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請論述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點及其帶來的發展機遇。
新常態定位我國經濟發展大邏輯經過改革開放35年的飛速前進，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雖然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戰略機遇期沒有改變，但確實進入了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新常態。再追求高速度、依賴強刺激，顯然不合時宜，還會耽誤未來發展機遇。 「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准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進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明確判斷。 經濟新常態的具體特徵是什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權威闡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認識到新常態，就不會因為當前經濟增速回落、風險抬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而驚慌失措乃至喪失信心，從而能夠積極調整心態、採取措施，逐步適應新常態。然而，僅僅適應新常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引領新常態。 「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突出戰略性。新常態是個動態過程，我們不僅要認識、適應，而且最終要引領。也就是說，要在注意解決當前突出問題的同時，更加註重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夯實中長期發展基礎、增添未來發展新動力。」王軍認為。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內生動力不足、下行壓力較大等突出問題。在採取措施穩增長、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時，要更加註重挖掘新的潛力，增添新的動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我國存在大量新的增長點，潛力巨大。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一是市場要活，二是創新要實，三是政策要寬。 細心的人們會發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分析闡述經濟發展新常態後提出八個「更加註重」中，有三個更加註重與創新驅動有關，分別是：更加註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註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註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逐步消失、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創新驅動能為中國這樣的大國發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斷動力。 放眼環球，美國正在積極推動再工業化，歐洲正在大力推進「工業4．0」，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浪潮風起雲涌。中國如果再走過去發展的老路，不僅無法走出產能嚴重過剩的制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非但不會縮小，反而會擴大。 「新常態，意味著我們要與舊有發展模式告別，要求我們要加快打造新的驅動力量。以創新驅動推動結構調整，才能引領新常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⑵ 如何理解新常態下地方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貧困縣如何適應新常態、謀劃新發展，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新常態為縣域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必能有番新作為。
一是在活用政策上使足新力度。貧困縣份發展，靠的就是國家政策支持，要變被動等靠為主動爭要。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黨中央提出「要穩定政策穩住增速，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所以，在新一年裡，中央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將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還意味著保持適當的赤字規模，以利於加大對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的投資支出。貧困縣就必須利用好這一政策導向，加大對縣域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社會民生項目的規劃、儲備、包裝和申報。要充分認識縣情，准確把握縣情，找准自己最需要什麼、最緊迫什麼、最長謀什麼，發揮政策最大效應，使項目增量與提質同步，助推貧困縣份經濟轉型升級。
二是在凸顯特色上下足新功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不能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後遺症的速度。」這就釋放出一個信號：地方經濟發展特別是貧困地區要把提高扶貧對象生活水平作為衡量政績的主要考核指標。發展不僅包括GDP增長，還應當包括結構調整的推進、民生的改善、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生態環境的保護等豐富內涵。作為貧困縣，就是要結合實情，實事求是地發展，在發展中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路子。
三是在區域合作上聚足新合力。加強區域整體合作已成為新常態下經濟聯動的必然趨勢，以往圈內單干、圈外觀看、關起門自滿的現象已不合時宜。。
四是在優化環境上喚足新氣象。一個地方的投資環境好壞決定其發展速度。新常態下，貧困縣必須轉變思維，適應形勢發展需要，要有「不優化環境就要挨窮受苦」的壓力感、「不優化環境就無人問津」的緊迫感來促動新思維。貧困縣份首要解決的是思想觀念障礙問題，擯棄以往「你投不投資我們照樣運轉」或者「你來了我還沒戲唱了」的舊思想，真正樹立起「你發財我發展」的大理念。思想問題解決了行動上才會正比呼應，從目前縣級投資服務流程看，要致力扭轉審批環節多、研究討論多、期望回報多、強調客觀多和用地儲備少、激勵機制少、改革創新少、承諾兌現少、解決訴求少「四多五少」的弊端，把「一站式」、「一條龍」服務更加簡潔高效，公開透明，嚴肅查處損害投資利益、破壞政府形象的行為，讓投資者放心。
五是在依法行政上樹足新形象。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各級政府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強化政府職能，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目的就是讓政府想乾的事能幹、該乾的事敢幹、幹了的事干好，真正把權力用好用實，實現職能與權力的配比統一，這對於貧困縣而言尤為重要。同時，要健全政府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作為重大行政決策的法定程序嚴格遵守落實。縣級政府作為國家政權的基層代表，必須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自我約束機制，對權力運行的效果進行自我評價、自我檢驗、自我免疫，防止出現「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現象。特別是在規范決策者依法決策行為上，要建立起決策前、中、後的及時糾錯制度，避免有錯不糾、糾而不嚴的現象。另外，要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這是法治政府建設「開門執政」的關鍵一步。
六是在民生改善上惠足新成果。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解讀可知，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大對小微企業稅收減免力度、設立民營中小銀行、提高國企上繳紅利比重、資源價格改革、公立醫院改革等方向已經非常明確，明年可望有重大進展。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和轉化，使之成為彌補貧困縣份經濟結構單一、底子不厚、服務弱化的「良劑」。同時，要把民營經濟作為增強後勁的重點來抓，用大政策促動小政策，鼓勵自主創業、轉移就業、品牌開發、因時而蹴，以帶動地方第三產業健康發展，更好地發揮以改革促發展、促轉方式調結構、促民生改善的作用。
⑶ 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小城鎮面臨新的發展機遇是啥
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小城鎮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一是農民收入提高帶來機遇，二是產業轉移和農民工回鄉創業帶來機遇，三是高鐵、公路、橋梁、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成和完善帶來機遇，四是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變化帶來機遇。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特色小城鎮建設理當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突破口。
遠景 設計研究院基於多年的實踐經驗，認為特色小城鎮的規劃設計，要根據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自身核心競爭力進行規劃設計，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游則游是根本原則。
⑷ 如何看新常態為縣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新機遇
新常態是提質增效的新機遇。多年來，縣域經濟處於規模企業不多、經營粗放、「家族式」治理、行為短期化、效益不高、市場競爭力相對較弱、難成行業巨擘的低端狀態。今後，市場供需間的作用方向發生轉化，企業不進行提質增效將難以為繼。隨著市場選擇和政府的主動調控，縣域內部產業也要通過競爭、兼並重組、淘汰低效行業企業來提高效率，縣域經濟整體效益和競爭力會得到進一步增強。特別是縣域的中小微企業數量多，而且往往有其地域特色和歷史傳承，具有「船小好調頭」的優勢。只要它們能夠敏銳地捕捉和分析市場信息，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通過創新管理組織好生產，就能實現質量較高的發展，使縣域經濟既呈現出應有的發展活力，也逐步積累起極具地方特色的發展優勢。
新常態是結構優化的新機遇。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進出口、生產要素的總量和結構等方面呈現的新特徵分析，今後一、三產業的發展空間將逐步拓寬。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資源將進一步市場化，認養農業、庄園農業等農業新業態大量涌現，農業發展的現代化程度將越來越高，一產的質量和規模定會有一輪大的提升。而且隨著新商業模式的觸角不斷延伸，電子商務等直接對接上游生產，物流業快速發展，供給和需求都會給力縣域中的服務業發展。由此可見，一、三產業發展會逐步改變過去「無工不富」的縣域經濟發展格局。同時，二產內部也會加速分化，落後產能淘汰，提質增效後的實體企業獲得長足發展。縣域經濟的發展基礎有望進一步夯實，發展水平有望大幅度提高。
新常態是動力轉換的新機遇。改革開放以來的縣域經濟發展，要素的簡單組合累加是實現增長的主要路徑。現在，多數傳統產業趨於飽和，農業富餘勞動力在逐漸減少，人力資本供給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各類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增長必須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如果仍然盲目鋪攤子上項目增投資，極易造成低效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今後，縣域經濟增長只能依靠創新驅動。由於地域條件限制，多數縣域不是科技成果轉化和風險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但縣域的企業實體理應有更大的創新空間和創新激情。它們應更加註重培養吸引和使用人才，更加註重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和集成創新，積極採用新技術新工藝，開發或激活新的市場，採取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在模仿性創新基礎上實現開拓性創新。從宏觀上看，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依靠本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縣域中的資源配置動力也會逐步內生化。
新常態是能力提升的新機遇。新常態下，按照現代國家治理理念和市場經濟原則，縣域應以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限制權力、陽光使用權力、合力監督權力、嚴懲濫用權力的「六權治本」為目標，科學界定政府、市場、社會的作用邊界，公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真正做到簡政放權，同時強化政府在戰略規劃、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職能。另外，按照法治政府建設要求，縣級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快法治體系建設，嚴格按照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的法律制度實施行政行為，實現政府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最大限度減少對市場的不合理干預。縣級政府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和加快法治建設，才能提升區域治理能力和水平，從而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
新常態是特色發展的新機遇。過去縣域間由於強烈的發展需求，同質競爭、無序競爭此起彼伏。今後，我國宏觀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一方面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政績考核的指揮棒和風向標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各微觀要素自身也自覺地從低效率部門區域向高效率部門區域轉移集聚。發展的主客觀因素都將促進縣域沉下心來，認真分析研判，按照自身地理環境、地域特色、資源秉賦、技術傳統、商業渠道等條件進行產業定位，進行政策引導，逐步實現各有千秋、千帆競發的縣域經濟塊狀集約發展，為宏觀結構的優化和整體經濟競爭力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礎。
新常態是思維轉型的新機遇。發展思維、發展理念是經濟發展的思想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主要致力於做大GDP規模和提高GDP增速，以此作為衡量政績的重要標尺。特別是縣級政府習慣於沖在一線招商引資，給企業定項目，提供融資擔保，甚至替企業定投資，降低了微觀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經濟效益、生態環境、創新驅動、體制改革被有意無意地置於從屬地位。今後，隨著我國經濟轉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長，各級政府應摒棄唯GDP論的落後觀念，縣域發展也應從以速度為主轉向以質量為主，以包容性增長為目標，弱化「速度思維」，真正樹立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經濟效益、科技創新、民生改善相協調相平衡的理念，讓市場機制在統一的制度環境下發揮作用，從而推進縣域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⑸ 經濟發展新常態給大學生就業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日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系統闡述了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具體內涵，提出了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就是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日前在寧波舉辦的「中國金融論壇（加個點）第一屆青年論壇」上，眾多與會專家對新常態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讀。 關注「三個結構」 把握底線思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落幕，會上對新常態進行了分析。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表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變化。首先，從目前的經濟形勢和未來一段時間的走勢看，經濟運行的結構性很可能壓倒總量性。穩增長，將不再追求持續的高速的經濟增長，而要關注如何應對當前經濟運行當中的結構性矛盾。 陸磊指出，其中有三個結構需要積極關註：一是地域上的結構性，如「一帶一路」以及自貿區的發展問題。二是產業結構問題。中國經濟從現在開始到未來一段時間，將從「地產時代」走向「非地產時代」或者叫「後地產時代」，資源應該如何控制和分配值得關注。三是人口結構問題。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經濟長期增長意味著什麼？也許意味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服務貿易的提升和技術的增長。陸磊同時表示，這些新的結構性特點，為未來的金融研究提供了課題和角度。 在談到2015年經濟發展如何開局時，與會專家紛紛提到了「堅持底線思維」的觀點。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從經濟工作思路來看，根據市場對於經濟工作會議報告的解讀，我們認為2015年可能會更加強調一個經濟工作的底線思維。這個底線思維可能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對於經濟增速，是要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在外部條件比較有利的情況下，可能會繼續推動內部的一些結構調整，但是整體的增速仍然會努力保持在7%以上。另一方面，就是要防範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精神來看，明年可能會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更加明顯的區分對待。重點是在控制新增增量的風險，包括對於地方政府債務的處置等；對於存量則可能會通過一些推進其他金融改革的方案來進行調整。 以全球視野推進 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常態，新常態包括三個角度的調整，即速度、經濟發展階段和動力調整。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經濟格局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一是中國在未來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二是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凈資本輸出國。三是人民幣可能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四是國際收支正在趨於平衡。」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表示，這就要求我們要以全球視野推進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與會專家表示，全球背景下，我國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需要練好內功、內外兼修：首先，要加快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的轉變，培育出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大企業或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有特色的中小企業，實現中國的企業轉型升級。其次，要積極關注規則，主動參與或主導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重建，搶占未來全球競爭的重要制高點。再次，要堅持以本幣為主導的對外開放。第四，要進一步提高中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服務能力。中國要崛起，中國要發展，就必須要有金融機構的支持，金融機構要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導作用，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尋求自身的快速發展。 互聯網金融發展引關注 本次論壇上，「互聯網」成為關注度極高的一個詞。專家們總結指出，當前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已經走到全球前列，互聯網金融的盈利模式已超出傳統行業的想像，互聯網對金融業態的改變不容忽視。互聯網時代無論是線下的商業銀行，還是金融產業，都需要深刻理解互聯網本質和模式演變的趨勢，否則容易導致金融供給和金融深化不足。商業銀行應「跳出銀行」看互聯網金融、跳出技術看規則。 與會專家還表示，互聯網理論和互聯網實踐已經出現了脫節局面，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理論探討和研究十分必要。 陸磊在論壇上還就互聯網金融相關研究課題進行了總結。「當前互聯網跨界已經不少見，互聯網在金融領域崛起值得關注。互聯網時代的青年一代，大量的掌門人是80後和90後，他們沒有經歷過完整的經濟周期，但他們帶來一個全新的理念的變化。互聯網是以用戶為中心。以往客戶為中心的特點是我享受服務、我付費；而用戶為中心則是我享受服務、其他人為我付費。那麼，金融業能不能做到這樣？這是不是天方夜譚？這些問題缺乏研究。」陸磊表示。 論壇上，專家認為，互聯網金融創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前面也會充滿風險，並非坦途。但是作為在傳統金融體系外的新金融創新，既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大力支持，成為服務小微企業、「三農」的有效實現形式，也在與傳統金融的競爭中得到發展，同時也促進傳統金融的創新發展和外延拓展，銀行正在由銀行信息化向信息化銀行快速變革。未來，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融合發展將是一個既定的方向，相關的實踐和理論探討都需緊跟時代。
⑹ 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新機遇與新挑戰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挑戰。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但穩定經濟增長任務繁重。
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從發展速度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經濟新常態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從我國的發展實際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也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但客觀講，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使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但核心動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推動消費持續增長，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2013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3.73%，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
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很大空間。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後，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
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但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後，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些因素在制約著中國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但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後取消和下放了共700餘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後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2014年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
⑺ 經濟發展新常態給中國帶來的機遇有哪些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⑻ 為什麼說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當前,中國經濟保持穩定發展態勢,呈現出新常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就要為創新拓寬道路,就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我們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也是對社會活力的解放,必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