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什么不同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现在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吗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第二部分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社会主观批判[方法论和思想史批判统一形态]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工作地基：经济形态历史观批判
第四章劳动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楔子
价值（形式）
剩余价值（形式）
抽象劳动——存在规定抑或存在者的形成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概念
楔子
马克思主义的元概念
唯物主义的全概念
唯物主义的工作统一
第六章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楔子
重提二版跋
马克思如何逾越黑格尔——实现哲学
马克思如何逾越李嘉图——实现科学
反思科学抽象法
第三篇资产阶级工作地基：经济形态社会观批判
第七章解释学及其谬误性
楔子
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
物的解释学
资产阶级解释结构
第八章古典主义及其批判（同盟者·反叛者）
楔子
所谓斯密问题
被历史难倒的李嘉图
向康德主义的进军
第九章新古典主义及其批判（康德主义路线之一·立的基础）
楔子
研究对象的改造
理性主义狡辩
理论繁荣之路
第十章新制度主义及其批判（康德主义路线之二·破的基础）
楔子
真实的科斯
虚假的科斯
废墟中的景观
以上是一个简洁的对比。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研究对象”。一个是用解释学说明“资源配置”，一个是用发生学说明“生产关系”。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外，新制度经济学“独领风骚”，形成一个相当大的派别。
这些派别的“对立”衍生了诸多其他流派，如历史学派、演化学派、数量学派、计量经济学等等。
2.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哪些 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缺陷和仍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给你搜了一个，我觉得看来这个对你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给你简单总结下面的话。
简单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有敌对心态，但是以前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不了现代经济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可以，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研究资本主义运作的学说。所以，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后，西方比较严谨的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为什么基本上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所提高呢？其主要原因有：（1）他们已经认识到，尽管“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相连”，但实际上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46]他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他的看法与斯密有何不同”[47]，因为“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和见解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仍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48]所以，当苏联这个对西方资本主义威胁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后，他们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完全由攻击社会主义转变为挽救资本主义。最近，金融危机爆发使《资本论》在西方国家再度热销就是例证。（2）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西方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也越来越不满意，因而越来越关注曾经“改造了经济学”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马克思“既是演化理论家又是制度理论家”[49]，在西方，不仅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被认为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且马克思还被认为是环境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3）虽然“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各个理论都进行了全面批判”，但“大凡对马克思作过较深研究的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优点都有很高的评价”。[50]（4）冷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姓资姓社”的冷战思维在西方依然存在，但毕竟能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争霸的苏联已经解体，所以，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西方学者也可以将它们过去一些不敢或不便发表的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肯定性评价表达出来。
3. 如何预防犯罪
钱 鲲
【内容提要】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的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用于分析各个部门法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罪的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不同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犯罪研究的范式。
【关键词】犯罪 预防犯罪 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后25年，法学理论的最重大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的应用于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局限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应用经济学对法律进行的分析，也限于经济法领域，如反垄断法和金融市场管制，现在，随着经济学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逐渐渗透于法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发展极为迅速，犯罪的经济分析可以溯源至边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第一次系统的、规范的对犯罪作了经济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犯罪可以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结论对犯罪的产生原因、运行过程、社会危害进行分析，并进而寻求实现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贝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开始对犯罪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犯罪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成果逐渐成熟.。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侧重于解释特定的刑法规则或政策存在的经济意义，预测特定的刑事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相应的刑事政策意见，其中，犯罪经济学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贡献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预防犯罪的政策意见。
二、犯罪经济学对预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运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资源，旨在预防犯罪的司法活动（在此采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监狱、检察机关的相关活动）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对于针对犯罪行为的司法活动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据财政预算拨款用于预防犯罪，因此产生两个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分析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论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够制止犯罪行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预算到预防犯罪中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收益。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赖于统计学和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2：150]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莱维特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个社区中警察数量和监禁人数对于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警察对暴力犯罪，比如谋杀、抢劫等有最强的威慑效果，实际上，他估计暴力犯罪对警察的弹性大约是1.0，即一个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该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财产犯罪，比如入室盗窃、偷车，拥有更多的警察影响要小一些，弹性估计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将促使财产犯罪降低3％。这样的研究结论无疑表明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资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数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预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当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单位预防犯罪成本应该等于收益。举例来说，当投入10000元预防犯罪能产生因为犯罪未发生而获得的收益15000元，当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时，产生的收益为12000元，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收益为10000元，此时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话，产生的收益将少于10000元。虽然继续投入成本仍旧将减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财富使用最大化的标准将要求政府不再继续投入，与其将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动，不如将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请记住，经济分析的目标就是财富使用的最大化）毕竟司法活动远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贫困措施都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机关进行分配。起到预防犯罪作用的机关很多，警察、法院、检察、监狱等机关都有预防犯罪的职能，那么，应该给每个机关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达到最优配置呢？微观经济学中的等边际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69]简单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每一单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产生的收益相同。具体而言，某一给定规模的法律实施预算范围之内，政府必须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理想的组合是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将会提供增加相同数量的法律实施效应。如果在警察部门每增加一元，就产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样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应，那么警察就会赢得投资。显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数额进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问题或生产中的起伏，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
2、犯罪成本的制约
一定惩罚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就阐述了这一原理，边沁认为刑罚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否则对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将会产生犯罪的激励。现代经济学对于如何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边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类型的犯罪进行）应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当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将放弃犯罪，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他将选择犯罪，犯罪产生两种收益，财产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包括惩罚产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为预防犯罪，惩罚产生的成本必须大于犯罪收益，对于犯罪产生的财产收益，必须给予剥夺且可以附加相应的罚金。针对精神收益，刑罚将会产生一种精神成本，主要是耻辱成本。从这一点来看，刑罚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惩罚几率越低的犯罪，惩罚应当越严重，因为犯罪人考虑的预期惩罚的成本是惩罚严厉程度乘以风险机率即惩罚机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不同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普通抢劫也将面临死刑的话，这无异于鼓励犯罪人杀害被抢劫者，因为犯罪人此时从事其它的犯罪活动将不负担任何成本，[5：10]并且杀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惩罚的机率。
犯罪的机会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财产犯罪，是指从事犯罪活动而必然损失的收益，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和其它资本可以用于正当的职业来获得收入，这就是机会成本。为了预防犯罪，必须增大犯罪人的机会成本，很明显，令人绝望的贫困增多了盗窃、抢劫等的犯罪。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反贫困的措施比如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使人们更容易的获得正当职业的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国一直提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经济理性）
3、内生制度的重视
前述两点的经济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而关于内生制度的分析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经验研究方法。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国家法律，内生制度包括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约束犯罪，通常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法律预防犯罪，确实，刑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犯罪，但是，绝不能忽视内生制度的作用，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过国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仅依赖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基于此点，一方面要重视和挖掘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的作用来解决纠纷，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对于稳定的内生制度应该具有兼容性，即国家法律应该不违背稳定的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否则，外在制度不仅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反而对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内生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国家制度最终做出退让。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政府1920年－1933年发布的禁酒令由于违背了习俗，造成了犯罪剧增，以至联邦政府不堪重负，结果不得不在宪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结语
犯罪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对如何预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虽然经济学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经济学仍旧有其巨大价值值得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和利用。
4. 论文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不低于2500字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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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现代西抄方经济学可分为主袭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发端。西方经济学是所有经济学科的基础，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
制度经济学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方向，是西方经济学市场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制度经济学是从科斯开始的，科斯想啊，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呢？他认为，企业实际上是市场的一种替代，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
通俗点说就是这样了。很学术化的区别可以找度娘。
6. 西方现代病不包括经济发展
教育部学科目录中理论经济学下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但国际上是叫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马歇尔之前经济学（economics）的称呼。改开之初引入现代经济学时叫“西方经济学”是有意识形态原因的权益之计，结果一直到现在还在用这个名字。
说到“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我还有个故事。我刚开始读硕士时，父母不知道西经是相对马政经而言的，以为“西方经济学”就是研究西方的经济学，很困惑我在中国为什么要学西方经济学，担心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也很困惑：你们为什么有这种奇特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的，概括英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名称。
我认为应该以学派的名称进行称呼，新古典经济学比较合适。毕竟，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试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而且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也没能完全逃出新古典的根基。
可以叫新古典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
有人认为“经济学”或者是“现代经济学”来取代西方经济学，这个我认为非常不可行。这样就人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排挤出经济学体系之外，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一种，也是一种现代经济学，所以坚决反对某些研究西经人的观点和态度。
欢迎和我互关的朋友加微信聊天，我相信有趣的人终究是会相遇的。
只要思想禁区还存在，那各种挂羊头卖狗肉名不副实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中国的经济学学生应该都对高鸿业老先生的那本貌似“精神分裂”的书很有印象吧？真是佩服高老先生那走钢丝的本事！
7. 有谁上过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吗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 货币主义供给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派： 主要研究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如何有效率地在各种用途中配置既定的资源。 西方经济学主流派代表有： 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 非主流经济学派： 主要研究市场是如何产生的、非市场选择是如何运行的、市场是否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唯一途径、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非市场决策是如何进行的。 西方经济学非主流派代表有： 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进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奥地利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英国新剑桥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瑞典学派）。
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有制理论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区别及评价。
二者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都是以产权和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两种理论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例如，二者都强调产权和制度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把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视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都认为产权具有社会强制性，是以法律形式确定或界定的，以此来形成个人的各种行为约束；都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把产权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把利益问题当作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等等。
但是，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产权理论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和理论范式，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主要区别的。
（一）研究目的不同
马克思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并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根本产权制度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阐明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指出西方产权理论必然被更合理的产权理论所取代的必然性。
而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它是为了维护完全自由的市场制度，并借助于产权去解决市场运行中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率。它的核心是考察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损益关系及其影响，探寻如何更好实现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理论基础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关系上的运用，既是指导制度研究的方法论，也是关于社会制度变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演变看成是社会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自然过程，分析了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演变，深刻地阐述其变化、发展的原因、动力、过程和将来的趋势，构建了全面、系统的制度发展理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明产权起源的，详细地分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建立或起源。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而西方产权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交易费用理论，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工具，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来确定和调整产权关系、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大多是从外部条件入手研究产权起源的。他们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甚至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
（三）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统一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则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一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
（四）对于产权绩效的评价不同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从而使产权制度发挥其最大的绩效。
西方产权理论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因而其对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是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为依据的。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而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五）产权变迁的原因、动力不同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或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制度变迁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其前提。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时，就要求突破旧制度，建立起符合它的性质、适应它发展的新的产权制度，进而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科技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性质的变化及其发展要求，是决定一种产权制度形成和演变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客观条件。促使产权制度变革的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通过代表新生产力、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加以实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他们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从效率去寻找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以人们追求高效率，认知和选择高效率制度作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