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探討「新常態」下中國城市化發展道路
一、城市化的基本含義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歷史發展過程，是全球性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突出表現為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與聚集。對城市化的內涵，不同學科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經濟學認為城市化是指不同等級地區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即由農業經濟活動向非農業經濟活動的轉換；地理學則強調城市化是一個地域空間過程，包括城市數量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大；社會學認為城市化意味著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即由鄉村生活方式轉為城市生活方式等。由此可見，城市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幾乎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但經濟因素對城市化的影響是最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反過來，城市化也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廣泛的影響。
二、城市化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一)城市化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現代城市是市場經濟的堅強堡壘。城市化過程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大發展的過程。城市的最大特點是「市」。即市場.有城市就有市場，城市發展到何種程度。市場就發育到何種程度。縱觀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市場經濟最早就是在城市工商業中產生、發展、壯大的，然後向其他領域進軍。農村和農業是市場經濟最後征服和佔領的陣地。可以說。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賴於城市化過程的積極推進，沒有城市化的強力驅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大發展。當然，市場經濟發育和城市化過程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契機和原動力。正是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節和引導，促使社會經濟資源向城市區域流動。從而促進了城市化進程。
(二)向市場經濟轉軌帶來了城市化的復興
市場經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一種內在的機制.使城市恢復了其自身固有的特性，這一點，從市場經濟與中心城市的關系很能說明問題。在國家經濟發展中.中心城市可以說是帶動經濟發展的源頭.也是形成城市群或城市帶的母體。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重視城市化的進程，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發揮城市在經濟中的帶動作用。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在城市發展中要特別注意地區經濟發展中起源頭作用的中心城市的發展。而要發展建設好中心城市，首先就要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心城市建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市場經濟體制的資源配置功能使城市集聚性大大增強，為中心的形成莫定了基礎。其次。市場經濟的主體性要求和競爭性原則使城市政府的城市意識大大增強，在城市建設中勇於開拓創新.最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再次。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特徵使中心城市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三、關於中國城市發展方針的認識
(一)選擇城市化方針應優先考慮的問題
城市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應該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眾所周知，城市化即意味著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資源消耗的提高。這對於人均資源非常短缺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來。如果沒有生活條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敗的。而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的國家，從長遠來看，必須走效益型發展道路才能實現現代化和趕上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的城市化。也必須選擇效益型的道路。根據世界已經城市化國家的經驗，大城市的經濟效益高於小城市。如前所述，世界銀行出版的《1984年世界發展報告》認為，城鎮只有達到15萬人的規模才會出現集聚效益。並且「從來還不清楚地證實城鎮大到什麼程度會出現不經濟的現象。」法國經濟學家維德馬耳利用瑞士的資料得出的結論為：100萬人口的城鎮經濟效益比2萬人口的城鎮高22倍，比20萬人口的城鎮高40%，比40萬人口的城鎮高19%。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時，如果沒有特殊的限制或壁壘.人口和經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中，這是城市化的一個一般規律。中國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2001年10月18日，《經濟日報》推出「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和「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環境排行榜」.除深圳因特殊原因排在前列外，基本上是按照城市規模排序的，上海、北京、廣州、天津等特大城市均排在前列。
應該說，大城市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提高經濟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比小城鎮有明顯的優勢。由於人口太多，中國越發展，資源短缺和環境保護的壓力就會越大，因此選擇節約型和效益型的城市化就越有必要，這也會成為市場的自然選擇。而制度的因素、各階層利益的干擾將會逐漸被排除，因此，積極發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資源的利用率。應該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未來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和規律。因勢利導，扶持大中城市發展應該成為我國城市化戰略的主攻方向。當然。在這個前提下，也應該充分重視小城鎮的發展。
(二)關於中國現行城市發展方針的探討
中國「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現行城市發展方針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和一系列分割城鄉的政策和制度的基礎上逐漸演變形成的.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該方針表現出極大的局限性和不適應性。現行城市發展方針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違背了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大城市的發展速度快於中小城市的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規律；不符合中國經濟較落後、人多地少、資金短缺、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龐大的現實國情：不利於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沒有順應經濟全球化、對外開放、西部大開發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用城市人口規模來決定城市的發展前景，具有主觀性和片面性。
未來幾十年內，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驅動下。中國的大城市需要而且必然會有較大的發展。現行城市發展方針如果不能順應這一客觀規律。就會對中國的城市發展和城市化失去應有的指導作用。因此.該方針需要根據國際、國內的新形勢的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以利於實現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從而促進我國經濟全面發展。
四、發揮市場機製作用。促進城市化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我們確立了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而且在相當多的領域我們也確實推動了市場機制的建立，充分發揮了「價格」杠桿對資源的配置和優化組合作用。市場經濟在我國獲得了異常迅猛的發展。但是毋庸置疑，在城市化這一重要領域，我們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傳統體制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城市發展觀對一些理論研究者、城市居民乃至政府工作人員仍有相當的影響。行政因素在城市規模確定、城鄉要素流動和城市化道路選擇等方面的滲透，使得市場很難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因此。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突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背景下，加快我國城市化的步伐，首先必須正確地認識城市化進程中市場的功能和作用。
讓市場機制來調節城市規模和布局，中國城市化發展應該擺脫城市該大該小的爭論。我國城市化滯後從根本上看是計劃經濟體製造成的，所以只有消除體制障礙才能使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也只有通過實現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才能真正推進城市化的發展。規模之爭。實質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一種表現，而加快城市化恰恰需要找到一條脫離行政建制束縛的道路。 「建制型城市化」在客觀上有鎖定城市規模的作用。從實際情況來看，缺乏經濟實力的城市要維持行政級別架子，必然造成機構林立：有能力擴張的城市越不出級別。必然受到多方掣肘。這種強化行政轄區利益的機制，不僅限制了城市成長。而且使地方保護主義和城市保護主義不斷升溫。成為經濟運行的突出制約因素。從根本上看，是對市場機制也不能一樣。比如，東部應該以提高城市化質量為目標，重點發展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帶、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都市帶和以京津為中心的環渤海都市帶；中部主要適度擴大大中型城市規模，大力發展小城鎮，致力於擴大吸納農村人口；西部的近期目標則以「大城市、小城鎮」的兩頭重點為宜。 「非均衡」是指各期主攻方向不一，各有側重。近期主要以形成城市規模效益為主要目標，偏重於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期以經營城市，提高城市質量為目標；遠期則以生態城市為目標。追求協調可持續發展。 「逐級遞推」是指實現戰略的階段性，城市化與經濟社會發展是緊密相關的.也應該「幾年上一個台階」，國家宏觀上應制定城市化五年規劃.做到心中有數。 「綜合發展」則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經濟效益為主.兼顧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中期以社會效益為主；遠期以生態效益為主。
同時.推進城市化還要選准動力機制。推動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很多，有政府行政的推動力量。也有企業、個人的能動力量；有工業化的力量，也有市場化的力量。但是，市場機制是推進城市化的基本動力機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不僅要繼續藉助於工業化推進城市化.更要積極推進傳統體制改革，建立城市化發展新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積極引導鄉鎮企業向中小城市集中，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動員企業、個人等多方面力量投資參與城市建設，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同時。政府必須在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運用規劃、行政、法律等手段，對城市化實行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彌補城市化中市場競爭的缺陷.走政府引導和市場推動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