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近幾年的經濟形勢是好是壞
不要相信官方的數據，都是沒實際意義的。08年後私營企業的利潤一路下滑，壟斷暴利行業除外，這幾年經濟根本不行，人工工資年年漲，稅收又高，基建投入過大，說實話真正幹活的人沒幾個，全都在玩投機倒把的游戲。
B. 近十年,我國GDP發展迅速的經濟原因有哪些
DOP發展是我抄國經濟發展的表現，主要原因有
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打開國門對外開放，拉動了進出口這輛馬車，促進經濟增長
2、人口增長，內需加大，促進經濟增長
2001年我國GDP為11964億美元，居世界第七位；2010年我國GDP為585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每年經濟增長率為10%左右（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之所以在賬面上我國經濟總量增加了將近4倍，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價格上漲，客觀上拉動了GDP絕對值的增加，比如石油價格自美國攻打伊拉克以後開始暴漲，這成功打擊了一些國家的經濟。另外美國放任美元貶值，也是造成GDP快速上漲的原因。當然，中國自身發展經濟的努力也有作用。畢竟，這十年來我們的整體生活水平還是有一定的改善，比如電腦和手機的普及，呵呵!(總得說些好話，中國國情嘛)這十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因是以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使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因為房地產的發展帶動了水泥、鋼材、木材、勞動力的需求，拉動了一些行業的發展，根據經濟學拉動原理，這些可以帶動幾倍於投入的發展。因此，這是中國經濟這十年發展的主要因素
C. 中國近幾年來的經濟方面的成就
我國增長模式轉型與發展戰略選擇
2007年9月2日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成就，可以用三個基本數字概括:13億人口的一個國家，在27年的時間內，保持了9％以上的平均增長速度。而且這樣的增長勢頭看起來還要保持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如此的發展成就是前所未有的。總結中國經濟的發展經驗，探討今後的發展道路，首先對已有的增長模式要有正確的認識和評估。
正確認識和評估已有的增長模式
在微觀層面上，改革主要做了兩件事情:「放開」和「改造」。「放開」就是允許和鼓勵發展多種非國有經濟，包括集體、私人企業，股份制企業，也包括外資企業。「改造」是指對國有經濟部分的改革和重組。
觀察中國經濟的兩條基本線索
一條線索是獨特的要素組合優勢。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託於一系列基本要素的組合:世界上最大的潛在或現實的市場；大量的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的存在和流動，使勞動力成本被壓到較低水平，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價格也被控制在相當低水平；較為完整的工業基礎體系和逐步完善的產業配套條件；勤勞、節儉、進取的民族傳統和文化；尤其是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在國際范圍內，這些要素條件在一個國家同時出現是少見的，就規模而言，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另一條線索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主導產業，主導產業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從產業角度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是主導產業的出現和帶動，而這些主導產業是由市場需求，最終是由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上世紀80年代，主導產業是輕工、紡織等。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直接原因是出現了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新一代家電產品、房地產、股票等一批新的主導產業，90年代末經濟乏力，2002年下半年經濟形勢又出現變化。起先導作用的是住宅、汽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電子通訊等行業，從而拉動了一批中間投資品性質的產業和基礎行業的增長。
把這兩條線索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到經濟模式的基本架構。第一條線索是從空間上觀察的，可以看到多種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第二條線索是從時間上觀察的，可以看到主導產業的依次出現。把這兩條線索結合起來看，消費結構升級產生巨大需求，多種基本要素的組合形成供給，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主導產業的依次出現和更替，拉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理解改革開放
在這一增長模式中，改革開放起了何種作用？概括地說，改革創造了使各種生產要素有效組合的體制和機制，開放則使我們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調整和優化生產要素的組合。
在微觀層面上，改革主要做了兩件事情:「放開」和「改造」。「放開」就是允許和鼓勵發展多種非國有經濟，包括集體、私人企業，股份制企業，也包括外資企業。「改造」是指對國有經濟部分的改革和重組。將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同時大多數被改造為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業。不論是放開還是改造，其結果是形成了大批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這些企業能夠將前面講到的諸多生產要素有效地加以組合和利用，構成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基礎。
開放是在更大范圍內為優化配置和利用生產要素提供可能。本地缺少的要素可以「引進來」，比如引進外資；富餘的要素則「送出去」，比如輸出富餘勞動力，從而使本地的增長空間擴大，競爭力增強。發展中國家經濟起步階段通常缺少資金，所以很重視引進外資。但是，近幾年來我國總體上說資金已不缺乏，而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資金過剩，為什麼還要引進外資？因為在這些資金的背後，有技術、管理，有品牌、供應鏈、分銷渠道，或者還有企業文化等。這些資金背後的要素是我們需要但缺少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資金是多種要素的載體。
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面臨的重要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大多數農民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工業化進程，實質上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其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使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
根據可借鑒的國際經驗和我國經濟增長顯示出的潛力，我國經濟繼續保持20年左右的快速和較快增長，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對我國下一步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和特點，對這個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就幾個大家較為關注的問題作一簡要分析。
如何認識重工業增長加快的事實
在2002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三類產業(先導產業、中間投資品產業和基礎產業)所構成的新產業增長格局中，大部分快速增長的產業屬於統計中的重工業。於是，近幾年出現了重工業增速加快、比重上升的現象。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工業增長消耗資源、污染嚴重，不適合發展，不利於增長方式轉變。但從國際范圍的工業化歷史看，除了那些規模較小的經濟體，如新加坡、我國的香港地區等外，較大規模的工業化先行國家，大體上都經歷了輕工業為重點、重工業中的採掘和材料工業為重點、重工業中技術密集型產業為重點這樣幾個增長階段。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這樣的先例:一個大的經濟體沒有經過重工業加快增長階段而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
我們認為，應當這樣看近幾年的重工業發展:
一是這一發展是市場需求帶動下出現的。處在這一輪增長「龍頭」位置的先導產業中的汽車、住宅產業，其產品的80％—90％是由居民購買的，這與過去有著實質性的區別。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講市場需求，講市場決定，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居民的消費，或者說大眾消費。有了大眾消費，一個產業才能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才能有規模經濟，才能有增長的可持續性。
二是增長的供給主體也有了實質性變化。統計數據顯示，這一輪增長中增速最快的是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國有企業較慢，集體企業最慢。即使是過去國有經濟比重較大的機械工業，近年來80％以上的銷售額，90％以上的利潤，是非國有企業的。這些企業關心市場需求，關心投資回報，與過去重工業增長中國有企業為主時的行為大不相同。
三是形成了一系列高增長產業群。包括汽車、房地產、機械、新型消費品等高增長產業群。這說明這些產業有很強相關性和帶動力。以汽車為例，在製造業領域，包括整車裝配、零部件製造，及其拉動的鋼鐵、機械、紡織、塑料、電子等產業；汽車製造出來後，有銷售、信貸、保險、保養、修理、加油、培訓以及汽車旅館、汽車餐館等，這些都是汽車服務業。如果說汽車製造業的產值是1，汽車服務業的產值大體在2.5以上。
四是汽車、住宅兩個龍頭產業主導產業地位的確立，將為我國今後一二十年的快速發展奠定基礎平台。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大國進入汽車大眾消費階段後，可以保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我國從2002年才開始進入大眾消費階段，加上人口多、收入差距較大，繼續保持至少20年的快速增長是可能的。不少研究表明，住宅產業在我國也會有20年的快速增長。
我們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要不要經歷這樣一個重工業加快發展的階段，而是如何走出一條重工業發展新路子。
如何認識城鄉關系和「三農」問題
1.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大多數農民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工業化進程，實質上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其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使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但僅僅依靠農業，大多數農民的收入增長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要農民還是農民，教育、醫療、生活方式，以至民主法制等問題，都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所以，簡單地說，要根本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要使現有的農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
2.農民進城和進入非農產業，收入大幅度提高，前提是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一個農民由農業部門進入非農部門就業，勞動生產率大約增長五倍。其他生產要素，比如土地，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相同數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後生產、生活所佔用的土地，與在農村時所佔用的土地相比，土地的集約程度和利用效率，一般來說都有很大提高。
3.工業化的成果應當由全體社會成員公正的分享，否則工業化將不可能是成功的，事實上也難以順利推進。現在突出的問題是，那些處在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最容易受到傷害。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之所以有很大成功，重要原因是農民大規模地介入這一過程，直接分享到工業化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不少問題。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水平長期偏低，他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搬遷和土地佔用中的補償等，都是工業化進程中成果分配是否公平、公正的問題。
4.農民進城、進入非農產業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是一個矛盾突出、容易失衡的過程，對進城的農民來說，要「進得去」、「留得住」，對沒有進城的農民來說，要「過得去」、「穩得住」。「進得去」，最重要的是為農民進入非農產業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留得住」最重要的條件還是要有可持續的就業機會，要在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逐步地與城市居民接軌，形成新時期城鄉居民相互包容的文化。「過得去」，就是要讓繼續留在農村的人們收入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長，盡管收入水平低，但日子還過得去，每年能夠有所改善。「穩得住」，就是要讓農民合理分享工業化的成果，不要使之成為不穩定的因素。工業化、城市化會帶來很大利益，如何分配很重要，分得好，可以促進工業化、城市化；分不好，就會對這一進程形成阻力，甚至倒退。
增長模式轉型背景下的發展戰略選擇
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最為可行、最容易見到成效的是加強資源節約。要進一步推動資源價格的市場化，資源價格能夠由市場決定的，要盡可能地交給市場。
增長模式轉型首先要有正確目標。中央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為增長模式轉型的目標確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增長應當是「以人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續的。
第一，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內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繼續推動消費結構升級，以帶動需求擴大。重點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車等消費的持續增長，保持城市化的持續推進；在鼓勵中高收入階層消費結構升級的同時，要通過多種途徑擴大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在產業選擇上，讓各種有條件發展起來的產業都發展起來，不要輕言某個產業不能發展。這既有利於擴大內需，也有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第二，自主創新戰略。這里我們重點強調技術的自主創新。其中最重要的是企業成為負責任的、有長遠眼光的創新主體。企業有沒有自主創新的意願和能力，是自主創新成敗的關鍵。
第三，資源節約戰略。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最為可行、最容易見到成效的是加強資源節約。要進一步推動資源價格的市場化，資源價格能夠由市場決定的，要盡可能地交給市場。推動政府管制重點由經濟型管制轉向社會性管制。管制的重點要放在資源節約標準的實施、新節能產品或措施的推廣、環境保護等方面。
第四，穩定增長戰略。我國經濟波動較大，有技術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則是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對那些處在先導位置的競爭性的行業來說，低地價(甚至零地價)、低電價、低人價(不提供勞動保護條件、社會保障等)，將刺激投資者的過度進入。在另一方面，經濟提速，煤電油運等基礎行業就緊張起來，其中最緊張的是鐵路運輸，原因是壟斷經營。解決這些問題，提高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要重點推進兩個方面的改革:一是糾正人為壓低要素、環境成本的行為，改革政府投資體制；二是加快推進基礎行業特別是鐵路運輸行業的改革和開放，重點是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引入新的投資者。
第五，金融改革戰略。金融改革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有:加快銀行體系改革，重點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通過重組、上市等途徑，改造其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降低不良資產率，按照國際規范調整資產結構，改進資產質量；在按照加入WTO承諾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加大金融體系對內開放，特別是對非國有經濟開放的力度，促進新型股份制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重點解決中小企業、高科技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改變過度倚重銀行融資的狀況，加快金融結構調整。抓緊解決困擾證券市場發展的深層體制問題，恢復證券市場的正常功能。擴大債券在融資結構中的比重。促進金融創新，鼓勵多種類型適應現階段我國實際情況的金融機構、產品的創新和供給。
第六，開放升級戰略。今後對外開放的重點，要由范圍和數量轉向結構和質量，即「開放升級」。實行適度的「角色轉換」。由過去較為被動的適應國際環境，轉向一定程度上影響國際環境；由過去主要是適應規則，轉向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制定規則。在國際貨幣(匯率)、貿易、投資、金融、區域經濟合作等領域，發揮更為主動積極的作用。相應地，在對外貿易活動中，要強調自由貿易、公平競爭原則。由於我們在許多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強調這一原則，對我們的國家利益是有利的。
D. 中國經濟還能高速發展多少年
當今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引起人們的注意。依舊的國際經濟學觀點，不會持久，將會發生經濟危機。有的則說可再維持20年。我則說將永遠持續下去，直到共產主義實現。為什麼呢？有人說你不科學或胡說八道，但我是有根據的：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是剌激消費和資源控制問題。把握好這兩個因素,經濟發展將持續進行，控制不了,經濟危機將時起時伏。
1、 刺激消費問題。有人類生存，就有人類消費，而且要求不斷提高和加深。但發展速度是有學問的，那就是刺激消費問題。首先使人民的腰包鼓起來，而且是全民的，才能有大市場，才有持續大發展。如加強交通運輸、農田水利、工業、科技建設等。
2、 資源控制問題。過去的經濟危機，無論局部性或世界性，都是因為資源控制的問題，不是資源不足就是資源過剩，不確定因素多多。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
現在中國的情況具備成熟的經驗，完全掌握了這兩個經濟發展的條件。
a) 一個強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存在；
b) 全民致富的指導思想；
c) 打擊腐敗的功能；
d) 完善的經濟科研隊伍；；
e) 完善的經濟扛桿；
f) 完善的法律體制。
中國共產黨有嚴正的紀律，率領全黨乃至全國「令行禁止」，違則將受到查處。經濟發展成果全民共享。這就有效地刺激消費和物質資源的控制。這是任何國家達不到的。這也是專業經濟學家不理解的原因。
當然，中國經濟發展的控制能力尚未達到理想高度，不確定因素的估計和發現能力不高，今後將會得到加強。
分析經濟不能脫離政治因素，否則無法認識和解決經濟危機問題。
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可以不斷持續下去，即使中國飽和了，還有世界空間。
E. 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徵
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特徵、新問題和新趨勢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作者單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文獻出處】 經濟研究參考,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編輯部郵箱 2007年 01期
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若干特徵
【作者中文名】 馬曉紅;
【作者單位】 中共青海省委黨校 青海西寧;
【文獻出處】 攀登, Ascent, 編輯部郵箱 2007年 02期
【關鍵詞】 現階段; 經濟社會發展; 特徵;
【摘要】 認識社會發展階段及特徵,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本文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為視角,聚焦分析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幾個重要特徵,探其利弊影響,旨在理性認識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積極做好相關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
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特徵新問題和新趨勢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作者單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文獻出處】 現代鄉鎮, Modern Village, 編輯部郵箱 2006年 Z1期
准確認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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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文名】 徐貴相;
【作者單位】 中宣部理論局;
【文獻出處】 共產黨員, , 編輯部郵箱 2005年 10期
期刊榮譽：ASPT來源刊 中國期刊方陣 CJFD收錄刊
【摘要】 <正>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隨著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不斷完善,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結構調整加速,隨著我國社會組織形式、就業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革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的階段性特徵。深人研究和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是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不斷提高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基礎和前提。
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特徵新問題和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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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報紙中文名】 中國經濟時報, 2006/11/13
1、經濟結構方面，低水平平面擴張被結構高度化所代替，投資和重工業將保持快速增長。以往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能力在較低技術層面，以外延為主的擴張支持，工業結構的高度化不足。新一輪經濟較快增長，主要依靠電子通訊、汽車、住房等產業拉動，由於這些產業的生產技術大多比較復雜，產業的前向和後向關聯鏈條較長，因此對生產技術的提高有較大推動，對各產業的影響度系數較高，從而會加快工業結構高度化的速度。在加入國際分工的背景下，這也是中國加工製造業整體升級的過程。這會使生產過程變得更加」迂迴」，中間需求擴大，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份額會有所提高；也會使產業的裝備水平提高，資金技術密集度提高。從而會使重工業的比重和投資率提高，重工業和投資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這一現象目前已經有所顯露。
2、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運動特點發生改變，從周期性的供不應求轉變為周期性的供大於求。繁榮不是結束於過熱，而是生產過剩。不同條件下總供給與總需求有不同的均衡點，並決定不同的經濟增長水平。新一輪經濟增長，從供給條件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無論最終消費品還是基礎產品，增長的潛力都很大。一方面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供給充裕；另一方面企業生產對市場的反應速度比以往要快得多。而需求方面，居民購房、購車的速率預計會由初期的猛烈提高轉為相對平穩，住房和汽車這些產品的普及，不會再現家電那樣」排浪型」的迅速擴張。因此，需求不足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的水平決定了供給的增長速度，供給不足僅僅存在於經濟快速增長的某些行業和部門，而且持續時間不會很長。階段性的生產過剩是這一輪增長中的突出問題。這表明十一五期間國內市場競爭普遍和激烈。
3、計劃軌加快轉向市場軌，經濟增長以市場調節為主。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時間內，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政府管理部門組成的計劃管理體系仍然在很大范圍內發揮著配置資源的作用，通常稱之為」計劃軌」。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別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國有企業開始從競爭性領域加快退出，依託國有經濟的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國有商業銀行等也都隨之轉變職能。」計劃軌」加快轉向」市場軌」，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不斷擴大，經濟增長以市場調節為主。供求總量關系、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等諸方面關系，都處於市場調節的狀況下，都主要由市場決定。行政主導對各種直接的調控措施反應靈敏，而市場主導則對各種影響微觀效益的間接措施反應靈敏。因此，隨著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宏觀調控也面臨新的課題，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需要加快研究和付諸實施。
F. 中國近幾年經濟發展狀況
穩中求進，中高速發展最少持續30年
G.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H. 中國近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
來中國近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
自1，中國政局穩定，執政者對經濟干預少，因此，經濟的發展阻力小。
2，中國勞動力賤，生產成本低，因此，吸引了大量境外資本。
3，中國人口多，消費力量強大，因此，即使生產出過多的產品，也不太容易造成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危機。
4，中國經濟正在起步階段，任何國家經濟起步階段都會飛速發展，只要執政者不幹預。
5，中國人早在春秋時期就熟悉了商品經濟。經商是中國人很熟悉的活動。中國經濟在中國商人的運作下，發展速度快。
6，中國人民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潛力很大。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
I. 近幾年高速公路近幾年我國高速公路建設迅猛發展，有力的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建設，現正
1）甲，乙復兩隊單獨完成此項工製程，各需多少天？
設甲，乙兩隊單獨完成此項工程分別需a天，b天
把此項工程看做是1
則甲乙每天做的工程量為1/a,1/b
可列方程組：
1/(1/a+1/b)=24
20/a+40/b=1
解該方程組可得：a=30，b=120
故：甲，乙兩隊單獨完成此項工程分別需30天，120天
（2）甲，乙兩隊單獨完成此項工程，各需費用多少萬元？
設甲，乙兩隊單獨做此項工程每天分別需費用x萬元，y萬元
則根據題意可列方程組：
24x+24y=120
20x+40y=110
解之可得：x=4.5，y=0.5
所以，甲隊單獨完成此項工程共需費用30*4.5=135萬元
乙隊單獨完成此項工程共需費用120*0.5=60萬元
故：甲，乙兩隊單獨做此項工程每天分別需費用135萬元，60萬元
J. 中國的經濟還能保持高速穩定發展多少年
中國的經濟還能持續多少年高增長?大家計算一下,2.5萬億美圓的內10%是多少?4萬億以後的10%又是多少呢容?哪有一個國家會以10%的速度無停止的增長下去呢?美國的GDP總量是12萬億,倘若它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那麼一年的增長量就將等於是半個中國的GDP總和(1.2萬億),這可等於我們改革開放近十五年所積累的成就的全部啊!那可是絕對不可想像的!也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說,當經濟總量達到一個"度"的時候,就不會再高速前進了!所以我覺中國應該會在十年後(4萬億美圓)GDP增長將開始放緩!因為再保持高速增長環境是絕對承受不了的!(尤其在今天石油資源日益枯竭,人口數量上升,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也絕對不是短短幾十年就能達到的.可見,要讓中國經濟要想成為真正的世界第一還任重而道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