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深刻調整中的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影響

Ⅰ 中國西部未來的發展

我覺的把幾個名校在西部開分校，再把全國有名的實干企業弄過去，還有醫院也是全國有名的。只要有這幾樣就不怕發展不起來。

Ⅱ 如何理解當今世界在深刻復雜變化中變革、調整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觀全球，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看國內，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勁，社會大局穩定，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

同時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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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在理論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逐漸形成了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等在內的一整套理論。

Ⅲ 全球經濟迅速發展,世界經濟結構有深刻調整,其內在動力

因為現有經濟結構下整個世界經濟已經失去平衡。
全球產業轉移是發達國家將落後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進一步向其他更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是基於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內在規律，具有客觀性、結構性、趨勢性。產業的不斷升級和落後產業的不斷轉移又決定了全球產業失衡的必然性，也決定了失衡的各種表現。
產業結構的轉移形成的國際貿易和經濟交流本身是符合市場規律的經濟行為，能夠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由於經濟結構的不斷變遷導致了國際貿易和經濟交流的內容、方式等也必然不斷變化，這客觀上要求金融以及政治政策等制度安排能與之相適應。在生產力水平和經濟交往都不發達的階段，實行的是金本位制，各國不存在通貨膨脹，也不存在匯率過高過低和操縱等問題。當經濟發展到現在的全球化階段，各國相繼採用了信用貨幣，由於沒有黃金的支持，各國貨幣可以任意調整匯率，尤其是處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本位幣的美元。從布雷頓體繫到牙買加體系，再到廣場協議，美元一步步採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取得競爭優勢。
可見，產業調整和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是有效率的。無效的是不合時宜的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經濟規則，導致了全球化的各種失衡，使各國在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相差很大。
1．全球化的本質決定了失衡的長期性、結構性和規律性
經濟全球化的深層原因是資本的逐利本質所驅使的。資本為了追逐更大利潤而進行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而落後的產業由於利潤低而被轉移到生產要素比較便宜的地區進行生產。保留在國內的先進產業可以創造更高的利潤，而這又必然要求有更高素質的從業人員和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被轉移出去的產業提供的是更初級的產品滿足一般的生活需求，參與組織生產的要素也是更低級的。
由此可見，產業全球轉移的客觀條件要求國家地區間存在發展水平的差距和要素的差別，資本的逐利本質是產業轉移的驅動力。全球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是客觀的、長期存在的，因此決定了全球產業轉移和與其相應的經濟失衡的長期性、必然性。
產業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又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更加不發達的國家，這種有層次的轉移是一種不可改變的規律。這是從20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發展歷程驗證了的模式，世界經濟從美國經濟的領先到歐州的復甦，再到日本的崛起，亞洲四小龍的騰飛以及東南亞的發展正是這樣一條路線。
2．各國的貿易結構和貿易條件表現出失衡
全球產業轉移規律決定產業根據層次不同依次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生產，這是由市場的規律決定的。發達國傢具有更加先進的生產
力和生產要素，其組織的生產可以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而發展水平更低的國家由於生產力、生產要素和市場需求的因素決定了主要從事更低級的產品生產。這樣就出現了不同層次的產品在不同的地區生產，形成了貿易結構的不平衡，發達國家以出口高技術深加工的產品為主，而發展中國家則以粗加工的初級產品為主。這樣，貿易就在不同發展水平國家間展開了。由於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壟斷和巨大購買力市場，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的產品競爭力很低，貿易條件不斷惡劣。
貿易條件的惡化又使得各國在貿易中的獲利截然不同。發達國家掌握了先進產品的市場定價權，從出口中獲得巨大的利潤。而不發達國家都是落後產業，其出口的產品缺乏競爭力，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並以犧牲了環境為代價，獲得的利潤卻非常少。
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移導致的貿易結構和貿易條件的不平衡同時也說明了技術換市場是行不通的，因為從事生產的要素條件是不可能完全轉移的，特別是掌握先進技術的勞動力的自由轉移受到了法律、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等各種條件的影響，因此各國只能進行與其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否則是不經濟的和違背了經濟規律的。當產業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後，再進行自主開發和產業升級，這是一個需要時間和技術的積累的必然的過程。
3．全球資金流動的失衡
經濟的全球化必然伴隨著資金或者說資本的全球化轉移，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首先就是將其資本轉
入發展中國家，然後購買設備、原料和僱傭勞動力進行生產。在產業轉移的初期，資金流向表現為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過程。
由於產業轉移大多採用加工貿易或當地設廠生產的方式進行，很多企業都是兩頭在外，當產業開始贏利後，貿易收人和資本利得等資金都要迴流到發達國家。而由於被轉移國的產業升級而不斷引進更加先進的設備和技術，使獲得的加工費等微薄的利潤也會進一步迴流到發達國家。
另外，發展中國家由於懼怕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都比較注重外匯的儲備，因此賺到的外匯多採用集中管理的辦法，進行外匯的管制。集中的外匯處於保值的目的又用於購買發達國家的債券，如國債和股票等，這又加重了資金的匯流。加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不穩定，經常出現大量的投機熱錢，一旦出現風吹草動，更是出現資本的狂逃，資金流動嚴重失衡。
因此，全球化也將導致資金流向的規律性失衡，資金和資本在發展中國家形成再流向發達國家。
4．貿易規則制定權的失衡
貿易規則的制定直接關繫到各國在貿易中獲得的利益。發達國家通過建立和控制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制定不平等的國際貿易規則和金融秩序來漁利。
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貿易失衡的調節機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布雷頓體系，使美元成為了世界通貨而美國可以不用任何國際儲備，而且當脫離與黃金掛鉤後，美元在世界范圍內流通必然造成美元的貶值，坐收鑄幣稅。事實上美元從脫離雙掛鉤再到廣場協議，美元一直都在貶值。本來起碼應該由失衡雙方共同承擔的貿易逆差問題，結果在美國的強權下變成了順差國單獨承擔的責任。
除此之外，美國還可以控制國際經濟組織，利用技術優勢，制定一些技術性和非技術性貿易壁壘等辦法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百般刁難，目的是獲取不公平的貿易利潤。
5．國際貿易福利分配失衡
產業轉移是由於產業升級後落後產業的剝離和轉出，發達國家控制了生產中的關鍵要素，擁有資金和技術的優勢，同時又是最終的消費場所，因此必然掌握產品的定價權，控制貿易規則的制定，使其有利於發達國家自己。發達國家還將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的價格壓低，進口加工後生產出的最終產品又以較高的價格賣給發展中國家，從中賺取巨大利潤。
另外，由於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失衡，而國際貿易規則直接影響各貿易參與方所能獲得的利益，因此各國參與國際貿易所分得的福利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從物美價廉產品的進口和大量低融資成本的資金流人獲得了巨大利益。
6．區域經濟合作日趨復雜，南北界限模糊
wT()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制已經使得全球的大多數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大大降低，因此，通過這種體制來獲得更進一步的傳統意義上的貿易和投資收益的空間已經不大了。近年來，全球各地的區域
合作逐漸興起，可以認為是尋求一種傳統利益以外的更深層次的收益而出現的。從目前世界上比較成熟的模式來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區域經濟合作基本上是由一個或數個發達國家牽頭，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有各種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參與，形成統一的貿易協定區域。這種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區域合作使得南北的界限更加模糊。
區域合作的形成是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在區域內形成國際生產網路的結果，可以更加合理的綜合利用區域內的資源和要素，提高效率。比如東盟和中日韓(10+3)就是日、韓和中國台灣為龍頭，處在產業的上端，東南亞進口處在中間，中國等國家則處在最低端的產品最終裝配基地，從日韓和東南亞進口中間產品組裝成成品出口到歐美，形成區域內的國際生產網路。這種模式的形成有利於區域內更加緊密的合作，尤其是可以提供多邊體系下難以形成的公共品生產(如區域內的鐵路、高速公路建設，環境的共同治理和能源合作，甚至共同的防禦等)。
總之，全球化中的產業結構調整與轉移是客觀規律，決定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其中的地位，表面上的世界經濟失衡掩蓋了利益分配的巨大不平衡，發達國家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反過來又指責中國等國家的貿易、匯率政策的不公平。全球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了世界經濟失衡的結構性、長期性和趨勢性，那些獲得利益的大國應該承擔更多的調整責任，而不是情緒化、政治化的推委和指責。

Ⅳ 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感

1、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新變化，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態勢，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新特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仍占優勢，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給我國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國正處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基本國情沒有變，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同時我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徵，出現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我們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前邁進，在我們這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黨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世所罕見。黨要適應這樣的新形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實現黨的十七大描繪的宏偉藍圖，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
2、當前我們黨的整體狀況對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出了新要求。當前，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同時，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

Ⅳ 1. 簡答題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其顯著特徵有哪四個

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其顯著特徵如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樣化、社會信息化。

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的中心，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越來越強，中國的發展在影響世界，世界的發展也影響著中國。歷史的實踐證明，世界的發展趨勢主要是由大國和大國關系決定的。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各大國都在努力調整自己的政策。

既回應時代提出的挑戰，又謀求在未來的國際秩序中佔有有利地位。因此關注美國、俄羅斯、歐盟的內部政策調整和國際戰略的變化，研究中、美、俄、歐之間的關系，並對黨的十九大所確定的中國國際戰略和對外經濟戰略進行了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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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大變革大調整，無論是方興未艾的新科技革命、廣泛普及的信息化、日益深入的經濟全球化，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正在加快人類文明的前進步伐，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組織形式、思維模式，加深各國相互依存。

推動世界經濟版圖重塑，加劇綜合國力競爭。世界范圍內生產力布局的大規模調整是其他領域深刻變革的根本基礎和動力源泉，也為各國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性機遇。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部分發展中國家利用成本優勢吸納發達國家外移產業實現經濟高速發展。

發揮後發優勢在一些新興產業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迅速成為世界經濟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但是，也要看到，發達國家仍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宰者和科技創新的主要源頭，是產業轉移、資本輸出的主要來源，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占優勢的局面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難以改觀。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還不具備緊緊跟上新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前進步伐的必要條件，世界格局變革調整的方向既顯露出趨於普惠均衡的可喜苗頭、也夾雜著分化加劇的隱憂。能否充分利用機遇、妥善應對挑戰，對各國在未來世界的地位和命運至關重要。

Ⅵ 目前,世界經濟格局面臨深刻調整,其特點是

堅持改革開放，重視發展科技教育，實施科教新國戰略，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資金等

Ⅶ 全球經濟迅速發展,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的內在動力是什麼

內在動力為:現有經濟結構下整個世界經濟已經失去平衡。全球產業轉移是發達國家將落後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進一步向其他更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是基於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內在規律，具有客觀性、結構性、趨勢性。

Ⅷ 怎樣認識冷戰後大國關系的深刻調整

上個世紀是個風雲多變的世界，社會財富的積累空前，戰爭空前，各國關系復雜而微妙。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抗了40餘年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緩和，隨之而來的是兩德的統一、海灣戰爭的爆發和迅速結束、蘇聯東歐軍事集團的解散和蘇東國家的劇變，以東西方兩種意識形態對立為標志的冷戰徹底結束。與此同時，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向前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國家安全的概念和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安全觀也正在改變。單一的國家安全觀正在被綜合安全觀所取代。令人感興趣的是，集體安全思想在冷戰結束初期一度重新興起，甚至成為國際關系中的熱門話題。本文所要探討的是，集體安全思想及其載體——聯合國在後冷戰時代所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挑戰，在新的國際秩序建立過程中的走向和前途如何，以及對21世紀的國際關系的發展有何影響。

一、後冷戰時代集體安全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以軍事威脅為中心的國家安全概念在日益相互依存和一體化的世界上已越來越不合時宜。多種多樣的跨國安全問題只能靠國家間組成的集體力量才可以對付。後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多邊和集體主義的興起，這不僅是國際格局多極化趨勢的結果，也是安全概念擴大化的要求。安全內容變了，國家的對策也要變，國際關系也要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正處於一個「轉折點」，那就是在面對後冷戰時代新的安全問題時，尋求集體或多邊而不是單邊的安全機制的幫助和支持。這就是後冷戰時代的挑戰，這種挑戰是「較少軍事性而多經濟性的」，對付這種挑戰的手段是「較少單邊而多合作性的」，「需要承擔明確的或隱蔽的責任和包袱」。
冷戰結束前後，國際社會在處理一些國際安全問題時傾向於多邊合作與集體行動。從8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美蘇關系的緩和，國際政治中大國之間合作的動力不斷增強，並且有許多成功的範例。「冷戰結束改變了美蘇在戰後國際關系中的長期對抗局面，治癒了安理會多年來的半身不遂狀態」。這為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在1991-1991年海灣危機和海灣戰爭中的合作。

冷戰結束給集體安全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歷史上，人們對集體安全思想褒貶不一，主要是在集體安全的概念上有分歧。後冷戰時代就集體安全未來的爭論也不例外，只不過這次爭論直接與安全概念的擴大和集體行動的發展趨勢有關。

第一，集體安全概念中的安全是什麼樣的安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集體安全被認為是針對國家間正式的戰爭，尤其是針對國家使用武力對外侵略的問題而建立的。它的核心是禁止國家使用武力解決爭端或至少限制使用武力和使用集體強制措施制止侵略。然而，有人認為，這種安全觀並沒有包括所有的可能性。聯合國憲章中所說的「和平的威脅」也沒有明確指的是「正式的國家間戰爭」。對和平的威脅是多樣多樣的，尤其是在安全概念不斷擴大的今天，集體安全所要維護的安全范圍是不是也要擴大？

第二，是為了誰的安全？本世紀以來，集體安全的主導概念是加強國家獨立自主的權利和建立在主權和非干預主義基礎上的國際合法秩序。威爾遜強調集體安全是要保證所有國家的獨立和民族自決權。可是，如果強調國家主權，那又怎樣避免使集體安全組織成為某些國家維持現狀的手段？又怎樣應付國家內部的不穩定源呢？由於後冷戰時代國家相互依賴性的加強，國家安全密不可分。集體安全要解決的問題不僅是國際安全問題，還可能是國內安全問題。

第三，集體安全概念中的「集體」指的是什麼？傳統的集體安全觀認為，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中的成員國應具有普遍性，成員越多越好，因為這樣可以確保集體的力量足夠大於侵略者的力量，降低權力政治和均勢體系下的危險。但是這樣的集體安全會被認為是結盟的另一種形式，也可能導致一個小集團利用集體的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也有人認為，只有地區性集體安全才會有效，因為這樣的集體能夠更好地理解沖突的根源和本質，有對付沖突的動機，更易取得共識。20世紀末，隨著地區一體化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全球性集體安全顯得力不從心，在某一地區建立集體安全體系順應了這種發展趨勢。

第四，什麼形式的集體？人們一直認為，集體安全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實體之間強制維護和平，它的「中央」機構並不威脅國家的獨立和自治。但是也有人認為，集體管理軍事力量是走向一種共同的政治制度過程中的一步，因此，後冷戰時代歐洲和平已經很穩固，這為建立歐洲聯邦創造了條件。

第五，怎樣對待集體安全體系中的集體行動的強制性問題？集體安全思想形成以來，人們普遍將強制性集體行動看成是對付侵略者的最後手段。在此之前，盡力通過道德教育、政治談判和協商、外交斡旋等辦法解決國際爭端。使用強制性集體行動既不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初衷，也不是其最終目的。後冷戰時代聯合國在一段時期內經常採取強制性集體行動，這與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一超多強」的局面有關。美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扮演著「超級警察」的角色，同時，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在主要的國際安全問題上一直保持著應有的合作。所以，集體安全強制性集體行動勢在必行。問題在於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集體行動的情況下，集體安全機制遭到破壞，集體安全體系也就成為大國推行霸權的工具。

二、大國因素在聯合國維護國際安全事務中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冷戰結束是聯合國集體安全實踐的分水嶺。在二戰以後的四十多年間，聯合國因受制於兩極均勢體系而無所作為，尤其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間形成的大國均勢使集體安全體系中的大國一致原則成為一紙空文。隨著美蘇關系的緩和與冷戰的結束，大國之間的國際合作勢頭有增無減。在後冷戰時代，新的均勢逐步形成並順利運作，在這種形勢下，集體安全能否發揮更大的作用關鍵要看大國關系如何演變。

海灣戰爭是集體安全體系中大國合作的一個典型範例。在海灣危機期間，安理會表現出空前的一致，其主要原因是美蘇關系進一步改善，蘇聯不想充當伊拉克的「後台老闆」。另外，其他幾個大國在這一事件中的利益一致。安理會中的大國一致原則就是在全球局勢總體緩和的形勢下實現的。

不過，這次大國合作除了有大國關系發生巨大變化的特殊背景外，美國的作用不可忽視。美國在這次事件中充當了「警察頭目」的角色，它利用國家實力向安理會成員國頻繁施加壓力，最終得到安理會授權動用武力的權力。美國雖然拿到了「尚方寶劍」，但掩蓋不住集體行動中的大國強權政治色彩。「海灣戰爭可以被看作是在聯合國的支持下促進美國霸權的一次演習」。海灣戰爭為美國取得主導世界的地位提供了歷史機遇。海灣戰爭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不僅贏得了海灣戰爭的勝利，還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其實力達到了頂峰。在後來的聯合國集體行動中，它的強權政治和霸權行徑就更為露骨。挾「戰勝國」之餘威，美國先後在索馬里、海地、波黑等國家和地區「代表」國際社會維持和平。眾所周知，在去年的科索沃危機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發動的「保護民主和人權」戰爭完全是一場違背聯合國憲章和侵犯別國主權的游戲。從後冷戰時代聯合國解決地區沖突或國內沖突來看，大國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在大國關系復雜、利益相互交織的地區，大國的干預只會起到消極作用。

海灣戰爭以來的大國合作是國際政治發展的必然，是聯合國成功的條件。但是，這種大國合作也具有偶然性。從大國關系的變化可以看出，國家實力是最重要的，而實力是均勢角逐的基礎。在均勢體系仍不穩定或者說傾向於「天平」的一端時，大國合作只能是權力均勢的「副產品」，而不是集體安全的最佳表現。

三、世紀之交的大國關系走向與世界新秩序

冷戰結束十多年來，大國關系得到充分調整的機會，新的國際秩序將在大國均勢的解體和更新過程中逐步形成。許多人在勾畫未來的國際秩序，有「多極權力均勢」模式，有「單極主導型」模式，有「和平地帶與動盪地帶」模式，有「全球村」模式，有「文明沖突」模式，有「兩極復歸」模式，甚至有「三極地緣經濟」模式等等。雖然模式五花八門，但它們說明了一個問題，這就是：新的國際秩序仍在重建之中。從近些年來的國際關系的發展來看，新的國際秩序有以下幾個主要和明顯的特點。

第一，大國關系的調整是在總體國際形勢穩定與和平的情況下進行的。冷戰結束後，蘇聯和美國「平分和主導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國際關系，尤其是世界強國和地區性強國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國的地位和角色在國家實力的興衰對比中不斷轉換。與一戰和二戰後的大國關系調整不一樣，這次調整並沒有伴隨大國間的危機和沖突，可以說是在平靜和穩定的氣氛中進行的。當然，國際形勢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中東問題長期未決、一些非洲國家內戰頻繁、朝鮮半島危機、科索沃戰爭、車臣危機等，這些國際安全問題有的涉及到不同大國的國家利益，但它們並沒有影響到國際形勢的大局。大國關系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麼挫折，國際形勢總體上仍保持著和平發展的勢頭。

第二，在大國關系調整過程中，合作大於沖突，國際安全問題上的共同點突出。世紀之交的大國關系從冷戰剛剛結束時的大幅波動和動盪式調整轉變為和緩、穩步、深化式調整。

90年代初，由於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社會制度的劇變，國際關系發展的「情緒化」色彩很濃，西方國家大有不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搞垮「誓不罷休」的念頭，因此，國際關系的調整並不一帆風順，大國關系曾多次發生重大危機。後來，大國之間紛紛建立「戰略夥伴」關系，這種關系與冷戰時期的「戰略夥伴」關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冷戰時期的「戰略夥伴」關系帶有軍事同盟的色彩，往往是針對第三國的；而如今的「戰略夥伴」關系絕非是針對第三國的，「它反映了大國之間在尋求新的雙邊關系時都希望有一個比較高的定位」。「戰略夥伴」關系具有長期性、穩定性和全面性。

大國關系穩步向前發展，並且逐漸深化，這主要得益於經濟相互依賴和全球化因素。經濟的全球化是大國關系持續改善的基礎。另外，後冷戰時代綜合安全、國際安全、共同安全概念的提出和思維方式在國際關系中的運用，為大國提供了更多的利益交匯點。除了在軍事安全問題上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還存在大國利益沖突的可能性外，在一些「跨國界」問題上，諸如經濟、環境、人口、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軍事安全問題，為大國間的合作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同時，這些問題還可以加強它們之間的合作。

第三，大國關系調整仍在進行當中。在每一次國際格局大轉換過程中，大國關系的調整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期才能完成，因為國家間的實力對比興衰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穩定下來。只有大國關系框架形成和穩定下來後，新的國際格局才能建立。冷戰結束後，大國關系一直處於調整當中，目前正處於「歷史性大變動的延續時期或縱深發展時期，很可能要延續到20世紀末或21世紀初，直至大震動沖擊的影響逐步淡化、消失，大變動告一段落，新的平衡建立起來」。

現在有人認為，國際政治處於「一超多強」的局面，有的人認為國際格局正在向「多極化」發展，而有的人認為目前仍是「單極」時代。不管是哪種說法，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大國關系的調整還遠沒有結束，因為大國間的綜合實力對比仍在不斷變化之中。與大國關系調整和國際格局仍在轉型期相對應，地區性格局也沒有建立。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歐洲和東亞兩個地區。美俄歐三邊關系仍在動態的變化之中，「歐洲安全格局正處於一種過渡期」。東亞地區的中、美、俄、日四邊形格局更不穩定，中日、中美、日俄雙邊關系和中美日三角關系調整隻是暫時到位，隨著它們之間國家實力的變化，這種調整可能繼續到21世紀初至20年代。

第四，大國關系在調整的過程中呈現分散化和穩定的均勢特徵。雖然這個特徵不明顯，但是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國際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因素淡化，意識形態的對立已不像冷戰時期那樣尖銳。在大國關系中起作用的因素趨於分散化，沒有一個主導性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系中，「人權」問題在雙邊關系中的地位後移，並且這種情況有望繼續下去。大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非常重視國家綜合實力的變化，強調實力、均勢的作用，這使得大國關系圍繞實力運轉，以實力搞關系。大國關系處於良性互動當中，雙邊關系不斷改善，而且是相互交叉的。從理論上講，這種大國關系是一種穩定的均勢關系。只要這種勢頭保持下去，國際形勢將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一旦這種良性互動的大國關系發生嚴重問題，勢必給國際社會帶來危險和不安。

總之，大國關系與世界秩序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大國關系的好與壞決定著世界秩序的和平與動盪；反過來講，世界秩序穩定了，大國關系也會好轉，如果世界秩序遭到破壞，大國關系也會因此出現波折。目前看來，後冷戰時代的大國關系走向基本上是令人滿意的，雙邊和邊多關系進一步改善，安全合作趨勢進一步加強。這種國際形勢為國際安全組織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四、集體安全（聯合國）的發展趨勢

冷戰結束前後，聯合國的作用不斷上升，尤其是它在海灣戰爭中的表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對後冷戰時代的集體安全體系重新寄予了厚望，希望它能夠在後冷戰時代同時扮演「仲裁者」和「執法者」的雙重角色，實現憲章制定者的初衷，真正起到維護和平、制止戰爭的作用。

集體安全在後冷戰時代的復興是由歷史條件決定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當國際格局發生新舊變化時，尤其是在伴隨世界大戰的情況下，人們對現存的國際體系感到失望，幻想用一種新的體系取而代之，這時，集體安全思想就會興起。冷戰時期，現實主義思想主導一切，不管是初期的美蘇兩極，還是後期出現的多極化趨勢，都沒有擺脫權力均勢思想的束縛。冷戰體系是一種不穩定的均勢體系，其中地區性的軍事沖突和政治動盪不斷，也曾發生過世界戰爭的危機。雖然冷戰並不是以世界戰爭的形式結束的，但它帶來的戰爭恐懼感並沒有在人們的心頭消失。理想主義乘勢抬頭是國際格局大轉變的結果。

這次集體安全思想的興起與以往有所不同。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都是在人們深受戰爭折磨的情況下成立的，世界大戰是它們走上歷史舞台的契機。後冷戰時代集體安全思想卻是在無世界大戰發生的情況下興起的，同時在冷戰結束前，就醞釀著興起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後美蘇關系的解凍為聯合國帶來了勃勃生機，不僅美蘇兩國和解的勢頭不減，而且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五大國之間的安全合作是冷戰開始以來所沒有的。尤其是在海灣戰爭中，五個常任理事國出現了少有的一致，是集體安全思想復興的歷史契機。

這次集體安全思想的復興持續時間長，實踐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這主要是因為大國關系持續改善和國際形勢持續緩和。如前所述，後冷戰時代的大國關系是一種良性互動的均勢關系，這種均勢關系對集體安全發揮作用是有利的。目前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均勢關系正在形成。

雖說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總體上仍是無序的，但是無序中有序，有序在無序中發展，理論上也可以歸結到權力均勢與集體安全的關繫上。後冷戰時代仍是一個兩者並存而起作用的時代，新的國際秩序有賴於兩者協調發展。不過，在未來的國際關系中，由於大國關系是決定因素，權力均勢的作用有可能增強，而集體安全能否受到削弱，要看這種均勢的消極作用有多大。「聯合國的復興得益於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致性，一旦大國間出現矛盾，聯合國中前些年積累下來的和氣就會在一夜之間一掃而光」。科索沃戰爭前後的國際關系已經開始出現這樣的苗頭。

聯合國作用的上升與否在於集體安全與權力均勢兩種形式的政策和手段能否持續協調，兩者之間的沖突是否會嚴重影響各國尤其是大國的國家安全。只要大國關系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這種均勢的合作就會大於沖突，協調多於摩擦，從而為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發揮有效作用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相反，如果21世紀的大國關系的緩和勢頭出現逆轉，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多，那麼，聯合國就有可能回到冷戰時代。

Ⅸ 中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來影響源力：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大，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國的國際地位與55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客觀地講，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變化最活躍的一支力量。從縱向看，中國正處在過去幾個世紀發展最快的時期；從橫向看，中國的發展變化正對世界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在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深入互動的關系表現得更加明顯。

(9)論述深刻調整中的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影響擴展閱讀

經濟情況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世界第一大農業國。

科技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在計算機、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激光技術等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