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经济学思维

Ⅰ 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寻根与中国化的道路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讲明：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王亚南则说：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
《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 ，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 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 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 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 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 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 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提出历史和实践化的工作原则与主张，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化的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 之名，行“去历史化” 理论实质之企图。再次，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 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最后，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В.С.维戈茨基在《〈资本论〉创作史》中谈到：“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把研究中的历史方面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创立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真正科学历史的功劳，应属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创造性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制定经济科学的历史在他那里始终同创立自己的理论相并行，构成科学研究的统一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史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面。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切阶段上，既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又是这种研究的结果。”《管子·乘马》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中国经济学是多路向研究的合流。以《资本论》研究体系为工作地基，在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中突出“中国元素”。所以中国元素，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体系下的独有的“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中国化的《资本论》解读的要点有三：一是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区分物和事，三是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概言之，就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真正做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为我所用，实现兼容并蓄。针对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讲述“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讲述“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讲述“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研究讲述“认识发生学”。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传统，服务现代，坚持走古今、中西结合发展的道路的建设思路，王亚南很早就有清醒认识，他说：“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创建阶段，有接续的两大任务必须完成：（1）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阻碍中国经济认识的诸种理论，特别是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地批判；（2）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型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较的方法，从中发掘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化的奋斗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基本方向已经确立了。根据这种思路，重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就是我们的任务和具体奋斗目标。

Ⅱ 经济理论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在提倡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经济活动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赞成西方经济学的人通常认为，所谓经济理论，就是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经过一定的逻辑推理，预测到某些经济现象发生的语言假说体系，是对现实客观条件下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理论假设。简要地说，这种理论是由两种元素（理论、假说）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一种旨在促进“系统的、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旨在抽象出复杂现实的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这是把理论当成地地道道的“假说”，从而经济理论满足于探求“市场经济学”，即作为微观组成的市场价格理论和作为宏观组成的国民收入理论。
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是解释学的。马克思没有这么认为，作为对比，我们转到马克思写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当中那些明快的工作段落（思想材料由《保卫<资本论>》提供）：
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救赎自己，必须明了三个基本问题，作为行动议案：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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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终其一生，对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循其固有传统，尽量地凸显资产阶级工作的自我批判性，马克思可谓匠心独运！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即公开表明自己这种对待共产主义的自觉的解放实践态度。 他说：
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可见，马克思打破了资产阶级解释学的坛坛罐罐，目的在于阐明“我的辩证方法”，即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生的认识论和批判理论。这和中华思维方式是高度契合的。
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发生学” 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 在于确立《资本论》的典范性研究文献，以供后人的研究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犹如列宁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 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Ⅲ 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中国人创立的高度原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王亚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被誉为中国的《资本论》。这些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启发。
同时，陈世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经济学研究范式。它具有高度原创性，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比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更具备科学性，并且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的特殊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本身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发展有时空层次统一的规律。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本来不应该有“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之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人们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许多缺陷，很难解释和应用于中国经济实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当能够带来理论上的重大进展。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经济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从而建立以“中国经济学”命名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这是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人类的贡献。
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经济学的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核。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归结起来认识，中国经济学是多路向研究的工作合流，以《资本论》研究体系为地基，在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中突出“中国元素”。所以中国元素，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体系下的独有的“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中国化的《资本论》解读的要点有三：一是区分对象和研究对象，二是区分物和事，三是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概言之，就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的逻辑，真正做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为我所用，实现兼容并蓄。针对这一点，《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讲述“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讲述“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讲述“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研究讲述“认识发生学”。
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与批判，并且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
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现有世界上经济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建立起来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奠定了新常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新常态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
《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现有世界上经济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建立起来的真正科学的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经济学中，是通过中国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来的人类的一般经济学范式和特殊经济学范式的总称。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模式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