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為什麼經濟學家反對限制各國之間貿易的政策
答：復因為每個國家都會在制不同的勞務或物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各國在生產上進行分工．專門生產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可以使世界經濟的總產量增加，同時相互間進行貿易，每個國家的消費者都可以消費更多的物品和勞務，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更大的繁榮 。
❷ 凱恩斯理論在中國的應用
凱恩斯理論影響中國的的消費傾向，原來的消費都是在國外，現在的消費主內要轉移國內，指容指的是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函數關系。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函數。在通常情況下，總消費量主要取決於總收入量，而消費傾向本身的變化是次要的。凱恩斯把消費傾向分為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是總消費量對總收入量之比，邊際消費傾向是消費增量對收入增量之比。
經濟學主題 經濟學主題首頁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中國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與以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依定律相對，後者認為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於創造完全就業。
❸ 為什麼經濟學家有時會提出互相矛盾的政策建議呢
經濟學家有時復會提出互相矛盾的制政策建議的原因在於：
1、經濟學家們可能對不同理論的正確性或重要參數的大小有不同的判斷。
2、經濟學家們的價值觀可能不同。
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即使是「著名經濟學家」的言論也要接受實踐的檢驗。
❹ 經濟政策要不要調整兩大經濟學家在辯論
（1）匯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桿杠。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和政策，回應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水答平、經濟運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通盤考慮，慎重決策。（2）匯率變化好比一柄「雙刃儉」，對經濟、金融的影響也有利有弊。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幣更加值錢。但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序上會抑制出口增長。同時，也會造成出口企業的生產萎縮，加大就業壓力。（3）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①有利於中國經濟和金融持續穩定發展。②有利於實現擴大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③有利於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穩定發展，從根本上說，有利於世界經濟和金融的穩定發展。
❺ 柯林頓的經濟顧問們採用什麼樣的政策配合實現了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經濟目標
評柯林頓政府國內外經濟政策
陳寶森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從里根經濟學到柯林頓經濟學是美國總統經濟學的一大變革。在今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柯林頓說：「美國是靠變革而繁榮的……但是我們這個國家在太長的時間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12年來，利益逐層滲透的經濟理論在堆積如山的聯邦債務上造成一種虛假繁榮。全國放任自流的結果使如此眾多的美國家庭，甚至連雙親工作的家庭都不再為他們的孩子作提高生活的美國夢了」。這是柯林頓對里根經濟學的批判，也是他矢志變革「放任自流」為「行動主義」的主要依據。轉眼兩年快過去了，柯林頓實行變革的國內外經濟政策進展如何，成績怎樣呢？這是人們頗感興趣的問題。下面試作一點粗淺剖析。
初見成效的財政政策
為解決困擾美國經濟的大赤字問題，柯林頓把削減聯邦赤字擺在優先地位。為此，他決心在布希1990年與國會達成削減赤字5000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削減赤字4930億美元。其中在未來五年中總共壓縮支出2470億美元，增加稅收2460億美元。增稅本來是逆水行舟，但柯林頓提出合理負擔政策把90％的增稅壓在收入最高的6．5％的納稅人的肩上。所得稅率的提高更只限於1．2％的高收入者。這樣他就取得了大多數納稅人的支持，贏得了策略上的勝利。盡管如此，這項預演算法案的通過仍然是艱難的，特別是在參議院，如果沒有戈爾的最後一票幾乎變成了僵局。為了表示削減赤字的決心和誠意，1994年預演算法案把1994－1998財年的支出凍結在5480億美元的水平上（按現價未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即比1993年的名義支出還要低25億美元。這個名義支出是按年通貨膨脹率2．8％估算出來的，如果通貨膨脹率低於預計，還要對支出作進一步削減。此項預算緊縮包括白宮以身示範的減少聯邦工作人員10萬人以及推遲對聯邦雇員工資的生活指數調整。在權利項目方面醫療照顧到1998年將削減180億美元。經過這樣的努力預計到1998年財政支出將由削減前的18255億美元減少到17382億美元，財政收入將由14922億美元上升到15508億美元。財政赤字將相應地由3332億美元降到1874億美元，減少1458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將由4％降到2．2％左右。柯林頓政府把1993年所採取的財政政策稱之為真實的、可信的赤字削減政策，並認為這是得到華爾街的響應使他們改變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長期利率因而得以下降的原因。以10年期政府債券為例，柯林頓上台前的1992年利率是7．01％，與三個月國庫券利率相比要高出103％；到了1993年前者下降為5．87％，與後者比利差下降到92％。1994年聯儲為了進行宏觀調控，連續提高短期利率，長期利率自然也受到影響。但長期利率上升的速度遠遠慢於短期利率，到1994年7月為止，10年長期政府債券僅比3個月國庫券高66％。長期利率的下降有利於企業投資和消費者購買房產和耐用消費品。柯林頓政府認為在其財政政策中軍費的削減和稅收的增加都對經濟增長有負面效應，但長期利率的下降對經濟的刺激卻產生了抵銷作用。這是美國經濟能在1993－1994年有良好表現的重要原因崐。
著眼未來的投資政策
柯林頓政府與里根、布希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重要區別不在於削減赤字的財政政策而在於面對未來的投資政策。奉行行動主義的柯林頓政府向人們宣告：「把聯邦開支重點從消費轉向投資是本屆政府經濟政策的標志，我們不僅致力於控制政府開支，而且把它導向更有生產性的用途上。」
柯林頓首先強調的是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其目的在於提高美國勞動隊伍的素質，以應付國際上日益激烈的經濟競爭。在1994年聯邦預算中提出一項378億美元的四年「終身學習計劃」。其中包括對弱智兒童的啟蒙計劃；提高美國教師和學生成績的「2000年目標計劃」；教育部和勞工部合作對高中學生進行職業訓練的「由學校向工作過渡」計劃；幫助學生進大學並使學生有機會為社會服務從而獲得職業技巧的國家服務計劃；降低貸款利息幫助更多美國青年上大學的貸款改革計劃以及對失業工人的再培訓計劃。
在這些計劃中饒有新意的是國家服務計劃。首先，這項計劃由國家為參加者提供低於市場價格的工資和每年高達4725美元的教育補助以幫助參加者在接受有價值的職業訓練的同時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這件事由政府花錢是因為僱主不願意支付學習費用，他們擔心一旦雇員辭職，這筆錢就白費了。第二，此項計劃由州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執行，解決了地方政府需要社會服務而又資金無著的困難。第三，國家服務計劃為所有美國人提供了既能獲得工資報酬又能得到多種職業培訓的雙重機會，而過去他們是難以做到兩全的。這項計劃在1994年將有兩萬人參加，以後每年10萬人。
投資計劃的第二方面是基礎設施。柯林頓政府制訂了四年投資480億美元的重建美國計劃。柯林頓認為長期以來美國對公共基礎設施嚴重欠賬。據交通部估計幾乎有20％的高速公路處於極糟或勉強的狀態，有20％的橋梁有結構性缺陷，許多機場過度擁擠，污水處理設施負擔過重。因此必須進行投資以改變現狀。柯林頓政府認為對公共基礎設施進行計劃完善的投資將給國民經濟帶來可觀的效益。在重建美國的計劃中還包括4年80億美元的對提高水質、保護環境、保護自然資源、森林科研、住房和社區開發，以及農村發展的投資。 投資計劃的第三方面是科學技術。在重建美國計劃中技術投資佔了不小的比重。柯林頓政府認為有形資本不是提高生產力的決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從長期看生產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取決於技術進步。從工業國進步的歷史看，要緊的是工作得更巧妙而不是工作得更辛苦。 但是技術變革和技術進步要靠科學家、工程師在實驗室和工廠車間的新發現。他們為此進行的科學研究在資本和智力上的投資是非常巨大的。在美國大量的科研與開發要靠私人企業去做，但支持性和基礎性的研究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政府的法定職能，因為信息有外溢效應。意思是說一家公司通過科研獲得的技能會很快傳播給別的公司，使別的公司得到便宜而創新者獲得的回報卻很有限。據估計科研與開發的資本收益率要高達50％－100％，而實際上創新的企業所獲得的不足一半。因此，柯林頓政府要求國會延長研究與實驗的課稅減免，同時增加同產業界合作研究的投入。增設幾十個新的製造技術推廣站以加速新技術的發明和推廣，等到技術成熟後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如何使國防科研與開發轉軌是柯林頓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考慮。隨著國防費的大量削減，政府應當減少對國防領域的科研支出呢，還是把這項支出轉向民用技術呢？柯林頓認為後者是明智的選擇。因此政府已決定把國防部的科研力量和國家實驗室轉向與產業界合作進行科研與開發。
在全球引起廣泛關注的美國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是柯林頓政府技術政策的光環。這項計劃主要是由政府倡議但不是由政府出錢。以商務部長羅恩·布朗為首，有副總統戈爾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泰森以及一批經濟、技術、法律專家和電訊工業界代表參加的「信息基礎設施特別小組」正在緊鑼密鼓地工作。其計劃是由聯邦政府負責總體設計，由工業界投資並負責建造和運行。當前聯邦政府正致力於修改1934年的《通訊法》，要求在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徹底消除對電視、有線電視、電話和衛星等各種電訊手段所施加的不必要限制，鼓勵工業界的相互合作和競爭。現在特別小組已向國會提交三項法律草案。新法律還有待國會的討論和批准。 柯林頓著眼於未來的投資計劃表現了新政府的新姿態。但它所採取的這些措施都難有立竿見影的功效。因此並不會給總統的支持率增加多少份量。
阻力重重的社會福利政策
改革美國的現行健康保險制度是柯林頓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重心。在今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柯林頓說：「今天美國花在保健上的費用與它的經濟規模相比要高於任何先進的工業國。然而我們只為人口的較小一部分保險，我們在重要的總體健康指標方面如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等都落後了。超過15％的美國人——接近3900萬人——直到1992年沒有保險，還有數千萬人保險不足或者在失去工作後也將喪失保險。同時，保健費用繼續攀升，給美國家庭增加了醫葯開支和保險費，加劇了各級政府的預算危機。」這是美國目前健康保險狀況的真實寫照。 柯林頓向國會提交的保健改革計劃著眼於解決四方面的問題。第一、還有數千萬美國人沒有享受健康保險；第二、私人保險業對健康狀況欠佳者收費太高；第三、現行健康保險缺乏有效競爭，致使醫院和病家不關心成本；第四、保險支出已成為政府預算難以承擔的重負。為此，柯林頓在他的改革計劃中提出：（1）從1998年1月1日起為所有美國人提供健康保險，使每個美國人都能享受常規門診、住院、急救、預防、處方配葯、康復、家庭保健和護理、化驗和診斷。精神病和各種惡習的治療也將有限度地被納入保健計劃；（2）要求各州為大型消費者群體建立「保健聯盟」，由它們收取保險費並按競爭原則同醫院和保險公司談判保健計劃，同時負責管理費用開支。所有少於5000名雇員的公司都必須通過保健聯盟購買保險；（3）要求僱主至少負擔未婚工人平均健康保險費用的80％，負擔工人家庭平均保險費用的55％。但5000人以下的公司在健康保險方面的開支不得超過工資總額的7．9％。企業雇員少於75人，平均工資在24000美元或以下的企業有資格得到政府補貼；（4）增稅。香煙稅每包從現在的24美分提高到99美分，對不參加「保險聯盟」有5000或更多工人的公司課征1％的工資稅並允許保健聯盟在保險金上追加2．5％的攤派用於行政開支；（5）2000年以後限制健康保險費每年提高的幅度不得超過通貨膨脹率，並為政府的保健開支規定上限。
這項計劃是在1993年10月27日提出的。圍繞著這個計劃民主、共和兩黨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少數黨領袖共和黨議員多爾，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格普哈特，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米契爾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格普哈特的方案與柯林頓方案的差別在於把實行全民保健的時間表推遲一年。政府征稅主要是提高香煙稅45％，此外在所有保險金上加征2％的銷售稅；不足百人的企業可以參加政府命名為「醫療照顧第三部分」的保險計劃；不要求組織「保險聯盟」。對私營醫葯業的醫療費用在2000年以前不控制。顯然他的立場比柯林頓的計劃已經後退了一步。但仍堅持了全民保健的原則。即使做了這樣的讓步，據測算要使方案獲得通過還少70票的支持。
8月3日，與格普哈特同一天，米契爾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它比格普哈特的方案更加溫和。它只要求到2000年使95％的美國人享受健康保險；不強制各州建立保健聯盟；資金來源主要靠削減醫療照顧和醫療救濟開支，不再要求僱主負擔80％的保險費；在2002年以後如果達不到把95％的美國人納入全民保險時才要求僱主在某些州幫助工人繳納保險費；雇員在25名以下的企業，由僱主承擔保險費的50％，少於25人的僱主不承擔保險費；在增稅方面最大的一筆是在健康保險金上崐加征1．75％的附加稅和對槍枝彈葯徵收消費稅，此外對享受醫療照顧的富裕老人提高其保險金。這一方案能否通過取決於至今仍持騎牆態度的10名民主黨參議員。
共和黨議員多爾的方案明顯是同柯林頓唱對台戲的。它的方案口頭上以美國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健康保險為目標，實際上是將把很大一部分窮人置於健康保險之外，只對最貧困的沒有享受保險的工人提供補貼，允許但不要求企業和個人組織保險同盟一類的組織；不要求僱主或個人購買保險；有2至50名工人的企業將能購買聯邦雇員健康福利保險。不增加任何稅收；對自營人員支付保險費享受25％課稅扣除的原規定改為提高到100％；對醫療費用不進行價格控制。
如果把上述四個方案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根本分歧就在於要不要全民健康保險；由誰負擔費用以及要不要控制日益增長的健康保險開支。這些問題涉及數千萬至今未享受到健康保險者的利益，企業主的利益以及醫療保健業和保險者的既得利益。柯林頓顯然是要抓住維護前者利益的旗幟，多爾則站在維護後者利益的立場。格普哈特和米契爾方案試圖在保持柯林頓方案基本精神的基礎上作出某些讓步。 米契爾目前表示他有信心能在有限度的改革方案上爭取與溫和派達成協議。但國會休會在即，這種前景已日趨暗淡。有消息說柯林頓已經發出悲觀信號，他將不再把健康保險改革當作今年國會會議的工作重點，同時表示他將否決任何不把全民保健作為內容的議案。看來曾經作為柯林頓改革旗幟而大事宣傳的保健制度至少今年在各方面的阻力下已經擱淺。結果如何要到明年再見分曉。
咄咄逼人的貿易政策
柯林頓的對外貿易政策既有繼承性又有新特點。繼承的是里根、布希政府的兩大變革：一是由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用公平貿易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二是由多邊主義轉向雙邊主義，以雙邊促多邊。柯林頓政府外貿政策的新特點：一是強調提高本國的競爭力，把擴大出口視為提高工人工資，振興美國經濟的必由之路。二是把「行動主義」國際化，為打開國際市場不惜用「制裁」的大棒咄咄逼人。
在貿易領域柯林頓視為自己的業績引以自豪的有兩件事：一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二是曠時日久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在最後一刻終於完成。
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簽署既是雙邊談判的成功，也加強了柯林頓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以及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地位。所以當這一協定在國會獲得通過時柯林頓是得意非凡的。 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意義不能只看美、加、墨三國地緣經濟的優勢互補，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是美國在經濟大三角的爭奪戰中為對抗日、歐而為自己建立的堅強橋頭堡。這一步邁出之後，下一步就是建立自北向南包括整個西半球的「美洲經濟圈」和「太平洋共同體」。這個總體戰略意圖的實現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美國在此過程始終掌握主動，緊緊抓住領導權，它就能保證自己在奪取美亞市場的斗爭中對日、歐獲得優勢地位。
柯林頓對北美自由貿易區所起的作用在於排除多數民主黨人、工會和環境保護主義者的干擾促成了協議的簽定，這是通過簽署三項附屬協議而達成的。
在勞工保護方面，簽署了「北美勞工合作協定」，該協定要求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保健和安全標准以及最低工資。此外墨西哥政府還保證把最低工資的提高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掛起鉤來。在勞工問題上美國還保留了使用1974年美國貿易法301條款的權利。
在環境保護方面，成立了「北美環境保護委員會」以及辦事機構。制訂了一個十年「邊境環境計劃」，全面解決空氣、土壤和水源質量以及有害垃圾的處理問題。建立了兩個機構為美加邊境興辦環境保護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經過這番曲折終於在1993年11月17日簽訂。它給美國帶來的近期利益是可以擴大出口。據統計，1991年美國共出口商品4220億美元，創造了720萬個就業機會，其中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為1180億美元，創造了210萬個就業機會。到1995年由於美國的資本貨物對墨西哥出口增長，可增加17．5萬個就業機會。屆時美國將有100萬人在美國對墨西哥的出口行業中就業。在增加就業的同時，工資水平也將有所提高。據統計現在美國出口行業的人均工資比其他行業平均高17％。 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功也被柯林頓看作是自己的成就，因為美國的談判策略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這一談判之所以曠時日久，既反映了美國與日、歐之間的矛盾，也反映出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害沖突。達成協議固然對世界各國都有好處，但美國顯然是最大的得主。
對美國最利害相關的除關稅減免以外，第一是把農產品貿易在6年內逐步納入關貿總協定原則的管轄下。歐洲國家承諾把非關稅壁壘的配額轉化為關稅並降低36％，同時把農產品價格補貼減少20％。這一成果雖然還達不到美國提出的在10年內完全取消農業補貼的要求，總算前進了一大步；第二是服務性貿易的基本原則首次納入新的服務貿易協定之中；第三是知識產權問題也被首次納入關貿總協定之中，各國一致承諾保護與貿易有關的專利、商標和版權，懲治假冒；第四是在協定中列入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要求逐步取消對外國投資的限制。這四個問題涉及美國對外經貿活動的重大利益。但在歷次關貿總協定談判中都未涉及。美國在美加自由貿易區談判和美加墨自由貿易區談判中對這幾個問題都極為強調並取得重大進展。所謂以雙邊促多邊就是要用這些談判成果加強美國在關貿總協定談判中的地位，這一目的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成果中得到了體現。不過在美國人看來這還只是開端，還沒有完全達到美國的願望。
對於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美國開始是反對的，最終作了讓步。美國擔心的是在該組織生效後美國在貿易摩擦中將必須遵守該組織的仲裁而不能再靠美國國內法揮舞301條款的大棒。美國副貿易代表在國會作證時聲稱新的世界貿易組織生效後美國仍然能夠對所謂「不公平貿易國家」採取單方面行動。他說「新的貿易體制不會削弱美國貿易法的有效實行，特別是301條款和反傾銷法的執行」。充分顯現出強權政治的面孔。
盡管美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收獲很大，但並沒有能完全滿足國內各個利益集團的胃口。例如影片、音像產品一類的服務業就在一些國家的堅決抵制下未能列入關貿總協定的規則之中。又如，金融行業、電信業也被排除在協議之外。航運則是由於美國航運業自己的保護主義而未被列入協定的范圍。在紡織品方面《多種纖維協定》的配額制度將在2005年以前分三步取消，這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但是在降低高關稅方面美國並沒有走向發展中國家所希望達到的地步。
美國在法國的支持下曾要求在協定中列入「社會條款」，內容是把勞工利益同國際貿易標准聯系起來。東盟國家一眼識破西方是想利用社會條款迫使發展中國家要麼把它們的勞動力成本提高到商定的最低水平，要麼因生產成本大大低於西方而被徵收懲罰性特別關稅的圖謀，進行了聯合抵制。最後達成協議把這個問題轉給未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去討論，從而打破了僵局。
頗有爭議的金融政策
上面談到的四大政策是柯林頓總統在1994年總統經濟報告中作為柯林頓政府總體經濟戰略提出的。金融政策不在其中，這是因為在美國的經濟體制下聯邦儲備系統是由國會領導的。然而實際上總統對金融政策仍然有很大影響。在柯林頓執政的兩年，金融政策經歷了由降低利率刺激經濟復甦到提高利率防止通貨膨脹的轉折。繼1992年2月4日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作出決定把聯邦基金利率從3％提高到3．25％之後，接著於3月22日進一步提高到3．5％。4月1崐8日再提高到3．75％。5月17日邁出更大步伐把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5％，貼現率則從3％提高到3．5％。連續四次提高利率對美國經濟的沖擊很大，引起了激烈爭論。
聯儲這一決策主要是以所謂「自然失業率」為依據的。早年通過的《聯邦儲備法》中把「促進最大限度就業」定為聯儲的政策目標之一，1978年通過的漢弗萊-霍金斯法又把最大限度就業規定為失業率不超過4％。但是貨幣學派認為存在一種貨幣政策對之不起作用的自然失業率。在他們看來，由於近年來經濟條件的變化，自然失業率應當是6％－6．5％而不是4％。如果決策者對自然失業率置於不顧，硬要實現4％的目標，必然會把經濟推進到超過其潛在能力的水平之上，結果只能引起通貨膨脹，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的放慢和失業率的劇增。他們認為今年2月美國失業率已由1992年的7．4％下降到6．5％，5月更降到6．0％。加上設備利用率和經濟增長率也都接近了警戒線，因此抽緊銀根是必要的。聯儲稱這種緊縮政策為中性貨幣政策，即既不刺激也不阻礙經濟增長的政策。
聯儲第四次提高利率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論。美國商會責怪華爾街的金融界不應當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大馬路的工商界。勞聯－產聯也發表聲朋說在美國仍然有840萬失業人口和660萬人打零工的時候聯儲卻在提高利率給經濟潑冷水，其結果只能使失業者找不到工作。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在5月27日舉行了聽證會，要求格林斯潘對提高利率的理由作出解釋。爭論的焦點就在於美國經濟剛才好轉而又沒有任何通貨膨脹的跡象，聯儲為什麼要對經濟剎車。議員們在聽證會上則要求格林斯潘對今後不再提高利率作出保證。
這次提高利率一個月以後，由於對日貿易逆差擴大，外匯市場美元對日元的比價在6月21日跌破了1∶100的大關。這就把聯儲置於提高利率以挽救美元頹勢和維持利率以防經濟滑坡的兩難選擇之間。在經過兩個月的觀察和思考之後聯儲消除了對後者的顧慮，在8月16日作出把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4．75％，貼現率提高到4％的決定。聯儲官員聲稱這個利率水平是與美國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相適應的。
柯林頓政府對聯儲連續提高短期利率致使長期利率猛增的情況開始是不滿的，但在經過研究之後認為聯儲的做法可以把美國經濟保持在2．5％－3％的持續溫和增長的水平上，有利於柯林頓在1996年的競選，因而對聯儲的決策給予了支持。
但是這種暫時的一致並不能完全消除雙方在金融政策上的分歧。這種分歧的第一個跡象是在199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經濟顧問們否認自然失業率自70年代初期以來有什麼大的變化，強調目前的失業率遠遠超過了自然失業率。同時宣稱用通貨膨脹的加速來說明刺激經濟的措施超過了自然失業率是不科學的，因為影響通貨膨脹的加速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另一個跡象是新任聯儲副主席具有凱恩斯觀點的布林德同格林斯潘在聯儲召開的年會上對聯儲政策目標的不同提法。布林德主張西方中央銀行在確定利率水平時既要考慮到通貨膨脹，又要考慮就業問題。而格林斯潘則主張修改《聯邦儲備法》，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利率政策的唯一目標。
柯林頓內外經濟政策的內在矛盾
對執行已近兩年的柯林頓國內外經濟政策應當給以什麼樣的客觀評價呢？第一、柯林頓採取「行動主義」的政府幹預方針對美國經濟的振興有積極意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今天單靠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和均衡發展。新保守主義執政12年實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結果是由大赤字所造成的國民經濟崐結構性失衡，它的惡果已在美國第九次經濟衰退中暴露無遺。柯林頓反其道而行之是時代的要求。第二、柯林頓振興美國經濟的戰略以消除結構性失衡，增加積累，擴大投資；改善生活；加強國際競爭能力為目標，對美國經濟是能起積極作用的。就政策本身說是美國當前的較好選擇。第三、美國經濟目前正處於高漲時期，但這同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有關，不能完全歸功於柯林頓的政策，但政策顯然也在起一定作用。
客觀的評價如是說，那麼為什麼美國老百姓對柯林頓的支持率只有40％，而不支持他的反而佔55％呢？（8月20日美國《時代周刊》和CNN電視台公布的聯合民意調查結果）這個問題看來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柯林頓所受的挫折是比較多的。其中有決策失誤也有兩黨斗爭的復雜因素。其次在經濟方面應當說也是有許多內在矛盾的。
第一，雄心壯志有餘而國力不足的矛盾
歷屆美國總統為了爭得選票總是許願多而兌現少，這是通病，柯林頓也跳不出這個窠臼。「行動主義」是要以國力為後盾的，遺憾的是柯林頓繼承的是里根和布希政府留下來的大赤字爛攤子，因而使他的行動不能不受到許多約束。在這一點上他的處境同肯尼迪和約翰遜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柯林頓的健康保險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聯邦政府財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多極化的現實與強權政治言行的矛盾
冷戰後的全球格局已呈多極化趨勢，美國盡管仍然是超級經濟大國，但實力對比今不如昔，已經很難我行我素。但是觀念落後於現實，柯林頓政府在對外經濟政策上仍動不動就要揮舞301大棒。然而現實是無情的，美國與其貿易夥伴已經不再是美國單方面施捨或援助的關系，而是相互依賴、互有所求的關系。實行單方面制裁只能兩敗俱傷，美國並得不到好處。這是柯林頓政府在國際談判中常常碰壁，因而威信受損的原因之一。
第三，多樣化的現實與意識形態褊狹症的矛盾
柯林頓政府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強調促進民主與人權。要以美國式的民主和美國的人權定義一統天下，這是和世界多樣化的意識形態相矛盾的。多樣化的意識形態來源於多樣化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它們百花齊放，爭奇斗艷，和平競爭，這本來是好事，而美國則動輒指責這個國家是極權政治，那個國家是權威主義，還為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張目。這就超出了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國際准則，因而常常引起它同許多國家的摩擦以及由此而來的碰壁，這也使柯林頓的威信遭受損失。 看來柯林頓要想提高選民的支持率，蟬聯白宮寶座，不僅要搞好國內的政治和經濟，也要搞好同世界各國的共處關系，在這里拋棄大國主義心態是十分重要的。
❻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支持超保護貿易政策的理論根據。其中有重大影響的是（）有關
A
亞當斯密是重商主義的提出者
❼ 荷蘭經濟學家誰是最早試圖對政策工具加以分類的學者
荷蘭經濟學家科臣是最早試圖對政策工具加以分類，作為理財師對於這位經濟學家，回本人十分的佩服，他在答政策工具分類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原因有幾個請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他著重研究的問題，可以說是比較超前的，而且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荷蘭經濟學家科臣可以說是頂著壓力在工作。
第二、荷蘭經濟學家科臣研究的內容是：是否存在著一系列的執行經濟政策以獲得最優化結果的工具。所以他為此做出很多努力，拿出一系列的的成果。
第三、荷蘭經濟學家科臣整理出64種一般化的工具，這對於當時來說是了不起的貢獻，不過荷蘭經濟學家科臣卻沒有做到加以系統化的分類，也沒有對這些工具的起源和影響加以理論化探討。
❽ 資源與環境的經濟學問題
在過去幾十年中，隨著環境問題的上升，人們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的關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對環境政策的興趣不僅吸引了眾多專門研究環境問題的專家如生態學家、自然科學家等，也吸引了經濟學家、地理學者等社會科學家的廣泛關注。當前，特別是經濟學家在西方各國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環境政策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在環境政策中經濟學的突出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政策決策者們對環境保護政策潛在成本的關心。因此，這也使得主流經濟學家們紛紛加入到環境經濟問題的研究領域之中。
現代環境經濟學從總體上說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的拓展和運用，因此大部分環境經濟學家屬於新古典學派。當然，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們在政策方法上並不一致，廣義地看，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干預學派，其出發點為「市場失靈」，以新古典經濟學家亞瑟·庇古等人為代表。第二類，主要關注「產權」的建立和分配問題，通常稱為「芝加哥學派」，以諾貝爾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為代表。在這兩類政策主張中，迄今為止還是干預學派對環境政策的影響更大。
不過，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環境政策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最主要的批評意見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市場為導向的環境政策主張是不恰當的。把環境問題完全交給市場去解決的觀點值得懷疑。甚至有人認為，完全市場化的環境政策其結果會適得其反，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損害將有增無減。在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資源配置的正確價格問題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挑戰。例如，按照倫理學觀點，自然資源不可逆轉的退化，對賴以生存的後代子孫來說其代價是無限的，而且現實早己說明，這種不可逆轉的環境後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義哲學基礎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義迴避了人的需要差別問題，忽略了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個體的道德價值取向的影響。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批評，新古典理論仍然似乎是經濟學家們唯一可行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因此，問題的關鍵是能否找到一種在主流經濟學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來更好地體現環境問題的特徵。目前看來，比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範式更有效地進行環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經濟學方法（也稱演化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學方法）。在通常情況下，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圍更廣、包含的變數更多（貨幣的、非貨幣的），更側重於整體性和演化性。米勒對制度經濟學方法的特點進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經濟學是演化的、整體的、跨學科的和非預言性的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的共同特點是關注沖突而不是協同，關注損害而不是效率，關注不確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識。他們一致反對把市場機制看作為無偏見的資源配置和分配機制，並一貫堅持認為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和利益之間存在差別。特權與權力的客觀存在和濫用與分散的單個個體行為相比，會形成一種利益中心。」
從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經濟問題爭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確實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環境問題方面提供了更加豐富更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卡帕、加爾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經濟學家對現代環境經濟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近期這方面作出貢獻的制度經濟學家有布羅米雷、施密特、蘇特保坶以及斯旺內等。然而，盡管制度經濟學方法提出了與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見解，但迄今為止制度經濟學文獻還主要集中在對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設性意見上。新古典方法盡管其前提假設和研究方法都成問題，但它為環境分析提供了一個非常一貫的理論框架，並為政策決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藉此決策者可得到某種看似「客觀」的決策依據，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據環境問題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寶。因此，很明顯僅靠批判還不足於取而代之，即使這種批判是正確的也如此。制度經濟學方法在環境問題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須提供一種為決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標是回答以下問題：
1、制度經濟學家在提供更有建設性意見建議必須做些什麼？
2、在環境問題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經濟學要提倡的環境政策理論基礎是什麼？
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擬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紹制度經濟學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經濟學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範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環境問題上的運用，主要討論前面講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環境問題運用上的作用，回顧總結現有的制度經濟學家從理論角度對環境問題的研究和考慮，特別是卡帕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他為制度經濟學在環境經濟問題分析上提供了一個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過與新古典方法的比較，闡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環境問題的政策意義。最後是總結。本文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與傳統的環境經濟學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涵蓋的面更廣，制度方法確實能夠提供一個比新古典的環境問題分析方法更豐富、更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範式概述
制度經濟學起源於對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傳統的靜態均衡價格理論的反思與批判運動，這場運動開始於20世紀初的美國，代表人物要數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爾（Wesley C. Mitchell）。這三位美國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也是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亞雷斯（C.E. Ayres）和加爾布雷斯拓展和運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學派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們關注的主題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倫主要關心經營中的權利關系以及消費者行為心理，康芒斯感興趣的是從法律基礎角度來分析經濟系統，熱衷於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質研究，而米契爾專注於統計數據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實證研究（他也是美國NBER的創始人）。實際上，不僅是美國制度學派，其它的制度學者在研究主題、方法和重點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兩句話說清楚他們的共同特徵並非易事。
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經濟學……雖然方法和重點表現特徵迥異，但顯然有一種共同線索，有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把他們聯結成為一個學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原則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對制度經濟學「共同線索」的粗淺概括：
1、制度經濟學把經濟看成是一種演化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的均衡過程。因此認為經濟中的累計因素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經濟學家喜歡用開放式模型，並以此聯結社會系統中相互關聯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經濟學即使在討論某個特定經濟問題時其模型也是整體性的。
3、制度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時，總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變數，包括經濟的非經濟的變數都考慮在內。
4、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不僅僅是市場，因此，市場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問題的解。為此，他們強調對市場產生強大影響的制度安排和權利設置的重要性。
5、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是學科間開放的，廣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學的成果。
6、制度主義是其研究方法的標准，並認識到經濟分析中價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義者贊成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需要，因此也對某種程度上的政府幹預表示贊同。
8、在方法論的偏好方面，制度主義者一般選擇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對新古典的預言性模型；把制度作為分析單位，反對新古典的個體消費者或企業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動主義心理預期，反對新古典主義者提倡的主觀主義心理預期（個人主義）。
二、環境經濟的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基本原則
制度經濟學家面對特定的研究主題在方法和重點上會有所差異，因此對問題的定義和政策建議有時也會持不同觀點。在環境問題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經濟學家在如何解決環境問題上有時會採取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同點，但仍然可以歸納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環境問題上的一些共同原則和主張。
1、作為演化過程的環境經濟問題：累積因素和共同演進原則
在制度主義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積因素原則是經濟研究的核心。把這種概念運用到環境經濟研究領域的第一位制度經濟學家卡帕，他在凡勃倫和繆而達爾的基礎上在環境問題研究中首先運用了累積因素原則，他把這項原則定義如下：「累積或循環因素原則強調，社會過程表現為受經濟的和非經濟諸多變數的交互影響，在其共同結果下導致系統偏離平衡和均衡狀態。事實上，社會過程不是所謂的自動自穩定化趨勢，而可以說是服從於一種社會慣性，這種慣性使系統朝著初始推動的同一方向移動。」（Kapp, 1965）。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質因果鏈或脫離問題發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問題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錯誤的結論。簡單地說，因果鏈既是一種物質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過程。」（Kapp, 1970a）
既然環境問題是物質過程和社會過程的共同結果，因此卡帕認為要特別關注這兩個過程的相互關系。他強調指出，假定自然物質環境是一個特殊的生態結構並由特別的法律來監控，任何不遵守有關法律的人類行為都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那麼，雖然可能對這種行為會依法判決和處置，但這種行為造成的環境損害已既成事實。因此，自然物質系統和社會系統具有相互依賴性。與卡帕一樣，美國制度經濟學家斯旺內（James A. Swanney）也認為，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環境問題研究方法，必須基於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共同進化的認識基礎上。（Swaney，1987a）。為此，斯旺內提出「可持續共同演進」原則，即「在發展路徑或知識運用上，應避免對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兼容性造成嚴重威脅」。可持續共同演進清楚表明環境系統的演化與發展路徑的相關性。可持續演進原則是制度經濟學理論在環境問題研究上的直接運用，許多制度學家採用這種思路來研究環境問題。
2、作為開放系統的經濟：社會與生物種群的相關性
根據社會和生物種群相互關聯的觀點，許多制度經濟學方法可運用到環境問題研究上。首先，制度經濟學家一般把經濟過程描述為一個開放系統，認為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存在各種各樣的影響，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制度理論在環境問題上的立論基礎是：生產和消費可能性完全依賴於當前可用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而當前和今後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又受到當前生產和消費的影響。這種觀點與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在分析價格形成過程時把經濟看成為一個封閉系統，即企業銷售商品和服務，然後對各種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和資本）支付報酬。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把經濟過程看成為一種封閉系統的觀點與馬爾薩斯、李嘉圖、米爾和馬克思等古典經濟學家也不同。古典經濟學也認為經濟活動的環境資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略真實世界經濟學的重要特徵同時，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爭論經濟增長的社會和環境限制問題。這方面最重要的開創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關於社會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對環境所產生的長期不利後果問題。總之，制度學家把真實世界經濟看成為一種開放系統，這種系統為了發揮功能必須從環境中吸取資源並把大量的廢物又轉嫁給環境。
3、多維度思考：環境問題分析中的貨幣和非貨幣因素
對生態與經濟系統循環關聯性的認識也意味著制度經濟學方法涵蓋更廣泛的環境問題分析變數，既有貨幣的也有非貨幣的變數。這一點對注重整體性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家來說是共同的，他們強調多維度而不是單維度思考。因此，制度經濟學認為環境問題中的眾多相關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場特點的因素佔主導地位，雖然這類因素難於進行價格量化和測量，但仍然必須納入到分析中。在這類「非市場」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類、社會關系、生態系統或自然資源等等。這一點上，應注意的是雖然某些新古典經濟學家也接受這類變數的重要性並把它們納入其分析中，但他們傾向於把所有的變數簡化為貨幣形態，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單維度方法。而制度經濟學家一般採用分解策略，分別觀察貨幣和非貨幣影響，反對把所有因素或影響都簡化為某種貨幣等價物的觀點。因此，制度經濟學家對成本收益分析和諸如顯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價技術並不抱多大希望。對此，卡帕（1970a, 1970b）進行了簡要評價。在他看來，由於市場的非完全性，環境突變原因的高度差異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環境控制收益的差異性和不可比性，很難對社會成本和收益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認為決策者應尋找市場價值之外的其它方法來評估環境問題。他認為環境決策具有明顯的政治特點，反對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來幫助決策者決定最合適的環境政策選擇。換句話說，卡帕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對環境變化的社會成本進行正確評價，也不能對環境控制措施的社會收益進行有意義的衡量。更進一步，制度學家認為把所有因素或影響簡化為貨幣等價物的觀點必須用分解策略來代替，也即貨幣和非貨幣影響要分別加以分析而不能混為一談。例如，瑞典制度經濟學家彼得·蘇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環境影響綜述和各種系統分析方式來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計方法，在他的許多文章中特別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這種方法中，他把非貨幣影響描述為「流量」（相對於時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對於時點而言）。在一般條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標是揭示決策情形的所有沖突而不是以一種無異議的途徑「解決」問題，根據不同的價值觀結論也會不同。因此「這種方法的結果對價值和倫理都是開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場背後的環境經濟問題：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對環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過供給和需求來進行市場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體性方法，制度經濟學者不同意把經濟分析簡化為市場分析，反對市場能解決一切環境問題的觀點，而一貫強調對市場反應有重要影響的制度安排和權利設置問題。因此，制度經濟學在分析環境經濟問題時採用更廣泛的方法，強調所有種類的社會規則都潛在相關，這些規則和市場聯系在一起只是一種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學者把市場看作為一種有用的分散機制，但他們不同意接受市場是所有公共政策問題解決之道的假設。（Bromley, 1985）。在這種保留意見的背後，在制度經濟學家眼中市場不是資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機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會發生偏離。主要是由於市場受既存勢力控制，因此交換條件只是談判者既有優勢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貨幣和非貨幣成本與收益總是依附於現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而制度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確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規則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這樣，在環境政策方面，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共同主題是現實社會的制度安排以及相關政策變化的影響問題。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組織機構、博弈規則、權力關系等對資源的控制。對新古典經濟學家贊成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經濟學者常常表示懷疑。例子之一是關於效率的制度經濟學觀點。新古典把效率表述為與價值無關的概念，制度經濟學家則認為效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本質上與價值有關的概念（Swaney, 1987b）。因為效率的計算依賴當前的制度安排結構，而後者決定了什麼是成本以及由誰來承擔的問題。按照布羅姆雷的說法，「沒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選擇而只有在各種可能的制度設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選擇。選擇一種效率結果也同時是選擇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結構和相應的收入分配方式。問題不是有沒有效率，而是對誰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經濟學評估環境政策的結果提出質疑，因為新古典方法沒有比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製度設定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制度理論更適合於環境政策評估，因為它提供了制度調整的分析框架。確實，按照制度理論，為了解決問題應改變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利益目標。在環境經濟學中，這意味著用於監督環境資源的制度安排，隨著社會關注環境問題的目標更新也必須相應作出調整。卡帕在分析環境突變的主要原因時也認識到社會過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強調，認為市場活動對環境總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險的。特別地，他認為，市場經濟的決策習慣有一種「固定化」趨勢，漠視諸如空氣和水污染的負面效應，常常把它們看成是決策單位的「額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經濟單位為了減少其活動的環境負面效應，必然要提高運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邊際利潤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資利潤最大化原則運行的決策系統中，對任何經濟人而言，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會想方設法把視為「額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轉移給其它經濟人或作為整體的社會來承擔。
5、環境經濟研究的跨學科方法
考慮到自然物質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和相互關聯性，以及在環境問題分析中涉及眾多變數（貨幣和非貨幣），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單個學科都不能獨自勝任環境變化因果過程的研究，必須通過跨學科研究才能擔當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制度經濟學一直相信在經濟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優勢，在環境經濟研究中尤其如此。對此，有些學者把制度經濟學提倡的跨學科環境問題研究方法與新古典經濟學提倡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方法進行了對照。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和經濟問題可以劃分為許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變」的假定下能夠在一定時期內研究一個變數。因此，環境經濟學和環境政策可以與其它經濟學和政策領域合理區分開來。關心環境問題並提出合理的環境政策建議是環境經濟學家的事，其它經濟學家勿庸多慮，原來干什麼就干什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傾向於整體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則強調學科間的聯系，認為在社會科學方面並不存在明確的邊界，相互間都有交叉。蘇德保坶認為，經濟學家應力求在專業知識和綜合性的跨學科知識方面進行平衡。在環境問題研究上，按照整體研究觀點，各學科要相互滲透，要考慮到環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關系（Soderbaum, 1992）。早在蘇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強調在環境經濟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會經濟和物質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十分復雜，對此各傳統學科從各自特定的目的出發所進行的孤立研究遠不能揭示其內在運行規律。任何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或公共衛生專家，都只接受了本學科的訓練，只熟悉本學科範圍的狹窄概念和理論，都不足於從總體上釐清和解決錯綜復雜的環境問題因果關系，因而必須採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環境經濟研究的立場問題
另一個制度經濟學家十分強調的是所謂「研究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色彩」問題。這個觀點主要出自綱納·繆而達爾。繆而達爾認為，雖然新古典經濟學試圖把經濟學描繪成與價值觀無關的科學，但在經濟研究中總是帶有一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此，在制度學者看來，在方法論上新古典經濟學家是「天真的實證主義者」，經濟學家應該更清醒地認識到隱含的價值判斷，並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眾利益揭示出來，使非專家的決策者（如政治團體）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環境問題研究中，經濟學家應根據不同的價值觀、倫理觀和意識形態從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這是制度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研究環境問題方法的立場。作為一種更加規范的環境問題研究方法，制度經濟學認為應該對當代留給子孫後代的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進行倫理判斷。
7、環境政策的社會控制需要
最後，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問題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共同觀點是需要對環境政策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這一點與制度經濟學反對由市場來解決問題的觀點一脈相承。按照制度經濟學環境問題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社會控制至少有以下兩點理由：首先，社會是個有機組織，即社會從需求總量到個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會附加到自然資源和環境上的價值不僅僅是所有個人價值的總和。社會要比任何個人的預期壽命長得多，作為整體的社會其價值與個人的價值一般來說是不一致的。另外，基於個體偏好匯總的方法可能意味著種群和生態系統不同特點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經濟制度下，權力的分配對個體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環境問題的市場方法只能反映社會當權者的利益，而當權者的利益與希望保護環境的人的利益往往並不相同。
三、制度經濟學的環境政策主張
在概述了環境問題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之後，接下來分析這種方法對環境政策的意義。這里並不是研究針對特定環境問題的特定政策，而是試圖提出並討論制度經濟學在構建環境政策上的理論基礎。
總的看來，制度經濟學構建環境政策的理論基礎與新古典經濟學存在很大差異。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關鍵是在外生決定的偏好函數下經濟人最優選擇問題，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於對個體的激勵和約束措施。這種方法背後的思想是，通過可計算的貨幣激勵和約束，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的個體會改變其行為，使環境退化和資源損害降低到最優水平。換句話說，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開出的葯方是建立經濟激勵和約束措施使得環境服務的使用者把其行為的機會成本考慮在內。這種政策主張受到制度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對這類政策的大多數批評意見集中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例如，有些學者指出，環境政策只建立在獎勵和懲罰基礎上忽視了個體的正直、守信和圍繞其身邊的社會關系等因素。換句話說，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人」的定義表示懷疑。認為人的動機並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義也並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為基礎上產生的。制度經濟學認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於金錢和經濟激勵的政策手段是環境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類政策通過道德價值訴求的補充會更加鞏固。實行促進社會承諾和誠信等文化價值的政策能有效補充基於經濟激勵措施的環境政策（Hodgson, 1997）。考慮到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相關性和脆弱性，為了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對環境採取小心謹慎的保護性政策。制度經濟學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觀效用上，而是提倡對社會過程進行科學調查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顯，新古典經濟學家僅僅依據個體的慾望總和提出環境政策，而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應通過科學分析和公眾討論來制定環境政策。為此，環境問題的制度經濟學方法創始人卡帕提出了基於「人類必要需求」概念的環境和發展政策主張。他強調應站在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需求角度重新設置公眾行動的指導方針，應按照人類必需的物質要求來利用資源而不是按市場導向來運用資源。他認為可制訂出符合環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濃度的客觀標准，通過這類安全限制，來決定對環境和人類構成威脅的活動的類型和程度。卡帕承認，這種「社會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狀態，也不是資源利用的「最優」狀態。然而，它為改善決策提供了某種操作性標准或指標。在沒有充分考慮社會成本和收益情況下，這種操作性指標比按照市場成本與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優解」要好的多。卡帕認為，一旦諸如最大污染濃度許可水平等安全限制體現到決策的政治過程之中，就能將其納入到更廣泛的生產函數（或物質投資模式）中，通過投入產出模型明確投入規模和生產技術，並按照所謂的既存最小需求來確定產出規模（Kapp, 1970a）。
因此，在技術改變情況之外，還有環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內在福斯特的三項原則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項原則，即「共同演進可持續性原則」，用於強調生態環境不是給定和靜止的事實。根據斯旺內的看法，在環境政策方面，共同演進可持續性原則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標和方針。
特別地，他認為共同演進可持續性發展要求：1、對個人、利益集團和企業進行特殊的環境教育；2、為了弄清可能產生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環境問題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3、為刺激和響應知識更新並相應地引起行為調整，需要一種更加靈活和敏感的制度結構（Swaney, 1987a）。在這些建議中，顯然新知識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快速滲透對鞏固環境政策至關重要。在這一點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內的分析。他們指出，由於既得利益者的懷疑和抵制，在環境政策上新知識和新觀念不見得會被採納。因此，在環境問題上平衡各種社會勢力應引起環境經濟學家的更多重視。這一點對環境政策制度經濟學方法相當重要，因為它強調了制度經濟學在社會層面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基於生態和經濟問題，也要考慮社會問題。
五、總結評價
本文試圖總結環境經濟問題制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通過以上回顧，概要介紹了環境經濟問題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觀點和價值判斷，討論了某些重要的政策基礎。可以說，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之外，在處理環境問題方面確實還存在另一種方法——制度經濟學研究範式。盡管這種研究範式至今還很不完善，在實際運用中也不斷遇到新的挑戰，但與目前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範式相比，它似乎提供了一種更有成效的環境經濟問題分析方法。
❾ 最早提出通過改變政府財政支出來影響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是誰,他的主要財政政策理論是什麼
凱恩斯主義（也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凱恩斯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西方學者關於大危機和凱恩斯的幾段話：蕭條的歲月引起人們的消沉，不滿和懷疑是廣泛而深刻的。人們又恢復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趣。許多人懷疑，如果資本主義會這樣輕易的崩潰，那麼，一個不以利潤為目的的警醒生產的經濟制度，一個生產資料不屬於私有而屬於共有的經濟制度是不是更有意義一些呢？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國家所做的實驗上邊，特別是注意到俄國，在那裡，失業和蕭條都不存在。凱恩斯是一個相信在必要時刻政府可以進行干預而不相信完全放任主義的人，他堅信要使經濟周期上升，政府必須插足進來用減少失業的方法來維持購買力，這意味著「赤字開支」，但它會恢復經濟的平衡。事實上，這是「新政」已經在做的事，而凱恩斯用高度的技巧和理論的根據在他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里加以闡釋。凱恩斯在致命危險威脅資本主義的世紀里鞏固了這個社會。爭鳴如何應對人類經濟史上大大小小數百起金融危機,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認為,必須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信貸,刺激需求；而認為政府不應當干預的貨幣主義者認為,市場總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預只能讓情況變得更壞,應該讓蕭條自行結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話說,讓市場冷靜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去碰壁,而不是人為的降溫。正是這種迥異的理念決定了對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歷史地位完全不同的兩種評價:凱恩斯主義認為,羅斯福新政採取的擴張性政策和干預措施防止了恐慌的進一步蔓延,並通過恢復有效需求幫助美國走出蕭條；而貨幣主義者則認為,正是因為政府的不當干預和救助,擾亂了市場自身調整的周期,反而延緩了痛苦結束的時間,直到1939年二戰爆發,美國才依靠戰爭帶來的繁榮擺脫了危機,因此是戰爭而不是羅斯福新政讓美國走出蕭條。對於中國而言,應對經濟危機的歷史和經驗顯然要遠遜於歐美等國,如果說1998年因為及時啟動的積極財政政策,使得波及亞洲的金融危機並沒有對中國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2008年年底我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了4萬億元投資大單。4萬億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凱恩斯主義葯效的最佳發揮。4萬億投資和2009年貨幣投放約9.6萬億元貸款，是配合刺激計劃所採取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似乎一時取得了抵禦金融危機的「重大勝利」。但如何診斷並開出有效的葯方,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4萬億刺激計劃和產業振興規劃,經濟學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別是,最近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等經濟學家在很多場合都認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中國問題的答案,中國不應該採取干預政策,而應該讓市場自身調整。批評凱恩斯主義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對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之外，更為深層的原因恐怕還在於，讓政府獲得更多和更廣泛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在我國，政府職能過於寬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員習慣以追求政績為目標。一些地方政府把擴大內需搞成簡單的總量擴張，不加控制地實行貨幣和財政雙擴張政策，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通過大量投入來求得GDP的增長。繼而產生泡沫經濟，地方政府再逼迫銀行貸款，進一步加大金融風險。於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治病本領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資。 凱恩斯主義關心的是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一項政策給這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帶來傷害的時候，為什麼還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地方政府官員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凱恩斯主義尤其適合只考慮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員使用。近些年人們議論這些年市場經濟改革發展步履艱難，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凱恩斯的理論占據了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在一些經濟學家眼裡，過去10多年裡每年兩位數以上的GDP增長率彷彿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屢試不爽的明證。然而，真正對當今中國經濟社會有深入觀察和研究的人，無不清楚這種「成效」背後越來越難以承受的代價。而且，在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語境下，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已經帶來後遺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始終把速度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消費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消費又總是刺激不起來，還存在壟斷性經濟對民間經濟活動空間的擠壓和蠶食。可以這樣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市場經濟改革屢屢陷入窘境的理論源頭。
20世紀後期開始諸多國家爆發的經濟危機顯示：凱恩斯的理論有過於簡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論的漏洞：勞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滯，多餘的錢落入資本家口袋中後並沒有創造更多就業，因為更多「投資」不代表更多「就業」，投資可能是投機性的金融游戲或是房地產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虧損而靜態放置在低利率標的上的資金，這些都不會產生工作機會。就算投資實業的資本家也可能創不出太多就業，因為很多新興行業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勞動大軍，例如一億美金開設的紡織廠需要5千名員工；但同樣一億美金開設的軟體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員工。最後導致總就業率並無上升，大量中產人口落入無工作的赤貧同時帶動了少量中產人口上升至富豪，社會財富結構開始逐漸扭曲。[1]忽略結構性失業的殺傷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進社會，「隔行如隔山」的效應會不斷極大化，不像早期工業時代製鞋廠被開除的員工可以輕易流動至火柴廠上工，因為越原始的工業越不依賴需要長期訓練的專業能力，現今社會中被開除的軟體工程師無法去金融業找工作，反之亦然，因為需要的學歷和專業力已經不是公司老闆開一周訓練班就能培養的，有心學習新技能的員工也必須付出數年的時間重回學校，期間要背負長期無收入的壓力和學費壓力，這形成了一種無形壁壘加大了結構性失業的嚴重度。誤認為「總需求」可以無限制提升，凱恩斯並沒有提出當有一天總需求停滯時將怎麼處理，理論假設人會一直有新項目的需求產生而生出更多新產業的新工作機會，但是隨著科技進步和機械自動化，滿足同樣需求所需僱用的勞工數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產一萬輛汽車可能需要3千名員工，到了2010年因為大量電腦化機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間同產量工廠。所以產生新產業新需求的速度必須加快才能彌補缺額，然而大量低薪或失業的人由於沒有錢消費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或無法表現，從而抑制新產業工作的出現，開始掉入惡性循環或停滯性循環。
❿ 國內對產業結構演進研究的著名經濟學家有哪些
中國產業結構的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場機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開放初期，產業結構政策（主要是調整農、輕、重結構的政策）效果比較顯著外，在以後的全部時期里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作用十分有限。產業結構政策推行20多年來，長期困擾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加強「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的政策目標沒有能實現，政府重點和著力扶持的主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幼稚」狀態，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技術升級慢等問題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沒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強力保護、較早和較徹底地擺脫了行政計劃干預、引入市場機制的產業，卻往往能夠快速發展，穩步地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國際競爭力。家電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事實上，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不僅在國內存在爭議，在國際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以產業政策創造經濟「奇跡」著稱的日本，對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日本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完成一項有關日本產業政策研究課題後鄭重聲明：「參加本項目的全體人員都認為，除了戰後初期有限的短時期外，高速增長基本上是通過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價格機制和旺盛的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許可以說戰後主要時期產業政策的歷史，是民間企業的首創精神和活力，不斷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預意圖的過程。」（註：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頁。）顯而易見，日本經濟學家這種結論與我國產業結構政策實踐的結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專家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開創性的分析，認為政府不具備推動結構調整、升級的動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和執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斷所選擇的產業結構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實施產業結構政策是造成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深層原因。因此，在市場機制已經形成並比較完善的條件下，由市場機製取代政府產業結構政策配置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是產業結構有效調整的基本途徑。 德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產業布局日趨合理，產業結構明顯優化，重化工業、支柱產業、高技術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等，在德國工業中的作用增強，內源性經濟日漸增大，活躍了德國工業發展。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進程情況2000-2004年間，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明顯，以資產結構為例，按以下公式測算，輕重工業年結構變化率為2.50，經濟類型結構變化率為8.56，行業結構變化率為5.66，大中小型企業結構變化率為5.43。 印度的產業結構:印度產業結構演進的軌跡和特點主要運用克拉克和庫茲涅茨的相關理論進行分析，首先用兩類指標：一是各產業的就業人數及在總就業人數中所佔比重；二是各產業的產值及在GDP中所佔比重，以此對印度獨立50多年來的產業結構變動軌跡進行實證分析，然後對就業在三次產業中的變動和產值在三次產業中的變動做出比較，觀察其發展的特點。其特點是：1.從第一產業看，其實現的產值在整個GDP的比重下降過程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也在下降，但絕對值還在上升。第一產業產值的相對比重下降幅度超過勞動力相對比重下降幅度，說明農業勞動力數量仍很大，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同時，也說明農業在印度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還比較大。2.第二產業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其實現的產值占整個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沒有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幅度大。勞動力的上升幅度從時間序列分析來看，有升有降；從橫斷面分析來看，略有上升。這種狀況一方面說明第二產業不能大量吸納勞動力，第二產業的擴張性發展沒有出現，或是受制於資本，或是受制於市場；另—一方面，第二產業所實現的GDP比重的上升十分緩慢，說明第二產業對GDP尤其是人均 GDP增長的貢獻不大。3.第三產業的情況尤其獨特。第三產業無論從時間序列分析還是橫截面分析，其產值所佔比重和就業所佔比重都是上升的。這就說明，不僅第三產業具有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而且對印度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最大的。4.從印度的農業、工業和服務部門勞動力比重和產值比重的比較來看，二者變動的情況與庫茲涅茨分析的情況完全不同。按照庫茲涅茨分析的結論，勞動力的部門份額的變動幅度要大於產值的部門份額的變動幅度；而印度的勞動力的部門份額的變動幅度卻大大低於產值的部門份額變動幅度。這說明印度勞動力流動的剛性特徵十分突出。這是印度產業結構演變中的一大特點。這也是印度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大問題，這個問題對其後的發展模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印度產業結構的演進來看，基本不符合產業結構演進的規律，即它不是按照一、二、三產業順序發展的軌跡進行結構的轉換和升級，而是按照一、三、二的發展軌跡，最終形成了三、一、二的產業結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