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商品學形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的聯系，集中體現在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等范疇上。
就市場機制而言，商品經濟是通過價格、供求、工資、利率、競爭等市場機制來運行的，而市場經濟的涵義就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兩者有著共同的機制。
就市場體系來說，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的范圍必然擴大，不僅有商品、物資市場，而且有資金、技術、勞務、土地等生產要素市場，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市場體系的形成，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表現，二者有著共同的內在要求。
市場機制、市場體系范疇屬於經濟運行的機制和手段，而市場經濟屬於經濟運行的體制和模式。但這些范疇都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內涵，並且在總體上體現著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因此，是否按社會通行規則搞市場經濟，檢驗著這種商品經濟的真假性及其發達程度。
然而，商品經濟不等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發達商品經濟的表現形式和現代形態。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一、原始商品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雖然也是一種商品經濟形態，然而卻不是市場經濟。只有建立了統一市場和市場體系的商品經濟才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市場化的商品經濟。
二、以小生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只有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才能成為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社會化的商品經濟。
三、在發達的商品交換中，經濟關系貨幣化，金融市場、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經濟運行，才能形成市場經濟。可以說，市場經濟是貨幣化的商品經濟。
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價格政策、對於市場經濟有著很大的導向作用。
五、一個國家的商品經濟不能搞封鎖壟斷，閉關自守，而應全面開放，參與國際交換和競爭，把自己融匯於世界經濟之中。只有在開放條件下，才能與世界經濟接軌，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起來，形成現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開放化的商品經濟。
六、商品學的形成與內容，要反映經濟發展的進程、業態和樣式。
Ⅱ 能不能簡明扼要地解釋一下社會經濟和商業經濟的區別（有例子最好）
1、統治者不重視。由於商業的流動性，導致政府無法收取固定的賦稅，因此不被重版視反而處於壓權制。所以我給古代許多統治者都施行重（農）本抑末（商）的政策（封建社會）。
2、受我給傳統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影響。小農經濟導致商業發展的資本、市場都比較小。
3、受傳統觀念影響。我國古代把人們分為：士農工商。商業被認為是最低賤的職業。
Ⅲ 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政策的關系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稅收對國民收入是一種收縮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稅收，可以抑制總需求從而減少國民收入，反之，則刺激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 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 財政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無論是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財政政策對於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財政政策對於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貢獻更為明顯。經濟發展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的體制轉軌時期，財政政策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重要。 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年我國經濟面臨嚴重的考驗，內需嚴重不足。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的現實經濟環境下，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拉動內需，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總結我國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借鑒國際先進經驗，不斷完善我國財政收入機制與支出機制，研究如何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效配合，共同推進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Ⅳ 如何看待農業和商業的關系形成了什麼樣的經濟政策該政策有和影響急用！
農業是一切的基礎。。。 商業其實也是在農場品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內
商業到後期是農業容發展的推動力。。。 市場經濟時代，農產品商品化是生產力的要求。。。
在中國古代有重農抑商政策。。。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產生發展 延緩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現代就不要說了把。。。。商農並舉。。。但農業依然是一切基礎的基礎。。。。
Ⅳ 商業化與經濟發展關系
因：
北方農耕文明受到少數民族侵擾，人民南移，漢族的氏族大夫也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促進了南方經濟發展。
成就：
1、黃道婆紡織術傳入，紡織業興起
2、農業曲轅犁、筒車、秧馬的發明，帶動了農業的生產
3、政治清明
4、戰亂不堪，因為跨州連郡者數不勝數，大多想爭奪江南這塊肥肉。
影響：
從近代早期英國的經驗來看，對工業革命至關重要的技術進步與基礎科學的發展，二者基本上彼此無關。（註：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1981年，第162頁。）在通過讀、寫能力傳播具體知識方面，識字率與工業革命之間的聯系也不很緊密。（註：見Evelyn Rawski：《E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第150頁。）換言之，由於普通勞動者在技術進步中並未起關鍵作用，因此他們的教育與經濟發展並無直接的關系。此外，近代早期英國的經濟制度性變革，也主要出自經營管理者階層而非普通勞動者。因此總的來看，在近代以前的經濟發展中，教育似乎並未發揮重要的作用。（註：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很低，大多不具備獨立經營的能力。因此當他們從事生產時，或者是依賴強有力的行會來組織管理其生產活動，或者是在手工工場主或工頭的指揮下從事單一的勞動。馬克思在研究工場手工業時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總體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他並引用弗格森的話說：「在最少使用腦筋的地方，工場手工業也就最繁榮。」在18世紀中葉，某些手工工場甚至寧願使用半白痴來從事某些簡單的、然而構成工廠秘密的操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23卷，第400-401頁）。而他們之所以不具備獨立經營的能力，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缺乏起碼的讀、寫、算的能力。）
然而，近代早期英國經驗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情況，對明清江南並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誠然，如同在近代早期的英國一樣，對於明清江南的許多工匠和農夫來說，不會讀、寫、算，也照樣能夠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們對實際情況進行更深入的觀察，就會發現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兩地確實頗有不同。這種不同是由兩地經濟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因此也可以說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產物。從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明清江南與近代早期英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異，集中表現在商業化水平方面。正是這個差異，使得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兩地變得頗不相同。
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用近代早期西歐的標准來看，明清中國的農村似乎是「過度商業化」了。（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第277頁。）其結果，是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指出的那樣，早在近代以前很久，中國農民就不僅在為市場而生產，而且掌握或了解抵押、地契、信貸和利息等商業活動的基本知識。（註：Dwight Perkins ed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5年，第6頁。）不過嚴格地說，他們的這些結論主要適用於經濟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而其中又以江南為最。此外，用近代早期西歐的標准來看，明清江南不僅農村經濟高度商業化，城鎮經濟也高度商業化。由於江南城鄉經濟都高度商業化，因此從事商業活動所要求的各種基本能力也成為進行經濟活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讀、寫、算是從事任何商業活動的基本能力之一。道理很簡單：在商業活動中，記賬和算賬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正如明代商人書《商賈醒迷》諄諄告誡的那樣：「出納不問幾何，其家必敗；算計不遺一介，維事有成」，「臨財當恤，記賬要勤」（註：收於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第312、328頁。）。因此即使是最簡單的記賬和算賬，也需要有起碼的讀、寫、算能力。由此而言，哪怕是從事簡單的商業活動，也非具備一定的讀、寫、算能力不可。（註：一個有力的證據是前引《警世通言》中關於宋金的故事。只有「會寫會算」，才能在商業活動中找到飯碗。）
明清江南經濟的高度商業化，因江南特有的經營方式而變得更加突出。眾所周知，明清江南工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是以個體家庭為基礎的小農場和小作坊。這種小農場和小作坊由農民和工匠獨立經營，生產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時在整個經濟高度商業化的背景下，其經營活動也緊密地與市場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些小農場與小作坊中的主要勞動者，同時也兼為經營者、管理者和商人。對於這種集生產者、商人和經營管理者於一體的小農和小作坊主來說，他們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捲入商業活動，例如購買生產資料、出售產品、計算成本與利潤、訂立合同與契約、換算貨幣（錢、銀），以及進行僱工、借貸、典當、抵押、交租、納稅乃至商務訴訟等活動。而進行這些活動，都需要起碼的讀、寫、算能力。因此，起碼的讀、寫、算能力是他們日常經濟活動的基本能力。如果不具備這些能力，即使體力強健、手藝高超，也只能受雇於他人。而在明清江南，農業中的僱工並不常見，而工業中的僱工主要來自外地。江南本地人，絕大多數是自主經營的小業主（小農和小作坊主）。獨立經營一個小農場和小作坊，並不像過去許多學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明清江南的小業主，也決不都是以往許多史家所想像的那種可憐、保守、墨守成規、沒有文化的單純勞力。即使在農業活動中，對於讀、寫、算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前引江南「鄉民習耕作，男子七八歲時亦從師讀書，有暇則斫草飼羊，或隨父母作輕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罷就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江南小業主中的許多人（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復），頗富於進取心和具有「企業家精神」。對他們來說，讀、寫、算能力當然至為重要。即使是那些「胸無大志」、只求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小農與小手工業者，也必須具有相當的經營能力，才能在那種由「過度商業化」所導致的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生存下來。而起碼的讀、寫、算能力乃是這種經營能力的基礎。不僅商業活動需要讀、寫、算能力，而且工業活動也需要這些能力。（註：例如，明清江南城市有為數眾多的染坊從事紡織品的染色。這些染坊使用的技術，可見於成於嘉慶、道光年間的《布經》。該書可稱為清代蘇州染布行業的技術規范和標准大全，所記載的通過媒染、套染獲得的色名多達90餘種，有詳細工藝配方的藍色以外的「雜色」達70餘種。不僅如此，這70餘種配方都有多種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該書還在染色質量的檢驗方面列出了不少具體的評判標准（參閱範金民與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農業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87頁）。要掌握這些技術操作細節，就必須能夠閱讀《布經》一類的書籍；而要能讀這類書籍，則非須具有一定的讀、寫、算能力不可。）在這里，我們要特別強調實用數學知識在工業活動中的重要性，因為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全然忽視。眾所周知，大多數工業生產活動都涉及到度量衡，而度量衡則以實用數學為基礎。（註：明代數學家周述學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其形體有長有短，有廣有狹，有多有寡，有輕有重，是以立法名數以御之。度之以弓尺而長短廣狹明，量之以斗斛而多寡審，權之以斤稱而輕重晰；此度量衡三法，為數之綱也。」朱載堉也說：「夫物莫不有制，制莫不有則。規、矩、准、繩、度、量、權、衡，皆物之定製也。蓋規以取其圓，矩以成其方，准以揆其平，繩以就其正，度以度其長短，量以測其多寡，權以審其輕重，衡以定其低昂。合是數者，然後謂之有制。」見周述學：《神道大編歷宗算會》明倫類、總結類；朱載堉：《律學新說》卷四。均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43頁。）因此對於自主經營的小手工作坊主來說，這些數學知識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清江南出現了許多關於各種經濟活動知識的實用性讀物，如《陶朱公致富奇書》、《萬寶全書》、《四民必用》等商人書，《沈氏農書》、《補農書》、《耕心農話》等農書，以及《杵臼經》、《布經》等工藝書。其中的實用知識，對於那些想要擴大生產、追求更高的經濟效益的農民和工匠，是必不可少的。要讀這類書，當然需要一定的閱讀能力。總之，由於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別是大眾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獲得基本的讀、寫、算的能力，因此這種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夠自主地進行商業化生產的小農場主和小作坊主。
至於那些已經擴大了生產規模的業者（即經營地主和大型作坊主）來說，由於其經營活動更為復雜，因此所需的讀、寫、算能力也更高。不僅如此，為了經營他們的產業，還必需相當數量的「白領工人」為他們服務，充當各種層次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在較大的工業企業（如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廠等）或工業組織（如絲織業中的賬房、棉紡織業中的布號等）中，都需要相當數量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供銷采購人員。（註：例如從《龍江船廠志》可見，在大型造船廠的生產中，各種船隻的設計、督造與質量檢查，物料、人工及其價格的計算，船廠收支的財務平衡，等等，都有非常專業化的規定，需要有關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掌握十分專門化的業務知識。又，1930年代桐鄉石門鎮，在一個員工總數為46-48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銷人員11-13人（包括老大[總管]1人，老二[副總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銷售]1-2人，出差[采買原料]2-3人，賬房1人，管作朝奉[記賬、驗收]2人，管作朝奉[總領班]2人），約占職工總數的1/4（見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第3章。）而在較大的田莊上，往往也需要有專業的賬房、采買等人員。這些管理、技術以及供銷采購人員必須具有一定的讀、寫、算能力，才能掌握所需的專業知識和商業知識。同時，從明代中期起，江南農村經濟中出現了一種新經營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圖把農業變成企業性的東西，並使用大量的僱傭勞動者」（註：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頁。）。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即是常熟的譚曉（即談參）、漣川沈氏等。這種經營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識遠比一般小農為多，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出現了大量的農書。從農書中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自然有利於其事業的發展。
此外，即使就那些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而言，大眾教育的普及也使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的商業化環境中得以生存。周忱說：「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註：周忱：《與行在諸公書》（收於《明經世文編》卷二二）。）。江南人之巧當然不是天生的。如果他們沒有起碼的讀、寫、算的能力，「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是不可能的。
這里順便說一句，明清江南工農業中，小企業（即小農場和小作坊）占絕對的統治地位。這一情況，在過去被視為一種落後的現象。然而事實卻是：與當時的大企業相較，小企業顯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對付各種挑戰。（註：例如，官營大企業在明初的江南工業中曾佔有很大分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大型企業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不是民間大企業，而是民間小企業。在江南農業中，明代前中期還有一些大經營，以後日益減少，到了清代則已經少見。換言之，小型農場（即家庭農場）已佔絕對優勢。）而小企業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擁有大批具有能夠獨立經營小型企業能力的人才。（註：當然還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參閱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第10、11章。）而在這些人才的培養和造就方面，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沒。從近代早期以來的經濟史角度來看，富於活力的小企業是一種與西方發展經歷中所體現出來的趨勢非常不同的現象，或者說是一種中國特色。直至今日，小型企業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極富活力。由此而言，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進步，對於後日江南經濟成長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後，我還要說一句：正如我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若是為「近代至上」的偏見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無法真正了解過去。（註：李伯重：《控制增長，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為》，刊於《新史學》（台北）第5卷第3期（1994年）。）為了真正了解我們的過去，就必須破除這種「現代人對過去的傲慢與偏見」，實事求是地分析過去的情況。本文對明清江南教育問題的討論，就是我在此方面進行的一個探索。當然，限於直接史料的匱缺，我在對明清教育問題的研究上僅能做到目前所達到的這一步。我希望藉此引起學界同仁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關注，以推進此項研究。
Ⅵ 商業信用，銀行信用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信貸差不多。等於是提前。把信用支取促進經濟發展。
Ⅶ 何為政策周期它與經濟發展周期的關系是什麼
政策周期，指的是公共政策的主體與客體以及作為它們之間互動結果的政策過程所經歷的一個循環。它以政策過程的完成階段即政策的調整或終結為標志，往往是一個周而復始、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
政策周期由於所涉及的范圍不同，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1、階段性政策周期
2、功能性政策周期
3、反復性政策周期
政策周期與經濟發展周期的關系：
政策周期與經濟發展周期是息息相關的，政策周期的循環發展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周期的變化快慢與走勢強弱。舉個例子而言，看一下從我國的碳循環與政策周期的視角看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我國已認識到氣候變化對其經濟發展、生態穩定、社會生活等帶來的實際危害以及潛在威脅。同時，作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氣候問題,我國的氣候變化狀況及政策應對也關繫到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對此，我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防止氣候變暖的政策措施。但是一段時間內，這些政策並未得到很好地落實，氣候治理的效果並不理想。從碳循環與政策周期關系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發現，碳循環與政策周期的差異已經成為我國相關環保政策沒有得到落實的深層原因。因此，無論在將來的政策制定還是推行過程中，都應當將碳循環與政策周期的不一致這個隱形障礙作為其內生變數，予以足夠重視，從而為我國氣候治理進一步掃清道路,以取得顯著效果。
由此即可看出政策周期與經濟發展周期之間的聯系。
Ⅷ 對外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外政策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
Ⅸ 國家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詳細點，越多越好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助於增加社會活力,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利於回增加社會活力, 首先表現在答其能夠促進個人能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下, 人們必須或有機會參加公共事務, 特別是討論和決定公共政策, 參加各種政治競爭。在這個過程中, 人們的能力會得到鍛煉和提高, 例如辯論能力、動員能力、組織能力等。人們的這些能力一旦使用到經濟活動上, 就會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利於增強社會活力還表現在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提高人民的參與度。國家的活力來自經濟的發展, 而經濟發展的活力則來自人民的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民主管理。社會主義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