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壹』 人口再生產的經濟社會因素有哪些

一、人類發展的內容和含義

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幾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經濟增長上面，相關的政策建議也都在尋找那些能夠提高資本積累的因素。即使經濟學家越來越強調人力資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諸如教育、培訓和健康這些提高人力資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作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觀察，而忽視了人作為發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經濟學越來越關注人力資本，卻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途徑，而在實踐中顯得蒼白。另一方面，單純的GDP增長並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以及人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關系。不能妥善解決好這些問題，經濟增長最終也難以實現又好又快。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從直接關注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到人與資源、環境的協調，以至越來越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走出了一條特殊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道路，成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最初黨中央每年召開的人口工作座談會，被提高到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層次，在科學發展觀形成中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由此中國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開創了政府以人為本，以人口發展的可持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特有實踐。

從觀察人口發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的角度，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可供借鑒的重要指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於1990年出版首卷《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出該組織看到了以人為中心的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該報告把收入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時預期壽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識字率和毛入學率構成的教育水平結合起來，構造的人類發展指數(HDI)，與傳統上單純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類發展成就方面要更為全面(圖1)。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中國在全國城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其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此，中國的生育率開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較低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主要表現是，人口數量得到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後，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總和生育率為1.8左右，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於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

這個成就不僅是控制了人口數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諸種要素方面的改善，幫助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即無論是從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幾個角度，都反映了人口發展的成就。圖2顯示了中國在過去30年人類發展指數的提高。此外，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世界排位始終優於人均GDP的排位，標志著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就。下面，我們分別從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要素的貢獻角度進行考察。

二、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較早的人口學和經濟學文獻中，關於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著眼於人口總量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而關於人口轉變的討論，也僅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總量的層面上。在這些討論中，人們把人口發展納入了經濟發展的視野，是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實踐的一項重要貢獻，豐富了人類對於發展的認識。但是，這個認識還不是全部。在某種程度上，它忽略了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口轉變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特徵的變化。

隨著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繼完成了人口轉變，人口學家開始觀察到這個轉變所導致的人口老齡化後果，從而人口結構變化首先被納入研究的視野。進而經濟學家又觀察到伴隨著人口轉變而發生的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及其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影響。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作為二元經濟結構主要特點的勞動力無限供給，通常與人口轉變有關。在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階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由於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和時間差，相應形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撫養比高的特徵(Williamson,
1997)。具體來說，在死亡率下降與出生率下降的時滯期間，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處於上升期，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比例相應提高。隨著生育率下降，經過一個時間差即大約20年的時間，勞動年齡人口所佔比例開始上升。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導致人口增長率趨於降低，隨後逐漸開始人口老齡化。由此分別形成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先上升後下降兩條繼起的變化曲線。

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人口政策共同推動和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由於改革開放期間與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相重合，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人口)規模大且不斷增長。勞動年齡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證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充足勞動力供給，另一方面意味著人口負擔輕、經濟剩餘多，從而有利於達到和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圖3)。因此，更加具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由此形成的這種人口紅利，通過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得以釋放，並且通過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作為比較優勢得以實現，從而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

根據我們的計量模型結果，如果用人口撫養比，即16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來表示這種人口結構因素的話，在改革開放期間，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長率0.115個百分點。
1982～2000年，總撫養比下降了20.1%，推動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同期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其中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為
26.8%，即由於人口撫養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對改革開放期間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4(Cai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發展對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直接貢獻。

三、人口素質：數量與質量的替代

人力資本是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獲得性的技能。人力資本之所以被言之為「資本」，是因為要獲得這種資本同樣需要通過投資的形式進行積累，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共性；而人力資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為它和所投資的每一個人都不可分離，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差異所在。

人力資本的概念最先由舒爾茨(T.W.Shultz)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其後，一大批經濟學家對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本的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經濟學家剛提出人力資本的時候，這一概念並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觸。但隨著對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闡述越來越清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也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受。人力資本投資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可以從圖4中看出其影響機制。人力資本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多元性，既體現於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性，也體現於它所影響的社會經濟活動類型的多樣性。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僅僅有經濟增長尚不足以實現社會的發展，只有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社會進步的最好的體現，而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諸多內容恰恰體現了人的發展。近年來，人文發展更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與重視。在發展中國家以人力資本積累為目標和途徑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被認為是擺脫貧困的基本手段。在聯合國提出的八項千年發展目標當中，涉及人文發展的指標佔有5項。這充分說明，人力資本積累作為發展的目標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為世界所矚目，這其中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功不可沒。198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33年，比73個發展中國家的3.57年(1980年數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時，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長了約47.28%，與這73個發展中國家增加到5.13
年相比，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這些發展中國家高出2.72年。

對改革開放後20年經濟增長源泉進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如圖5所示，通過人口教育素質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份額為24%，與勞動數量投入的貢獻份額相當。近年來，隨著人力資本投資的不斷增加，勞動力的素質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可以預期，未來人力資本的積累將是維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動力。

四、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

「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這個概念有兩個含義。第一，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來自於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比例和增長率，從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變化，人口經濟學家所謂的第二種人口紅利，是伴隨著老齡化以及一個良好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而來的，是與人口老齡化以後的儲蓄動機和儲蓄水平相關的人口紅利。第二，由於出生時預期壽命和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老齡然而身體健康，不啻為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因此，這里所能看到的是從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觀察的人口紅利。

我們觀察到的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老齡化而式微的增長源泉，實際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勞動力豐富、人口負擔輕從而儲蓄率高，對經濟增長做出額外的貢獻。但是，在這個優勢逐漸消失的同時，我們還有機會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Lee
Mason,
2006)，即在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並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經驗、技能等人力資本，也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延長人口紅利。

首先，取得這個人口紅利的關鍵在於設計一種好的制度，使得人們不再依靠家庭養老，也不再依靠現收現付制度，而是實現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障體制。按照這種思路形成養老保障體制，就等於啟動了積累第二次人口紅利並逐漸替代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就第一次人口紅利來說，當人口結構不再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再增高的時候就會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在接續了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後可以永遠持續，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其次，取得這個人口紅利要求有一個更加靈活、有效和安全的勞動力市場。在就業壓力還較大的年份，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退休年齡為51歲左右實際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是不一樣的。如果由於勞動力市場不利於就業，一些尚未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就可能自願或被迫提前退出勞動力市場，導致實際退休年齡小於法定退休年齡的結果。，而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都在60歲以上。在中國，50~64歲年齡段的勞動年齡人口，佔全部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20%。也就是說，如果實際退休年齡只有51
歲的話，勞動力資源便被大大浪費了。過去我們看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多地是從指標分母的角度觀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徵，即人口老齡化不僅是因為相對年輕人口的減少和比例下降，還由於預期壽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長壽。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轉變達到新階段的情況下，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圖
6)，不僅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於中上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慮到預期壽命的提高，增加對人的投入，可以使老年人口變得更加具有生產性，而不是成為社會的負擔。

中國經過30年計劃生育，在控制人口數量、調整人口結構和提高人口素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與此同時，也為進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長健康壽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隨著大人口觀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關注對人的投資，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從而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貳』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表現在哪些方面

人口到底是經濟和財富增長的包袱呢？還是財富和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給出不同的回答，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回答也不一樣。對於人口的財富內涵的理解，是一國文化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由不同的歷史發展路徑加在人們心中的一個烙印。人口增長先於GDP的增長到底人口增長是推動財富增長的原因？還是財富增長一段時期後所形成的結果？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觀察到的相關關系是每一次人口的增長都是發生在GDP增長了一段時期以後，那麼人口增長就有可能是財富增長的結果；反之，如果我們發現每一次GDP增長都是發生在人口增長一段時期之後，那麼人口增長就是財富總量增長的推動要素和先決條件。因此我們先看看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過去2000年以來GDP指標和人口增長指標，哪個領先。在公元1700年之前，西歐國家人口一直保持穩步增長，但是GDP卻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公元1700年，當人口增加到近1個億的時候，GDP才開始明顯增加，並且GDP增加的速度明顯低於人口增長速度。直到1950年前後，西歐國家的GDP增長速度才開始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西歐衍生國和拉丁美洲國家在公元1700年之後，人口開始加速增長，而直到150年以後的1870年以GDP為標志的財富創造能力才開始明顯增加。並且直到1950年前後GDP增長的速度才開始逐漸超過人口增長速度。顯然，在新的財富創造方式出現之後，上述國家的GDP增長並沒有迅速增加，而是新的財富創造方式首先帶來人口增加――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後，GDP才開始真正飛躍式增長。讓我們再來看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和GDP關系與西歐等國家有什麼不同。與西歐及其衍生國、拉丁美洲等國家不同的是，日本、亞洲其它國家、俄羅斯、非洲等國的人口在公元1700年之前，就一直保持穩步的增長。並且人口的增長從時間上先於GDP的增長，從增速上比GDP的增速高。西歐及其衍生國以及拉丁美洲，之所以在公元1700之前沒有明顯的人口增加，是因為那裡沒有像亞洲、東歐、俄羅斯、日本等地繁榮的農業文明。也就是說，一種穩定的財富創造方式，是人口穩定增加的前提條件。然而，在具備了一定的財富創造方式之後，亞洲、日本、非洲等農業文明地區的人口的增長，從時間上都領先於各自區域的GDP增長。進入20世紀以後，製造業財富創造方式開始在亞洲傳播，因此中國、印度這些傳統的農業大國，在較高的人口基數上開始了比以前更高速度的人口增長，而GDP增長的提速，比這些地區人口增長高峰至少滯後50年到100年。比如，二戰以後1950－1973年期間，隨著工業財富文明的傳播，中國和印度人口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中、印兩國在各自人口迅猛增長的第40年以後，也就是在公元1990年前後，才同時迎來了連續若干年每年8%以上的GDP高速增長。當一個歷史時期人均GDP開始下降時，新的財富創造方式即將出現。簡而言之，公元1500年以後，除了未發現的新大陸，和荒原、凍土之外，世界上大部分農業社會都出現了人口和可耕地的矛盾，從而逼迫人類尋求農業之外的其他財富創造方式，正是這長達300年的「人口與可耕地」的矛盾導致了技術革命和工業文明的誕生，並在1820年前後，歐洲和亞洲發生了完全不同變化和歷史路徑選擇。因此，雖然人類社會大部分歷史時期，人口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但是當人口的增長速度階段性地超越了資源發現和技術進步速度，則意味著人均財富擁有量的下降。而下一次人均財富量的提升，則必須有新的財富創造方式的出現。生產技術決定人口增速與財富增速的差異比較1820年以前的亞洲和歐洲人口與GDP增長情況，我們可以發現：人口增長較快的亞洲，GDP增長遠遠快於歐洲――在生產技術穩定的農業社會中，財富的增長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長。當工業社會來臨以後，生產技術開始決定人口增速與財富增速的差異――財富的增長既依賴於人口的增長，更依賴於技術的增長。無論是在農業財富時代，還是在製造業財富時代，越是不發達的國家，財富增長對人口的依賴越強；越是科技和生產技術發達的國家，財富增長中技術的貢獻越強。就同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言，在技術停滯的時代，財富的增長主要靠人口的增長，在技術革命和產業升級時代，財富的增長主要靠技術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如上所證明的，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只有短短的300年時間里，人口因超出了資源承載能力而弱化了其財富的含義，其餘的歷史時期，人口都是財富增長的源泉。那麼，為什麼在東方人的眼中，人口總是被視為財富創造的負擔；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人的財富價值卻更被看重呢？人口到底是不是財富，如果是，具有哪些財富特性呢？人口的財富兩重性特徵：既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財富的消費者。長期受農本思想統治的中國，幾乎人人都知道「勤勞致富」的古老訓條。在勞動價值論的財富思想傳播到古老的東方國家之後，人們更加相信：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如果勞動是財富的源泉，那麼什麼是勞動的源泉？毫無疑問，人口是勞動的源泉。既然人口是勞動的源泉，勞動又是財富的源泉，人口怎麼可能不是財富的源泉呢？顯然，古老的東方哲學出現了人文理念上的矛盾――承認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又認為人口是財富的負擔，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既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雖然不存在只勞動、不消費的人口，但是卻可以某些人口多勞動、少消費。所以，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分別創造了奴隸制、農奴制等等，壓制人口財富消費的一面，而擴張其財富創造的一面。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人口素質的提高，絕大部分成年人口的財富創造能力都逐漸超過了其財富消費能力。只有到了這樣的歷史階段，人的財富價值才受到整個社會普遍的重視。顯然，明代以後的中國，由於土地稀缺；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中國，由於人口的短期增加超過了資源承載能力，人們才忽略人口的財富價值。而進入21世紀，當中國享受了20多年「人口紅利」之後，第一次開始面臨勞動力稀缺的狀況，這個社會也開始更加重視人的財富價值。可見，人口作為財富的終極意義，取決於其財富創造能力與財富消費能力的對比。也就是說，人口到底是剩餘產品的生產者，還是稀缺產品的凈消費者。在資源豐富、生產技術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大部分人口都是剩餘產品的消費者，因此人的財富價值受到整個社會的普遍重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由於生產技術落後、資源貧乏，或人口年齡結構或素質的原因造成太多的人沒有勞動能力，這個社會就會忽視人口的財富價值，甚至把人口作為社會福利提高的負擔。

『叄』 1976年中國當時的人口總數

1976年中國當時的人口總數93717萬人。

歷史上，中國人口一直保持世界人口較大比例。1850年中國人口約4.5億，佔世界人口的38%。1850年至1950年中國人口增長快。

1949年年末，中國大陸人口為6.12億，佔世界人口比例為25%。1950年起，由於生產發展、人均壽命提高，世界各國人口迅速增長。到1990年末，中國人口已達12.3421億人，但佔世界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29%左右。

中共中央、國務院早在1962年就做出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1990年代，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加強，中國的生育率上升到更替水平以上。

(3)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擴展閱讀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特別是年輕人的生育觀念也在發生變化，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0時的126588萬人相比，10年共增加7390萬人，增長5.83%，平均每年增加739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0.57%。

已屬世界上人口增長最慢的國家之一。2012年10月26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中國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調整》研究報告。報告認為，中國在這時已經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階段，人口紅利期已經結束。

報告稱，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直接推算，中國總和生育率為0.83，考慮到出生漏報，當前的綜合出生率應在1.0以下。研究認為，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非常緩慢，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重繼續下降（22%下降到19%），為減緩全球人口壓力做出積極貢獻。

如果低生育水平一直持續下去，根據人口老齡化程度和人口自我約束能力的上升，可以在勞動力「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後，在2030年高峰期到來之前，逐步放鬆人口生育的外部約束，提高人口的總和生育率。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既會促進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優化，也會抑制對胎兒性別選擇的追求，有利於出生人口性別比趨於正常。少數民族地區人口政策也是我們應當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加大對民族地區計生工作的財政投入，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切實提升對少數民族優生優育的管理與服務水平。

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既著眼於人口自身的問題，又要處理好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

統籌解決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問題，必須調整發展思路，優先投資於人的全面發展，啟動實施二孩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做好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的規劃，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肆』 全國房價只漲不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房子真正上漲的原因無外乎就是供求關系。

改革開放之後下海經商和摸著石頭過河成為熱點，內這時候房地產行業容開始興起，由於我國當時還比較落後，基礎建設比較差。

隨著數10年的浩浩盪盪開放浪潮的推動，我國房地產市場欣欣向榮，主要來自於我國人口快速的增長，同樣也來自於我國農村人口進城的轉變。

最初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其實是城市住房需求的發展，但隨著房地產行業非理性快速的增長，投機客就出現了，這時候房價的上漲背離了經濟的發展規律。

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看到房價是平均月薪的三倍甚至高達5倍以上，這就說明全國房價的上漲從最初的基礎需求到非理性炒作，而沒有崩盤的主要原因是我國人口眾多。

最近幾年我們發現我國平均每年新出生人口正以400萬的速度下降，而這一特徵不單單是我國出現，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出現。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我國做出巨大貢獻的老一輩革命正在快速老齡化，這就說明在未來10年時間內，我國房地產業將會出現過剩。

所以說當前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出台相關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房地產行業在未來硬著陸，而不是為了有效控制房價的上漲。

『伍』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一、 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挑戰

首先，國際環境依然不容樂觀，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復甦疲弱，還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這給中國外貿出口帶動很大影響。2014年5月，美國「國債」突破16.7萬億美元「債務上限」；10月，美國政府17年來首次停擺，美國國債存在違約風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必然要受影響。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速也有所放緩，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採取的超常規財政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我國的周邊環境還很不穩定，存在諸多威脅。這些因素對中國經濟必將產生許多外部壓力，包括經濟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內部體制出現障礙。中國能夠快速發展到現在，依靠的主要發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資、廉價勞動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產導向為基礎的舊有模式。舊模式中的三個要素或稱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把中國帶到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上，但是現在這種模式潛力已基本耗盡。中國人口老齡化非常迅速，人口紅利逐漸喪失，很快將迎來「劉易斯拐點」。2012年中國勞動力數量首次出現了減少，正以歷史最快速度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轉變。經濟增速放緩，現有發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達到了高峰。此外，資源不足、環境污染，嚴峻的生態形式也是個棘手的問題，使得一直支撐經濟增長的體制內部出現了制度性疲勞和障礙。第三，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根據國際發展的經驗，新興市場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發展勢頭轉變軌跡，就像掉入陷阱一樣，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現是上個世紀後半期若干拉美國家。2012年我國人均GDP已達6 100多美元，正處於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階段。

二、 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總體良好，但長期的快速發展，積累和遺留的各種問題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發展方式粗放落後，經濟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發展是粗放的，缺少內涵、質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續的。我國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經營方式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模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發展不協調，導致資源嚴重缺乏。據有關方面測算，我國經濟增長中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率佔72%，依靠科技進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貢獻率僅佔28%，而發達國家後者佔50%―70%。具體來看，其一，在經濟效益方面，我國經濟運行並沒有從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經濟結構方面，產業結構的失調依然存在，農業基礎薄弱，發展缺乏後勁，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等。

（2） 貧富差距過大。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分析，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表示收入差距相對合理。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達0.474，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是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使社會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高收入階層手中。同時，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也都在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如果不進行調節，就使人們的不公平感增加，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社會矛盾就突出，這也是上世紀許多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中國經濟以9.8%的速度持續增長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為7.8%，預計2013年約為7.7%，發展速度繼續放緩。過去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正進行宏觀調控，日趨減緩；內需乏力仍是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頑疾。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支撐外貿出口高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也在改變，使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因素正在消減和逆轉。目前，雖然國內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突出，繁榮的背後有太多的泡沫。

（4） 區域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由於我國改革開放的「梯度發展」政策，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迅速拉大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2011年GDP最高的廣東省為52 674億元，約是西部10省GDP的總和，是最低的西藏（606億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億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億元）的5倍。與此同時，中東部地區差距、南北差距、城鄉差距也隨之越來越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區域發展不平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

（5） 市場和資源環境有待改善。市場環境的好壞關乎經濟的發展，也會影響社會穩定。近年來，我國食品、醫療事件頻發，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從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蘇丹紅、地溝油，形形色色的安全問題，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假冒偽劣、社會欺詐現象依然十分突出；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水平依然不高。這些不良的社會現象嚴重污染市場環境，也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信心，阻礙內需的發展。此外，伴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現象嚴重，資源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我國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

『陸』 亞馬遜和阿里巴巴哪個會成為以後的世界第一各有什麼優劣

我覺得是亞馬遜！亞馬遜可不是只有美國市場，亞馬遜是除了中國外的全球市場？真正做到賣全球的電商平台，阿里近年來也有在海外布局，尤其在東南亞國家，但就阿里和亞馬遜的除自己國家外的海外市場對比，阿里差亞馬遜太遠了。中國如果不放開自己的市場，中國的企業就很難走出去，你來我這賣東西，卻不讓我去你那賣東西，不改變，企業很難國際化。

在世界舞台上就是中國和美國的較量了，哪個國家的地位高那個企業的全球業務就好走，我們和美國之間的距離是有的，沒辦法，中國加油！做電商的錢基本上讓阿里賺走了，阿里的錢基本上讓軟銀和雅虎賺走了，也就是讓日本人和美國人賺走了！現在做電商比做實體店投資還大，小賣家根本賺不到錢了！虧損的多，同行競爭激烈，推廣費，直通車，競價排名。

說實話，亞馬遜的物流網路的模式超過了馬雲的淘寶，自建物流是電商平台往深層次發展的必由之路。特別是國際化業務，對於自建物流物流更是重要。電商平台依託的第三方物流服務，在國際市場，體驗非常差，效率和安全性也無法保證，對於商家和用戶都是不友好的。

不扯國家民族，在商言商。亞馬遜模式利潤要求比阿里高得多，他的核心就是壓供應商，向客戶讓利，同時自己取代供應商。從來沒見過商家說亞馬遜收費低的。阿里這兩年是貴了，這難道不是正常的業務要求嗎？難道收割投資人，補償供應商和客戶會是持久的模式么？您真的了解亞馬遜么？我看一點都沒有。兩家從收割本質沒有太大不同。沒有年年只種莊稼，不問收獲的農民。

會員費漲價可以理解，我們還巴不得提高會員費增加進入門檻，那些說收費正常的估計沒開過店，試下就知道了，阿里巴巴從賣家身上榨取的越來越多，現在開始提點了，而且，每個收費項目都會增加搜索曝光的權重，也就是逼著你交錢，再往下我們商家就是純給阿里打工的了！