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日關系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對中國影響也不小，日本人抵制中國貨，比咱們抵制日本貨，要嚴重要齊心的多了。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對日本影響遠比對中國影響要大。O(∩_∩)O~
『貳』 中日關系的惡化經濟上給我國帶來那行影響
經濟的制裁是把雙刃劍，傷人的同時傷己，所以說所謂的經濟制裁也是無奈之舉。
一方面，「抵制日貨」的結果是中日雙方都受損。以往幾次我國發生「抵制日貨」，多是不買日本品牌產品，但事實上許多日本品牌的產品是在我國製造，抵制它們會讓日本在華企業利益受損，但它們僱用的中國員工也必然受損，日資企業為中國社會繳納稅金等公共貢獻也會受損。另外，「抵制日貨」還需要我們購買替代產品如國貨產品、其他國家產品，但這些產品中使用日本零部件、材料相當廣泛。日本企業技術水平和製造水平高，不少零部件屬於其獨家產品，去年大地震時由於部分日本企業停產，還曾造成全球零部件斷供。這說明，國貨和其他國家的產品也同樣含有日本基因，我們沒有能力抵制。
同樣，日本抵制「中國貨」，結果也是雙方受損。目前，在日本市場銷售的「中國貨」，即「中國製造」，多數是日本在華企業製造，即便是出口到日本的中國農產品，也是在日本企業監管之下，使用日本技術、設備生產。這些日資企業將「中國製造」的產品返銷日本市場，賺取的利潤將會回日本。日本消費者要抵制「中國貨」，也帶有盲目性。
事實上，中日雙方經貿關系密切，相互依賴度極高，但日本依賴中國更多。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對日出口比重在下降，2012年1-7月對日本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7.6%。中國出口市場結構目前比較均衡、多元，而日本對中國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約22%。同時日本經過對韓國、台灣、香港等市場出口然後再出口到中國的份額亦很大，即迂迴出口估計約占日本出口總額10%。兩項相加日本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高達30%以上。因此，日本出口對中國市場依賴度高意味著中國消費者如果抵制日貨，將比日本消費者抵制中國貨效果更大，而且日本經濟早已「疲憊不堪」，「弱不禁風」，在此情況下，中國消費者抵制「日貨」，極有可能誘發日本財政危機、金融危機及日元危機。不過，日本接下來仍有「本錢」重建，然後走上極端道路，這將對我國安全造成巨大威脅，顯然民間自發抵制「日貨」的決定不是萬全之策。
更何況，中日沖突的背景後面還站著一個冷眼旁觀的美國。對美國來講，主導世界、維護美國在「全球利益」一直是其戰略目標，對於任何能夠打壓競爭對手的機會，美國都會善加利用。由於經濟發生危機，背負沉重債務，又要面對新興經濟體崛起，美國深感掌控世界已經實力不逮。有相當多的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如果中國實力受到任何的削弱就等於增加美國實力。美國正在希望重振製造業，恢復國際競爭力，而兩個製造業大國之間的沖突，很可能成為美國經濟的巨大機遇。從實力此消彼長的角度分析，美國將成為中日之間發展沖突的戰略受益者。
有以上得出結論，對於你的仇人，最好的報復是「比他活得更好」。
『叄』 中日經濟的依存度是怎樣的你如何看待中日關系緊張對天津地區經濟的影響
中國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但我國出口日本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日本出口我國技術密集型產品
『肆』 如何看待中日政治關系走向對經濟關系的影響
中日的未來很難說,應該不會再壞到哪去了,中日間的貿易很頻繁,兩國間的非政治往來也很頻繁,再說,中國有很多日企,日本的很多東西也需要在中國加工,現在的日本年輕勞動力很少,日本的年輕人很少會從事純勞動力的那種工作,所以日本需要從各個發展中國家吸納勞動力.中日間的關系主要要看日本方面想往那方面發展,主要是以安培為主的政界的人.
中日兩國的沖突時原生性的，是大陸中國走向海洋崛起為世界大國與日本既有的海洋大國夢想的沖突。這種沖突是伴隨著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的變化而產生的。但事實上，在中日關系的背後，還有著一個更加復雜多變的中美關系。在這樣的情形下，中日關系會如何發展呢？
緩和中日之間的緊張關系，加強兩國之間的交流與和合作，是中日之間發展的最恰當的選擇。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一起成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關系直接關繫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須清醒，處處必須理性，一切愛國情感和行為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不會忘記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種種恩怨。但是作為一個理智的中國人，我更希望中國能得到更好的發展，希望與周邊的國家能和睦相處，我們國家和人民能與日本把關系處理好。當然，國際關系是無法預測，也是瞬息萬變的。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應該果斷抓住時機，積極面對，積極處理好復雜的中日關系，把這阻礙我國發展的制約因素轉化為推動我過發展的積極因素！
『伍』 現如今的經濟形勢是什麼中日關系是怎麼樣的
日本當局基本上達到了其目的，即菅直人獲得連任，摸清了中美底線，同時也送了美國遏制中國、試探中國的人情。但日本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
一、日本繼續喪失在國際上的戰略地位，強化了自己被中俄擠壓的現實。日本先強硬，後在中國強烈反之措施以及一系列預期中的反制措施壓力下，在中國總理在聯大會議前、全世界注目下、強硬威脅下，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放人，就已經承認日本沒有與中國進行激烈對抗的資本。這一點丟掉的是國際上的戰略地位，以後包括印度、越南這些國家考慮和日本合作來對抗中國的戰略決心一定會動搖。
二、日本給了中國向東擴展勢力范圍的機會。這一點很明顯，中國漁政船第一次跑到了釣魚島以東琉球附近海域申明主權，而且以後這些向東擴展勢力范圍的步伐會加快，即以往連釣魚島都很少去的中國艦船開始向琉球靠近了。而經過這一撞船，中國的強硬後，在釣魚島捕魚甚至到琉球附近捕魚的漁民會增加，護漁就成了中國漁政的正常執法任務。雙方在釣魚島擱置爭議的默契被日本打破，在中日實力此消彼長的今天，中國的力量無疑向東擴展了。未來，日本經濟會更依賴中國，而因為有這次事件前車之鑒，日本再扣中國漁船就可能引發海上沖突甚至更大的兩國沖突。這么一來一回，客觀上日本的戰略空間被壓縮了，而且某種程度上試圖靠中國力量將美國軍事力量擠出本土的努力正在被中國因實力增強而向日本附近擴展的壓力增加。而且，藉此一事就是中國向琉球問題拓展的一個台階，國內學界以後討論琉球歸屬的議題會越來越多，中國對琉球主權的要求會因為這次日本的刺激而越來越強。
三、日本的這一行動促使了中美在對日本的擠壓上達成了某種戰略默契。在中美日三方格局中，從力量對比上來說日本是中美博弈的棋子，換句話說就是雙方可以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日本試圖借這件事來直接讓中美交惡，以圖通過中國將美國擠出亞洲，並通過美國力量來打壓中國，以圖日本從南面出海以達到獨自包圍中國並與中國形成亞洲並駕齊驅的目的，顯得過於急躁且過於明顯。對中美來說日本是棋子，怎麼可能讓棋子來指揮棋手從而位置互換？所以，當溫總在美國這個特定的位置向日本作出赤裸裸的威脅後，希拉里給日本的是放人的壓力而不是背後的支撐。雖然日本外相事後對媒體說希拉里對日本保證《日美安全條約》適用釣魚島，但很快就被希拉里駁斥。而對於美國來說，它還有更多的事要中國來配合，或者說還有更大的圈套等中國，怎麼可能讓小日本壞了美國大事？這就是為什麼某專家在日本一放人比日本方面反應還快地稱「這是美國斡旋的結果」。這一個中美擠壓實際上是中美在戰略博弈上必然的默契，即同時告訴日本你沒有成為棋手的資格。日本去美化失敗，壓中同樣失敗。
四、經濟上的慘重代價更不必說，不管怎樣這是中日建交三十八年來中日最強的一次交惡，也是中國反制手段最強、最多的一次，日本經濟這次受損將是長期的、嚴重的。日本如果想恢復到9月7號以前的雙邊關系，恐怕戰略上向中國的進貢不會少，否則中國就以此為契機不斷向日本施壓。而且就此一次，日本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最直接後果必然是更多的人抵制日貨，無疑這是繼奧巴馬打擊日本製造後，日本自己又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方式打擊了日本製造，這種影響長期且恢復難度極大。
五、亞洲經濟整合主導權基本上很難再和中國競爭。之前，鳩山一度想搞以日本為圓心的東亞共同體徹底破產。這一點無須諱言，鳩山下台這個計劃已經基本上處於半死狀態了，而這一次最終中國以最後通牒方式讓日本放人、日本不得不從的方式結束這次直接對抗，亞洲國家不可能再接受以日本為圓心的所謂東亞共同體。
六、未來雙方摩擦日本將面臨更強大、更具威懾力且更強硬的中國。這次事件是以後中日摩擦處理形式的轉折點，如果說以往中國總體克制，而以後中國會越來越強硬。
七、由於詹船長這次獲得英雄待遇（部長助理和副省長接機，這至少是副總理級別的待遇）將直接改變詹船長的命運。這種待遇使得很多人眼紅說了很多風涼話，但客觀的現實是絕大多數人一輩子對國家作出的貢獻不如詹船長這半個多月，因此獲得這樣的待遇除了政治因素外實至名歸。），未來去釣魚島甚至琉球附近打漁的漁船會越來越多。
中國在得失層面上，基本上日本失去的都是中國得到的。所以，在這次中日對抗中戰略上中國獲得了很大的戰略利益。剛開始失去了面子，但後來找回來了，且直接的結果就是拿回了很多可能需要等待才能找來的戰略機遇。當然中國也有失去，比如中日經濟合作上中國經濟上一定有損失，同時戰略上會使亞洲經濟整合的速度階段性放慢，同時在中日對抗中美國從中也有漁利。但整體上中國這次獲利遠大於損失，我們不妨也列一列。
一、一舉打破美國遏制在東亞布局遏制中國的鏈條，之前包括台海、南海、朝鮮半島中國均頂住了壓力，但美國在亞洲還有最重要的一環那就是日本還沒出招。大家都在觀望日本會怎麼做，待日本招式使出來後最終被中國以通牒的方式給壓下去，美國戰略上在東亞遏制中國的棋子基本上用光了。雖然現在還和東盟搞什麼南海問題國際化，但從奧巴馬要和東盟談朝核問題就知道這是閑扯淡的事情，東盟不過就是幾個小國家攢雞毛湊膽子而聯合起來的比歐盟更散的散沙哪裡有資格談朝核問題？朝核問題小日本都是看客，何況東盟。所以，這不過是一個虛得不能再虛的玩意。南海越南和美國演習後都趕快跑過來向中國解釋，而這次喊得最響的就是菲律賓那個政治新手阿諾基，阿諾基喊兩聲不過是向讓中國給他發個來中國訪問的通行證以趕快解決人質事件而已。所以，這一次中國在戰略上最值得的地方就是基本上打破了美國的一系列對中國遏制的鏈條。
二、 日本在亞洲地位的下降就是中國地位的提升。
三、找到了向東擴展勢力范圍的借口，解放軍年初向東擴展也頂多從日本宮古海峽通過而無法正常在琉球附近巡邏。這次事件之後，中國即可隨時在釣魚島以東巡邏，這種借口也只能在雙方交惡的時候才能進行，否則就無法站上國際的道德制高點和外交上的主動。
四、亞洲經濟整合的主導權。既然日本經濟如此依賴中國而中國則不那麼依賴日本，誰的地位更重要顯而易見。更何況相比中國，日本市場深度就差得遠了，其它亞洲國家對日本經濟需要程度與中國不可同日而語。當然，中日交惡中國經濟短期損失也是必然的，但這些對中國整體來說並不那麼明顯。
五、連續的香港人質事件、日本扣船扣人時間讓兩岸三地充分認識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其後盾作用是多麼有威力。相比台灣那邊漁船被抓交錢了事，這邊中國大陸則是逼迫日本不得不送還，而且是高調專機接回。這對中華民族向心力是一個巨大的震撼，有利於台灣民心所向。
當然，有些觀點認為日本是走完他們自己的法律程序才放人的。這一點並不能否認，日本的挑釁點也正在於此。但日本迫於壓力只做了所謂的審查而沒敢審判，最後虎頭蛇尾的放人已是自找台階了，而後其國內政壇、民間一片大亂，各個部門從總統府到地方法院全部在推卸責任。所謂的法律程序的審查，也就是日本自己意淫一下，不光是我們不會承認，國際上也沒人會承認，如果隨便一個國家審查一下就能把領土給審查成自己的，那還要槍炮干什麼？
所謂領土爭端，歸根結底還是實力，領土爭端唯一有效的法則就是叢林法則，是鐵與血，其它都白瞎。就像日本向歐盟解釋釣魚島事件歐盟連話都不接，一個字都沒有回應，連日本盟友美國都只是輕描淡寫。所以這種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意義。當然，站在中國的角度，中國要求日本道歉賠款也是合理的。站在日本角度，如果真的道歉並賠款，那菅直人可能就要下台了，菅直人做這件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坐穩首相位子，現在要趕他下台當然不幹。所以，不道歉、賠償也很正常。那麼，接下來中國採取必然會的後續手段對日本進行相應的制裁和反制措施也就沒什麼障礙了。日本試圖快速恢復中日關系的奢望也就只能變成奢望了。日本如果想恢復中日關系，所要向中國進貢的內容就得看中國是否高興。否則，日本經濟未來半年一年必然更差，日本首相也就會有再次換人的壓力，甚至自民黨可能再次執政。一個連首相都坐不穩的國家有什麼資格和中國競爭？而即使中國施捨一樣恢復了部分中日關系，結果中國在日本面前未來會更有強勢的資格，而日本將逐漸喪失這種底氣。
有人說，這次中日釣魚島事件是中國外交的慘敗。如果這是慘敗，那麼我不知道什麼叫外交上的勝利。中國外交在處理這件事上有沒有問題？個人認為有，筆者在《中國對日態度軟化可導致嚴重後果》中已經進行了詳細分析。除了這一瑕疵，應該說沒什麼大問題。但這個問題如果是中國故意要讓日本產生誤判從而有了進一步打壓的理由，那麼這一步棋也不能算臭棋。對一些人來說，其實怎麼做都是錯，而自己又胸無點墨，這才是很無聊的事情。甚至有人調侃起詹船長，這更是一種酸葡萄心理。詹其雄就是英雄！客觀上的英雄！就此一件事可被載入史冊！歷史賦予給了他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詹船長很好地完成了歷史使命。足以！那些說詹船長不應該被稱為英雄或認為是作秀者，沒一個人這輩子為國家做的貢獻頂得過詹其雄這半個多月。這是客觀事實，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承認這一點。中國網民整體民智仍處於較低的狀態，要不傾向於憤憤，要不傾向於精英，結果不是被改造成愚民就是被改造成娛民，失去自我啦！民智我筆者一直倡導的，也是中華民族強大，中國人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
那麼，中國是不是應該繼續對日本採取措施？繼續向日本施壓？
當然，施壓是應該的，這就像別人惹了你即使他服軟你也要教訓他一通一樣，否則怎麼能顯示你的實力和威嚴？但對於日本這個國家，一些張口閉口就要斷交的肯定是過於感情用事了。兩個大國之間若非全面形成對抗關系斷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況中日這種頂多也就算重大摩擦，距離全面對抗還有較遠距離。而且，從中國大戰略上來說，在東面完全樹立一個對立的敵人對自己不利，美國卻是求之不得，這種對最重要對手有利對我不利的事情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能乾的。所以，中日斷交這種話顯然是失去理性的話。對於日本，其戰略利用價值仍然存在，畢竟是過去二十多年的第二大經濟體，未來整個亞洲經濟整合缺了日本這塊版圖是不完整的。因此，對於日本應該以威逼利誘的收服為主，而不是直接將對方逼到自己的對立面給自己製造敵人。干錯事，要懲罰，但磕頭求饒送禮作大哥的還得大人有大量，否則頂多是一打手怎麼作大哥？
因此，基於整體考量，對日本這次錯判形勢的挑釁，後續手段不能罷休。日本不是不到錢嗎？好吧，經濟面就保持一定製裁的力度，特別是稀土至少來個減半吧（一查就有問題，青島9月16號查出一對夫妻走私4000噸稀土要去日本，對日本的出口應該進行更嚴厲的檢查），還有現在在做的進出口增加流程很好，應該堅持到日本求饒。政治上繼續冷它，比如官方接觸的級別得慢慢恢復吧，拖個一年半載小日本越來越舉步維艱。就這種拖的狀態就是對日本子的最好制裁。同時，在國際上對日本的一些事情應該適當給予壓力，讓日本子各方面做事都不舒服。隔幾天敦促一下日本道歉，讓日本政壇亂去吧。當然，春曉油田應該正式投產，讓之前所謂的協議直接失效。而且，漁政船應該加大在釣魚島和琉球附近的巡邏以保護我漁民，當然解放軍的軍艦也應該適當的繼續擴大巡邏范圍。據報道，小日本又要給達賴發簽證。這就更有了收拾它的口實，對小日本關鍵時刻就得狠一點，這是一個不打不服的賤骨頭。
對日本，以後應該以更強硬的姿態應對，要讓小日本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大玩家，誰才是亞洲的老大。日本的出路鳩山由紀夫還是有眼光的，即回歸亞洲。但與鳩山想的不同的是，日本的實力無法作亞洲的主導，只能作為輔助角色。而中國，必須著眼於世界，必須著眼於真正對手美國。中國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對於日本威逼利誘制服即可，而真正的巨大威脅是美國。看看現在美國又要針對中國匯率說事了，這才是中國真正的著眼點，針對美國必須有相應的反制措施，匯率問題沒有屈服空間，其實際意義和領土在一個級別甚至總體上更甚。至於釣魚島，仍然需要強硬，特別是應該經常護漁執法，而釣魚島解決還不到時機，最終要把釣魚島、琉球一舉解決，這才是關鍵。光解決釣魚島而丟了琉球，那可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不過，對於那些什麼抵制日貨就是「愚蠢」的言論真的感到羞恥，這種話怎麼會出自中國人之口？抵制日貨是中國老百姓抵制無恥日本的情緒自然反應，能說出這種話的人不但愚蠢且不要臉皮。
另外注意，溫總在聯合國高聲喊了一聲：已經向巴基斯坦捐了五千萬美元和另外的物資，另外再追加兩億美元！這種力度亞洲周邊國家是會眼紅的，那後面和中國合作的就多了，比如緬甸現在對中國那叫一個親！而這兩億美元的含義很深，結合中國上合演習中的科目是轟炸機、殲擊機、預警機、加油機整個一系統編隊從國內起飛、空中加油直接境外轟炸。含義很明確，美國膽敢對中國出招，隨時切斷巴基斯坦的後勤補給通道。同時直接說已經邀請了美防長訪華。這一硬一軟美國很不爽，但有苦難言。而中東方向更有大動作，聯合國聲稱已經掌握了以色列襲擊土耳其船隊濫殺無辜的證據（在天安艦事件上聯合國最終什麼聲明？對以色列又是什麼？朝鮮和以色列背後是誰？），同時以核問題也提上日程了。美國看似進攻態實疲於應付，中國看似防守卻招招指向對方要害。這種博弈才是真正的大場面，小日本這一茬頂多算一個局部小插曲。中日已經非一個級別選手，看看日本國內放人後的亂局就知道日本的無奈！壓了中國一百多年了，該到了中國壓小日本的時候了！同時這次中國還在聯大會議上一口氣免了50個最不發達國家到期的債務，大概二十億美元。中國為世界做出的是實實在在的事，而美國卻不敢跟進。不管怎麼說，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腳跟越扎穩，而另一隻要扎入發達國家的腳也正在往裡伸，能不能扎穩還得看最終中美俄歐博弈的結果。這個腳跟扎穩的標志是中國坐在巴以和談的談判桌上，一旦坐上就意味著中國是除了美國外唯一一個世界一切重大事務都參與的國家。那時候不用美國說，事實上的G2就形成了。中國即使要G2也不能要美國游戲規則下的G2，而是中國規則下的G2。而對於中國來說，更重要的內容在於如何打破現行的國際經濟游戲規則，這恐怕也是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所希望的。
中國人，該去強烈反對美國人逼迫人民幣升值了，這個現時更有戰略意義！
『陸』 求中日經濟關系及其走勢
中日關系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系的復雜性，它既是鄰國關系，又是大國關系；既是「東西」關系，又是「南北」關系；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系，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系。中日關系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主要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角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
一、要善於從歷史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中日關系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系的歷史相關，「以史為鑒」就成為處理中日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就把「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鑒」的「史」，即中日關系的歷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關系史，並從中找到可供借鑒的經驗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提到中日關系史，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就歷歷在目，它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繫上一提到「以史為鑒」，就會自然想到這一段歷史，並把這一段歷史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系史並不算錯，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確。周恩來總理當年曾用十個字說明中日關系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這是中日關系歷史最全面最准確的說明和表達。中日關系，從歷史的角度講，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的「艱難和辛酸」的一頁。只看見「五十年對立」而無視「兩千年友好」，或只看見「兩千年友好」而無視「五十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長期和平，並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雲集長安，又有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得以傳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在一衣帶水的地理關繫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許多相同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就是到了近代，兩國也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充分說明了兩國在社會自身發展周期和韻律上的「近似性」。「兩千年友好」，使兩國人民長期享受和平邦交環境，長期享受彼此文化營養，長期享受社會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仍然有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為了革命及兩國友誼的需要，來往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則兩利」，和處才能共生，和諧就會共贏。
「五十年對立」使中日關系破裂，社會停滯不前。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後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日本軍國主義又犯下滔天罪行。兩場戰爭在半個世紀中發生，使兩國人民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瞬間破壞殆盡，使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突然斷裂，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穩定，飽受著戰爭的煎熬和戰爭創傷的折磨。兩場戰爭使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使日本的繁榮瞬間變成廢墟，國家主權受到限制。「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斗則兩傷」，對立必然同輸，戰爭一定同敗。
如果說「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的中日關系歷史，僅僅證明了「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好」的關鍵是什麼，「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麼，今人必須認真總結。「兩千年友好」的關鍵在中國。在「兩千年友好」歷史中，中國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中國並沒有利用領先地位向日本擴張，更沒有發動戰爭，而是信守睦鄰友好的民族傳統，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利。「五十年對立」的關鍵在日本，在「五十年對立」歷史前後，日本發展快於和強於中國，日本在發展領先後有恃無恐，野心膨脹，向外擴張，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領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大國地位，正確的做法是：領先而不稱霸，強盛而不擴張；領先不忘睦鄰，強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於從大局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正處於關鍵的敏感時期，處理不當，就會對大局造成不利影響。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最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把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判斷國際事務和國家關系的根本標准。何為大局？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發展就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關系中的共同利益。顧全大局，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神聖使命。
和平和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大局。在飽受20世紀前半期的戰爭蹂躪和中期的冷戰恐嚇後的21世紀，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關系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大局。中日關系既是重要的雙邊關系，又是重要的國際關系，既影響著雙方，又影響著世界，必須慎重處理。
進入21世紀後，中日兩國都進入重要的歷史時期。日本經過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經濟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由於二戰原因，日本的政治軍事國際地位受到限制，現在正積極推動從經濟強國向政治經濟強國的轉變；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實現從傳統的政治大國向經濟政治大國的轉變。中日兩個國家都處於向更高的國際地位、更重要的國際角色轉變過程中，兩國的經濟總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很大。中日兩國都處於亞洲，又是近鄰，又有歷史遺留問題，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摩擦。如果對兩國摩擦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勢必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成為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中的消極因素。中日兩國應從世界和平發展大局出發，正確對待和處理兩國在向重要的國際角色、國際地位轉變過程中產生的摩擦。
為了使中日關系處理中具有大局意識，至少有兩點需要重點加以解決：一是正確認識世界大國應當承擔和履行的國際責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國，主觀和客觀上都在向綜合性世界強國邁進，但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這個心理准備就是對世界和平發展大局有深刻認識，對歷史問題有深刻反思，願意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對日本來講，首先就是對歷史上給世界和平發展造成的破壞進行真正反省，對其侵略行徑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和道歉，並用其和平發展道路及對世界，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睦鄰富鄰實踐，取得相關國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對中國來講，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日關系中的摩擦，不以暫時的關系緊張而犧牲未來，不以局部的不和諧影響兩國的全面關系。多作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擴大緊張的舉動，是中日兩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大國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兩個世界大國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過程中，必須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屬亞洲，又都處於東北亞，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中不可能沒有競爭關系，不可能不產生摩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處理這種競爭關系及摩擦。從世界格局演變的歷史看，區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既有以美國為單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以法德為雙核心的歐洲國家聯盟，還有多核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日兩國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北亞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未來的亞洲一體化，特別是東北亞一體化過程中，中日應當成為雙發動機，共同推動包括東北亞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中國在21世紀的大局及國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保持國家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是當前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這是因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保持國內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什麼都談不上。中日關系是周邊環境和周邊關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國內穩定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利益，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又是人民和諧生活的保證，更是社會文明的重要體現。周邊關系摩擦會影響國內穩定，國內人們情緒不穩更會威脅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後列。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前列，發展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遠遠比對日本更重要。發展問題解決不好，中國就不能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一起成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關系直接關繫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須清醒，處處必須理性，一切愛國情感和行為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
三、要善於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其中「以史為鑒」是前提，是基礎，「面向未來」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兩個大國，應該對亞洲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作出貢獻。必須以未來目標和未來要求引導過程行為、制約過程行為。對於中國來講，從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就顯得極端重要。
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和平發展的世界，未來的國際秩序應當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應當為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貢獻。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關系和國家爭端，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實踐。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持續發展，必將在未來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理應從亞洲開始，東北亞新秩序的建立定將首當其沖。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在處理東北亞國家關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著考驗。不以現在代表未來，不以當前犧牲長遠，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對抗犧牲合作，就是我們應當具備的正確態度。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學生，應當理解、支持國家和政府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決不能因為一時沖動作出的過激行為使我國建立國際新秩序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為他國誤解和攻擊的理由。
一體化是亞洲，也是東北亞未來的基本走向，東亞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共識，並且在作著各種努力和實踐。中國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亞洲一體化，東北亞一體化符合中國、符合地區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有重要影響的大國，是東北亞的核心國家，兩國關系直接關繫到亞洲未來一體化，東北亞未來一體化的建設。中國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員，都是未來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主體國家，都是自由貿易區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日關系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一體化的進程。從亞洲未來和東北亞的未來著眼，中國和日本應當徹底解決歷史問題，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在一體化進程中發展，在一體化進程中強大。區域一體化對中國更為重要，它既可以保證中國和平的周邊環境，又可以改變世界不合理的經濟政治格局；既可以促進中國的發展，又有利於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更有利於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基於此，我國應當妥善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系，善於用大智慧看待問題，善於用大勇氣處理問題。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區和平穩定、地區一體化的未來大勢巧妙解決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種消極因素。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未來核心利益的實現，都依賴於從現在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任何鬆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擾，都將嚴重影響或阻礙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的實現。鄧小平曾明確指出，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外來入侵，否則我們都應當牢牢抓住發展生產力不放。現在，實現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促進發展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鄧小平講，我們曾經喪失過大的機遇，現在再也不能失去機遇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們沒有抓住，日本則抓住了，當我們「噩夢」醒來的時候，我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日本則在戰爭廢墟之上，發展成了世界經濟強國。21世紀初，世界又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於中國來講，真是千載難逢，只能抓住，不能放棄，也不能受干擾。當前中國正處於實現未來民族核心利益的關鍵時期，任何局部的暫時的不和諧因素都要關注和重視，決不能使不和諧因素影響到未來中國核心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中日關系雖然復雜，雖然責任在於日方，但處理不好，對中國影響更大。我們要善於從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從暫時看，問題很大、麻煩很多，但從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關系必須妥善處理，從戰略高度，即從歷史、大局和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當是理性選擇和最佳方式。
『柒』 中日關系的重要性
中日關系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系的復雜性，它既是鄰國關系，又是大國關系；既是「東西」關系，又是「南北」關系；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系，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系。中日關系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主要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角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
一、要善於從歷史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中日關系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系的歷史相關，「以史為鑒」就成為處理中日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就把「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鑒」的「史」，即中日關系的歷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關系史，並從中找到可供借鑒的經驗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提到中日關系史，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就歷歷在目，它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繫上一提到「以史為鑒」，就會自然想到這一段歷史，並把這一段歷史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系史並不算錯，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確。周恩來總理當年曾用十個字說明中日關系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這是中日關系歷史最全面最准確的說明和表達。中日關系，從歷史的角度講，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的「艱難和辛酸」的一頁。只看見「五十年對立」而無視「兩千年友好」，或只看見「兩千年友好」而無視「五十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長期和平，並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雲集長安，又有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得以傳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在一衣帶水的地理關繫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許多相同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就是到了近代，兩國也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充分說明了兩國在社會自身發展周期和韻律上的「近似性」。「兩千年友好」，使兩國人民長期享受和平邦交環境，長期享受彼此文化營養，長期享受社會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仍然有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為了革命及兩國友誼的需要，來往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則兩利」，和處才能共生，和諧就會共贏。
「五十年對立」使中日關系破裂，社會停滯不前。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後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日本軍國主義又犯下滔天罪行。兩場戰爭在半個世紀中發生，使兩國人民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瞬間破壞殆盡，使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突然斷裂，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穩定，飽受著戰爭的煎熬和戰爭創傷的折磨。兩場戰爭使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使日本的繁榮瞬間變成廢墟，國家主權受到限制。「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斗則兩傷」，對立必然同輸，戰爭一定同敗。
如果說「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的中日關系歷史，僅僅證明了「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好」的關鍵是什麼， 「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麼，今人必須認真總結。「兩千年友好」的關鍵在中國。在「兩千年友好」歷史中，中國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中國並沒有利用領先地位向日本擴張，更沒有發動戰爭，而是信守睦鄰友好的民族傳統，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利。「五十年對立」的關鍵在日本，在「五十年對立」歷史前後，日本發展快於和強於中國，日本在發展領先後有恃無恐，野心膨脹，向外擴張，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領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大國地位，正確的做法是：領先而不稱霸，強盛而不擴張；領先不忘睦鄰，強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於從大局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正處於關鍵的敏感時期，處理不當，就會對大局造成不利影響。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最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把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判斷國際事務和國家關系的根本標准。何為大局？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發展就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關系中的共同利益。顧全大局，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神聖使命。
和平和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大局。在飽受20世紀前半期的戰爭蹂躪和中期的冷戰恐嚇後的21世紀，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關系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大局。中日關系既是重要的雙邊關系，又是重要的國際關系，既影響著雙方，又影響著世界，必須慎重處理。
進入21世紀後，中日兩國都進入重要的歷史時期。日本經過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經濟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由於二戰原因，日本的政治軍事國際地位受到限制，現在正積極推動從經濟強國向政治經濟強國的轉變；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實現從傳統的政治大國向經濟政治大國的轉變。中日兩個國家都處於向更高的國際地位、更重要的國際角色轉變過程中，兩國的經濟總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很大。中日兩國都處於亞洲，又是近鄰，又有歷史遺留問題，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摩擦。如果對兩國摩擦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勢必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成為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中的消極因素。中日兩國應從世界和平發展大局出發，正確對待和處理兩國在向重要的國際角色、國際地位轉變過程中產生的摩擦。
為了使中日關系處理中具有大局意識，至少有兩點需要重點加以解決：一是正確認識世界大國應當承擔和履行的國際責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國，主觀和客觀上都在向綜合性世界強國邁進，但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這個心理准備就是對世界和平發展大局有深刻認識，對歷史問題有深刻反思，願意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對日本來講，首先就是對歷史上給世界和平發展造成的破壞進行真正反省，對其侵略行徑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和道歉，並用其和平發展道路及對世界，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睦鄰富鄰實踐，取得相關國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對中國來講，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日關系中的摩擦，不以暫時的關系緊張而犧牲未來，不以局部的不和諧影響兩國的全面關系。多作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擴大緊張的舉動，是中日兩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大國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兩個世界大國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過程中，必須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屬亞洲，又都處於東北亞，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中不可能沒有競爭關系，不可能不產生摩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處理這種競爭關系及摩擦。從世界格局演變的歷史看，區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既有以美國為單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以法德為雙核心的歐洲國家聯盟，還有多核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日兩國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北亞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未來的亞洲一體化，特別是東北亞一體化過程中，中日應當成為雙發動機，共同推動包括東北亞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中國在21世紀的大局及國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保持國家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是當前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這是因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保持國內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什麼都談不上。中日關系是周邊環境和周邊關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國內穩定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利益，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又是人民和諧生活的保證，更是社會文明的重要體現。周邊關系摩擦會影響國內穩定，國內人們情緒不穩更會威脅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後列。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前列，發展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遠遠比對日本更重要。發展問題解決不好，中國就不能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一起成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關系直接關繫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須清醒，處處必須理性，一切愛國情感和行為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
三、要善於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其中「以史為鑒」是前提，是基礎，「面向未來」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兩個大國，應該對亞洲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作出貢獻。必須以未來目標和未來要求引導過程行為、制約過程行為。對於中國來講，從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就顯得極端重要。
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和平發展的世界，未來的國際秩序應當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應當為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貢獻。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關系和國家爭端，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實踐。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持續發展，必將在未來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理應從亞洲開始，東北亞新秩序的建立定將首當其沖。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在處理東北亞國家關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著考驗。不以現在代表未來，不以當前犧牲長遠，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對抗犧牲合作，就是我們應當具備的正確態度。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學生，應當理解、支持國家和政府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決不能因為一時沖動作出的過激行為使我國建立國際新秩序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為他國誤解和攻擊的理由。
一體化是亞洲，也是東北亞未來的基本走向，東亞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共識，並且在作著各種努力和實踐。中國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亞洲一體化，東北亞一體化符合中國、符合地區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有重要影響的大國，是東北亞的核心國家，兩國關系直接關繫到亞洲未來一體化，東北亞未來一體化的建設。中國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員，都是未來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主體國家，都是自由貿易區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日關系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一體化的進程。從亞洲未來和東北亞的未來著眼，中國和日本應當徹底解決歷史問題，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在一體化進程中發展，在一體化進程中強大。區域一體化對中國更為重要，它既可以保證中國和平的周邊環境，又可以改變世界不合理的經濟政治格局；既可以促進中國的發展，又有利於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更有利於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基於此，我國應當妥善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系，善於用大智慧看待問題，善於用大勇氣處理問題。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區和平穩定、地區一體化的未來大勢巧妙解決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種消極因素。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未來核心利益的實現，都依賴於從現在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任何鬆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擾，都將嚴重影響或阻礙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的實現。鄧小平曾明確指出，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外來入侵，否則我們都應當牢牢抓住發展生產力不放。現在，實現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促進發展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鄧小平講，我們曾經喪失過大的機遇，現在再也不能失去機遇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們沒有抓住，日本則抓住了，當我們「噩夢」醒來的時候，我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日本則在戰爭廢墟之上，發展成了世界經濟強國。21世紀初，世界又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於中國來講，真是千載難逢，只能抓住，不能放棄，也不能受干擾。當前中國正處於實現未來民族核心利益的關鍵時期，任何局部的暫時的不和諧因素都要關注和重視，決不能使不和諧因素影響到未來中國核心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中日關系雖然復雜，雖然責任在於日方，但處理不好，對中國影響更大。我們要善於從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從暫時看，問題很大、麻煩很多，但從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關系必須妥善處理，從戰略高度，即從歷史、大局和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當是理性選擇和最佳方式。
『捌』 當前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當前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原因有歷史問題、台灣問題、領土爭端問題、「中國威脅論」問題等內部因素，還有美國因素這樣的外部因素。
一、內部因素
1、歷史問題
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一直是中日間最敏感的話題。中日建交以來，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成為中日關系難以開拓新局面的主要症結。中日關系中的歷史問題主要表現在日本對侵略歷史的認識與態度上。二戰以後，日本從未像德國那樣對自己的戰爭罪行進行深刻反思，反而極力否認和美化侵華戰爭，尤其是20世紀80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政治總決算路線」後，歷史問題更加突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政策進行了調整、轉換和再調整，總的趨勢是推卸戰爭責任，拒絕反省和認罪；日本右翼團體和保守派結成右翼保守勢力，推動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政策向右調整；而日本大多數民眾由於受政府政策的影響以及右翼勢力的鼓動，對日本侵華戰爭也缺乏正確的認識和深刻的反省。於是日本社會不斷出現教科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突破《和平憲法》、拒絕對戰爭受害者賠償等為侵華戰爭歷史翻案的惡性事件。日本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尊嚴，並且嚴重阻礙了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
2、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是當今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侵佔台灣50年，培育了日本人斬不斷的台灣情結。許多日本人依舊懷念著強佔台灣為殖民地的舊時代，對台灣的眷念之情難以釋懷，對被迫歸還台灣更是耿耿於懷。這些人明裡暗裡與台獨勢力勾結，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在台灣問題上，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時，日本政府就承諾只與台灣保持民間層次的經貿關系。然而近年來，日本不斷突破與台灣的民間和經貿交往，發展與台灣的政治關系，並由低層次、隱蔽的接觸轉向較高層次、公開直接的接觸。此外，《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及相關法，強化日美安保體制，擴大防衛合作區域，其中所謂的「周邊事態」范圍明顯包括中國台灣。這意味著一旦美國在台灣海峽捲入軍事沖突，日本很可能援引新指針及其相關法案，向美國提供援助，與美國一道阻礙中國的統一大業。日本介入台灣問題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介入台灣問題對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造成掣肘，延緩、阻礙中國的統一進程，制約中國的進一步強大。日本對於台灣問題的介入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中國政府的高度警惕，在可預見的將來，台灣問題有可能超越歷史問題而成為中日間產生摩擦的首要因素。
3、領土爭端問題
中日之間的領土爭端主要體現在兩個問題上，即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問題。其中，釣魚島問題是中日兩國領土爭端的典型代表，它是涉及中日主權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歷史上曾割與日本。二戰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應將通過侵略強占的釣魚島歸還中國，但因美國的介入而拖延至今。中日建交之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擱置爭議，待日後解決」的方針，為日方所接受。但日本未信守承諾，屢屢挑起事端，致使爭議非但未被擱置反而愈演愈烈，共同開發更無從談起。針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挑釁行為，中國人民表示了強烈地反對，中國政府通過各種途徑表達了自己的嚴正立場，釣魚島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隨著時間的發展，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將逐漸增加，這一問題仍將制約中日關系的發展。
4、「中國威脅論」問題
「中國威脅論」問題是制約中日兩國關系發展的深層次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反觀日本，由於受到泡沫經濟的沖擊，經濟的發展陷入困境。這使得中日關系逐漸由「日本強中國弱，以弱肉強食為基調的弱強型」關系向雙方都趨於強大的「強強型」關系發展。本來中日關系史上首次出現的這種「強強型」關系可以使雙方在更加平等的條件下相處，但由於兩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以及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趨勢,導致兩國間的戰略猜疑和競爭意識增強。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和中日關系新格局，日本逐步調整對華戰略，在繼續與中國進行多方合作的同時，開始視中國為競爭和戰略對手，在多個方面對中國進行牽制與防範。近年來日本對華政策日趨強硬和消極面逐步凸現就是日本外交戰略調整的體現，這不能不使中日關系的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二、外部因素——美國因素
眾所周知，在各種復雜的國際關系因素中，美日關系對中日關系影響最大。在一定意義上說，日本在美日關系中的定位決定著它同中國的態度與行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為保持其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積極調整其全球及亞太戰略，不斷加強日美的同盟關系。尤其是近期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實施必將使日美同盟關系進一步強化。美國的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其次是把日本作為一個棋子，牢牢地束縛在美國的全球戰略的棋局中，使之難以獨立發揮作用成為真正的政治大國。
而對於日本來說，恃強凌弱，攀附強者是日本的傳統。戰後日本選擇強大的美國作為自己的靠山和盟友，積極的追隨美國的政策以換取它的支持，努力在東亞擴張自己的勢力，企圖主導東亞。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在東亞的地位面臨中國的挑戰，聯合美國防範和圍堵中國成為日本領導集團的重要戰略考慮。展望未來，美國因素作為制約中日關系的主要外部因素將長期存在。
『玖』 中日經濟的相互影響與分析
第一章 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沿革
本章將以史實與數據為依據，考察中日經濟關系在過去50多年的發展歷程。重新考察這段歷史，就是要從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中理清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脈絡，考證兩國經濟往來在各自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經濟關系對兩國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從而為進一步考證兩國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相互影響奠定基礎。
第一節 復交前的中日經濟關系
中日復交之前，經濟往來比較簡單，主要是貿易往來，而且此一時期的貿易往來受到了政治限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對於沒有外交關系的中日來說，貿易往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主要是為政治需要服務的，其象徵意義也更大。
一、50年代的兩次貿易協議與兩次貿易協定
1、第一次貿易協議。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佔領下的日本當局曾與新中國有著相當規模的貿易往來，然而由於冷戰的需要以及朝鮮戰爭爆發，日本追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禁運限制了兩國貿易的發展。1952年6月，由日本繞道西歐經過蘇聯訪問新中國的三位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代表日方貿易團體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並代表中方貿易團體的南漢宸簽訂了《中日貿易協議》，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簡要民間協議。協議規定雙方到該年底各出口3000萬英鎊。隨後的11月，根據第一次貿易協議日本「巴商事」株式會社與中國進出口公司在北京簽訂了第一個38萬英鎊的進出口合同，然而日本當局不予批准，第一個合同最終未能履約。由於日方執行美歐的「封鎖禁運」，導致了兩國貿易遲遲沒有進展，中方兩次同意展延協議。盡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貿易協議也僅僅執行了協議總金額的5%。
2、第二次貿易協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後，在「日中議聯」 的推動下，日本國會通過了《促進中日貿易決議》，日本的貿促運動逐漸興起。同年9月，「日中議聯」接受中國貿促會邀請，組團參觀訪華。訪華期間，雙方經過20多天的談判，於10月29日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這次協議仍然是同類物資交換的易貨貿易協議，協議金額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萬英鎊。本次協議在14個月期間，完成了總額的38.8%，比第一次協議的執行情況已經大大改善。
3、第一次貿易協定。第二次貿易協議簽訂後，中日民間友好運動升溫，鳩山、石橋兩屆內閣也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第一次貿易協定於1955年5月4日在東京簽訂。與以往不同，此次協定是中國具有民間和政府雙重性質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東京期間簽訂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鳩山為首的日本內閣首次對協定表示了支持和協助，此次貿易得以由兩國國家銀行支付清算。稱為協定而不稱為協議，正是因為已經與官方發生了聯系。協定的貿易額仍然是3 000萬英鎊，依然是甲乙丙類物資同類易貨原則，為期一年並在一年屆滿之後因協定中的雙方互設商務機構問題沒有進展再延長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貿易協定總額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貿易協定。岸信介上台後，採取了敵視大陸的政策。談判第二次貿易協定的日本通商使節團遲至1957年9月才到達北京開始談判，由於雙方在中國在日商務代表機構的問題上遲遲難以達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節團再次訪華才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定。此次協定仍然採取同類物資易貨的原則，協定金額發生了變化，即一年內各方出口3 500萬英鎊。然而，由於1958年5月長崎國旗事件 的發生與日本政府的錯誤態度，該協定僅履行了一小部分。隨後，中日貿易完全中斷。
二、60年代的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三屆內閣的對華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經分離」——政治上承認台灣，不承認大陸，經濟上同大陸進行一定程度的貿易。不過三屆內閣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屆內閣期間中日貿易情況也有變化。1960年，對華持敵視態度的岸信介因為在國會強行通過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招致人民的反對，被迫下台。其繼任者池田勇人對華採取了較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間貿易開始恢復。1962年11月，中日雙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達之助簽訂了《備忘錄》，其中規定：雙方開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個五年內，列出雙方有計劃長期供應的主要商品貨單，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約為3 600萬英鎊。此外，雙方還同意互設常駐機構、互派記者。1963年6月，中日間第一個成套設備合同簽訂，並使用了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隨後又簽訂了兩項大型合同，但由於日本受到台灣和美國的壓力，不再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貸款；而最後這兩筆合同也因「吉田書簡」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後，對華政策再次轉向，中日間貿易受到影響，因而未能在1967年備忘錄第一個五年結束後續簽貿易。盡管佐藤上台前後，中日關系處於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復交日本中小貿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當數額的貿易往來。
從表一來看，中日貿易額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當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後中日貿易額卻有很大的增長，盡管1964年佐藤上台後對華採取了較為敵視的政策。之所以出現了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對華政策較為友好的池田內閣同中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合同，這些合同的相當部分得到了執行；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在1960年代初期嚴重惡化，使得中蘇貿易受到了極大影響。此時中國需要的進口的大部分物資和產品都轉向從日本獲得，因而中日貿易額較大。
表一、復交前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歷 年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頁，189頁）
第二節 復交後的中日經濟關系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尼克松總統上台後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因而發生了變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聯大第26屆大會上，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隨後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終於實現了北京之行，中美雙方於27日發表了「上海公報」。這兩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沖擊又是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為巨大的。
多年以來，日本一直追隨美國「遏制」中國，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發表將訪問中國的講話之前幾分鍾才最終得知美國與中國的接觸。美國的「越頂外交」給日本帶來的所謂「尼克松沖擊」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時也正因為美中關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獲得了美國的允許而與中國建交。田中組閣之後，迅速與中國接觸，並於1972年9月29日發表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去除了中日發展經濟關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礙，從此中日經濟關系也進入了一個突飛猛進的新時代。
復交之後的中日經濟關系也可以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中日復交到90年代初期，兩國發展經濟關系，同時也考慮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後期至今，兩國間被初期的友好所暫時掩蓋的問題以及兩國發展之中產生的新問題均浮出水面，經濟關系中「友好」的因素越來越少，逐漸走上常軌。另一方面，盡管復交之後中日經濟關系發展迎來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從復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經濟關系
復交初期，雙方的友好關系在從官方到民間的各個層次上迅速發展，兩國人民對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雙方往來頻繁。良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環境，雙方經濟合作大大發展。
（一）、貿易關系。
1、政府間貿易協定、長期貿易協議的簽署和貿易混合委員會的成立。復交之後，兩國政府立即根據聯合聲明著手進行兩國政府間一系列協定的談判，在經過多次磋商之後，中日政府間貿易協定終於在1974年1月簽訂。這一貿易協定是中日間第一個正式的「政府間」貿易協定，周恩來總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則中的「政府協定」終於實現，兩國貿易關系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在這一協定的基礎上，在中日兩國政府和經濟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貿易大幅度增長。
中日兩國貿易協定的簽訂揭開了中日貿易的新篇章，為了鞏固兩國間的貿易聯系同時也是實現日本經濟界人士就長期貿易協議問題提出的設想和建議，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寬和土光敏夫率領日中長期貿易訪華團到達北京，並最終於16日中日雙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協議。該長期協議「期限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規模為各方出口金額累計100億美元。日方在頭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術設備70億美元至80億美元，建設器材20億美元到30億美元；中方在頭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煉焦油、動力煤出口，原油從700萬噸逐漸增加至1500萬噸，煤炭從50萬噸逐漸增加至370萬噸，後三年的數量另訂。」 1979年3月，長期協議委員會雙方負責人舉行定期會晤，簽訂了會談紀要，一致同意將協議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協議13年期間，將原定目標金額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億美元。後來，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雙方也對協議的內容做適當調整。
根據中日貿易協定，中日雙方政府還組建了貿易混合委員會，自1975年開始委員會召開了多次會議。通過接觸、協商，更好的解決了雙方貿易過程中出現的如貿易平衡問題、產權問題、關稅問題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該委員會通過定期協商、及時解決兩國關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有助於兩國貿易更加健康的進行，推動了兩國的貿易往來。
2、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
復交以來，在良好的氛圍下，在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兩國貿易關系迅速發展，貿易規模逐年擴大；在貿易結構上，由於雙方處於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主要還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貿易額僅10億多美元，1975年達到了近40億美元，1981年幾乎達到了100億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躍升至200多億美元。中日貿易在雙方的貿易總額中也佔有較大的比重，對於中國來說尤其如此。以1985年為例，按照中國外貿部的統計，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約592.1億美元，中日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27.8%左右，佔中國外貿對象國首位；按日本海關通關統計，1985年日本外貿總額3051.4億美元日中貿易占日本外貿總額的6%，為日本外貿對象國中第二位。
從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貿易規模擴張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友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往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政府間各項協定的簽署也極大地便利了經濟交往。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自70年代逐漸走上正軌，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後，中國大力發展經濟，經濟建設需要進口大批物資。早在60年代中蘇交惡以後，中國失去了東歐的技術和設備來源，日本就開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在1979年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又一次形成進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來源。80年代以來，中國輕工業開始加快發展，日本在此期間向中國大量出口消費品和工業原料，1983年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只有55億美元，1985年就達到了150億美元。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自從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
在雙方的進出口結構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級產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礦產品、服裝和農產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產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對日出口佔到了對日貿易的40%還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達近30%。日方主要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鋼鐵、化工和機電產品，以重工業製品為主。從中日貿易長期協議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這種貿易結構，原因主要是因為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下，中國能出口的產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資源、初級產品，而這些能源正是缺少資源卻十分需要資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樣，日本對華出口以鋼鐵及設備為主也正是由於中國要進行各方面的建設。兩國的貿易交往給雙方都帶來了好處。
表二 復交後初期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年 份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 口 合計 日方出 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頁）
（二）、投資關系
日本對華投資始於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這一段時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也在逐步增長，但是總體看來，投資件數比較少，項目規模也比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對華投資出現了兩次小高潮，但是這兩次均屬於小規模的試驗階段，投資量不大，而且投資主要集中在飯店、旅館等投資易於短期收回的的行業和領域，而這兩次小高潮也隨著中國經濟的調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間，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總件數僅1404件，合同金額總共32.9億美元，實際執行了27.5億美元。這一投資規模不僅在同期日本對外投資所佔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對東亞和東南亞投資中也無足輕重。8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遠遠少於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等單個國家所吸收的日資。日本對華投資不熱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建設剛剛起步，投資的硬體條件不夠完善，而且初期也將投資的主導對象定位於港澳和海外華僑；另一方面，對於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對直接投資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顧慮。
（三）、政府開發援助及其他資金合作
1、政府開發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開始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國提供第一批日元貸款3 300億日元，年利率3%，償還期包含10年寬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期間表明日本政府決定從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間，向中國繼續提供第二批日元貸款，總額4 740億日元。
2、其他資金合作。除了兩批低息日元貸款外，日本政府還向中國提供了一些臨時政府貸款和少量無償援助，而且在兩國金融業和民間財團中也有廣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能源開發貸款和中方在日本發行債券。能源開發貸款是日本政府為了鼓勵成套設備出口設立的信貸資金，由專門設立的日本輸出入銀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輸出入銀行兩次與中國銀行簽訂備忘錄，兩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億日元的貸款，這兩次貸款用於中方采購中方為開發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器材。此外，為了開辟籌措資金的新途徑，在日本四大證券公司和有關銀行的協助下，中國自1982年開始在日本發行債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福建投資企業公司首次在日本發行了私募債，後來中國銀行、中信、福建投資、上海國際信託投資等公司陸續在日本發行公募債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發行債券19次，合計金額達3650億日元和2.5億美元。」 這些資金合作擴大了中國的資金來源，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的經濟關系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日兩國的經濟關系在各個方面高速發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績。
（一）、貿易關系
1、貿易規模。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在短暫的「平成景氣」之後，經歷了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1996年以後，日本經過一系列調整改革，經濟剛剛有了起色，但是卻在不久後遭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寒流，日元大大貶值，國內經濟再度蕭條。在這些情況下，國內需求減少，進口增長停滯不前，有的時候甚至出現減少。日本從中國進口卻較小地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有較大幅度上升，中日貿易增長速度遠遠大於日本外貿增長速度。拿2001年來說，日本對全球貿易出口減少15.7%，進口也減少7.9%，但是惟有對華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4%。 據中國海關統計，1991—1996年，中日貿易年增長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貿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長，高於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速。
從貿易額來看，1991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202.5億美元，1995年達到578億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億美元大關, 2004年中日雙邊貿易額則迅速突破了1 500億美元。1993——2003年，連續11年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過韓國和台灣地區，自1995年以後連續多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貿易夥伴，2004年最終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從圖一和圖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貿易、美日貿易的變化情況。很明顯，中日貿易在不斷上升，美日貿易在下降，中日貿易對日本來說越來越重要。
圖一（Fig.2-2(1)）日本對中美出口情況
圖二 (Fig.2-2(2) )日本從中美進口情況
（表格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會網站www.jetro.go.jp）
另一方面，中日雙邊貿易在兩國各自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都很大。「1990年,對華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出口僅佔2.1%,進口佔5.1%,而1999年分別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對華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首次達到10%，2003年則超過了15%。對日貿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佔14.3%,進口僅佔6.9%,而2000年分別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來，出現了新情況。盡管中日貿易額在不斷增加，中日貿易在日本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國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卻在降低（如表三所示）。這表明中日貿易關系中持續了幾十年的中方對日的依賴——在相當的時期內是嚴重依賴——出現了變化，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對日方的依賴性逐漸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中的地位 單位：億美元，%
年度 中國進出口總額A 對日貿易額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 單位：億日元，%
年度 日本進出口總額A 對華貿易額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轉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來中日經濟關系的演變》，載《現代日本經濟》，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來中日雙邊貿易強勁發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擴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時也增加了對日本產品和資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經濟戰略的轉變。由於日元升值,使日本國內資金相對過剩,也使日本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從而促使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為了減少與美國、歐洲的經濟摩擦,日本企業轉移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又逐步從歐美轉向東亞地區。中國及時地抓住機遇,提供優惠政策,吸引日商來華投資設廠。由於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增加,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生產原料及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同時日資企業的產品大量反銷日本,也促進了中國紡織品、服裝家電等製成品的對日出口;其三是雙邊政府間資金合作的加強。日本政府對華ODA的擴大,對開拓中國市場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促進了民間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和雙邊經濟交流。
2、貿易結構。90年代以來，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的絕對數量還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但是在整體出口中的地位已經大大下降。中國對日出口增長的主力是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中國服裝占據著壓倒多數的日本服裝市場份額。其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及游戲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長。檔次較高的機械、機器類產品如復印機、照相機、精密儀器類產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續旺盛。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中工業製品比重的上升，行業間分工向部門內部分工的轉化，甚至部門內生產程序分工的出現，都標志著雙邊貿易正在向水平方向發展，這種趨勢及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是，盡管中國對日出口中工業製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紡織、服裝及輕工等初級產品和鋼性產品居多，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機電儀器產品、彈性產品較少，中日雙邊貿易結構優化的潛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對華技術貿易在中國的技術引進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來中國從日本引進了大量的技術設備,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90年代以來,又有了新的發展。1990—1999年,中國從日本引進技術設備共5280項,總金額達163.22億美元。日本在中國技術引進國別中,始終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連續3年居第二位。90年代從日本技術設備的大量引進更進一步促進了我國產業裝備的現代化和技術進步,特別是在家電、石油化工及鋼鐵等行業體現得尤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來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份 中方統計 日方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國對外貿易年鑒各年版
（二）、投資關系。1991年以後，在中國吸引的外資大幅度增加的同時，日本再次形成了對華投資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對華投資達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國批準的日本對華投資項目數相當於前13年的總和，當年批准項目數為1 805個，協議日資金額為21.73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7.1億美元；1993年批准項目數為3488個，協議日資金額為29.6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13.2億美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項目為3 018個，協議金額為44.4億美元，實際投入20.75億美元，協議金額和實際投入分別比上年增長50.5%和57.2%，居中國引進直接投資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對華投資出現第一個高峰，達到了44.67億美元。1996年，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項目數量和協議額雖然比上年分別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實際投資額也達到了36.8億美元，佔中國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額的8.7%。主要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此後對華投資放緩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漸消除以及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到新世紀之初投資再次出現高峰。2001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達到了4301億美元；據中國外貿部統計，2002年日本對華投資項目2745個，合同金額53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41.9億美元。2003年實際使用金額則達到了50.5億美元，2004年前10個月的直接投資使用金額就接近了這個水平，達到了47.2億美元。
根據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統計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增長趨勢。據日本大藏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申報額統計（大藏省只統計一億日元以上的申報項目），1995年度，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項目達到了770件，投資額達4320億日元（44.73億美元），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分別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約占日本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8%和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總額的36.5%。首次超過對東盟地區的投資總額，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日本第二大投資國。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4066件，金額達到157.1億美元。此後呈現下降趨勢，1999年度為761件、838億日元，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經過亞洲金融危機後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額分別比上年增長40%多。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有起有落，但在對華投資國別和地區中始終處於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計對華直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