造，表现优异。强调并落实学生培养的“三种经历”——海外经历、国内第二校园经历和社会实践经历。

交流与合作：已经与北美、澳大利亚、欧洲等多所一流大学建立了良好的科研、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关系。也先后与国内一系列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通过共同主办“中国经济学南方论坛”建立了国内高校资源共享、合作发展的平台。还在全国各地的一些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机构、农村设有学生学习和实习基地

㈧ 对经济不懂想学经济学的内容介绍本书

我想初学经济学大凡都要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那个时候读的是第12版，现在似乎出到第17版了，看起来不觉得很难懂,以前看到说有人在地铁里当小说看的,觉得挺强。另一个可供的选择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人大版）。斯蒂格利姿《经济学》及系列辅助教材。斯蒂格利姿在信息经济学成就甚高，此书可作为前二者的补充，前二者所涉及经济学内容主要是以价格理论及边际分析为基础，不包括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性分析部分。斯蒂格利姿之《经济学》可填充前二者之空白。
尽管三位作者政策倾向不同，但教材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特征稍多一点，总体上讲，教材相当客观和公允。很适宜做入门教材。

《经济学、原理、问题与政策》及《经济学原理与问题》、〈经济学案例〉、〈经济学小品〉、《经济学悖论》、〈社会问题经济学〉等。此类书之特点是先提问题，再论原理，主要是针对社会习见问题，逐步解释原理，水平、内容大多较好，唯缺乏体系与框架，适宜略懂经济学者补充学习。

读完初级就可以开始读中级教材了。就微观而言，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人大版）是不错的选择，涉及了微观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配有案例，没有数学压力；瓦里安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三联版，即《现代观点》）可以作为提高，其章节是专题式的，有一点数学要求，但确实很严禁，和读平狄克那本的感觉会完全不同。
至于宏观，我认为也有必要读两本，其一是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从长期经济写到短期经济，思路很清晰，语言也引人入胜，但对于凯恩斯涉及不多。其二是多恩布施、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也是不错的，第六版和第七版都出了中译（人大版），我个人认为第六版更好一些，数学要求也高一些。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各种经济学的专题和高级经济学了。当然在学习高级前，要有一个好的数学背景。如果你想学数理经济学，我推荐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有多种选择。如果学计量经济学，我建议一定要先有很好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背景，不然学了也是白学。古扎拉蒂的《计量经济学》（人大版）值得一读。

另外丁丁老师写的《给普通人写的经济学》（载于《风的颜色》）是一篇值得一读再读的好文。盛洪的<<经济学精神>>讲得生动有趣，对经济学概念有了了解,再来看别的书不迟。杨小凯〈经济学原理〉〈新兴超边际古典经济学〉，杨先生气魄甚大，欲以一己之力重写传统经济学体系，与汪丁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经济学之异端，读之可开阔视野。推荐阅读。

㈨ 关于他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他 可是明明不可能我却始终想去找他（自己不是很确定） 我到底该怎么样=﹏。

忘记一个人不需要努力，平时怎样就怎样！再者读书时不读书，现在你觉得你们该谈情说爱吗？

㈩ 网上哪里有在线课堂吗想学经济学，看书觉得抽象，没有老师讲的好，网上又找不到视频…对本专业不感兴趣

我想，初学经济学大凡都要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那个时候读的是第12版，现在似乎出到第版了，看起来不觉得很难懂,以前看到说有人在地铁里当小说看的,觉得挺强。另一个可供的选择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人大版）。斯蒂格利姿《经济学》及系列辅助教材。斯蒂格利姿在信息经济学成就甚高，此书可作为前二者的补充，前二者所涉及经济学内容主要是以价格理论及边际分析为基础，不包括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性分析部分。斯蒂格利姿之《经济学》可填充前二者之空白。
尽管三位作者政策倾向不同，但教材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特征稍多一点，总体上讲，教材相当客观和公允。很适宜做入门教材。

《经济学、原理、问题与政策》及《经济学原理与问题》、〈经济学案例〉、〈经济学小品〉、《经济学悖论》、〈社会问题经济学〉等。此类书之特点是先提问题，再论原理，主要是针对社会习见问题，逐步解释原理，水平、内容大多较好，唯缺乏体系与框架，适宜略懂经济学者补充学习。

读完初级就可以开始读中级教材了。就微观而言，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人大版）是不错的选择，涉及了微观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配有案例，没有数学压力；瓦里安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三联版，即《现代观点》）可以作为提高，其章节是专题式的，有一点数学要求，但确实很严禁，和读平狄克那本的感觉会完全不同。
至于宏观，我认为也有必要读两本，其一是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从长期经济写到短期经济，思路很清晰，语言也引人入胜，但对于凯恩斯涉及不多。其二是多恩布施、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也是不错的，第六版和第七版都出了中译（人大版），我个人认为第六版更好一些，数学要求也高一些。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各种经济学的专题和高级经济学了。当然在学习高级前，要有一个好的数学背景。如果你想学数理经济学，我推荐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有多种选择。如果学计量经济学，我建议一定要先有很好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背景，不然学了也是白学。古扎拉蒂的《计量经济学》（人大版）值得一读。

另外丁丁老师写的《给普通人写的经济学》（载于《风的颜色》）是一篇值得一读再读的好文。盛洪的<<经济学精神>>讲得生动有趣，对经济学概念有了了解,再来看别的书不迟。杨小凯〈经济学原理〉〈新兴超边际古典经济学〉，杨先生气魄甚大，欲以一己之力重写传统经济学体系，与汪丁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经济学之异端，读之可开阔视野。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