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调节机制

Ⅰ 解释市场缺陷、国家调节机制与经济法的关系角度,三者的各自类型与相互关联是什么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关系的内涵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从广义上理解，是指国家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关系进行管理、控制和协调的活动。本文所指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从狭义上理解，仅指现代国家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为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目

Ⅱ 市场经济规律主要是什么规律

一、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不仅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发挥着其作用。其基本内容仍然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所需劳动时间的产品的生产, 各种商品都是以各自的价值数量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的, 价值规律是其他法律的前提。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值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价值具有调节生产和流通各部门社会劳动力总量比例分配的作用。

价值对社会生产的调解是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来实现的。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其劳动消费必须达到或低于社会所需的劳动力消费, 才能获得效益。市场价格和价值的相对水平反映了商品供求关系。正是通过这一点, 价值在规范社会劳动中发挥着作用。作为一种市场经济, 这一基本经济法的要求是通过价值函数来实现的。

作为一种胁迫性力量, 价值要求每个生产者都要关注市场的需求, 只有适应市场的需要, 我们才能谈论生产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是价值价值必须激励生产企业不断提高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管理, 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价值的功能是通过竞争与个人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个人工作时间比社会所需劳动力少的时间越多, 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的盈利地位就越高。为了减少个人工作时间, 生产者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 这一过程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过程。

因此, 价值价值的内在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 价值价值也具有引导消费、更好地满足需求的作用。

价值可以通过为商品价格的制定提供客观的基础来指导消费者的消费。为了吸引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 生产企业可以制定更低的价格。相反, 如果为了限制某种商品的消费, 也可以通过高价来实现。

这种在消费中的指导作用, 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消费的需要, 反过来也是为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计划做出贡献。

二、竞争规律

竞争法实质上是对商品生产中劳动力消费的比较。竞争法是指商品经济中不同的利益主体, 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争取有利投资场所和销售条件的客观必然性, 与价值规律相同,它是商品经济的固有规律。

它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实现产品价值和市场价格。

商品的价值是在竞争中实现的, 即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的劳动力消费比较, 只有通过竞争, 才能在现实中了解什么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 以及新产品的价值也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它还促进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 表明它在促进资源流动和分配方面更有效率。

二是通过竞争, 促进各类商品生产的生存, 达到适者生存, 不仅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且实现市场的新陈代谢。

自然淘汰法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通过适者生存, 产业结构得到了最迅速、最有效、最彻底的调整, 促进了社会经济更快、更合理的发展。第三, 竞争可以促进社会和技术进步, 促进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中技术创新是根本, 谁是先进的技术, 谁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立于不败之地。

三、供求规律

供求关系的变化供求关系导致价格的变化, 反之亦然, 这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与价格的变化相互作用, 供求关系相互适应, 形成均衡价格规律性, 是市场供求规律。

供求关系法具有以下功能:

首先, 它导致价格围绕价值波动, 为市场提供不断变化的价格信号。

二是直接决定市场总量和结构条件, 促进市场发展处于平衡不平衡状态。

(2)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扩展阅读：

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市场作为一种交易活动或交换的场所，早已存在。但作为以市场为主来配置社会资源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则不过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也叫古典市场经济，即完全由市场力量来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一般指20世纪以前存在的市场经济。它建立在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机器生产为主体，生产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

这一阶段采取的是一种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政策，整个经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自由运作，社会经济运行呈现出一种无组织、无计划的自然运行状态。

然而，自由市场经济在带来异常可观的经济效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状况，这便是生产过剩或经济萧条，这种经济危机以周期的形式经常发生。

为了弥补这种自由市场竞争的失灵，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了政府干预。这样，自由市场经济就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是建立在更加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相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更趋完善，表现为市场机制的健全，法律的完备，保障制度的社会化、规范化，宏观调控手段的完善以及调控机制的健全，较之自由市场经济，更加注重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注重对效率与公平的协调。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会出现许多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具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外部条件，市场体系还不完善。

这一阶段，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揭示其内在运行机制，探求增加财富的途径和手段。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是这一阶段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使人们第一次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有了清晰的认识。

亚当·斯密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经济学家也大都沿着经济自由主义的轨迹，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进入20世纪，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经济理论发生了一个大转折。那种认为通过市场的调节经济就可以达到均衡的理论与经济现实大相径庭。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指出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自动达到均衡，因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这就标志着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让位于必须进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

以此为标志，市场经济进入了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理论也由此沿着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的不同轨迹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新综合的趋向。

世界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已经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运行的，同时又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节。

Ⅲ 市场失灵与现代经济法产生是什么关系

现代经济追求的市场自由竞争，但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生产规模发展专壮大，属垄断出现，导致市场不能在自主调节，也就是市场失灵。这时候要想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就要有外部的力量对其干预，这个力量就是经济法。也就是说，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市场失灵学说就是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Ⅳ 经济法兴起的原因，考试的简答题，在线等~~~~~~~~~~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市场缺陷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障碍的存在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第二、市场的惟利性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第三、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及滞后性

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这是市场的第三个缺陷。

（2）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型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现代的商业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以及17世纪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将企业发展起来，则是由现代的运输业和通讯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决定的。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大、不断的一体化，仅仅不到200年的历史。

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世纪中期，企业的规模受到技术、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业，主要的交易结构是生产商和代理商之间的联系，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项目成了人们的投资重点，融资的需要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和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由于社会整体生产缺乏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对产业的冲击，巨型企业开始出现，这种巨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业形成垄断的同时，小企业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行业协会，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工人、农民等也组织起来，如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1870年成立了农人协进会。

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结构发展到私人—组织—国家的三元结构。

企业组织的扩大，首先是对私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表现之一是垄断的形成，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经济生活中的公平竞争弱化。另外大组织通过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生产的独占，在向他人提供产品的时候，导致契约双方的谈判实力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契约自由”导致了卡特尔协议、滥用权利等行为的膨胀，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从而损害了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企业扩大之后，权力出现了。这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上下级关系、雇佣关系中，也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中。组织扩大之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获得了权力，包括控制权，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竞争机制中，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经济体系，而在组织扩大之后，公司日益进入非竞争性的定价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场交易发生了变化，非垄断方的自由和权利变成了Yes、No的选择权。大型企业同样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政治上操纵选举和国家政策，财团、财阀、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国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对内控制，然后是对外影响政治生活。

（3）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组织的挑战，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如美国在罗斯福执政后，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干预政策。美国在制定《谢尔曼法》的过程中，一位参议员对经济权力集中发表了猛烈的批评“如果这种结合导致的集中权力被赋予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君王般的特权；这是与我们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应当遭到州和全国当局的强烈抵制。如果有什么错误，这就是错误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一个对生产、运输、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拥有权力的君王；如果我们不能服从任何帝王，同样也不应当服从任何在贸易方面拥有阻碍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国家对不正当经济权力的打击，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表示这个过程是最恰当不过了。在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1）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国的大型企业组织起源于铁路和通讯业，国家的第一个反应也在于此。1870年伊利诺伊州在宪法中要求政府“通过各项法律去矫正铁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货运费方面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敲诈行为”。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明确表示：“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

（2）针对市场普通主体不愿介入的公共、公益事业等行业和产品，大规模发展出国家所有权，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产业来替代私有组织。一来可以实现现代企业的生产和效率，二来可以填补空白，二来可避免私人挑战国家和大企业侵犯私人权利。

（2）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以往的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微观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法律无能为力。而新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则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市场这支无形之手。当然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联储降息，表面看取决于格林斯潘，实际上格林斯潘决定是否降息，取决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率，他是被动的。

（4）企业内部的结构设置、权利安排、财务事宜等，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在自由经济时期，这些问题由企业自主安排，国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业和公司法、会计法、税法、审计法等的颁布，使这些社会关系纷纷被披上法律的外衣。

谢谢 赞同
0| 评论
检举 | 2006-5-21 18:06 超超2008 | 十二级
您好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1）市场缺陷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障碍的存在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第二、市场的惟利性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第三、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及滞后性

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这是市场的第三个缺陷。

（2）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型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现代的商业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以及17世纪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将企业发展起来，则是由现代的运输业和通讯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决定的。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大、不断的一体化，仅仅不到200年的历史。

这个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世纪中期，企业的规模受到技术、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业，主要的交易结构是生产商和代理商之间的联系，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促使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项目成了人们的投资重点，融资的需要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和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由于社会整体生产缺乏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对产业的冲击，巨型企业开始出现，这种巨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业形成垄断的同时，小企业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行业协会，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工人、农民等也组织起来，如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1870年成立了农人协进会。

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结构发展到私人—组织—国家的三元结构。

企业组织的扩大，首先是对私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表现之一是垄断的形成，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经济生活中的公平竞争弱化。另外大组织通过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生产的独占，在向他人提供产品的时候，导致契约双方的谈判实力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契约自由”导致了卡特尔协议、滥用权利等行为的膨胀，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从而损害了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企业扩大之后，权力出现了。这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上下级关系、雇佣关系中，也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中。组织扩大之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获得了权力，包括控制权，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竞争机制中，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经济体系，而在组织扩大之后，公司日益进入非竞争性的定价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场交易发生了变化，非垄断方的自由和权利变成了Yes、No的选择权。大型企业同样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政治上操纵选举和国家政策，财团、财阀、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国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对内控制，然后是对外影响政治生活。

（3）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组织的挑战，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如美国在罗斯福执政后，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干预政策。美国在制定《谢尔曼法》的过程中，一位参议员对经济权力集中发表了猛烈的批评“如果这种结合导致的集中权力被赋予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君王般的特权；这是与我们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应当遭到州和全国当局的强烈抵制。如果有什么错误，这就是错误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一个对生产、运输、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拥有权力的君王；如果我们不能服从任何帝王，同样也不应当服从任何在贸易方面拥有阻碍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国家对不正当经济权力的打击，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表示这个过程是最恰当不过了。在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1）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映，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国的大型企业组织起源于铁路和通讯业，国家的第一个反应也在于此。1870年伊利诺伊州在宪法中要求政府“通过各项法律去矫正铁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货运费方面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敲诈行为”。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明确表示：“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

（2）针对市场普通主体不愿介入的公共、公益事业等行业和产品，大规模发展出国家所有权，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产业来替代私有组织。一来可以实现现代企业的生产和效率，二来可以填补空白，二来可避免私人挑战国家和大企业侵犯私人权利。

（2）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以往的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微观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法律无能为力。而新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则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市场这支无形之手。当然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联储降息，表面看取决于格林斯潘，实际上格林斯潘决定是否降息，取决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率，他是被动的。

Ⅳ 解释市场缺陷、国家调节机制与经济法的关系角度,三者的各自类型与相互关联是什么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市场的缺陷表现为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主要指竞争秩序的问题。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
市场的惟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关系的内涵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从广义上理解，是指国家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关系进行管理、控制和协调的活动。本文所指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从狭义上理解，仅指现代国家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为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目

Ⅵ 简述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与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1.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相辅相成，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和联结点：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护宏观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另一边是民法对在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的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需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和各种管理性的法律作具体调整。
它们在调整对象方面的交叉，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二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导致二者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经济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决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补性。
2.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宗旨、作用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注重机会均等，即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理性，是以平等求公平，以个体为本位，给经济个体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保证个体权利的充分实现，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而经济法以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为其调整对象，它给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从社会利益出发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权利为本位，保证社会整体利益，通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1.利益本位的不同。法的利益本位亦即法在利益保护上的出发点与立场。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典型的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以确认和保护私人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对平等主体的商品关系加以保护，从而维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但其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经济法的本质则是社会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它是公权及于私人经济领域的法律，其产生最终突破了公、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模式。从产生之初，经济法就是国家站在全社会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调控的产物。由于经济法所体现出的“社会公益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在个人与国家各自的领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为过渡体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其他法域的独特法域，这恰恰是属于经济法的领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2.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按照法理学的理论，任何部门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经济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虽都具有经济性内容，但前者是一种关于国家经济管理和协调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是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主体进行经济交往中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两者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前者是国家管理涉及民间社会经济领域，是“公”及于“私”，后者则完全处于民间社会经济领域之中，是“私”的领域内部关系。前者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效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后者则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
3.二者的调整方式和手段的差异。民法是纯粹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的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按自己的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预，但民法其完备的微观经济行为规则又很难解决经济垄断、资源配置不当，弱者特别保护等现代经济中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法采取一系列弹性的综合调整经济的手段，通过引导，控制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使经济法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不同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良好“调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